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像一個巫師而不是儒生。
在他的時代，儒學被巫術化，巫術被政治化，
塗上了神學色彩的三綱五常
則成爲中華帝國的核心價值觀。
三綱五常
漢章帝建初四年（79），也就是耶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半個世紀後，中國人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由于它是在白虎觀召開的，所以史稱“白虎觀會議”。
這時，正如君士坦丁之遷都拜占庭，漢帝國的首都也不再是長安，而是洛陽。經曆了王莽之亂的王朝，則像西周變成東周一樣，由西漢變成了東漢。
白虎觀就在洛陽的帝宮之中。
洛陽是個好地方。在周人眼裏，它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天下之中）。所以周公要在故都宗周之外，再建成周洛陽。現在，帝國定都于此，應能長治久安。
問題是，這一目标怎樣才能實現？
要有思想。
的确，統一的帝國需要統一的思想。有此思想，才有共同的價值體系和行爲準則，帝國也才能在廣闊的地域範圍内維持統治。爲此，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獨尊儒術。
然而，正如羅馬基督教内部争執不休，漢代的儒家也分裂爲今文和古文兩派。儒生們希望由皇帝出面聖斷獨裁形成定論，就像羅馬教會要請君士坦丁出面召開尼西亞公會議，讨論基督和上帝的關系問題。
羅馬和中國，是一樣的江湖。
皇帝也都是江湖老大。
白虎觀會議便因此而召開，會議的結論則無關我們的痛癢。有關系的是會議紀要《白虎通》明确了一個重要概念，叫三綱。這個概念後來跟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合并在一起，成爲中華帝國的思想統治根基：三綱五常。[1]
這才是一件大事。
要了解此事的重大意義，還得再看羅馬。
羅馬的滅亡讓人不解。他們有當時最不壞的政體：共和；最不壞的制度：法治；最可貴的精神：寬容。有此三條，便足以巍然屹立，爲什麽會亡呢？爲什麽他們在感到危機的時候，要乞靈于基督教呢？
換句話說，羅馬文明缺了什麽？
核心價值觀。
那麽，寬容不是嗎？
不是。價值是需要追求也可以追求的，寬容卻與追求無關。你寬容，就寬容；不寬容，就不寬容。它其實是一種态度、精神、境界，但不是價值，也不靠追求。
自由呢？自由不是價值嗎？
當然是。
可惜，羅馬人雖然追求自由，也崇尚自由，卻沒有把它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他們的旗幟上是鷹，君士坦丁之後則是十字架。那可不是自由的象征。
法治與共和也不是價值，而是實現某種價值的方式和手段。問題是，羅馬人似乎并未意識到這兩種方式背後的價值，他們多半是以一種實用和功利主義的态度，把法治與共和當作純粹技術性手段來看待的。
也就是說，羅馬人有當時最不壞的制度，卻沒有支撐制度的核心價值觀。這就隻能成功于一時，不能成功于一世。等他們意識到這點時，可選擇的隻剩下基督教。
基督教當然也不錯，因爲有信仰。信仰的背後，則是核心價值觀。也就是說，信仰也隻是手段和載體，核心價值才是關鍵。它是如此的至關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須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義，以神谕的方式說出來。
這就是信仰的秘密。
或者說，信仰的目的，在終極之問和終極關懷。它的現實意義，則在承載核心價值觀。這是世界上大多數民族都有信仰或類似信仰的原因。隻不過，靠公權力樹立起權威的早期基督教，并不完全符合羅馬國情。
