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麗的錯誤
提到端午節的來曆，首先想到的，當然是屈原，“於是懷石遂自汨羅以死”，而銘此千古精魂。
但，這也不過是最爲人熟知的一種說法而已，如果認真緝考的話，至少還有兩種影響力比較大的地方性傳說。
一是伍子胥說，當年，他瀕死苦谏，卻隻是進一步将那剛愎自用的夫差大王激怒，竟連“入土爲安”的機會也不與他，棄屍于江，那一天正是五月五日，而之後，吳地百姓感其遺德，常于此日祭祀懷念，而有斯節。
一是曹娥說，這位生存于東漢年間的紹興地方，名列“後二十四孝”的女子，父親落到江裏淹死了，不見屍體，當時的曹娥僅十四歲，沿江号哭十餘天，終于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後與父屍俱出，就此傳爲神話，還驚動了當時尚未成名的大文人邯鄲淳（就是寫《笑林》的那位），作了一篇诔辭頌揚，之後事迹相傳，也成爲地方上的名人，而當地上也就開始在每年的五月五日進行祭祀，漸漸成禮。
另外，也還有起于介子推或者越勾踐的說法，但實在已衰微到了連傳說都翻揀不出來的地步，也就不在這裏贅述了。
三種說法目前都還有在流傳，時而還會有些無聊文人跳出來交戰一番，多數也隻是想爲自己的家鄉争取“端午起源”這一光榮以及相關的經濟利益而已，當然，這種事情，本就是信者桓信，誰也不可能說服誰的。
但是…說實話，這三種說法，實在都不大站得住腳的，特别是第三種說法，根本就是在肆無忌憚的篡改原始史料…當然，這一條後面再說。
三起傳說中，唯一的共同點，也是最有意思的一個地方，就是時間，傳說中，三人皆是在五月五日赴江而亡，之後，地方上的人便在這個日子設禮祭祀…但，也未免太巧了罷？
認真翻一下最早的記錄好了，太史公都告訴我們了些什麽呢？
三闾大夫，沒有日期，可供參考的隻有一句“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但這頂多能夠證明他的死期是在四月或再後面，說明不了更多。
至于伍子胥，就更加簡單，“乃取子胥屍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而從兩漢時期的各種史記集解裏，我們更是隻能看到地點和祭祀方式的考證，完全沒有關于日期的記錄。
至于曹娥，倒是說的比較清楚：據後漢書列女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于縣江溯濤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爲立碑焉。”
這就是說，五月五日是曹娥父親的忌日，曹娥跳江應該是在五月二十二日，所以，至少在當時，絕不可能在五月五紀念她。（順便說一句，我零四年路過紹興，還專門查過當地關于曹娥的紀念文字，果然是“曹娥，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孝女，于五月五日投江，端午節的習俗就是因此而起…”說實話，當時的感覺真是無力。）
那麽，是誰考定了這個日子呢？在現在還能找到的古籍裏面繼續翻揀好了，西漢、東漢，魏晉…沒有，都沒有，直到了南朝，我們才會發現一本叫做《荊楚歲時記》的書，在五月條下，有着這樣的記述。
“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并命舟楫戈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凫，一自以爲水軍，一自以爲水馬。州将及士人悉臨水而觀之。邯鄲淳《曹娥碑》雲：‘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平也。《越地傳》雲起于越王勾踐，不可詳矣。”
