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機靈
在山西省夏縣西北，有一個依山傍水的村落，這就是司馬光的故鄉。在宋代，夏縣不屬河東即現在的山西省，而屬陝西管轄。所以當時司馬光和其他人，都稱司馬光爲陝西陝州(今夏縣)人。司馬光的籍貫是山西夏縣，但他卻不是誕生在夏縣。而是生在光州(今河南光由縣)。這是因爲他的父親司馬池，在考中進士之後，便在光州等地作官。司馬光在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出生于光州，所以單名“光”；後來，司馬光又稱“司馬君實”，那是因爲他一生忠誠老實，不作口是心非的事；又叫“涑水先生”，他的家鄉有一條小河叫涑川；不過，他自己則喜歡叫“迂叟”，意思 是他老實忠誠到近乎“迂”的地步。
學習刻苦
司馬光6 歲始讀書，7歲時，“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飲渴寒暑”。可見，司馬光的少年時代聰穎好學，深受父兄的影響。 司馬光出生在一位做官人的家庭。他七歲那年，就開始專心讀書。不論是大伏暑天，或者數九寒冬，他總捧着書不放，有時候連吃飯喝水都忘了。他不但讀書用功，而且很機靈。有一次，他跟小夥伴們在後院子裏玩耍。院子裏有一口大水缸，有個小孩爬到缸沿上，一不小心，掉到缸裏。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沒頂了。别的孩子們一見出了事，吓得一面哭喊，一面往外跑，找大人來救。司馬光不慌不忙，順手從地上拾起一塊大石塊，使盡力氣朝水缸砸去。“砰”的一聲，水缸破了，缸裏的水流了出來，被淹在水裏的小孩也得救了。這件偶然的事情，使幼小的司馬光出了名。東京和洛陽有人把這件事畫成圖畫，廣泛流傳。司馬光六歲起開始讀書。七歲那年，老師講《春秋左氏傳》，他聽得津津有味，回家以後，講給家裏的人聽，講起來頭頭是道，家裏的人都很驚奇。這部書對他影響很大，從此他對曆史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司馬光20歲那年，考中了進士，做了官。但他繼續刻苦學習，一有空就鑽研曆史。他發現從古以來曆史著作非常繁多，一個人花一生精力，也很難讀完。他想，要是有一部系統完整的通史能供讀書人學習，那該多好呀！經過反複思考，司馬光決定自己動手，寫一部簡明扼要的編年體通史。他對人說：“春秋以來，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從《史記》到《五代史》，合起來已有一千五百卷，讀書人讀好多年，不能讀完，讀了一輩子，也不能講出大略情況。我想寫一部曆史書，上面從戰國開始，下面到五代爲止，用左丘明（《左傳》的作者）等人的編年體裁，采納各種各樣的說法，寫成一家之言。”體裁确定了，他先編了一部從戰國到五代的大事年表，對曆代的治亂興亡作了扼要的叙述，書名叫《曆年圖》。接着，他又花了兩年時間，按照年代順序，把周、秦曆史編成八卷，書名叫《通志》，這也就是後來的《資治通鑒》的前八卷。幼年時代的司馬光，随着父親的到處作官而奔波南北，他到過浙江杭州，安徽壽縣，四川廣元等許多地方。這些南國風光，給他以美好的印象。成年之後，司馬光還經常回憶幼年時代的南國春秋，留戀那裏的風土人情。
司馬光雖然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父親曾是四品官；擔任過北宋中央政權中的天章閣待制等要務，但并不是權臣貴戚，更不是奸邪之徒。而且，司馬光的先輩，是普通農民。司馬光曾經說過，他的祖輩在埋葬時，連棺材都置不起。這種家風，給司馬光以很大影響。司馬光一生光明磊落，以清貧而不貪不奢爲榮，并且希望這種家風，能傳至後代。他在給他唯一的兒子司馬康的訓示中，就曾嚴格要求兒子儉樸，要求兒子不作虧心事。
事實上，司馬光的父親，也是這樣要求司馬光的。年幼的司馬光不會剝核桃，别人間他核桃是否是自己剝的，他說是；正好叫司馬池聽見了。大罵兒子說謊。這件事對司馬光教育很大。從此，司馬光立志不說謊話，并且說到做到，終生不說假話，被入傳爲佳話和效法的榜樣。不過，父親要求司馬光的主要方面，還在于讀書求知。六歲開始，司馬光便在父親指點下，熟讀文史。司馬光不是神，也不是天才。他缺乏王安石那種過目不忘的聰敏和才氣。他的學識淵博，來自驚人的刻苦精神。他睡覺用的枕頭，是一段圓木，叫“警枕”；圓木容易動。使人睡不穩。隻要圓木一動而司馬光驚醒，就立即起床挑燈夜讀。正是這種精神，使司馬光從小就博覽群書，學力超群，而且功夫紮實，甚至不惜死記硬背。這就爲他後來的治學和參政，打下了厚實的基礎。
