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疑惑的時候，粱連兵就跑到我面前來報告道：“營長，是好事，咱們辦的那個公司已經走上正軌了，之前戰士們借出去的錢現在都還回來了，不隻還回來了還多出了一倍有餘，據說這還叫什麽……分紅！”
“去去去，你懂什麽！”趙敬平有些不耐煩的朝粱連兵揮了揮手将其打發了，轉身給我遞上一份文件說道：“營長，這是楊廠長給我們送來的，說是什麽……去年的帳目和分紅，這玩意我也看不懂，來了好幾天了，咱們之前在打仗，所以就一直在營部放着！”
“哦！”我随手接過那份文件看了看，一大堆的什麽“庫存商品”、“應收帳款”之類的數據，我一看也頭疼了，雖然我是個現代人，可是對這些會計之類的東西也是一竅不通啊！
不過看到這我倒是放心了些，這至少說明這個楊先進還是比較嚴謹正規的，要知道在這時代就會知道用會計知識來做帳的企業可并不多，大多還是停留在記流水帳也就是發生一件什麽事就記一筆的層面上。
“公司經營狀況怎麽樣？”我問。
其實我不知道的是，在問這句話的同時也就暴露了我看不懂手裏的這些東西，盈虧狀況都在裏頭記得一清二楚呢！
“具體我也不是很清楚！”趙敬平回答：“不過虧不了，戰士們手裏都拿着雙倍還多的錢呢，而且據說每年都有。這會兒有些戰士就在喊冤了，早知道這些錢能生錢，而且還每年都有，那當初就要多借點給公司！”
“嗯！”我點了點頭。這麽看來的确是虧不了了。
我所不知道的是，如果我能看懂手中的帳目的話包準吓一跳，這時的先進公司每個月都會有五、六萬的盈利了。别看這五、六萬對于現代的公司來說算不上什麽，可是對于這萬元戶還是鳳毛麟角的時代那已經是個天文數字了。
這就是走在時代的前頭的好處。尤其在商業上就更是如此。要知道我這個“批發公司”的設想要比曆史上早了好幾年，再加上有楊先進這麽個善于經營的人把這設想變成現實。于是公司就在很短的時間裏做大、做強了。
“給我接楊廠長！”我說。
我覺得這時候還是有必要跟楊廠長交流一下。
“是！”趙敬平應了聲很快就跑回了營部。
等我走到營部的時候趙敬平就已經拿着話筒等着我了。
“楊廠長！”我說：“公司發展得還順利吧！”
“呃……”話筒那邊的楊先進一陣錯愕，他愣了下後就回答道：“當然，一切順利！”
“順利就好！”事實上我關心的并不是公司能賺多少錢，也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原本對我相當有誘惑力财富現在對我都失去了吸引力。
後來想起來，我覺得這也許是在戰場上朝不保夕的日子過多了吧……如果一個人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那麽金錢對他來講實在也沒有什麽意義。尤其是我這個本就不屬于這時代的人，說不準哪天又回到現代了，那就算擁有再多的财富到頭來還不是一場空？！
所以我這時關心的僅僅隻是公司發展是否順利，戰士們退伍後生活能否有保障，他們的家人會不會因爲戰士的傷亡而承受過大的負擔等等。
“是這樣的！”我說：“從現在開始你要放緩公司發展的速度。盡量低調行事，與群衆打好關系，另外……一定要嚴格按照國家政策補足所有稅款！明白嗎？”
“明白！”楊廠長是個聰明人，一聽我這口氣當然就知道是怎麽一回事了。于是想也不想就回答道：“營長你放心，我是過來人，從一開始我們這個公司就是按照國家政策走的！”
“嗯，那就好！”我也不适合再跟楊廠長多說什麽了，于是就挂上了電話。
其實我這麽交待楊廠長也是有道理的，曆史上的這場打擊經濟犯罪的運動從總的方向來說是好的，其原因是中國到現在爲止進入改革開放已經有四個年頭了，在這四年裏中國雖然還是一窮二白，但綜合國力已有顯著的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就像戰士們回家探親時的所見所聞一樣，到處都是發了财的個體戶、暴發戶。
但也正是因爲這樣經濟領域中秩序混亂的現像也就凸顯了出來。
