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随着戰争的需要，從殷商時期到周朝已經主簿形成了傳遞文書的郵驿制度，丙炔與烽燧技術互爲補充，相互配合使用。
據甲骨文記載，商朝時就已經有了郵驿，周朝時進一步得到了完善。那時的郵驿，在送信的大道上，每隔34裏設有一個驿站，驿站中備有馬匹，在送信過程中可以在站裏換馬換人，使官府的公文、信件能夠一站接一站，不停地傳遞下去。
在遠古時代，先民在爲文明奠基的同時，亦創造了資訊傳遞的雛型。商周時期的驿遞方式已經比較完備。秦漢大一統國家形成之後，郵驿體制較爲健全。唐宋時代除6驿外，水驿也大大展。元代的郵驿得到空前的展，甚至出當時世界的水平。明、清驿政也曾經爲朝廷管理幅員廣闊的國土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近代以來，西方郵政制度和技術大爲改進，與其高效率相比，中國傳統郵驿制度的種種弊病愈益暴露。明代名臣海瑞“驿遞之疲，千瘡百孔”的感慨，指出了郵驿系統的危機。清代晚期，一些有識之士遂呼籲興辦新式郵政。光緒三十二年設立郵傳部。此後，原有的驿站相繼被裁撤，并由現代的郵政運作所取代。
中亞地區曾出現過一個強大而又短暫的帖木兒帝國，是由蒙古人的後裔建立的，控制着包括現在的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地的廣大地區。帖木兒帝國制訂了嚴格的郵驿制度，規定驿使每天必須走5oo裏路程，而且還賜與驿使一項特權，行路中需要換馬時，不論是皇親國戚，還是尋常百姓，隻要驿使提出換馬的要求，都要用自己的馬和驿使交換，如果拒絕就有殺頭之罪。在一段時期内帖木兒的大軍開疆拓土，屢戰屢勝，與郵驿制度健全，信息靈通是分不開的。郵驿是官府的通信組織，隻許傳送官府的文件，而不允許傳送私人信件。由于生産的展和生活的需要，人們對通信的要求越來越迫切，出外經商的、做工的以及戰亂年代被迫出征的戰士和遠離家鄉逃荒避難的人們，都需要和家人親友通信。特别是各地商人，爲了互相交流商情、商談貿易、寄遞帳單等都迫切需要通信。于是民間傳遞信件的業務就應運而生了。
東漢有一個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他的名字叫蔡邕，漢獻帝曾稱他爲左中郎将，所以後人以蔡中郎稱之。在《玉台新詠》中收錄有漢代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一，署名爲蔡邕。詩中寫道:“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這詩抒了離别夫妻的思念之情，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在民間廣爲流傳，詩中的“雙鯉魚“是指用兩塊闆拼起來的一條木刻鯉魚，它就是秦漢時期的信封。這種信封和現在用紙糊成口袋形的信封不同，是用兩塊魚形的木闆做成的。而“素書“，就是用素帛寫的書信。“雙鯉尺素“就是漢代常見的信封和書信。這種通信形式在漢代被廣泛使用。直到唐代，人們還将尺素結成雙鯉之形，作爲書信标志，唐代詩人李商隐在《寄令狐郎中》寫道:“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可見，直到唐代，“雙鯉“還是通信形式的代稱。
以當代左右時期來，在列國稱雄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同地區的郵驿依然得到展。例如，劉備曾經經營川陝驿道交通，“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而《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裴松之注引《典略》又謂：“（劉）備于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館舍”和“傳舍”，是相同的郵驿設施。魏國有诏書命令遠在河内的司馬懿趕回洛陽，“三日之間，诏書五至”。司馬懿“晝夜兼行”，“四百餘裏，一宿而至。”也反映當時郵驿十分暢通。
這時期郵驿展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紙質文書得以普及。據左思《三都賦》寫成之後，“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紙逐步取代了簡牍，使郵書的傳遞更爲便利。
驿站有名，還有一些東西同樣非常有名，也屬于這個範疇之中，那就是符信，比如著名的虎符、竊符救趙等等就是這類東西。
中國進入戰國時代，封建社會從此形成、展，前後長達2ooo年。作爲封建社會的開始，戰國時代生機勃勃，社會經濟迅展。通信事業随之而有了巨大進步。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的交往空前頻繁。那時，以東周王都洛陽爲中心，東至齊魯，西到關中，北抵燕趙，南達吳楚，四通八達，都有驿道相通。因爲當時諸侯國頻繁角逐，各自有一批客謀士，他們往來在各國間遊謀劃，也促使郵驿空前繁忙起來。
戰國時期，郵驿通信繁忙的标志之一是簡書與符信的風行。
