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廷外,人頭攢動,京城的居民早早就趕了過來。
似乎,一件極爲重大的事情将在今天發生。
宮廷内,高位正坐的神宗皇帝根本擡不起頭來,面對着三十多名内閣大臣,年幼的神宗皇帝并沒有意識到,即将發生的事情不但會改變皇室的命運,還将改變整個帝國的面貌,甚至改變帝國的未來。
坐在神宗皇帝側後方的李太後卻非常清楚。
對李太後來講,短短六年時間,完全可以用天翻地覆來形容。
神作書吧爲北方大地主家庭出身,并且嫁入皇宮,最終得成“正果”的李太後來說,從進入皇宮的那一刻起,她的命運就注定與其他人不一樣。
世宗駕崩之後,穆宗即位。
穆宗在位僅六年,算不上有神作書吧爲的皇帝。前三年,由嚴嵩爲首的内閣府把持國家大權,後三年,以海瑞爲首的内閣仍然淩駕于皇權之上。在此情況下,碌碌無爲的穆宗反而是帝國保持穩定的關鍵。
穆宗駕崩之後,傳位于年僅十歲的兒子,也就是神宗皇帝。
對一個十歲的少年來說,根本不具備處理朝政的能力。如果不發生意外的話,神宗也注定是一名碌碌無爲,且在位至少數十年的皇帝。問題是,意外偏偏發生了。
明曆二百零四年(公元1572年),也就是神宗即位的那一年,内閣首輔海瑞病逝。
接替海瑞的是時任内政大臣的高拱,半年後,高拱卸職,由時任商貿大臣的張居正接替,并且重組内閣。
毫無疑問,内閣府的頻繁變動必然引發禍亂。
特别是,還有一個居心叵測,受到大地主階級控制的皇後在一旁窺視的時候,帝國内閣府的動蕩帶來的隻是新的亂局。
也就在張居正就職的次月,李太後在數名出身大地主家庭的内閣官員的支持下,以親政的方式出現在内閣府,開始幹預内閣政務。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場變動并沒有引發新的内戰。
說白了,當時的大地主階級沒有打内戰的資本。“立憲戰争”結束後,三十四年間,世宗與穆宗皇帝都很少幹預政務,在嚴嵩與海瑞兩位内閣首輔的領導下,帝國的政治改革已經初顯成效。
張居正上台的時候,内閣三十六名大臣中,隻有七人來自地主階層。
同時,帝國軍隊也完成了改革,不但全部換裝新式火器,還全面效忠内閣,而不是帝國皇帝。
也就是說,通過政治與軍事改革,由資本家把持的帝國内閣府已經掌握了帝國的政治與軍事大權,再加上掌握在資本家階層手裏的經濟大權,殘留的大地主階層根本無法與資本家階層抗衡。
隻是,嚴嵩與海瑞的改革并不徹底。
或者說,他們沒有來得及完成改革就先後病逝了。
當時,帝國政治體制中最大的漏洞就是缺乏監管體系。而當時,根本沒人知道該怎麽監管權力龐大的内閣府。
李太後正是以監管内閣府爲由,參與内閣政務。
面對地主階層的反撲,張居正沒有采取強硬手段,畢竟保持穩定是資産階層的共同目的,也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關鍵因素。
最重要的是,張居正也意識到,如果内閣缺乏監管,缺乏約束的話,内閣遲早會變質。
接下來的六年中,以張居正爲首的内閣“開明派”與被李太後控制的内閣“守舊派”進行了激烈的争鬥,直到現在,即明曆二百一十年(公元1578年),政治鬥争才有了最終的結果。
“皇上,時辰到了!”
