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站在漢帝個人的角度來，被外戚架空的他哪裏有多少機會去接觸那些士人，尤其是那幾個清名很大的士人，外戚要不防着他們才怪呢。這種情況下，最方便可行的無疑就是和身邊的宦官合作，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畢竟這個事情，要是做得不夠隐秘，那就是各種牽連，必然會宰掉一大批人，就連漢帝，就算是沒有被做掉，也會非常危險。
就以曹老闆來，可謂是玩過正方，也參與過反方。正方支持漢帝的時候，差一就成功了。而反方作爲漢帝的敵對方的時候，則是成功識破了對方的計劃。
當然，這兩段的對手都不是外戚了，而是挾持漢帝自重的諸侯。
第一件就是曹操刺董。
一般來，普遍都認爲這是曹老闆還沒徹底擺脫年輕時候年少氣盛，報國之心，乃至是所謂的治世之能臣。
不過，也不是沒有陰謀論法，單純的以陰謀的觀來看，認爲曹操是早有策劃，居心叵測。
先來作兩個假設：一是假如曹操不去刺董卓會怎樣？毫無疑問，繼續默默無聞做他的“骁騎校尉”；二是假如曹操行刺成功會怎樣？也隻會是舍身爲王允、李傕、郭汜或袁紹等人清了王側、做了嫁衣。顯然，這兩種結果都不會是“有權謀、多機變”以及“甯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曹操想要的。而他行刺獻刀後的實際收益如何呢？賺得盆滿缽滿。向下，讨好了民衆，得以迅攏絡一幫人馬；向上，挑起了朝廷忠逆兩派狗咬狗。在曹操刺董之前，董卓尚且抓不到保皇派領袖王允的辮子；王允則懼于董卓的淫威，隻敢躲在家裏低聲抽泣。所以二人暫時相安無事。
然而，當董卓調查到曹操行刺的寶刀借自王允時，二人就該反目了。七寶刀之于曹操的用途就如同貂婵之于王允。不禁要問，王允何以囤寶居奇、金屋藏嬌？因爲他是漢家的既得利益者、國家的肥蛀蟲！還有後文出現的大肆包養侍妾的董承，也是拼命維護自身利益的假忠臣。之所以東漢當滅，除了帝王昏庸之外，還在于朝廷命官也沒有一人是幹淨的了，乃一丘之“狗”。曹操看透了這一。
僅僅以貪生怕死或兩面三刀來評價曹操是膚淺的，他刺董獻刀的行爲背後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創新。
先，曹操希望改進解決矛盾的方式，變急圖爲徐圖。殘酷的現實告訴曹操，殺一個董卓不難，難的是還有無數個董卓起來，欲反不達。董卓本人就是得勢于宮廷厮殺，他身後更有李、郭、張、樊群狼觊觎。很明顯，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國家危機，須當有一批德才兼備的新銳整體取代朝廷的陳腐派系。然而，新人的成長和舊勢力的垮台都需要時間。曹操改行刺爲離間，便是将破舊與立新的矛盾引向了漸進的良性的更疊周期。
其次，曹操希望在儒、法之間尋找新的哲學理念。在很多人眼裏，曹操是典型的法家，其實不然。如果他是純法家，就混不進王允的圈子，也不會想到借刺董表忠心。當然，他更不是純儒家，不會真爲王允賣命。在曹操看來，國家僅僅依靠朝廷左、右兩派争鬥已經沒有出路了，必須以下反上，以民反官。于是他就來了個借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實。這一做法雖然仍舊偏于激進，算不上正宗的“儒法混”，但卻很适于摧毀死而不僵的朝廷。早年的曹阿瞞無可替代！