（順便說一下，所謂曹娥碑，就是當年蔡邕寫“黃絹幼婦，外孫齑臼”，最後間接害死楊修的那塊碑，不過，這塊碑早在東漢年間就找不到了，雖然後來有很多據說什麽書聖親寫本、蔡卞大字本之類的版本，但其後面，卻居然還堂而皇之的帶着什麽“三百年後，碑冢當堕江中；當堕不堕，逢王匡之”的“蔡邕預言”，這個，再考慮到咱們中國文人亂造古籍以爲已用的悠久曆史…這一條，我一直都是“僅供參考，不予采信”。）
看到歲時記的記錄，還是讓人很高興的，一段文字裏就把三大傳說都坐實了，真是高效，可再仔細看一看，卻又有點不對。
“俗爲屈原投泊羅日”，一個“俗”字，用得皮裏陽秋，也證明了作者自己也沒什麽底氣落實這一點，僅僅是将這件“每個人都這麽說”的事情記錄下來而已。
至于“迎伍君逆濤而上”…嗯，再對照一下範晔的文字“漢安二年五月五日，于縣江溯濤婆娑迎神”，很明顯隻是一次宗教活動，要硬說這個神就是伍子胥吧，第一找不到過硬的證據，第二伍子胥對越地似乎也根本談不上有什麽“遺愛”，感情上大概他自己也不至于願意跑去保佑勾踐的後人。所以，伍君雲雲，隻能算是文學家的羅曼蒂克情緒發作而已，其在考證上的價值，最多隻能算作東漢年間有這種傳說的一個旁證。
那麽，爲什麽，從史書來看更可能發生在“四月”的屈原身死事件，以及似乎根本沒法确定日期的伍子胥身死事件，會在數百年後，被民間輿論高度一緻的鎖定在了五月五日上呢？
…這裏，請允許我扯開話頭，講講另外兩個故事。一個關于嶽飛，另一個關于史可法。
今天的安徽省池州市境内，有一個“齊山風景區”，上面，有一座翠微亭，那是晚唐杜牧爲官此地時，依李白“開簾當翠微”詩意而建，但今天，大家知道這兒，卻更多是因爲嶽飛。
紹興元年，嶽飛北上抗金，途經齊山，爲當地名流所邀，共遊翠微，嶽武穆當時登山遠眺，眼見長江如練，田園若畫，追念王導臨江解衆之意，深覺胡虜據北，時不我待，手援一首七絕，便是：“征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不足，馬蹄催趕月明歸。”
據史所載，嶽飛賦詩之後，仰盡三杯、便當即打馬下山,連夜北赴、而這首>，當時便有人刻碑流傳，雖爲着後來“莫須有”之事，畏罪毀去，但古來公道自在人心，嶽飛精忠報國，卻慘受荼毒如此，天下豪傑無不切齒。而池州一帶百姓，更會在每年嶽飛忌日前後，組織所謂“齊山廟會”，面子上說是敬天地神靈,實在卻是追念嶽飛，從宋人筆記來看，當時頗有些明白就裏的地方官，卻沒一個敢冒這天下之大不韪，來犯衆怒。甚至，就連在任官員中也常常有人會微服于會，做些祭告文章。
另一個。
史可法苦守揚州，終于力竭身死，恨極了他的滿清人，當然不會設廟祭他，雖然還算是留下了“史閣部墓”，但也不會允許百姓祭他，而…自那以後，揚州民間便興起了祭祀“九紋龍史進”之風，便連娼乞樂戶也都有設，當每逢初一十五，全城上下都在認真叨念“史公”的時候，相信，沒有一個漢人會真得以爲這些香火是爲了北宋年間的那個強盜頭子而設。
故事講完了，但是，仍然不想立刻回到正題，再扯一下，扯一扯關于什麽是五月五。
…事實上，五月初五祭河神，作舟船之戲，辟邪求福，根本就是中國上古時期百姓的固有習俗，其資格之老，遠遠超過了屈子投江的年份，更不要說什麽伍子胥或曹娥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漢明還沒有夢佛的時候，在五胡還沒有亂華的時候，在阿骨打、鐵木真以及努爾哈赤都還隻是遙遠未來的時侯，中國有五個最重要的節日。
正月初一，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
正月初一，是三元之日，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天，四季的第一天，十二個月的第一天，直到現在，也還是很重要的日子。
三月初三，是上巳之日，這一天，百姓都要到江河之濱,由巫觋舉行消災祛病，洗滌垢穢的儀式。而後來，特别是晉室南渡後，與那些世家子弟們相結合，漸漸演變爲踏青的日子，每年此時，有條件的人都會出城，臨風吟誦，瀕水飲宴，叫作“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不過，今天，這個節日已基本上消逝了。