結果，羅馬死了，基督教卻在她身上成長起來。
那麽，中華帝國呢？
中華帝國也是沒有信仰的，卻隻有改朝換代和治亂循環，沒有長時間分裂和制度性崩潰，這又是爲什麽？
因爲雖無信仰，卻有理念。
這就是三綱五常。
三綱就是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則是仁義禮智信，合起來叫綱常，也叫綱常倫理。而且，自從宋代的朱熹将三綱與五常聯用，朝野賢愚便都耳熟能詳并奉爲圭臬，維系着王朝和社會的安定團結。
其實，綱與常是兩回事。
什麽是綱？綱就是提網的總繩。總繩一提，網眼就張開了，這就叫“綱舉目張”。君臣、父子、夫婦的關系既然是三綱，那麽五常就是目，也叫德目。
也就是說，三綱是抓總的，五常是管用的。
管用很重要。一種理念如不管用，那就無法推行。五常卻放之四海皆可用。比如仁，在君臣就是君仁臣忠，在父子就是父慈子孝，在夫妻就是夫和妻柔，在兄弟就是兄友弟恭，在朋友就是與人爲善，統統管用。
義、禮、智、信，也一樣。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五種最重要的人際關系，儒家稱爲五倫。五常既然能夠普遍地适用于五倫，當然是倫常。
倫常這個概念，也很有意思。
什麽是倫？倫就是秩序和類别。所以，人倫，就是人類社會的秩序和類别；倫理，就是區分類别并規範秩序的規定；倫常，則是倫理道德可執行可操作的指導思想和行爲準則。
顯然，這裏面有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是簡易而樸素的，否則不可操作；第二，必須是恒定不變的，否則無所适從；第三，必須是正确或被說成是正确的，否則沒有資格充當倫理道德的規範者。
五常恰恰就符合這三個條件。
我們知道，常，有永久的意思（恒常），也有普通的意思（尋常）。永久就正确而恒定，尋常就簡易而樸素，當然管用，也當然可以稱之爲倫常。
那麽，五常又爲什麽具有這些品質？
儒家說，因爲它們源于人性。
實際上，董仲舒的五常來自孟子的四端。端，就是道德觀念的發源地。孟子認爲，它就在人心之中。因爲仁就是恻隐之心，義就是羞惡之心，禮就是恭敬之心，智就是是非之心。這可是“人皆有之”的，因此是共同人性。由此推演出來的仁義禮智，就是共同價值。[2]
仁義禮智，是價值嗎？
是，因爲可以追求也值得追求。追求仁就叫成仁，追求義就叫取義。而且，由于它們是最高價值，還值得爲之獻出生命。比方說，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那麽三綱呢？也來自共同人性嗎？
對不起，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可沒有半點兒人性依據。然而對于帝國，三綱卻比五常更重要。隻有确立了三綱，帝國的統治才會堅如磐石。
這個使命落到了董仲舒的身上，因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就是他提出來的。如果不能給出滿意的答案，則奈皇上何，奈儒家何，奈天下蒼生何！
董仲舒該怎麽辦？
天人合一
人性中找不到的，就隻能去向天要。
董仲舒是在漢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向年輕的天子呈交答案的。不過君臣二人似乎是書信來往。漢武帝下诏詢問治國之道，董仲舒則上書提出對策。漢武帝三問，董仲舒三答，開篇就說天人關系，史稱“天人三策”。[3]
五常，就在這裏提了出來。
三綱的概念，則見于《春秋繁露》一書。這是董仲舒的代表作。據說，爲了撰寫這部巨著，他在書房的窗戶上挂了帷幕，三年都不往園子裏看上一眼。
那麽，董仲舒又如何證明三綱五常？
天人合一。
這倒是耳熟能詳的說法，卻實在需要解釋。