步入仕途司馬光15歲就被錄取爲官。不過這是根據北宋規定，由于司馬池是四品官，所以可以錄用自己的兒子。這種“恩蔭”即賜官，當然隻能是一些待遇，而不是真的可以從此青雲直上。司馬光不想靠父親的官位來庇護和賜與，他有自己的抱負。爲此，他在20歲時參加了科舉考試，并且榮獲進士甲科。這是很不容易而又是十分光彩的事。考中進士，才可以真正做官。司馬光先後被任命在華州(今陝西華縣)、江蘇蘇州等地；作判官之類的小官吏。還曾在杭州、虢州(今河南靈寶)等地閑住。慶曆元年(1041年)，司馬池病逝，司馬光将父親安葬在夏縣家鄉？自己也在那裏服喪。直到四年之後，他才喪滿在河南重新任職。從宋代到近代，有一種看法，認爲司馬光後來反對王安石變法，是由于王安石是南方人，了解南方的社會情況：司馬光是北方人，隻了解北方的社會情況，所以兩人産生了意見分歧．這種看法是表面的、片面的．司馬光雖出身于北方，但他的青少年時代，多在南方生活或做事，并且多次到過東南沿海各地。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司馬光中進士甲科，時年20歲。至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從20歲到45歲，在這一時期，他的政治思想、史學思想初步形成。中進士後，司馬光以奉禮部郎爲華州推官，以父司馬池在蘇州，爲事親求簽蘇州判官事。不久母親與父親相繼去世，從寶元二年（1039年）至慶曆三年（1043年）服喪五年。其間司馬光寫有《十哲論》、《四豪論》、《賈生論》。服除後，又作《權機論》、《才德論》、《廉頗論》、《龔君實論》、《河間獻王·贊》、《不以卑臨尊議》、《史評十八首》等。這些文章，以後成爲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有關“臣光曰”的内容。
慶曆四年（1044年），服除，授書武成軍判官，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皇祐元年（1049年）被薦爲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理院，是年爲貢院屬官。皇祐四年（1052年）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讨，修日曆，改集賢殿校書。至和元年，知并州事龐籍辟司馬光爲通判并州事。嘉祐三年（1058年）遷開封府推官。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同判禮部尚書。嘉祐八年（1063年）立英宗有殊功，進知制诰，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谏院。司馬光進入仕途後，表現出他是個爲維系名分禮教而敢于極言之臣。皇祐三年，中官麥允言死，朝廷同意葬禮用鹵簿儀仗，司馬光反對這一決定，認爲近習之臣用此禮，不合名分。夏竦死，朝廷賜谥“文正”，司馬光認爲這種至美谥不能賜給夏竦這一類人。嘉祐七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冊禮，葬給鹵簿。司馬光以董妃 秩微，不能對她施以此禮。鹵簿本用來賞軍功，更不能施于婦人。仁宗晚年，立太子是一件大事，仁宗無意于此，一時議論紛紛，“國嗣未立，天下寒心”。一些重臣莫敢言，是司馬光多次陳述此事幹系重大，最後英宗得立。他反對按陰陽書上一套，另外擇地葬仁宗，謂“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司馬光重名分，重禮教，以此作爲理政行事的根本原則。嘉祐六年，司馬光在劄子中說：“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阙一焉，則衰；阙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君王是否具有仁、明、武三德，關系到社稷的興衰存亡。司馬光後來的政論史論，一再重複這樣的觀點。司馬光的史學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一緻。
司馬光政治生涯的轉折，是在他27歲那年．他終于被調到北宋首都東京(今河南開封)，先是擔任中央政權中的評事、直講、大理寺丞等一般職務，後來又擔任了館閣校職，同知太常禮院等職，參與了有關刑事、禮儀及編校書籍等工作。這就使他有機會熟悉朝廷情況，了解北宋内部的矛盾與鬥争。可惜好景不長，由于當時宰相龐籍被免職，司馬光離開了首都．龐籍是司馬光的知音，司馬光的入朝爲官，得力于龐籍的推薦。如今龐籍離京，而且希望司馬光跟他一起走．司馬光思慮再三，爲報龐籍知遇之恩，毅然棄官與龐籍一同到了郓州(今山東東平)。司馬光在那裏，僅擔任了郓州典學和通判．通判是考察官吏治績優劣的苦差使。這是至和元年(1054年)。第二年，司馬光又跟随龐籍調到并州(山西太原)，任并州通判。