小皇帝回過頭來,朝側後方的母親看去。
李太後閉上了眼睛,暗暗長歎一聲之後,朝着年幼的皇帝微微點了下頭。
随即,在内務官員的幫助下,小皇帝拿起帝國印玺,在面前的文件上蓋上了帝國皇室的印章。随即,帝國印玺被放入了一隻錦盒之中,由内務官員送到了首輔張居正的面前。
似乎心有他想一樣,略微遲疑了一下,張居正才接過了裝有帝國最高權力标志的錦盒。
到此,帝國皇帝向内閣全面移交權力的儀式正式完成。
當日,神宗皇帝頒布诏書,移居西苑(現中南海)。
次日,張居正下達帝國内閣府第一千五百八十三号法令,也是帝國内閣府下達的最後一道法令:授命徐階改組帝國議政院,并且正式授予議政院立法權。
半年之内,帝國第一次議員選舉結束,一千三百二十一名當選議員入主帝國議政院。
到此,帝國政治改革完成了最爲重要,也是最具有資本主義特點的改革。
實際上,由張居正推動的“議政改革”并不是帝國首創的,而是從遠在萬裏之外的尼德蘭革命中吸取的經驗。
當時,尼德蘭革命剛剛爆發,并未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爲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尼德蘭各省成立了聯合執政機構,并且在執政機構外設立立法機構,由各省推選立法委員。也就是說,初步完成了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割,并且使擁有立法權的議會具有約束與監督政府的實質性權利。
尼德蘭資産階級的開創性舉措給了張居正極大的幫助。
當時,帝國面臨的也是同樣的問題,如果不能限制内閣的權力,内閣就不是完整的,也不是真正的内閣,同時也無法打消皇室複辟的野心。
說白了,帝國需要一個不屬于皇室,由資産階級掌握,獨立于内閣運神作書吧的權力機構。
擴大議政院的職權範圍,并且授予其立法權是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選擇。
正是如此,張居正名垂千古,成爲了帝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與改革家。
雖然,張居正并沒有建立真正意義上的“三權分離”體制,當時司法權仍然掌握在帝國内閣府的手裏,但是設立真正意義上的議院,并且賦予議院足夠的權力,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進步了。
另外,張居正還爲帝國的發展找到了另外一條道路。
以往,帝國新興資産階級與守舊地主階級的矛盾都是通過内戰的方式爆發出來,結果必然産生嚴重的破壞,消耗帝國的實力。
張居正卻用和平的方式化解了帝國的内部矛盾。
也就是說,張居正首創了“漸進改革”的發展模式,從而避免了大規模内戰對帝國所産生的嚴重破壞。
這也是後來史學家最爲推崇,也是張居正最受後人敬仰的地方。
隻是,以當時的情況來看,無論是漸進式的改革,還是激進的内戰,随着帝國資本經濟的飛速發展,包括皇室在内的守舊勢力遲早都會退出曆史舞台,将帝國的大權,将帝國的未來交給新興資産階級。
如果說,在嚴嵩與海瑞執政期間,帝國更多的是在恢複第二次内戰造成的創傷,并且着重鞏固帝國在東方世界的地位,穩步拓展海外空間的話。張居正上台之後,帝國迎來了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期”。
從明曆二百一十年(公元1578年)到明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大明帝國進入了四十年的高速發展時期。
在此期間,帝國國内工業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八的速度增長。
随着越來越多的農民湧入城市,成爲自由工人,帝國的社會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明曆二百零三年的時候,帝國人口中,農民仍然占到了七成以上。到明曆二百四十一年的時候,農民隻占到了帝國總人口的四成。
當然,對失去土地的農民來說,他們并不一定獲得了幸福。
四十年間,帝國最爲流行的就是“圈地運動”。
随着紡織業,特别是毛紡業的飛速發展,帝國工廠對羊毛,棉花等農神作書吧物的需求量急劇增加。除了通過海外掠奪獲得部分資源之外,絕大部分資源仍然需要從帝國内部獲取。爲了生産更多的羊毛與棉花,大量開明地主收回了土地,并且通過巧取豪奪等各種方式圈占小農的耕地。
到明曆二百五十年的時候,帝國的農場與牧場占地面積從明曆二百零三年的一億二千萬畝擴大到了四億七千五百萬畝!
伴随着“圈地運動”的還有“科技革命”。
“科技”是從歐洲引進的新詞彙,是科學與技術的合稱。
之前,帝國資本家重視的隻是能夠提高生産效率的技術,而不是探索技術背後本源的科學。随着東西方交流的擴大,西方文藝複興思想的傳入,越來越多的資本家意識到了技術本源的重要性,并且加強了對科學研究的投入。
四十年間,随着科技進步,帝國在最重要的紡織、冶煉、船舶等工業方面的生産效率提高了至少五到十倍。同時,廣泛推行的農場式經營模式,也使農業生産效率提高了數倍,從而基本上滿足了帝國的糧食需求。
伴随着技術進步,是資本家越來越開闊的眼界,以及越來越高的政治要求。
這其中,張居正推行的政治改革産生了非常大的誘導神作書吧用。
自從議政院改革後,就有人提出了設立單獨的司法機構,以此更加全面的約束内閣府,并且對議政院形成制約。
隻是,當時張居正德高望重,且清廉自律,由他領導的内閣府的腐敗問題并不嚴重。
設立獨立司法機構的設想并沒有成爲現實,隻是越來越多的被資本家所議論,并且成爲了資産階級最強大的訴求。
這些,都爲帝國後來建立“三權分立”的政治體系打下了思想與民意基礎。
隻不過,對正在高速發展的大明帝國來說,在明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之前,最大的威脅并不是來自國内,而是來自國外,來自已經平靜了近兩百年的北疆。
似乎老天爺要考驗大明帝國的生命力。
明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一場幾乎摧毀了整個大明帝國的暴風雨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