漢語中的天，英語或者翻譯爲Heaven（上蒼），或者翻譯爲Nature（自然）。實際上在董仲舒這裏，兩種意思都有，因此應該是Nature加Heaven。
爲什麽這樣說？
因爲它有三大特征。
首先，天是終極創造者和最高主宰者。它創造了世間一切事物，也決定着人的命運。比方說，誰當天子，誰坐天下，要不要改朝換代，等等。授予治權就叫天命，更換王朝則叫革命。所有的王朝，都不過奉天承運而已。[4]
誕育萬物并當家做主的，是天。
但，天又不是上帝或安拉那樣無形的神。它甚至就是自然界，是由物質、能量和信息按照一定規律和規則結構而成的。物質有金木水火土，規律則是陰陽五行，因此天不是信仰的對象，反倒可以研究和琢磨。
什麽是陰陽五行？
陰陽主要是《周易》的概念。按照這種觀點，世界或宇宙的構成、運動和變化，總規律就是陰陽的關系。任何事物和事件都有陰陽兩面，它們相反相成，對立統一，孤陰不生，獨陽不長，而且陰會變成陽，陽會變成陰。
顯然，這是哲學，不是信仰，就像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把世界的本質歸結爲“數與數的和諧”。
五行也一樣。它首先是五種物質或自然現象，同時又是兩種關系，即相生相克。相生就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則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這豈非規律？[5]
有物質，有規律，可認識，豈非自然界？
然而這個自然界卻有意志，有感情。春就是喜，夏就是樂，秋就是怒，冬就是哀。天命和革命，則體現了天的意志。天甚至還有道德，比如天道行健或厚德載物。[6]
既是自然界，又是有情人，還是主宰者，這就是天的三大特征。而且，這也是當時中國人的共識。
這樣一種存在，不要說西方人，就連現代中國人恐怕也很難理解。明明就是創世主，卻又不是創世神；明明就是自然界，卻又有喜怒哀樂，你說是什麽？
也隻能叫老天爺。
是的，一個好心腸又愛發脾氣的老爺子，卻絕非玉皇大帝或觀音菩薩那樣的人格神。他可能跟上帝或安拉一樣也是無形的，卻又有着堅強的意志和豐富的感情。
這樣的天，其實就是人。
唯其如此，董仲舒才說“天人一也”。[7]
在董仲舒看來，天與人是同構的。比方說，天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三百六十六小節；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大節；天有五行，人有五髒；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明暗晝夜，人有睜眼閉眼；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樂；天有陰陽剛柔，人有君臣男女——豈非同構？[8]
同構則感應。所以，社會和諧，則風調雨順；民怨沸騰，則天崩地裂。因爲天與人不但同構，而且相通。生命相通，道德相通，情感也相通。
天人同構，天人感應，天人相通，這就是正宗原裝完整版的“天人合一”。
問題是，這套說辭有什麽意義呢？
以天道說人道。
話，首先是說給統治者聽的。董仲舒對漢武帝說，臣讀《春秋》，最感到驚心動魄的，就是如果君王無道，上天便會先用災害來譴責，再用怪異來警示。倘若冥頑不化、屢教不改，那就要發動革命來進行懲罰了。[9]
漢武帝讀到這裏，恐怕着實吓了一跳。
好在董仲舒又說，如果君王有道，則會出現祥瑞（鳳凰或麒麟之類），證明當今聖上是堯舜之君。
漢武帝這才松了一口氣。
董仲舒這樣說，很可能有一種良苦用心，那就是借用皇天限制皇權。是啊，天子的治權既然來自天命，就不能弄得天怒人怨，知識分子也就有了發言的權利和理由。
這是備受後世贊揚的一點。