其實說實話這也不能說這些問題完全是改革開放帶來的負面作用，而應該說有許多問題是十年時遺留下來的，隻不過到了經濟發展的時候才暴發出來而已。
比如地方上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的問題，比如嚴重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問題，再比如社會上大量的“走後門”現像等等。
這些情況一直都是存在的，隻不過并沒有像這段時期這麽嚴重。
至于爲什麽這段時期這些問題會特别嚴重吧，這原因就是多方面的。
不過這多方面的原因歸根結底卻大多都跟戰争有關，戰争給社會帶來的動蕩和影響是無法想像的，雖然我國是個大國完全有能力承受這場邊境地帶的戰争，但戰争帶來的負面影響還是無法避免。
這其中應該還要算上北面蘇聯方面的壓力，這樣一來許多人就會有一種心理，明天的世界還不知道是怎麽樣的呢……今朝有酒今朝醉，于是就選擇铤而走險。
再比如因爲打了這一仗，全國人民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中越邊境，于是包括政府在内對國内官員的管理就明顯松馳了，于是一些極其不負責任的重大事件就發生了。
又因爲戰争爲了提高軍隊的整體素質而進行軍隊改革，于是有大量的兵員被裁或是退伍，這直接導緻社會上有大量的找不到工作而希望找到工作的人，于是“走後門”的現像不可避免的就會盛極一時。
當然，這其中也有些原因與戰争沒有直接關系的，比如這時正是知青返城的時代。
說起這知青的返城，則是從78年底知青開始請願79年初通過并陸續開始返城的，要知道這時知青下鄉的政策已經執行了二十幾年，總共有一千八百多萬的知青，就在這短短的幾年内全湧進城裏，然後十分碰巧的軍隊又開始裁員，于是這城裏的無業遊民就達到了空前的數量。
國家穩定這種事說起來其實也簡單，如果每個百姓安居樂業都能吃得飽穿得暖，那做奸犯科的事自然就少。但是如果社會上有大量的找不到工作餓肚子的人，那各種社會問題就會暴發出來了，比如黑社會、悍匪、走私、投機、詐騙等等，這時的中國就處在這個時期，而且還大有俞演俞烈的勢頭。
也正是因爲這樣上級才會針對經濟犯罪展開一次全國範圍的打擊活動。當然，這僅僅隻是開始，因爲緊接着到83年也就是明年就會展開第一次“嚴打”了。
這些政策從大的方向上當然是好的，但問題是中國太大了，再加上公安部門的素質在這時還有待提高，他們中許多人還保留着十年時的作風，查案并不是嚴謹的講究證據而是“想當然”，于是自然就會出現許多錯案和冤案。
比如在這打擊經濟犯罪的過程中就曾經出現過這樣的事：工作組經過一戶蓋着三層的小洋樓，就會想這人不搞資本主義能蓋得起這樣的小洋樓？！沒說的，查！在這樓房裏什麽也搜不到隻搜到幾捆廢棄的電機線圈，于是就坐實了“生産僞劣線圈牟取暴利”的罪名。（注：該事件爲溫州線圈大王事件，85年平反。）
這也正是我交待楊廠長要“低調行事，并且搞好群衆關系，以及嚴格按照國家政策補足稅款”的原因。
至于爲什麽不交待“與當地政府及公安部門搞好關系”吧……要知道這打擊經濟犯罪的其中一項就是打擊官僚主義作風及“走後門”、“走關系”，在這個時候去“搞關系”，那不是嫌命長了？！
楊廠長是個聰明人，我相信他不用我明說也知道由我這樣一個人說出來的話，那一定是有什麽事情要發生了。
讓我沒想到的是，就在我挂上電話不久，電話鈴聲又想了。
我接起來一聽竟然就是剛剛挂上電話的楊先進……
“是這樣的！”楊先進說：“剛才我回答公司發展一切順利，其實并不順利，隻不過我以爲我可以解決，所以就沒打算告訴營長。但是……在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低調行事的話隻怕就沒法解決了，所以我考慮再三，決定還是向營長彙報下！”
應該說楊廠長的考慮是對的，在這非常時期下當然要事事小心。
隻是能讓楊先進這麽爲難，而且還是在先進公司已經步入正軌的時候，隻怕并不是件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