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孔大老闆複活了他們家的鐵杆繼承者，儒家老二亞聖孟轲。
孟子名轲，或字子輿，他是孔子之孫孔伋的再傳弟子。相傳他是魯國姬姓貴族公子慶父的後裔，父名激，母仉氏。
孟子是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孔子并稱“孔孟”。代表作有《魚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王顧左右而言他》已編入初中語文教科書中，《寡人之于國也》編入高中語文教科書中。
政治上，孟子主張法先王、行仁政；學上，他推崇孔子，反對楊朱、墨翟。他主張仁政，提出“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遊曆于齊、宋、滕、魏、魯等諸國，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前後曆時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學被認爲是“迂遠而闊于事情”，而沒有得到實行。最後他退居講學，和他的學生一起，“序《詩》《書》，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正氣者，謂君子之氣也。今世或謂之氣功，誤亦。浩然正氣者，以德充實，無德則虛。古以無形爲氣，故謂之氣。
孟子曾仿效孔子，帶領門徒周遊各國，但不被當時各國所接受，随後退隐與弟子一起著書。孟子與其弟子的言論彙編于《孟子》一書，是儒家學的經典著作之一。
孟子的文章理暢達，氣勢充沛并長于論辯，邏輯嚴密，尖銳機智，代表着傳統散文寫作最高峰。孟子在人性問題上提出性善論，即人性是善的。但孟子隻性善，南宋朱熹補充爲“人之初，性本善”，後世有學者提出“性向善”。
後世追封孟子爲“亞聖公”，尊稱爲“亞聖”，其弟子及再傳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記錄成《孟子》一書，屬語錄體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論彙編，由孟子及其弟子萬章共同編寫完成。
談儒家必談“孔孟”。孔子在“戰國中晚期孔子的‘聖人’身份已确立”。而孔子逝後，“儒分八派”，如果視孔子爲儒家第一代，那麽，“孟子則在第五代。”
孟子繼承和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展爲仁政學，成爲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孟子半身像。孟子的政治論，是以仁政爲内容的王道，其本質是爲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運用于政治，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
孟子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爲“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系，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孟子認爲，這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民賊，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體内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着一條民本思想的線索。這種思想是從春秋時期重民輕神的思想展而來的。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後人稱爲“亞聖“。