那時候，紙張尚未明，而商周時期的甲骨文已被淘汰，逐漸興起的是竹木制作的簡書通信。簡書是把書信或文章刻寫在竹木簡上，西周開始出現。《詩經》上便有：“王事多難，王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意爲：國事多艱，周王得不到安甯。我豈不想早日歸鄉？害怕的是政府又來軍事文書。這裏“簡書”就是竹木簡書信。戰國時候，大凡日常公文、官吏奏報、官方通信、客上書，全用簡牍。簡信一般字面向内，捆上加封，長信則把簡片用皮條連系成冊，卷成一卷，裝外加封。這樣的公文書信，無論從哪一方面，都比以前甲骨輕便多了。
符信是通信的信物，即通行的憑證，有符有節。節，是身份證明，供使者或商人在路途中使用。持有此節者，沿途住宿夥食一律由傳舍供給。在湖南長沙出土過一枚戰國時的銅節，爲馬形，又稱“銅馬節”。據古文字學家于省吾考證，這是作爲“騎傳侯”的身份證明。“侯”，是掌管騎傳的官名，“騎”是單騎通信的稱呼，“傳”指“驲”這種華貴的傳車。騎傳侯是專理車傳和馬傳的專職官吏。有了這一份證明，在郵驿大道上就可以暢行無阻。符與節略有不同，大半是軍事憑信，也可作爲國家治安所規定的通行證件。一般符分左右兩半，一半爲國王所持，另一半給帶兵将領，調兵時把兩符相合，以爲驗證。
戰國時期，驿途上也用過一種稱爲“封傳”的證件。據《史記》載，孟嘗君從秦國被釋放回齊國時，秦昭王後悔了，想派人把他追回來。但孟嘗君已經乘快車逃跑了。他更換了“封傳”，變換姓名，夜半混出了函谷關。秦昭王命快郵車迅追趕，也沒有追回。唐朝學者考證，這種封傳，就是後來的驿券，一種在驿道上行駛的證明。上述故事，就是孟嘗君利用門下食客雞鳴狗盜之徒僞裝雞叫賺開關門的典故。秦國通過關卡的通行符證制度很嚴，據，此制爲商鞅所定，而後來，商鞅自己因被陷害要逃離秦國時，在一客店裏卻因無證件而被扣留，終于被秦軍所獲。
戰國時期，符節的名稱和種類很多。就用途，有路節、門前符節等。從形狀講，則有鷹節、雁節、龍節、虎節、馬節、熊節等。
持有符節的使者，有通信過程中擁有特權。如果遇到交通阻塞的情況，他可以優先通過；宣布戒嚴時期他也可以不受限制破例放行；他還可以迅地見到君王。但是他們的通信時間，由有關部門給他們規定了期限，必須在什麽時候到達何地，都有一定規定。這叫做“皆以道裏日時課”，保證了通信的按時到達。
戰國時期的通信工具比前代有所進步。單騎通信越來越多，“遽”這個字也即有了騎馬通信的含義。除國家重大事務交由專使、特使去辦理而外，當時一般通信的權力逐漸下移，交給職務較低的下層官吏負責，這些人名稱叫“信臣”、“候吏”、“傳言”等。衆多名稱的出現，明通信業務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
值得一的是，現在皇甫嵩他們就是假節狀态。
是皇帝将節借給執行臨時任務的臣子使用，用以威懾一方，當這個臣子臨時任務完成後，這個節将會被收回。
節代表皇帝的身分，凡持有節的使臣，就代表皇帝親臨，象征皇帝與國家，可行使權力。舉凡如持節分封諸侯、持節收捕罪犯、持節鎮壓起兵叛亂、持節出使外國及持節簽約議和等事。
此外還有陰符、陰書之類的隐秘通訊手段。
所謂陰符是用竹簡做成.使用時先将要送的文字寫在竹簡上，然後将其劈成3片，叫做“一合而再離”，派3人各持一片送往目的地。收信人收到竹簡後，将3片拼在一起，密信内容便可一目了然，這叫做“三兮而一知”。
陰符其實也有上面所的虎符之類的意思，古代帝王授予臣屬兵權和調動軍隊所用的憑證，也是古代兵權的象征。一符從中剖爲兩半，有關雙方各執一半，使用時兩半互相扣合，表示驗證可信。
當然，其實流程原理都是一樣的，拼合起來才有效而已。
相傳商纣王末年，姜太公輔佐周室，使周族由弱變強。有一次，他們帶領的周軍指揮大營被叛兵包圍，情況危急，姜太公令信使突圍，回朝搬兵，他怕信使遺忘機密，又怕周文王不認識信使，耽誤軍務大事，就将自己珍愛的魚竿折成數節，每節長短不一，各代表一件軍機，令信使牢記，不得外傳。信使幾經周折回到朝中，周文王令左右将幾節魚竿合在一起，親自檢驗，周文王辨認出是姜太公的心愛之物，親率大軍到事地，解了姜太公之危。事後，姜太公拿着那幾節使他化險爲夷，轉危爲安的魚竿，妙思如泉湧，他将魚竿傳信的辦法加以改進，便明了“陰符”。
最初的“陰符”是竹制的，後又改用木片、銅片。。“陰符”上無文字，無圖案，傳“符”人不知“符”中含義，即使被俘，叛變投敵，敵人也難以知道“符”的内容。後來，随着文化的展，“陰符”逐漸被“陰書”代替了。
《陰書》是古代軍事著作《六韬》裏記載的一篇文章，記錄在“龍韬篇”——論軍事組織。本篇先闡明了陰書的作用，即在“主将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的情況下，應使用陰書。接着具體介紹了陰書的使用方法。認爲這種方法具有很高的保密性，“敵雖聖智，莫之能識”。
所謂“陰書”，實際上是一種軍事文書，傳遞的方法更秘密些。其方法是：先把所要傳遞的機密内容完完整整地寫在一編竹簡或木簡上，然後将這篇竹簡或木簡拆開、打亂，分成三份，稱“一合而再離”。然後派三名信使各傳遞一份到同一個目的地。“陰書”被送到目的地後，收件人再把三份“陰書”按順序拼合起來，于是“陰書”的内容便一目了然，稱“三而一知”。
這種“陰書”保密性較好，且在某一角度上講類似于移位密碼的特性。因爲即使某一信使被敵方抓獲，“陰書”落入敵方手裏，也得不到完整的情報。但也有其缺陷，由于原文被分成了三份，故一旦丢失一份，接受者也無法了解其原意。
陰書是古代通信中另一種保守秘密的方法，它是由陰符演變而來，能比陰符傳遞更具體的消息。但無論是陰符，還是陰書，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有可能被對方截獲而難以達到傳遞消息的目的，二是有可能被對方破譯内容并被對方将計就計加以利用。(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