可惜董仲舒沒有想到，他用來對付皇帝的，皇帝也可以用來對付臣民。比方說，要除掉某個并無過錯又看不順眼的大臣，便可以使用“天厭之”的名義。
中國的皇帝，可不是狄奧多西。
更何況，要讓皇帝服從天意，就得承認他是天子，并以皇天上帝的名義賦予他崇高地位和絕對權力。
三綱之說應運而生。
需要說明的是，把三綱理解成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和夫爲妻綱，是白虎觀會議以後的事，董仲舒說的隻是三種關系。隻不過這三種關系最爲重要，所以是綱。
那麽，爲什麽是三綱，不是四綱或五綱？
因爲要以自然說社會。漢儒認爲，世界上最重要的無非天、地、人，叫三才。三才對應的當然是三綱。換句話說，君臣就是天道，父子就是地道，夫妻就是人道。
這就叫“天人合一”。
天道有三才，人道就有三綱；天道有五行，人道就有五常。五常是個人品德，三綱是社會倫理。後者高于前者，因此綱爲三，常爲五，就像三皇五帝，三王五霸。[10]
呵呵，中國人的說法，總是三五成群的。
剩下的工作是解釋。
解釋三綱的是陰陽：君爲陽，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爲陽，妻爲陰。陽是主宰和支配陰的，陰離開陽則不能存在。所以，臣服從君，子服從父，妻服從夫。這就是“王道之三綱”，而且“可求于天”。[11]
五常則利用五行來解釋：仁爲東方之木，義爲西方之金，禮爲南方之火，智爲北方之水，信爲居中之土。隻不過，這個解釋是《白虎通》的，不是董仲舒的。[12]
這樣一來，三綱五常就變成了一種“天啓道德”。由于來自天啓，也就具有了類似于天啓宗教的性質。儒學有如神學，儒生有如神父，孔子有如教主。儒家思想和禮樂教化被稱爲“儒教”，并非全無道理。[13]
看來，漢武帝時代的兩位大儒都不再純粹。公孫弘當然是官場老油條，董仲舒則更像一個巫師和道士。而且正是他開創的今文經學派，還把儒術變成了巫術。
那可又是一台好戲。
政治化巫術
公元56年，也就是羅馬的尼祿皇帝上台後兩年，東漢開國之君光武帝劉秀做了一系列的事情：封禅泰山，修建明堂、靈台、辟雍，宣布圖谶（讀如襯）于天下。
第二年，光武帝駕崩，享年六十二歲。
也就是說，這是他最後的動作。
明堂是宣明政教之處，靈台是夜觀天象之台，辟雍則是天子的學宮。起明堂，築靈台，建辟雍，自然是爲了從武功轉向文治，與天下臣民共享太平。
那麽，圖谶又是什麽東西？
谶，就是謎語式的預言，且由來已久。據說秦代就有“亡秦者胡”的谶語，結果秦始皇花大力氣對付匈奴，卻沒想到亡秦之胡不是胡人，而是胡亥。
這就真不知道是靠得住，還是靠不住了。
不過民間是相信的，就像相信耶稣死了又複活。我們民族沒有宗教，也沒有信仰，還多災多難。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人民群衆，安全沒有保障，精神失去寄托，靈魂無處安頓，就隻有相信谶語、八字和風水。
後來統治者也信了，帶頭的是王莽。
王莽爲什麽相信？因爲他就是靠這玩意當上真皇帝的。當然，把王莽扶上帝位的，除了谶語還有符瑞（吉祥物），比如那塊白石頭（請參看本書第三章）。
何況這并非沒有理論依據。《禮記·中庸》就說：“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将興，必有祯祥；國家将亡，必有妖孽。”儒家經典都承認的，王莽當然可以相信。
實際上孔子雖然不談神怪，儒家卻相信世界上有天賜神物。他們說，伏羲的時代，有龍馬從黃河出現，背上有綠圖，叫河圖；又有神龜從洛水出現，背上有丹書，叫洛書。這就是所謂“河出圖，洛出書”。[14]
其實這事孔子也相信。在他去世前兩年，有一隻麒麟被獵獲打死。孔子就說：河不出圖，洛不出書，我可是沒什麽希望了，我的主張也走到頭了！[15]
這就是圖谶的來曆。