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有一諷刺孟子的打油詩：“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有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魏齊？”自中唐的韓愈著《原道》，把孟子列爲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開始，出現了一個孟子的“升格運動”，孟子其人其書的地位逐漸上升。宋神宗熙甯四年，《孟子》一書次被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之中。元豐六年，孟子次被官方追封爲“鄒國公”，翌年被批準配享孔廟。以後《孟子》一書升格爲儒家經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爲“四書”，其實際地位更在“五經”之上。
《孟子》一書，在漢代就被認爲是輔翼“經書”的“傳”，和孔子的《論語》并列。至五代，後蜀主孟昶下令将《易》《書》《詩》《禮》《周禮》《儀記》《公羊傳》《谷梁傳》《左傳》《論語》《孟子》十一經書寫刻石。《大學》和《中庸》被認爲是孔子弟子曾參和孔子之孫子思的著作，這樣，《孟子》一書便與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了，其實際地位更在“五經”之上。
元朝至順元年，孟子被加封爲“亞聖公”，以後就稱爲“亞聖”，地位僅次于孔子。
當然，地位名聲是地位，能力作爲是另一方面。
孟子約在齊威王時到過齊國。似于同時又到過魏，曾先後見過魏惠王及魏襄王。在齊宣王時又到齊。他還去過滕、薛、宋、鄒、梁等國。《史記》孟子時，秦、齊諸國用商鞅、田忌等人，以富國強兵和攻伐爲事，而孟子所述乃“唐虞三代之德”，被認爲“迂遠而闊于事情”而不受重用，故孟子與其門徒萬章等人著書立。但據《孟子》所記，孟子到魏，受到魏惠王的禮遇，并向孟子請教治國之道。孟子在齊，宣王任之爲上卿，“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則齊必能采用其部分學和主張。
然後更是蹲在稷下學宮和荀子各種撕逼。按照稷下學宮的規矩，撕逼完殺出去實踐，嘴炮不算數，拿成果來打臉。
所以不管怎麽，地位或許在三國時期并沒有達到所謂亞聖的法，但是戰鬥力之類的也是非常強大的，孔子找他出來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不過，這幾位雖然各種驚悚，但是終究還算比較靠譜，而豬哥大大已經在瘋狂的道路上越行越遠了。
豬哥複活了他們諸葛家族的始祖，夏朝時期葛國國君葛伯。
諸葛姓源出有三：
相傳，伯夷的後裔葛伯的封國滅亡後，原居于琅琊郡諸縣之葛氏有一支遷徙至陽都，因陽都已有葛姓，遂稱後遷來的葛姓爲諸葛氏。
其二出自有熊氏之後，爲詹葛姓所改。春秋時齊國有熊氏之後有複姓詹葛，因讀音訛爲諸葛氏，後改爲諸葛氏。
其三根據史書記載，當年陳勝還未稱王時，葛嬰率部隊前往九江，在那裏遇見了楚國的後裔襄疆，葛嬰爲求得正統，便擁襄疆爲楚王。但随後便傳來陳勝稱王的消息，葛嬰因一臣不能事二主，就把襄疆又殺了，并随即返回陳縣拜見陳勝，并報告了這件事情。陳勝卻因此懷恨在心，過後找了一個借口将葛嬰斬殺。但到了西漢文帝時，文帝爲追錄葛嬰反抗暴秦的功勞，賜封葛嬰的孫子爲諸縣侯，并世居于此。葛氏爲感念文帝功德，遂将“葛”姓與地名合并改稱“諸葛”。東漢時諸葛氏族由諸縣遷至陽都居住。
其中，葛嬰那家夥已經出來了。至于詹葛什麽鬼，鮑鴻也不清楚。而這邊，葛伯就比較靠譜了。
問題在于，這特麽是****時期的人，這個時期貌似在此之前都沒有人出現過。
葛伯夏朝時葛國國君。夏末，商湯居亳，與葛國相鄰，商湯以葛伯不祭祖神、冤殺兒童爲名，伐滅葛國，自此開始滅夏戰争。
不過，話回來，鮑鴻也能看到其中的一些關竅，因爲按照系統的法，葛伯是屬于伯夷的後裔，這就比較微妙了，如果豬哥是爲了追溯祖先，不可能不知道伯夷的存在。
至于伯夷是什麽鬼，那就要扯得遠了。
所謂伯夷乃是堯舜時人，姜姓，炎帝神農氏的第十四世孫、共工的玄孫，大約生活在公元前23oo年前後。
