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就是這樣，隻要對方不換主将，其他都不可能破局。”李左車笑道，“至于如何布置，那兩位前輩雖然沒有記載什麽行軍表現，但是揣摩人心，布置策劃想來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李左車的自然是一旁的晏嬰和田乞了。兩人雖然剛剛複活，對很多事情都不了解，但是正如李左車所，前提條件都已經擺在面前了，隻要按照這個要求去布置就行了。
這就不需要太多的與時俱進的知識了，需要的就是人心算計，布局能力之類。這方面晏嬰和田乞是專家。
另外自然還有戲志才和荀攸配合。這兩人在能力上是足以勝任這個工作的，不過經驗上有所欠缺，雙方配合起來，倒是相得益彰，相輔相成。
當然，淩敬獲得植入記憶，倒是屬于兩全其美的類型。而且還有荀汪和司馬徽呢。荀汪相對來屬于刷名望的家夥，謀略上不是很高，不過正好能夠在中間潤滑雙方的配合。
他們幾個在制定策略，也不是一時半會能夠有結果的。鮑鴻還要先跑到前線去看看，借助系統的偵查功能，查探一下對面到底還有哪些人。
随着最後一波黃巾軍潰敗，後面樊崇是徹底收攏大軍，開始準備正面對陣了，一路上繼續前行也沒有遭遇到什麽黃巾軍。
大軍又行進了一日，卻是絲毫沒有遭遇黃巾軍。不過一路上還是遇到了不少的平民。
不得不，經過前朝名将的整頓之後，黃巾軍已經是改變了很多的，漢末諸侯王都知道治理國家，民衆才是基礎。甚至還有像前面所的魏王那種爲了版型犧牲的諸侯王。
而樊崇也是農民出身的義軍，他們規定簡單明了的紀律：“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他們也沒有繁文缛節，“以言辭爲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号令”。
所定官位、爵号也沿用西漢時期最低級的地方吏的名份，“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從事，次卒史。泛相稱曰巨人”。表現出農民起義的純樸而簡單的目的。
相對來，黃巾軍有着宗教性質的影響，在這方面的約束力要很多，所以造成的禍害其實要更大一些。當然這或許也是他們會被迅剿滅，沒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而且很明顯的。雖然被前面的黃巾亂軍禍害過，但是百姓對于大漢也實在沒太多的期待，隻能沒到失去民心的程度，卻也沒有多麽的得民心。
對于這個事情，鮑鴻也沒什麽好的辦法。畢竟這是在動亂地區，尤其是黃巾勢力還占據主導。鮑鴻也沒有什麽辦法安置百姓。
最多也就隻能一句，讓他們前往荊州避難。
起來，鮑鴻雖然影響力不夠，在鮑鴻和黃巾之間，百姓還真無所謂聽誰的。不過。有前段時間爲百姓做主對抗黃巾的義軍楊林等人，有在地方上豪強的許褚，再加上在豫州颍川等地名聲響徹的荀汪等人出面，大多數百姓還是比較信度的，願意南下荊州避難。
劉表那邊也是有了準備的，畢竟馬上就要開春播種了，要是百姓流離失所，導緻沒有人去開墾，種地的話，那對百姓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同樣的道理。黃巾起義才一年不到，上一季播種的時候，還是張角主持大局，壓根就不會利用政治掌控民心。隻會一些旁門左道蠱惑人心而已。
但是現在就不一樣了。各地的反王都不是省油的燈，大多數都是世家豪門出身的，做到諸侯王治理一方那隻是成爲大統天下的皇帝的存在，對于政治的運用可就不一樣了。
别的不，直接來個分田到戶，分分鍾民心所向好不好？這種事情。那些農民出身的義軍還真會這麽做。尤其是秦末、兩漢時期的義軍，他們可不像黃巾屬于失敗者，陳勝被官方剿滅不，樊崇他們可是滅掉了官方大量的兵力，甚至攻破都城的家夥，對于這方面的鬥争是有着很多的經驗的。很多策略方針更是得到證實的，嘗過甜頭自然會繼續運用，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等到開春，各地反王開始收買人心，治理天下的時候，那才是真正斷送大漢國運的關鍵。
實在的，早期不管是怎麽安撫也好，治理也罷，終究隻是紙上談兵而已。或許放糧之類的事情會受到效果，問題是舍得放糧的恐怕并不多。
但是到了開耕的時候，那可就完全不一樣了。先從根本上來，屯田制度還沒提出，漢朝的制度大多數還是沿用的秦朝的軍工制度。
秦統一後軍功爵展成爲一套完備的二十級爵制。凡有爵者，均可據其爵位高低獲得相應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秦政府重視軍功爵制的貫徹落實，“從上到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評議、頒賜軍功爵的機構，并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在中央有太尉、主爵中尉主管軍功爵的工作；在各級軍隊中，建立了勞、論、賜一套評功賜爵的程序；在地方有縣丞、縣尉頒賜得爵者應得的食邑、土地和其他獎賞”。“
雖然文景以後，由于大規模戰争的結束，軍功爵制失去了原來獎勵軍功的作用，漢朝政府不僅濫賜民爵，而且還将軍功爵賜給不與戰事的後宮嫔妃，還大量賣爵。不僅政府出賣爵位，貧困百姓也可自賣自爵。到西漢末年，軍功爵制遂走向衰亡。
東漢豪強地主勢力膨脹，察舉、征辟制的推行和募兵制的興起，使軍功爵完全失去了獲得官位和減免賦役的作用，人們得爵不喜，奪爵不懼。
但這也隻是對于爵位的看法，在分工上面來，士兵終究是靠戰功，而不會徹底放下訓練去種田。
所以，哥哥藩王軍閥其實也是需要有人去耕種治下的田地的。
既然如此，讓百姓去種田豈不是兩全其美？這種好事，他們豈能不做？(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