圖谶，就是河圖、洛書加谶語。
此外還有緯。
緯，就是緯書。所謂緯書，是相對經書而言的。獨尊儒術以後，儒家著作被奉爲經典，叫經。其他各派諸子百家的，則叫子。另外，史學著作叫史，文學著作叫集，合起來就叫經史子集。
經，原本是紡織品上的縱線，橫線則叫緯。所以，從理論上講，有經就該有緯。《詩》、《書》、《禮》、《易》、《春秋》都被定爲經了，緯在哪裏呢？
也隻能僞造一批。
于是漢儒謊稱，孔子當年曾配合六經，秘密地撰寫了一些緯書傳給後世，現在可以拿出來與大家共享，就像出土文物。這些緯書都有稀奇古怪的名字，比如《乾鑿度》、《考靈曜》、《含神霧》、《感精符》，一看就是裝神弄鬼。[16]
這樣的“僞書”當中，自然少不了谶語，否則也沒有僞造的必要。這就叫谶緯。
王莽喜歡的，就是谶緯。
劉秀喜歡的，則是圖谶。[17]
這同樣毫不奇怪，因爲劉秀也是靠這個當皇帝的。當年他起兵時，就有人拿來圖谶，說是劉氏該複起。稱帝前又有人拿來圖谶，說是劉秀奉天承運。劉秀扭扭捏捏一陣子後，就“順應天意”成爲東漢光武皇帝。
顯然，這是一種政治化的巫術。
因此，光武帝劉秀把圖谶向天下公開，首先是爲了鞏固政權，強調皇位和帝統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同時也是要建立一種新的統治思想。但，大漢王朝不是已經有了儒家思想作爲國家意識形态嗎？爲什麽還要另起爐竈，請出來一個不倫不類的政治化巫術圖谶呢？
也許，君士坦丁的選擇可供參考。此人扶植并皈依基督教，恐怕就因爲發現原來的多神教已經無法保佑他和他的帝國，這才既抛棄了羅馬城，也抛棄了羅馬神。
同樣，儒家思想也讓光武帝不能滿意，盡管它其實經過了董仲舒的改造，變得更對帝國的胃口。但，前面說過，董仲舒是留了一手的。他希望天意的解釋權能夠由儒生來掌握，從而在帝王的法統之外再開一個道統。
光武帝當然不能同意，他可不想成爲另一個狄奧多西。盡管他并不知道羅馬的故事，但帝王的本能告訴他，皇天上帝的授權不能假手他人，必須自己直接獲取。
圖谶，就能起到這個作用。
這就又要拜謝董仲舒了。他開創的今文經學，原本就有巫術的意味，他自己也是推論災異的高手，《春秋繁露》裏面還有登壇祈禱、求雨止雨的方法。王莽時代的那些緯書也是今文經學派炮制的，光武帝隻需順水推舟。
爲此，他不遺餘力。
現在已經無法确知，光武帝對圖谶是真信或者僅僅隻是利用。但可以肯定，他明白這玩意其實并不地道。因此他對外界的反應，就差不多到了神經質的地步。
有一天，光武帝跟一位大臣讨論祭祀的事情。光武帝說，朕打算用圖谶來做決策判斷，你看如何？
大臣答：臣不爲谶。
光武帝勃然變色：愛卿不爲谶，是反對它嗎？
大臣吓出一身冷汗，馬上解釋說：臣才疏學淺，有些東西沒有學過，哪裏敢反對？
光武帝這才恢複常态。[18]
然而那些正派的儒生依舊不以爲然。比如尹敏，曾被光武帝派去校訂圖谶。尹敏卻抗命說：谶書并非聖人撰寫，粗俗不堪，恐怕誤人子弟。光武帝不聽他的。于是尹敏做校訂時，便在空白處加了六個字：君無口，爲漢輔。
君無口，就是尹。這是典型的谶語模式。
光武帝看了奇怪，問他爲什麽要這樣做。
尹敏說：臣見其他人這樣胡編亂造都得了好處，也想僥幸得到富貴，萬一成了呢？[19]
這其實就是撕破臉皮揭穿把戲了，但劉秀卻沒有治他的罪，隻是不再重用而已。也許，光武帝也明白，圖谶不過自欺欺人。硬要當真，他自己也未必做得到。[20]
圖谶治國的方針卻一如既往地被強制推行。光武帝并沒想到：巫術政治化的同時，政治也會巫術化；而巫術化的政治是既不能治國也不能救命的。
事實上，正如董仲舒企圖用來制約皇權的天意，反被皇帝用來對付臣民，劉秀試圖借以鞏固政權的圖谶，也被造反起義的農民用來推翻王朝。黃巾軍就是這樣。他們的口号有八個字：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這也是典型的谶語模式。