嘉祐二年(1057年)，司馬光遇到了第二次轉機。他再次被調入京，擔任開封府推官等職．嘉祐六年(1061年)，被提升爲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谏院是專門批評朝政得失的機構，司馬光擔任谏官五年，以其剛正不阿的性格，從内政外交，到社會道德，提出了許多批評和建議．這是司馬光從政以來的黃金時代．現在看來，這些批評和建議，其目的當然是爲了宋朝天下的長治久安，但他反對北宋中期的因循苟且，弊病叢生，證明了司馬光當時既不守舊，更不頑固，而是主張改革朝政的有志之士．遺憾的是，當朝皇帝宋仁宗和宋英宗對司馬光的意見，大多聽而不聞，不置可否．這就使司馬光失望、苦惱。他終于決定力辭谏官之職，就任龍圖閣直學士。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這位直氣方剛的年輕皇帝，銳意改革。這就決定了北宋很快掀起了改革之風．本來，年富力強的司馬光，在改革之風中可以意氣風發地大幹一番事業．宋神宗對司馬光也十分看重，經歐陽修推薦，司馬光被攉升爲翰林學士兼禦史中丞，成爲宋神宗的頂梁之臣．宋神宗還曾想讓司馬光主持朝政，領導改革．然而，由于司馬光同王安石之間在改革什麽，如何改革方面，産生了分歧與對立，而宋神宗又支持王安石，司馬光終于又一次離開朝廷，被罷了翰林學士等職，于熙甯三年(1070年)到水興軍（今陝西西安）任地方官去了。司馬光是多麽不願意離開首都啊，他是多麽希望宋朝能夠振興啊．然而，這一切都将煙消雲散。
熙甯四年(1071年)初夏，司馬光又辭去了永興軍公職，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陽)留司禦史台．這是有官無權的名譽差使。從此，司馬光在洛陽“獨樂園”内一住就是十五年。這十五年，司馬光雖然仍然關心着當朝的政治風雲，但既不能參與朝政，也不想參與朝政，而是埋頭于完成自己主編的《資治通鑒》。從離開首都到西安，再由西安到洛陽，這是司馬光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轉折．這轉折，對司馬光來講，是禍從天降．然而又有誰不爲司馬光的因禍得福而敬佩呢舉世聞名的《資治通鑒》，正是由于司馬光可以閑居洛陽十五年，專心緻志地修成了．這才真是我國乃至世界史學史上偉大的創舉．司馬光将與《資治通鑒》永存。
仁義禮信 治國治民
司馬光的政治思想比較複雜．他尊孔稱儒，主張以仁義禮信來治國治民。他主張對百姓實行仁政．所謂仁政，就是要“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司馬光的“興教化”，加強了思想道德教育，改變社會風氣．司馬光認爲文化教育是國家大事，應該抓緊抓好．如果天下百姓思想不一緻，就不可能同心同德地爲宋朝統治服務，就會發生問題，動搖統治基礎．因此，他十分注重學校教育，注重形成好的社會風氣．當然，他所提倡的思想道德和社會風氣，不能超越封建思想道德的範疇．但是，司馬光的立足點，是要對人民實行“仁政”，不主張對百姓實行殘暴統治．他甚至認爲，老百姓反抗朝廷，發生暴動，責任不在人民，而在于統治者，是各級官吏官逼民反，而不是百姓天生要造反。爲防止百姓主要是農民起義，司馬光強調要“修政治”，即選用好人才，修改好政策法令，嚴明法紀等。
司馬光的“養百姓”，就是要寬待百姓主要是農民，不要過分剝削農民，壓迫農民。在司馬光看來，農民是天下衣食的直接生産者，如果不讓農民休養生息，維持簡單再生産，那麽，不但農民活不下去，國家也将貧窮衰亡。這種“民爲貴”的民本思想，支配着司馬光的行動。他一再反對當朝向農民增加稅收．他極力勸諒統治者不要揮霍民财。由于災荒，許多州縣老百姓受饑挨餓，“民多萊色”，而朝廷官吏還在那裏搜括百姓，揮霍浪費，他怒不可遏，堅決要求朝廷節省開支，罷宴罷賜．而他自己，則帶頭将恩賜交給公用。由于北宋農民徭役即無償爲國家勞動大多，甚至使農民流離失所，司馬光建議減輕勞役負擔．有一次，司馬光拍案而起，堅決要求皇帝“更下诏書，深自咎責，求所以事天養民，轉災爲福之道。”也就是說，司馬光要求皇帝深刻檢讨，并且讓大家都知道犯了什麽錯誤；之後，再想辦法如何“養民”即讓人民生活得好些，以轉災爲福。這種爲民請命的膽量和氣概，當時并不多見。