伯夷曾擔任帝颛顼的大祭司，後爲第一代太嶽。
四嶽是堯舜時期官職，掌管諸侯事務。此處所伯夷，是曆任四嶽官中的一位——太嶽，也是被人們紀念的一位。
太嶽即華山，因炎帝之裔崇拜天神，以爲山高接天，可通天神，而華山在其眼中爲第一高峰，故稱之爲太嶽。後因祭祀天神緣故，産生了太嶽這一官職，伯夷爲第一任太嶽。以後的太嶽部落每遷一地，不忘崇拜山嶽的傳統，是故産生了四嶽(以太嶽部落爲中心的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最高峰，後演變成爲官職，由部落領擔任)，分管四座神山的祭祀。他們都是伯夷的子孫。
帝堯時，伯夷輔政，掌管禮儀(伯夷爲堯“典三禮”、“定五刑”)，助堯治理部落聯盟，很有政績，堯想禅位于他，伯夷拒絕堯的美意，不肯接受禅讓，推薦舜做了帝。帝舜時正式任命伯夷爲秩宗。禹代行天子政時，伯夷盡心輔弼，成爲禹之心腹。伯夷因系共工之後，也善治水，曾助禹治水。
這裏面涉及到的内容就多了，真要扯起來，追溯到三皇五帝都沒難度。
但是話回來，《史記》之中本身就有這方面的記載如果真的能夠複活出來也不一定，或許這就是諸葛亮在進行嘗試，下一次他就可能去複活更加久遠的存在。
再有則是鮑鴻安排高仙芝試圖去尋找的封公玖。
如果是鄒衍本尊，或許對漢朝的人物沒有太多的了解，不過有封公玖，自然是熟悉漢朝的各個人物。這次他複活的也算是陰陽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武帝時期的名人東方朔。
東方朔飽讀經書、精通易理。善射覆，深得漢武帝喜愛。
漢武帝即位初年，征召天下賢良方正和有文學才能的人。各地士人、儒生紛紛上書應聘。東方朔更是寫了三千片竹簡的内容上書，這些竹簡要兩個人才扛得起，而武帝則花了二個月的時間才讀完。在自薦書中，東方朔：“我東方朔少年時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的扶養長大成人。我十三歲開始讀書，經過三年的刻苦，讀的書籍已經夠用；在十五歲時學習擊劍；十六歲學《詩》、《書》；閱讀量達到二十二萬字。十九歲又開始學習兵法和做戰常識，懂得各種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戰時士兵進退的钲鼓。這方面的書也讀了二十二萬字，總共四十四萬字。我欽佩子路的豪言。如今我已二十二歲，身高九尺三寸。雙目炯炯有神，像明亮的珠子，牙齒潔白整齊得像編排的貝殼，勇敢像孟責，敏捷像慶忌，廉儉像鮑叔，信義像尾生。我這樣的人，應該能夠做天子的大臣吧！”。武帝讀後認爲東方朔氣概不凡，便命令他在公車署中等待召見。
漢武帝有一次玩射覆的遊戲時把壁虎藏在盂中，卻沒有人猜中。東方朔向武帝自
東方朔偷桃圖請：“臣曾學《易》，請允許我猜猜是什麽。”于是他将蓍草排成各種卦象，回答道：“我認爲它是龍卻無角，它是蛇又有足，肢肢而行脈脈而視，善于爬牆，這東西不是壁虎就是蜥蜴。”于是漢武帝賜給東方朔十匹帛。後來武帝又讓東方朔猜其它的東西，而東方朔每猜必中，皆有賞賜。東方朔也因此被漢武帝寵幸的伶人郭舍人嫉妒。郭舍人對漢武帝東方朔狂妄自大，其實并沒有真本領，猜中隻是偶然。并向漢武帝請求與東方朔一決高下。郭舍人用樹上的寄生出題，不料東方朔竟也猜中。敗後的郭舍人依然不甘心，又向東方朔出謎語，然而東方朔應聲就答，沒有謎語能夠難住他，在場的所有人亦非常驚訝。此後，漢武帝便任命東方朔爲常侍郎，東方朔也終于受到了漢武帝的喜愛和寵幸。
關于東方朔的傳奇故事更多的是在野史傳中流傳，本人也是作爲陰陽家方士之類的存在出現的。
東方朔終其一身最高職務爲一千石的太中大夫，在“漢之得人，于茲爲盛”的漢武朝，東方朔未能立下青史書名的政治功績，然其以近侍的身份與漢武帝君臣相伴多年，亦對漢武帝的行爲舉措做出了一定影響。
東方朔利用其接近漢武帝的機會，察言觀色，一有機會便直言切谏。在修上林苑之事上谏武帝戒奢恤民，在昭平君殺人之事上谏武帝公正執法，在主人翁事件上谏武帝矯枉風化。諸如此等，不一而足。
然而實在的，這類人機變有餘，在實務方面卻有所欠缺，和其他大能比起來要遜色不少。(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