張浩之忍不住拂了拂衣袖，最後終于是道，“如此本官自然是無話可說，某這裏宣帥已有方略示下！”
楊淩聽罷，也是半鞠而下，周遭将士更是半跪于地，見到此處，張浩之這才恢複一絲從容之色，“楊淩所部賴有功于社稷，易州大功聞道三軍，無不振奮士氣，鼓舞人心，應謹守易州，待我大軍趕至，運轉于此，爲官家收複幽雲……”
……
張浩之前來，楊淩對其派頭隻是視若不見，一應用度，都是周全到了極緻，張浩之也挑不出一絲一毫的毛病來，這就是在這個時節而已，張浩之也不敢對楊淩輕易發難，即便是楊淩此時此刻已經是明顯的占到了老種相公一邊，逗留兩日之後，張浩之也隻得灰溜溜的回返雄州去了。
老種相公雖然是被童貫所壓制，可是其北伐大軍都統制官銜依舊是活生生的擺在這裏，運轉調動，即便有所局限，起碼徑源軍一部是指揮得動的，至于小種，或者是姚古等部西軍将士，雖然心中都是想着老種，可是行事之下難免繞不開童貫，雙方又不願意直接撕破臉皮，到了那一步這樣可就是不死不休了。
大宋立國以來，雖然朝堂士大夫之輩也有政見不同，黨派之争，但是說到底，真正做到絕處的還是很少，一般都是将對方鬥到貶官，降級便作罷，蘇東坡夠慘了吧，可是終其一生，最多也不過是被降海南爲官，大小也是個官，不會有性命之虞。
北宋政争一般都是不甚嚴重，不過就是禦史言官彈劾官員，一時間也算得上政治清明，黨争變得激烈還要從王安石變法說起。
王安石變法在整個大的曆史潮流上來說，是毋庸置疑的正确之舉，變法所實施的條例，對老百姓是極有好處的，從蘇轼蘇東坡此人前後的變化便可以管中窺豹，蘇東坡本來最初是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的。
作爲反對變法的刺頭，王安石當時身爲宰相，是一定要打壓的，所以蘇東坡被尋了由頭，貶到地方，可是到了地方之上，蘇東坡漸漸的了解到了民生疾苦，也看到了王安石變法的可取性，所以又提倡起王安石變法。
可是正在蘇東坡轉變思想之後，宋哲宗元佑元年，司馬光爲相，盡廢神宗、熙甯、元豐間王安石新法，恢複舊制，蘇東坡又被貶官，他便開始了一生的起起伏伏，三起三落……
到了宋徽宗當朝，蔡京爲相，勾結宦官獨專朝政，蔡京爲了自己把持朝政，就給反對他的司馬光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佑奸黨”的帽子，在德殿門外樹立“黨人碑”，上面刻寫三百零九個黨人惡名，昭示全國。
本來王安石變法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反對者也不過是政見不同，談不上真正的誰對誰錯，可是變法就這樣被利用，成爲了黨争的工具，一時變得肮髒而不可聞，被刻上黨人碑的官員，重者關押，輕者貶放遠地，非經特許，不得再進入汴梁中樞。
黨争沒有結束，才剛剛開始，但從這裏，政争開始變得激烈，文官開始不折手段，将一向挂在嘴邊孔孟之道踐踏得體無完膚。
士大夫與君王共治天下的權力就這樣被消磨得一幹二淨，到了宋徽宗趙佶這裏，朝中大事官家要麽不過問，過問之時便是一錘定音，絕對不允許，也不會有其他聲音的出現。
可是士大夫之輩的實力就真的這樣被削弱了嗎？我看沒有，在面對武臣的時候，他們依舊忌憚如初，不論對錯，這個時候态度變得出奇的一緻，合力打壓，顯得齊心協力，衆志成城。
實在是難以想象，日後楊淩入了中樞汴梁是會多麽的舉步維艱。
老種相公和童貫也是如此，雖然是彼此都看不過眼，但是也不會到捅破最後那一紙的地步，所調動的也就是徑源軍本部，這個時候，徑源軍兵馬已經是動了起來，起碼半數都是在運轉了，楊淩的告身也被種師道請了下來，雖然都門那邊的蔡京老公相已經被童貫王黼一黨鬥得貶斥在家中養老，可是蔡京經營政事堂到如此局面，說是門生故吏遍布天下也絲毫不爲過。
其殘留的勢力根深蒂固，任誰看了都頭痛，也不是王黼一黨能夠一時間拔除的，都門中人，隻要不是存了心要拖沓，辦事效率自然是極高的，大宋冗官衆所周知，官員是很多的，這個時候，老種基本上一句話的事兒，楊淩的官位便升了起來，不低，兵部左司員外郎，從五品的官銜。
兩人達成的協議也就此開始鋪張開來，一輛輛糧草運轉都是極力的往易州之中輸送，大批兵馬也是北上，爲的便是整個大宋要将易州牢牢的掌握在手中，不容許出現半點差錯。
童貫此時，也是坐不住了，老種相公的一舉一動他安能不放在心中，“老種倒是好大的手筆，從五品的文官告身，怪不得楊淩此人能爲其所用！”
趙良嗣眼中陰晴不定，向着童貫便是道，“宣帥，下官早就看出，此人心機頗重，不能爲我所用，當下局面已經至此，宣帥此時應該當機立斷，做出應對，此時局面，斷然不可讓老種獨攬大功……”
童貫捋了捋他那兩根長得極爲自豪的胡須，下首便是問道，“良嗣，依照你看來，此局，應當如何破之？”
趙良嗣自從上次坐了冷闆凳之後，對楊淩的恨便是更加的徹骨，但是此人也非庸碌之輩，自然是懂得隐忍，奈何楊淩此人自己作死，投了老種相公一脈，自然不爲宣帥所喜，自家地位便是有重新恢複，此時此刻，趙良嗣心中如何不得意？
“當務之急便是趕緊向北，大軍轉運，總少不得宣帥調度的功勞，更是對楊淩示之以好，這轉折功勞總不能讓老種小種包圓，待此番過後，楊淩此子，還不是任我等拿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