“養百姓”是前提，“利萬物”是目的。所謂“利萬物”，就是有利于物質生産。司馬光不是清淡家或空想家，他知道要國強民富，不發展生産，不重視生産，不增加社會物質财富，是一句空話。因此，司馬光同樣重視社會生産的發展。他明确地說過，農業是國家的根本，而當時的一些政策法令，已經不利于農業生産的發展。因此，他曾尖銳指出“害農者政也”，即政策阻礙了發展農業。他建議“爲今之術，勸農英如重谷，重谷莫如平籴”。在他看來，光是口頭上叫喊重視農民，勸告農民好好生産，是不夠的，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農民的生産積極性，使之能夠安居樂業．所謂“平籴”，宋初，曠常平倉”，是行之有效的重農政策：在豐收年景，政府以高價大量購買糧食，避免谷賤傷農；而在災害兼收之年，政府則以低價将糧食賣給農民，甚至救濟貧民，以免谷貴害農。這種措施，到司馬光時代已經名存實亡。司馬光再三主張整頓和恢複“常平倉”以促進農業生産。
司馬光在政治、經濟、思想、道德等各個方面，對當時的種種弊端，提出了批評。尤其是在王安石變法之前，他任谏官和侍從時，更對時政提出了許多革新意見。例如，在人才問題上，司馬光反對冗官成災，因循守舊，無所事事的惡劣風氣，主張精兵簡政，主張打破門第出身，論資排輩的用人制度，主張以實際才德，越級提拔重用各種專門人才。又如，當時冗費和冗兵驚人，成爲極大禍害，他主張兵在精而不在多，主張還兵于農，不要擴軍，要讓士卒回到農業生産上去；而對于國家無度的開支，他更嚴厲要求上自皇帝，下至縣吏，應該節約爲民。再如，司馬光對于當時朝廷麻木不仁，反而以歌舞升平來掩蓋問題成堆的狀況，十分不滿，指出這是不事進取，得過且過的壞風氣。他強調“務實”，要少說空話，多幹實事，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而他自己，則是埋頭苦幹的務實家。有一次，司馬光叫人去賣掉他家的馬。他囑咐賣馬的，一定要講清楚，“此馬夏月有肺病”，不要欺騙别人。賣馬的暗自發笑：司馬光簡直老實到愚蠢的地步。還有一次，他爲村民講學，村民提出一個怪問題，司馬光老實承認，我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不能解答；以後研究清楚了，再來回答你們。
反對變法
反對王安石變法，是司馬光政治生涯的重要方面。無論從私人情誼上講，還是從政治态度上說，王安石變法之前，司馬光與王安石都十分和諧與一緻。當時的所謂嘉祐四友，就有王安石與司馬光。倆人時常相聚交談，以詩唱和，以文會友。從主張改革時弊的文論奏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倆人的政治觀點基本相同。即使是宋神宗起用王安石，準備推行新法之初，司馬光還對王安石抱有好感。有人攻擊王安石時，司馬光并不贊成，認爲是言過其實。
司馬光忽然激烈反對王安石變法，在于司馬光認爲王安石新法“與民不利”。變法之前，王安石提出了發展生産的主張和意見，但是，變法開始之後，王安石實際上把發展生産放在次要位置，而急于解決财政困難問題。北宋中期盡管稅收數倍于國初，但由于冗兵、冗費和冗官等的巨額開支，造成了國庫空虛，入不敷出的嚴重局面。宋神宗即位，碰到的難題首先就是财政困難。他曾召集王安石、司馬光等，詢問如何解決财政困難。司馬光回答，首先應該節省朝廷開支，注意節流，如皇親大臣的大量賜物，就可以省下來。王安石不同意這種看法，他提出節省開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而應該從理财上着眼。王安石所說的理财，主要意思就是想方設法增加朝廷收入。而要增加收入，必然要增加對地主與農民、商人、手工業者的稅收或變相稅收。司馬光當場激烈反對王安石的這種主張。他說：天下财物百貨，是有限的，不在老百姓手裏，便在政府手中，如果增加稅收，就是侵奪百姓财富，造成民窮國富，王安石并沒有聽進司馬光的意見，而是在變法實踐中，果然用各種辦法，加重了地主、農民等的負擔，從而解決了财政困難。這就使司馬光與王安石的矛盾與鬥争，越來越激烈尖銳，直到兩人由莫逆之交，發展到互相攻擊，最後變成老死不相往來的政敵。
王安石的新法有有利于發展生産的一面，也有不利于發展生産的一面；有有利于農民的一面，也有不利于農民的一面。司馬光所看到和反對的，大多是不利于生産和農民的一面．例如當時争論最激烈的青苗法，既有限制豪強大地主放高利貸，殘酷剝削農民的作用，但在發放青苗錢時，确實要收取農民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甚至成倍的利息。司馬光其實并不反對打擊與限制富豪的高利貸，而是反對向農民收取如此高的利息．他一再說，向農民發放錢糧，可以用常平倉的辦法，不取或少取利息（可以收百分之十的利息）。其次是免役法．司馬光早就主張改差役爲雇役，王安石的免役法與司馬光的主張大體相同。那麽，司馬光爲什麽又反對免役法呢？原因是免役法要向原來不服勞役的下戶即農民及其他人，收取不少數量的免役錢。司馬光認爲這一政策，地主富豪有錢，可以應付，而貧民沒有錢，窮于應付，加重了他們的負擔。再次，是市易法與均輸法，司馬光認爲這是與商人争利，不利于商品流通。最後是保甲法，司馬光認爲這會使農民不安心種地，而去練兵習武。由此可見，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是從其愛民，寬民和重農思想立場出發，反對新法中的苛民與傷農方面。把司馬光說成是站在豪強大地主立場上，頑固地反對限制豪強大地主利益，恐怕是不準确，不全面的。