七月初七，是乞巧之日，傳說中牛郎織女相會的日子，算是少數專爲女子而設的節日之一，本來也瀕臨絕滅，但近年來，被商家們包裝成“中國情人節”而大力鼓吹，它似乎又有複活的兆頭。
九月初九，今天叫重陽，是敬老的日子，但在那時，它卻與孝道絕無幹系，也是一個類似三月三的日子，起源是要離家避禍，而後來的形式，通常都是舉家籍野，去飲宴遊樂。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點，上古之世，生産力極爲低下，那時的百姓決沒有足夠好的興緻來定節遊樂，在那時，每個節日都是比生産更爲重要的事情，也是因此，才會讓那些刀耕火種的先民們放下手中的工作，懷着敬懼期待之心，來認真的過這些節日。
五個古節，實際便是五個爲我們祖先所深信的“兇日”，相信這一天需要對鬼怪神靈等不可知的存在緻以供奉，相信這樣便能換來之後幾個月的平安…嚴格來說，這每一個所謂“節日”，在當時，都是會讓我們的祖先從日出就擔心和辛苦到日落的折磨。
而認真說起來，五月五，便是這五個日子中最爲兇厲的一天。
在傳統的習俗中，五月直接就被稱作惡月，多禁。不能曬被子，不能蓋屋，特别是最後一條，甚至還有着專門的禁令，是在秦始統一天下後所制，曆漢魏而不改，可說是有着頑強的生命力。
五月是兇月，五月五則是兇月裏的兇日，這一天，百姓一般都應該離家赴郊，要喝雄黃酒，并在小孩的臉上用酒畫出特定符号，要用艾草挂在門上，阻攘毒氣，要用五色的絲縧系在手上，以辟刀兵。而在這一天，更要祭祀江河龍神，求取那不可知的佑護。傳說中，這一天出生的小孩，女的會害到母親，男的會反噬父親。
（順便說一下，當年的宋高宗趙構就是五月五出生，所以從一生出來就被抱到宮外撫養，不許回宮…嗯，從最後的曆史來看，真是丢的再對也不過，而且簡直就不該再接回來。）
總之，在這一天，任何大規模的紀念、祭祀、祈福等等的活動，都是理直氣壯，是任何人也無話可說的。也正是這一點，導緻了屈原忌日被最終鎖定在這個日子上。而同時，這又極大的提升了這個日子的存在感和意義，并使其最終能夠脫穎而出，經住了數千年的時光沖刷和無數次的文化浩劫，蜿蜒至今。
回視過去，讓我們靜下心來，好好的想一想，想一想當年…
屈原，他是潔然獨立在那溷濁未世中的寂寞蘭蕙：忠直有能，報國無門，終于含恨辭世，更留下了在有心人看來就等同詛咒的預言。（《懷沙》裏面說：“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實在是很不吉祥。），在這種情況下，指望頃襄王或是子蘭這些人去組織對他的紀念，那實在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情。就連“容忍”，他們也絕不會做。
但，朝廷無情，百姓卻不能無義，懷着恻愐之心，他們開始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用着那固執而迷信的心情，希望能夠爲這位在他們已相信是必定成神的巨人，供奉一點點的祭物。
但這就很危險，直面朝廷的憤怒，在那時代中就可能會使人失去一切，所以，感情與理智的長期搏奕之後，終于開始有聰明人想到了更好的辦法。
…也就是，在後世，被同樣懷着追念之心的百姓們用在了嶽鄂王和史閣部身上的辦法。
借用了所有人都無話可說的日子，祭祀之禮開始能夠公開舉行，就象“齊山廟會”和“九紋龍史進”一樣，盛大而理直氣壯的動作下面，是無奈卻又真誠的懷念之心。
到後來，時過境遷，已不再需要這樣的僞飾，但時光澆積，卻已将這日子深深烙入人心，基本上可算是“沒有文化”的百姓們，更很難真正搞清楚在最開始，那個真正的“忌日”到底是什麽時候，口口相傳，他們認定那就是“正日子”，這樣子年複一年下來，到最後，在鄉野間悄悄流傳的涓滴細流，更彙成了強力的江河，倒卷回廟堂之上，開始滌洗着文士們的記憶。