第三，曹操希望改變“英雄”的價值觀，變追求虛名利爲實名大利；變追求短期效應爲長期利益。作爲一名刺客，不管行刺成功還是失敗身亡，都隻能得到一時的贊譽，轉瞬即逝。比如伍孚得到的就是一詩：“漢末忠臣伍孚，沖天豪氣世間無。朝堂殺賊名猶在，萬古堪稱大丈夫。”曹操卻得到了一支令李傕、郭汜等奸黨聞風喪膽的軍隊。
如果不是曹操步步爲營，分期分批清剿忠逆兩股極端勢力，漢末的戰亂何時才能平息？當曹操将個人價值和國家利益同時最大化之後，誰還會計較他刺董時的“熊”樣呢？
當然，這麽曹老闆如此奸詐卻也有過了。雖然站在什麽爲國爲民的角度之類的去贊賞，其實本身卻也否定了曹操早期對大漢對漢帝的忠心。
從五色棍到刺董再到反董聯盟後期董卓火燒洛陽撤退，曹操獨自率軍追趕，在這個階段，曹老闆的向漢之心還是可以看見的。
要知道，刺殺這個事情可以能夠靠演的。演成失敗也不是非常困難。但是兵敗這個事情，你若是要這麽演，那損失可就大了，曹老闆在追殺董卓這一戰之中被徐榮吊打，損失慘重，弄不好直接就被幹掉了。
要知道，那個時候曹老闆還是初出茅廬，剛剛帶兵的。他哪來的信心敢在這方面弄險？
另一方面，徐榮也不是普通人物，那個階段，真正久經陣戰的根本沒多少，後期的那些聞名遐迩的名将也都還沒開始磨練呢，江東猛虎孫堅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在東吳、西涼等各個戰場上升了不少級。可以關東諸軍，真正令董卓畏懼的也不過就是孫堅一支兵馬罷了。
可就是這個孫堅，連續兩次被徐榮打爆，簡直就是難以想象。要知道，就是這個被徐榮打爆的孫堅，他收拾殘兵敗将挺進陽人，斬殺了華雄。
所以，這個事件上面可以看得出來，曹老闆這個時候還不是那麽奸詐的貨色。那麽在此之前的刺董，也必然不可能有那麽多的彎彎道道在裏面。
也正是因爲經曆了這些事情，回過頭來，曹老闆在這個事情上就顯得比較精明了，大名鼎鼎的‘衣帶诏’事件就是這裏所的，曹老闆作爲反方的一次事情。
演義版本自然不用多，反正演義裏面，曹老闆作爲大反派，漢帝一方的就是絕對的忠臣。
不過站在曆史角度來，自然不會這麽武斷。
漢東漢末年，曹操迎奉漢獻帝遷都于許。參與護送漢獻帝東歸的安集将軍董承在政權分配問題上與曹操産生了矛盾。董承後來官拜車騎将軍，又是皇帝董貴人的父親。建安四年，董承對外宣稱受漢獻帝衣帶中密诏，要誅殺曹操，又與長水校尉種輯、将軍吳子蘭、王子服、議郎吳碩等同謀。劉備一開始沒有參與，後來曹操與之煮酒論英雄，劉備方才與董承同謀。後來，劉備逃離許都。董承對王子服:“郭汜當年有數百人，但曾擊敗李傕幾萬人，就看足下與我是否同心了!昔日呂不韋有子楚之後得以富貴，現在我和足下也是這樣。“王子服連忙推辭:“我驚恐而不敢當，而且兵力不足。“董承回答:“如果事情成功，就能得到曹操雄厚的兵力，還不滿足嗎?“王子服又問:“在京師有辦事的人嗎?“董承答道:“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都是我的心腹。“雙方定下密謀。
建安五年董承陰謀敗露，同謀者均被正法。
很多人把董承事件當作是漢獻帝與曹操關系惡化的一個标志，其實這種法并不對。呂思勉在《三國史話》中就對衣帶诏的真實性表示了懷疑。我們來看一看史書記載。《三國志·先主傳》:“獻帝舅車騎将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诏，當誅曹公。“很多人會誤解爲漢獻帝下密诏給董承，實則不然，因爲“辭“是宣稱的意思(《資治通鑒》改爲“稱受“，意思更明确)。這就是董承自己對外宣稱接受了漢獻帝的密诏，那麽董承自己的，可信嗎?所以《三國志》和《資治通鑒》對衣帶诏的真實性表示了懷疑。