另外，對于王安石在變法中的具體作法，司馬光也有意見．主要是王安石“求治太急”，不夠穩重，犯了急躁冒進的毛病．還有是用人不當，用了呂惠卿這樣有才少德的“小人”。這些，司馬光在給王安石的三封長信中，都作了詳細的說明，說了自己的看法。然而王安石始終沒有接受與改正。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應該給以客觀的，公正的評價。他反對新法中不利于農、工、商業發展的一面，他反對王安石某些作法欠妥的一面，必須加以肯定．以王安石變法劃線，不加具體分析地一概把反變法派加以否定，并且加上大地主階層的頑固派、守舊派的帽子，是不公正的．實際上，圍繞變法與反變法的争論與鬥争，既不是要不要改革之争，而是改革什麽，如何改革之争．這場争論，見仁見智，互有短長．他們是站在同一立場上，都是想爲鞏固和發展宋朝的封建地主政權服務。由于在如何才能鞏固地主政權方面，出現了意見分歧，所以導緻了這場争論與鬥争。全盤肯定王安石變法，把它說成是代表中小地主階層利益，說成是從發展生産着眼推行新法，是片面的．全盤否定王安石變法，把它說成是搞亂了天下而又害國害民，恐怕也是片面的。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本來應該是有利有節的，然而，由于司馬光看問題帶有片面性，加上朝野反對變法之聲越來越高的影響，他也就越來越走向偏激，以至誇大了新法的錯誤和缺點，犯了形而上學地否定一切的錯誤。真理再向前跨一步，确實會變成謬誤．象農田水利法與保馬法等，司馬光是可以不加反對的。然而他卻盲目地反對了。今天，如果我們把司馬光同王安石在九百多年前的分歧與鬥争，說成是兩條路線、兩種世界觀的鬥争，也就過分了。
自從王安石第二次罷相之後，新法逐漸變化，變成單純地爲了增加官方收入。因此，新法的法令不但推行困難，而且一部分已經名存實亡，實際上已經廢除了。盡管如此，我們也不必原諒司馬光晚年所犯的錯誤。是的，廢除新法已是大勢所趨。但是，實行新法需要慎重、穩妥，廢除新法也需要穩妥、慎重。蘇東坡曾經勸告過司馬光：“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這一忠告是多麽地深切而有遠見。但是，固執的司馬光誰的話都聽不進去。他自認爲廢除僅有的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決不可以慢慢來，而應該像救火、救落水者那樣迅速、及時。這就使他最後犯了與王安石相同的急躁病，迫不及待地付諸實踐了。後采成爲著名奸臣的蔡京，善于投機鑽營，他鑽了司馬光性急如焚的空子，在開封府五天之内就廢掉了免役法。司馬光自己清楚，他在世的時間不多了。他要抓緊時間。更主要的，他認爲新法已經成爲害國害民的弊法。廢除弊法，是不必等待的。他有良好的動機與願望，卻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
司馬光對待少數民族及其政權的立場和态度。無法擺脫漢族中心觀和中原王朝正統觀的影響。但是，他的進步之處，在于承認契丹族、黨項族等當時的少數民族，可以有自己的獨立和自由。司馬光希望漢族統治少數民族，然而，他認爲這種統治，既不應動辄用武力征服，更不應把少數民族當作奴隸。司馬光認識到，當時我國北宋和契丹、西夏三分天下，宋朝既沒有力量，更沒有必要急于求得統一。因此，司馬光主張對待鄰國，必須采取和睦親善的政策，而不能任意訴諸武力．他提出“交鄰以信”，就是要以宋朝的威望，大國的氣度，去感化遼國和西夏，使他們佩服宋朝。自然，司馬光清楚，即使如此，鄰國還有可能犯宋，這就同時必須加強戰備，鞏固邊防．而鞏固邊防，不在于擴軍，而在于選擇好将帥，加強操練．這些看法和主張，應該說是附合客觀實際的，也是基本正确的．從這一指導思想出發，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期間對西夏的戰争．司馬光認識到戰争有百害而無一利，是勞民費财之舉．所以，在他任相時，将變法期間侵占西夏的領土，應西夏的要求，還給了西夏．如果把這種主張和作法，稱之爲賣國和罪行，是不恰當的。且不論在今天看來，西夏和遼國都是中國曆史上的封建政權，就民族和國家而言，宋朝有權建立以漢族爲主的政權，契丹和黨項族也有權建立自己的政權．既然已經建立了政權與國家，就可以而且應該睦鄰相處．西夏或遼國進犯宋朝不對，宋朝進犯西夏或遼國，難道就是正義之師司馬光并不主張對西夏妥協、退讓或投降，他曾經積極參與過對西夏的防守．他所反對的，是宋朝進犯西夏。把王安石稱爲企圖統一中國的英雄，而司馬光則被誣爲投降路線的代表，事實上，王安石等好大喜功地主張對外戰争，中國并沒有統一，反而由于戰争而損失了無數人力物力，帶來了嚴重的後遺症。主張戰争未必都是英雄，堅持和平未必都是賣國。我們不能跟着宋代人的大漢族主義和中原王朝中心觀跑，而應有客觀而科學的分析與評價。