“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在我心中，這地方便有如國風，有如那些最早必定是粗野而又直爽的文字，在默默流傳了不知多久之後，終于來到史館之前，迫使着文士們将其記下、認可、和傳承，盡管出于學術上的執着，他們仍用一個“俗”字來标記出這一點的可疑，但這已沒用。事實是，五月五日，三闾忌日，這已成爲幾千年來全體中國人的共同記憶，成爲我們一起承繼并傳承着的文化血脈，它已深深烙印在全體炎黃子孫的心中，與之相比，一個“俗爲”，根本就是沒有任何人會在乎的記錄。
同樣的理由，也可以用來解釋關于伍子胥的傳說，類似的背景，類似的功績，類似的遭遇…所以，也就得到了類似的待遇：盡管被深深的懷念着，但也隻有在每年的重五，這位曾見證吳國達到巅峰的不幸巨人才能在傳統習俗的掩護下享受一點點公開的祭品及懷念。
至于曹娥…那隻是一個偶然，但在她父親的職業，卻又是一種必然：五月五日，溯濤婆娑迎神，那本來就是身爲神巫之人的職責，當每年的這一天都會有無數的神巫在江河上完成各種儀式時，其中的一者落水，根本就是年年都會發生的必然事件。
所以說，五月五日，那并非屈子的忌日，若要嚴格緝考着那些最古老的規則，選在這一天将他供奉，便隻是一個錯誤。
錯誤…但，又有何關系？那是美麗的錯誤，是值得我們深念的錯誤。那更是一個幸運，是五月五日這節日的幸運，那也是一個光榮，是我們中華文化不斷傳承着的光榮。
杭州嶽廟有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青山有幸，得托武穆，從此無人敢于傷伐。白鐵何辜，鑄形秦萬，自茲累世受盡涕唾。
類似的事情，我們還可以看到很多，懷周而護棠，愛屋而及烏…嚴格來說，這也算是一種“雞犬升天”，但，那卻能讓人無比感動。
回看那些最古老的節日罷：三三上巳，如今已幾乎沒人記得，七七乞巧，連陽曆二月十四五十分之一的影響也比不上，九九重陽…它也隻是因爲改造了自己，因爲成功的和孝道挂上了鈎，才能夠仍然做爲被國家承認的古老節日而延承下來。
…到最後，反而是五月五，這惡月裏的惡日，這一年中最爲兇煞的幾天之一，反而成了人們最爲熟悉和親切的日子，成爲了有種種節日活動相伴随的美麗日子，更将許多原本與其無關的習俗也都吸納進來。
（事實上，稍爲考證一下便能發現，上古時食粽有兩個時間，一是寒食，一是夏至，與五月五根本沒有關系。而且，從美食的角度來說，那也絕不合拍，用雄黃酒送粽子下肚…我可以保證，那種難吃的程度，你絕不會想再嘗一次。）
五月初五，端午節。
有時候，因爲一個人，一個名字的存在，可以爲整個地方或整個空間添加上巨大的價值，端午節，實在便是這樣。本來是避禍禮神的原始迷信，卻因爲有幸與屈原相結合，得以千載流傳，更将影響力都擴展至海外。
最初的日子裏，是端午爲屈原提供了保護，使他可以較爲安靜的享受着人們的懷念與祭祀，但，在絕大多數的日子裏，卻是屈原保護了端午，是他那超越了時空的高尚人格與巨大影響力，使這個日子得以同他一起不朽，一代又一代的向下承傳。而如果不是這樣，也許，今天，早已沒人還記得上古時有過這樣一個節日。
五月初五，食粽競舟…而那同時，我們更不能忘記曆史，不能忘記那在兩千多年前發生過的事情，不能忘記那一份對國家的忠誠與執着，不能忘記那一份拳拳念念的執着心意…光陰百劫千轉，斯人逝去已久，但，我們卻應該永遠記住那一切，記住一個人應該和可以怎樣去忠誠，記住一個人應該和可以怎樣去奉獻，記住一個人應該和可以怎樣去執着。
請記住：屈原之死，乃是赴國之憂，他不是爲自己的權位富貴而恸，否則他随時都可回頭，他爲原則而戰，因原則而敗，最後則爲原則殉身，直到最後一刻，他所關懷的，仍還是楚國的命運。
請記住，連太史公也曾經疑惑過：“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請記住，他終于爲自己找到答案：一個真正熱愛自己國家的人，他隻能夠“同死生，輕去就。”，再沒有其它可以選擇。
記住…我們才能正确的面對，才能繼續的走下去，走向未來。
…請記住，當又一個端午即将來到的時候，請記住。
孔璋字于西元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