以後，曹丕、劉備、孫權，都用圖谶來做文章，證明自己稱王稱帝的合法性。結果，正如基督教不是羅馬帝國的救世主，圖谶也沒能拯救大漢王朝。
那麽，東漢爲什麽會亡？
東漢之亡，又留下了哪些教訓和遺憾？
東漢之亡
東漢是傷勢過重不治身亡的。
傷，有内傷，有外傷。外傷就是農民起義，内傷則是統治階級内部曠日持久、錯綜複雜的鬥争。
那就先看内傷。
與劉邦以一介平民開創帝業不同，劉秀是豪門巨族出身，依靠的是以南陽大族爲骨幹的豪強集團。後來他分封功臣，提倡儒術，原因也在這裏：一起打江山的豪強必須得到酬謝，主張家天下的儒學則能鞏固其統治。
這就與西漢有所不同。
西漢實行的是戶籍管理制度。所有臣民都要按戶登記在冊，叫編戶；編入戶籍的臣民一律平等，叫齊民。這是有利于帝國統治的，因爲可以保證皇帝的高高在上。
然而到西漢末年，齊民已經不齊，帝國之臣開始兩極分化。大部分人或貧或賤，成爲寒門或庶族；極少數人或富或貴，成爲豪門或望族，社會結構發生大變化。
換句話說，西漢前期的臣民，就像馬克思所說是裝在一個口袋裏的馬鈴薯，個頭都差不多，皇帝當然也不難君臨天下。現在某些馬鈴薯卻變成了巨無霸，夾在了皇帝與小民當中，又該如之何呢？
那就隻能看皇帝的能耐了。
可惜東漢的國運不佳。頭三個皇帝還不錯，既有執政能力，壽命也算長，光武帝享年六十二歲，漢明帝四十八歲，漢章帝三十三歲。這就已經一代不如一代，沒想到後面的皇帝更慘，繼位時年紀小，活的時間也不長。
和帝十歲，享年二十七歲。
殇帝百日，享年二歲。
安帝十三歲，享年三十二歲。
順帝十一歲，享年三十歲。
沖帝二歲，享年三歲。
質帝八歲，享年九歲。
桓帝十五歲，享年三十六歲。
靈帝十二歲，享年三十四歲。
章帝以後八個皇帝，包括沒算進去的少帝劉辯（十七歲）和獻帝劉協（九歲），繼位時沒有一個是成年人。活得最長的桓帝和靈帝，又是著名的昏君。
那麽，誰來治國？
外戚和宦官。
這是東漢的兩大勢力集團，他們之間的鬥争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原因很簡單，皇帝年幼，隻能太後臨朝，外戚專政。皇帝長大要奪回權力，又隻能依靠宦官。結果是外戚和宦官你方唱罷我登場，一直鬧到亡國。
鬥争殘酷而血腥。第一次火并在和帝時期，第二次在安帝死後，兩次都是外戚失敗，他們的兄弟和同黨則不是自殺，就是伏誅。這還算是客氣的。到桓帝聯合宦官消滅外戚梁冀時，可就是滿門抄斬，血流成河了。
停戰時也好不到哪裏去。朝政被他們輪流把持，仕途則被他們坐地分贓。大體上中央官是外戚黨羽，地方官是宦官黨徒。東漢的政治，被他們搞得烏煙瘴氣。
更嚴重的是還要謀殺皇帝。
被謀殺的是質帝。質帝死時雖然隻有九歲，卻看出梁冀的不臣之心。有一天上朝時，質帝看着梁冀說：這是個跋扈将軍。于是，梁冀當天就給質帝送去了毒餅。
質帝緊急召太尉李固進宮。
李固問：陛下怎麽得的病？
質帝說：吃了餅，肚子疼，喝口水還能活。
旁邊的梁冀卻冷冰冰地說：會吐的，不能喝。
話音剛落，質帝駕崩。
李固伏屍大哭。
于是，梁冀便把李固也殺了。[21]
這就實在讓人看不下去。君爲臣綱可是帝國的根本所在，豈能動搖？天下人的天下，又豈能由他們瓜分？
另一個勢力集團拍案而起。
這個集團就是士人。
士人集團也就是官僚集團，因爲兩漢的官僚隊伍主要由士人組成。士人就是讀書人。他們以讀書爲生涯，兼事農業，世代如此，正所謂“耕讀爲本，詩書傳家”。
讀書沒有經濟效益，出路是做官。一個家族如果有人因爲讀書而做官，讀書就會成爲風氣，做官的人則會越來越多。如果世代屢出高官，那就成爲名門望族。再加上門生故吏親朋好友，則會形成不小的勢力。
當然，這也是利益集團。
不過，雖然都要講利益，三大集團卻并不一樣。外戚和宦官隻有利益，士人卻還有理念、氣節、操守、追求和情懷。這是他們讀書讀來的，也是光武帝倡導的。