史學大家
司馬光一生的成就，與其說在政治方面，不如說在學術、著作方面。他的著述之多，使人爲之傾倒。除現存的《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八十卷外，還有《灤水紀聞》三十二卷，《稽古錄》二十卷，《通鑒節要》六十卷等等，這就在宇數上超過了《魯迅全集》。如果加上《資治通鑒》那麽，可以說司馬光著述之豐，真可謂前無古人了．《資治通鑒》是司馬光主編的不朽之作，共二百九十四卷。這部編年體中國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記述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曆史．在中國史學史上，該書的成就，地位和作用，無與倫比，在世界史學史上，也首屈一指。研究中國史，了解中國史者，不可不讀《資治通鑒》。
司馬光早就想編一部簡明系統的中國通史，苦于沒有機會和時間．在和王安石政見不同、難于合作的情況下，司馬光退居洛陽，通過編纂史著，從曆史的成敗興亡中，提取治國的借鑒，“使觀者自責善惡得失”。應該說，司馬光着史，是其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間（1056年～1063年），他曾與劉恕商量說：“餘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爲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舊說，成一家之言。”這說明他30多歲時，已醞釀出《通鑒》的規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曆年圖》25卷，二年後又呈《通志》八卷，說明他在政事活動之餘，已進行撰寫。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稱贊、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設立書局，自擇官屬，神宗以此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而命名爲《資治通鑒》，并親制序文，以示重視。除了允許其借閱國家所有的圖書資料外，神宗還将穎邸舊書3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修書所需筆、墨、絹、帛，以及果餌金錢之費，盡由國家供給，爲他提供了優厚的著書條件。
司馬光著史，還選取了劉恕、劉觸、範祖禹等人做爲助手，他們既是當時第一流的史學家，又與司馬光在政治、史學上觀點一緻，故能在編書中各顯其才，通力合作。《通鑒》的成功，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但最終使《通鑒》達到光輝頂點的，還決定于主編司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劉恕之子劉羲仲所說：“先人在書局，隻類事迹，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通鑒》的編寫，大緻分三個步驟：一、排列叢目；二、編寫長編；三、删改定稿。一二兩步，在主編指導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則完全由主編一人完成。全書的發凡起例由主編拿出後，編寫過程中的具體方法和原則，司馬光強調了以下幾個方面：一、嚴格的選材。叢目、長編的取材盡量廣泛，提出“甯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選史料内容則着重在國家興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國借鑒，反映生民休戚的情況。這樣，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諸如稗官野史、百家譜錄、總集别集、傳狀碑志等總數不下300多種。長編長達650O多卷，3000多萬字。
