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春秋戰國時期，對于國家的歸屬并不是非常強烈，哪國出身跑去别國效力的事情非常多。”系統笑道，“可以他們就相當于是研究院的科學家，而列國就是他們的試驗田。歸屬什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夠讓他們實驗自己的理論就行了。”
“這個我倒是知道，據稷下學宮就是那個所謂的‘研究院’。”鮑鴻笑道，“那群人在稷下學宮闡述理論，相互辯論撕逼。”
稷下學宮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百家争鳴就是以齊國稷下學宮爲中心的，官學爲黃老之學。它作爲當時百家學術争鳴的中心園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學術争鳴局面的形成。
在此期間，學術著作相繼問世。有《宋子》、《田子》、《蝸子》、《捷子》等，今巳亡怯。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馬法》、《周官》等書之編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參與。
當然，既然是争鳴，就不可能隻是純粹的交流，合作。辯論撕逼是無可避免的。尤其是一些辯題，可以是數千年來依舊難以分辨高低的話題。
最經典的就屬王霸之辯。
孟子以王道與霸道相對，認爲施行仁政，以德服人者爲王道。霸指霸道，即憑借武力假行仁義以征服别人的政治統治方法。霸道以武力壓服别人，不能使之心悅誠服。所以孟子提倡王道，堅決反對霸道。
荀子則有所不同，他雖然崇尚王道，但面對當時盛行霸道的現實和對齊文化的吸收，也談霸道。實際上他是主張在王霸井容的前提下，以王道爲本。
相對于正統的儒學孟子來，荀子則是承襲稷下道家的思想。荀子曾三出三進于稷下，曆時數十載，并曾三爲祭酒主持學宮的工作，形成爲有别于鄒魯儒學的學。稷下荀子遠離了孔孟的傳統而帶有濃厚的黃老色彩。正由于此，所以曆代儒者才那樣冷遇荀子，把他排除于儒家道統之外，甚至認爲荀子背離了孔孟儒學的真傳而走入異端他途，垢弊他本于黃老帝王之術，融會禮法，創立自己的新學派。
不過，即便是如此，荀子也隻是接受霸道的某些部分，根本崇尚的還是王道，以王道爲本。
相對來，他的弟子韓非則提倡霸王之道。甚至他們一脈也直接在秦國展開的實驗，揮出巨大的效用。
秦漢以後王霸并用。到宋代，王霸之辯更演爲社會曆史觀的争論。朱熹和陳亮進行了數年的争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以現在辯證的觀來看，任何事物都是相對的，甚至能夠相互轉換的，絕對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所以，純粹的仁德王道或是蠻力霸道都不是完美的選擇。沒有霸道力量的支持，宋襄公的仁德簡直就是笑話。而完全不施仁德，那正如孟子所，武力壓服别人，不能使之心悅誠服。終将會出現反彈的一天。
相對來，管仲學派與孟、荀的王霸論又有所異。管仲學派主張王霸并舉，是實行王道還是實行霸道，要針對具體情況而定，可見，管仲學派的王霸學更适合當時的時勢，更具有現實性。
王霸之辯屬于有心出将入相的大能們辯論的問題，距離很多學自更遠的話，那麽‘義利之辯’無疑就是每個人都能表看法的辯題了。
義利之辯是稷下學宮中百家争鳴的一個很普遍的辯題。孟子繼承了孔子“君子喻于義，人喻于利”的思想，把義和利絕對對立起來，認爲追求利必然損害義，爲了保拿義，要“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
和他唱對台戲的依舊是荀子。當然，荀子并不是與他持有想法的理論。就像王霸之一樣，孟子的道是極端追求，是對‘聖人’的要求，而荀子的看法則是對‘凡人’的要求。
荀子則沖破儒家義利觀的藩籬，在義利關系問題上的認識與社會現實聯系在一起。他認爲人們對利的追求具有合理性，是人的本性，就算是堯舜治世，百姓依舊有逐利之心。而就算是桀纣之時，也不能杜絕民之好義。
所以，隻要對利益的追求能保持一定的度，不放縱。不會因爲放縱逐利，而導緻社會的混亂。那麽就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至于更經典的，依舊是荀子和孟子撕逼的論題還有很多，像是大家都知道的‘善惡之辯’等等。
不過，善惡之辯倒不是僅僅荀子和孟子兩個人戰鬥，還有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論。
告子将人性比作水渠中的水，讓它向什麽方向流它就向什麽方向流。人性的善端，不是生而就有的，是靠後天的教育和社會環境的熏陶而形成的。
‘善惡之辯’前面提過，歸根究底并不是辯題的意義所在，而是他們借着這個辯題要表達的目的。
人性本善，所以每個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人性本惡，所以每個人都必須要接受教育，這樣才能糾正他們的本性惡念，引導他們向善。
性無善無不善也是一樣，就因爲他們出生是沒屬性的，所以好的引導才能帶來好的效果。
相對來，荀子、孟子因爲是極端的辯題，所以他們通過這個辯題出來的話就更有驚悚的服力了。
人性本善，要是不普及教育，導緻他們變壞了，那就是你們的過錯。所以，教育是需要普及的。
人性本惡，所以必須要教導他們向善。否則他們本性爆，那就壞了。所以，教育是有絕對的必要性的。
從這樣的明之中，不難現，荀子的開口人性本惡雖然驚悚，其實闡述道理之後，卻是能夠非常明确的表達出教育的必要性這個最終目的的。可以是非常容易就讓人接受他這個觀。(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