而袁宏的《後漢紀》直接表示否定，連衣帶诏這三個字都沒出現。範晔《後漢書》倒是持肯定态度。《後漢書·董卓傳》:“帝忌操專逼，乃密诏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後漢書》成書過晚，在史學價值上不能與《三國志》相比，比較抹黑曹操。董承是牛輔(董卓女婿)的餘孽，是西涼系軍閥，怎麽會是公忠體國的人呢?另外，在曹操迎奉天子初期，他與漢獻帝關系不錯，皇帝怎麽會讓董承殺曹操呢?這隻不過是曹操與董承的矛盾而已。
所以，衣帶诏事件這個非常著名的故事。在《三國演義》中的那般描述，對照曆史，我們明顯可以現董承案的幾個與演義不同的地方:
一，曆史上，董承未必是什麽公忠體國的人，和曹操之間的争端更多的屬于利益、政權分配不均造成的争鬥。而在演義裏，董承成了大忠臣。
二，曆史上，董承到底有沒有接受漢獻帝诏書，換一句話，漢獻帝是不是下了诏書，疑窦叢生。史書的記載是，董承自己皇帝有诏書給他。他自己的，可信嗎?可《三國演義》言辭鑿鑿。
三，曆史上，馬騰并沒有參與董承的密謀，恰恰相反，馬騰和曹操在這時是一條戰線上的盟友。馬騰也并不忠于漢室。關于馬騰的描述簡直胡扯。
四，劉備是在煮酒論英雄之後才參與陰謀。《三國演義》提前了，劉備是參與了陰謀後才被曹操請去。
還有一就是曆史上董承密謀敗露起因不明。但《三國演義》，董承家奴秦慶童與董承侍婢私通被現，遂懷恨在心，将實情報知曹操。
這一是比較關鍵的問題，如果需要靠着某個巧合才能夠識破董承的計劃，那也實在是太看不起曹老闆了。
這個事情無疑就明了一個道理，在外戚大權在握的時候，士人要和外戚去争鬥可就不是那麽容易的了。雖然宦官相對來也要經過一番争鬥才能做掉外戚，但關鍵是宦官時時刻刻跟在皇帝身邊，你總不能隔三差五的給皇帝換一批太監吧？
所以還是那句話，霍光的制度從客觀角度來看是很靠譜的，可是站在主觀角度，漢帝爲了盡快奪回權力，無疑不可能安安心心的等着士人過來效忠。
閑話上面這麽多，其實主要是鮑鴻心理思索的這些内容。霍光所的則是具體的某些實施方案。比如具體的針對宦官的限制，針對外戚的限制等等。
等兩人對話告一段落的時候，另一邊衆人的交流也已經結束了。對于那幾個勇士來，接受這些事情其實反而是比較容易的。
主要是杞梁等對晏子是處于高度信任中的，而穢滄溟雖然并不認識陳平，但是前面也過，三韓穢國和中原諸國是有着密切聯系的，不僅僅是韓國的信息能夠傳過去，東方大國齊國的信息自然也不是一無所知。
而陳平，雖然在張良、穢滄溟他們刺秦的時候并沒有出名，但是對于那個時代各種情況的了解也是非常的清楚的，雙方對照了一番見解，自然就能夠明白他們所的是真是假。
而衆軍師都是心思玲珑聰慧之輩，對症下藥，明他們關注的話題，自然很容易就獲得了他們的認可。
“鮑将軍，杞梁他們沒什麽要求，對于将軍這些時日一來的所作所爲也是非常佩服，願意投入将軍麾下效力！”晏子笑着道。
要知道晏子自己同意跟着鮑鴻也是有條件的，日後要是有齊國姜氏嫡系，不能阻止他前去投靠。而杞梁他們卻沒有這個要求，畢竟從他們的事迹就看得出來，兩人都是義氣深重之輩，對于齊國并沒有太絕對的認同感，既然鮑鴻的所作所爲符合他們的胃口，投入鮑鴻麾下也不是不能接受的。
至于穢滄溟，要求也很簡單，那就是要知道故鄉的情況。
《三國志》載後世夫餘、沃沮、高句麗等族的居住地都是古穢國的勢力範圍。
在西漢漢武帝征服衛氏朝鮮後，穢國所在地先後隸屬于臨屯郡、樂浪郡二郡，這裏的穢人也逐漸漢化了。
那麽起來的話，那地方就屬于幽州最邊境的地方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