二、精心的考異。隻有真實才有價值，隻有有價值才能具備借鑒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對史料進行考異，而司馬光除将考異所選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種不同的說法和鑒别理由加以逐條說明，著成《通鑒考異》30卷，與《通鑒》一起奉上。由于考異中“抉擇幽隐，校計毫厘”的嚴謹态度，大大增強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實性，《通鑒》以信史著稱，離不開《考異》的輔翼作用。而這種著史方式，爲後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證史實見長的乾嘉學派，正是沿着這條路子發展起來的。
三、編制目錄。《通鑒》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史實，是一部總計294卷的長篇巨著，爲翻檢方便，于修史同時編寫《通鑒目錄》30卷，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因按年紀事，故沒有篇目，不作目錄，隻是以年檢索。司馬光突破這種舊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紀、曆法、天象、目錄、舉要、索引集于一塊，開創了編年體史書多功能目錄的新體例，使《通鑒》體更臻于完善，将我國的曆史編纂學推進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體。編年體記事簡明扼要，但受時間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馬光注意吸收紀傳體的優點，爲交待前因後果，大量采用連載、主載、附叙、追叙、補叙等寫法，帶有以事件爲線索組織材料的性質，表現出突破編年體，醞釀紀事本末體的趨勢，對南宋袁樞編纂《通鑒紀事本末》一書，有啓迪先導之功。這一改造，使古老的編年體例煥發了新的生命力，後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個從古至今的編年史書系統。這一系統中，《通鑒》以通史成書，便幹“探明變化之由，尋求演變之迹”，與唐宋以來社會上“主通明變”的思潮相吻合，也與“資治通鑒”的目的相一緻。
五、加工貫通。集體寫書，由于手筆不同，風格各異，容易産生割裂駁雜的現象，但《通鑒》的語言風格如出一人之手，渾然一體，毫無雕琢彌縫的痕迹，這正是司馬光精心改編和加工的結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馬光，尤長于叙事，款款寫來，原委了然，文字優美而質樸，格調古雅渾厚而又簡潔曉暢，真可謂别具匠心，自成一體。有許多場面和人物描寫，已成文學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戰争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的叙述，更是勝炙人口，引人入勝，超越了所有其他史書的記載，成爲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寫附論。我國史家借論贊以寓褒貶勸戒之意，已成傳統。司馬光在《通鑒》一書中附論，不僅數量多，而且篇幅長。全書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論，其餘全爲親手撰寫。所論多爲治亂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寫史論與奏疏基礎上，因史事而發揮，就時事而議論。字裏行間，充滿着匡輔的誠意和情感，寓褒貶臧否于其中，體現出因事勸谏的良苦用心，無論是民族問題還是用人原則，都針對現狀提出了革除弊政的曆史借鑒，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更具匠心的是，這麽多的附論，與《通鑒》的内容取舍編排，竟是這樣的渾然一體而不可分割，成爲貫徹“資治”這一著史目的的點睛之筆。詳實、體例精善、叙事生動、議論深刻、文風質樸的史學巨著終于完成了。主編司馬光所耗費的心血是難以估量的。在《進通鑒表》中，他說：“研精極慮，窮竭所有，目力不足，繼之以夜。”有人見其殘稿堆積有兩屋之多，皆蠅頭小字，字字端謹，無一字潦草。書成之後，66歲的司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了。所以傾畢生精力于此書，還在于寄托其治國的熱望，他懇切地希望皇帝通過觀覽此書，能夠“鑒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鹹蒙其福”。這樣，他也就“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了”。這不正說明了他著史是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嗎？
《資治通鑒》這部巨著便以十九年的時間完成了。客觀條件雖好，但決定于主觀努力。司馬光的修書精神，可以和司馬遷相比美。爲了修書，他常常拒不見客．爲了修書，他“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每天挑燈夜讀，黎明即起。他和其助手的看書之多，後人爲之歎絕。他們實事求是的嚴肅治學精神，爲人楷模。據說光是編寫《資治通鑒》的草稿，就堆滿廠兩間房子。正是這種可貴的精神與毅力，才使《資治通鑒》于元豐七年(1084年)完成。這時，司馬光已經到了烈士暮年，雖然壯心未已，卻精疲力竭了。不過，他并不後悔把自己的畢生精力．“盡于此書”，反而欣慰自己“雖委骨九泉，志願水畢矣”。實現了自己的理想．雖死而無憾了。
廢除新法
司馬光雖熱心于治國，但由于政見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參與政事的機會。要不是宋神宗病死，要不是王安石變法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司馬光本來會安居洛陽著書立說，直到謝世．司馬光在洛陽寫了十多年書，但是因爲他反對新法出了名，一些保守的官員都很記挂他。他雖然口口聲聲說不談政治，但是許多人還把他當作“真宰相”看待，連普通百姓也知道洛陽住着一個司馬相公。
高太後臨朝執政，把司馬光召回朝廷，司馬光已經是又老又病了。但是，他反對王安石新法卻絲毫不肯放松。他一當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廢除新法。有人勸阻他說，神宗剛剛去世，馬上把他的政治措施改掉，總不大好吧！司馬光氣呼呼地說：“先皇帝立的法度，好的自然不要去改動，像王安石搞的那一套，卻是害民的事，爲什麽不能改？再說，現在高太後執政，高太後是神宗的母親，做母親的改動兒子的主張，有什麽不可以？”就這樣，他不顧許多官員的反對，到了第二年（1086年），就把王安石建立的新法一古腦兒廢除了。王安石聽到這個消息，當然十分生氣，不久就郁郁不樂地死去。而司馬光的病也越來越重，在同年九月咽了氣。司馬光死後，贈太師、溫國公，谥文正。元祐元年，司馬光所進《稽古錄》20 卷，寫自伏羲至宋英宗治平四年，這是一部簡要的編年體通史。同樣這本書也貫穿司馬光的觀點。朱熹指出：“溫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願忠君父之志，更曆三朝，然後成就。”又說：“小兒讀了‘六經’了畢，即令接續讀去亦好。”對易學等經學研究和在老子、揚雄等諸子研究方面，司馬光都是有成就的，在理學上有重要的地位。但他與二程的觀點有一些差異。司馬光重史亦重經，與理學家的經細史粗說不同。全祖望在《宋元學案·涑水學案》評論說：“小程子曰：‘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張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
元祐九年（1094年）四月，宋哲宗親政，改元紹聖，表示要紹述新政。紹聖年間，一反元祐年間所爲，司馬光雖已離開人世，也逃不脫受懲罰，被奪谥、追貶。甚至有人主張毀《資治通鑒》闆。宋徽宗崇甯元年（1102年），蔡京擅政。九月，将司馬光等 120 人的名字刻石，立爲“元祐奸黨碑”。崇甯三年（1104年），又擴大爲 309 人，入碑籍者皆受迫害。兩宋政壇上風波疊起，司馬光受到牽連。論政見，司馬光是守舊型的曆史人物，但他的政治主張， 特别是關于邊事方面的意見，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其著作甚豐，後人編爲《溫國文正公文集》。
元祐元年(1086年)秋，這位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曆史學家，與世長逝。噩耗傳出，人們爲之罷市，萬人空巷地前往送葬，争相購買他的畫像。在靈柩送往夏縣時，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一個封建社會中的宰相，能得到民衆這樣廣泛真誠的悼念，實屬罕見，也是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