光武帝即位後，一方面四處宣揚圖谶，另一方面則大力表彰氣節。作爲高明的政治家，他很清楚圖谶之類隻能愚弄匹夫匹婦，氣節操守才能撐起國家棟梁。因此他做了一件很聰明的事：不肯出來做官的，尊重其個人選擇。[22]
此舉影響深遠。因爲對于讀書人，最擋不住的誘惑就是做官。如果歸隐山林能夠得到皇上的肯定，那麽，進入官場的士人也應該能夠潔身自好。
這可真是綱舉目張。
因此東漢的士風清朗一時。士人以道德相标榜，以天下爲己任，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面對朝政的混亂，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識分子以京都洛陽爲陣地，以三萬太學生爲後援，口誅筆伐，評頭論足，掀起了輿論的狂潮。
唇槍舌劍所指，就是宦官集團。
依靠宦官鏟除異己的漢桓帝震怒。公元166年，也就是羅馬使團訪華那年，桓帝指名道姓以“黨人”罪名逮捕二百多人，判處終身禁锢，史稱“黨锢之禍”。
讓桓帝沒有想到的是，黨锢之禍給受害者帶來的卻是崇高的榮譽。太學生和知識界開始給他們做排行榜，名譽最高的叫三君（意見領袖），其餘則有八俊（俊傑）、八顧（楷模）、八及（導師）、八廚（慈善家）。
這些人統稱名士，也叫清流。
清濁不兩立，沖突還會再起。
公元169年，漢靈帝制造了第二次黨锢之禍。這一次的打擊面更大：被殺一百多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學生被捕一千多人。帝國的知識精英，幾乎被一網打盡。
人品的高下，人心的向背，卻也在這時顯現出來。
李膺是八俊之首，通緝令下達時正好隐居鄉下。鄉人勸他逃亡，他卻選擇自投羅網。李膺說，遇事不避難，獲罪不避刑，才是氣節。結果，李膺死于獄中。
吳導是朝廷派出去逮捕範滂的，到了縣裏卻抱着诏書号啕大哭，縣令郭揖也解下印绶準備跟範滂逃亡。範滂卻謝絕了他們的好意，慷慨赴死，時年三十三歲。[23]
什麽叫精英？這就是。
知識精英是國家和民族的寶貴财産，如果遭到如此大面積的打擊，王朝離覆滅也就爲期不遠。可惜桓帝和靈帝都意識不到這點，隻有死到臨頭才可能被吓醒。
果然，十五年後，漢靈帝大赦黨人。
因爲黃巾軍打過來了。
道教啓示錄
黃巾軍是在公元184年起義的。
不清楚漢靈帝的情報系統事先是否得到了消息，然而起義者卻已把輿論造足。當時民間流傳着這樣一句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24]
這是暗号，也是谶語。
歲在甲子約定的是起義時間，事實上這一年也剛好是甲子年。但這裏面未嘗沒有神秘意味，因爲甲子爲六十年一個輪回之首。歲在甲子，有開始新紀元之意。
這當然是巧合，但足以讓人興奮。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則略嫌費解。因爲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說法，土德的黃天應該在火德的赤天之後，蒼天卻是木德，也不代表漢，漢是火德。
也許，這句話的意思是：木（蒼天）已被火（漢王朝）燒成灰燼，現在輪到土，土是黃天。[25]
難怪他們要戴黃頭巾。
光武帝用來奪取江山的手段，被黃巾軍用來推翻他的王朝，這真是情何以堪。不過黃巾軍倒不是存心要讓光武帝的在天之靈難受，因爲他們原本就是道教徒。
道教的起源是一件說不清的事情，但不會早于漢順帝時期。據說當時有個名叫宮崇的人，獻出了一本叫《太平青領書》的神書，而這本書又是他老師于吉得到的。有關部門認爲該書妖妄荒唐，便藏在宮中，并未公開。
後來不知爲什麽，張魯手上也有了這部書。[26]
張魯可就跟道教有關了。他的祖父叫張陵，也就是道教講的張天師。張陵創造的教派叫天師道。由于入教或看病要交五鬥米，所以也叫五鬥米道。
另一個教派則叫太平道，創始人就是黃巾起義的領導者張角。黃巾軍失敗以後，太平道融入了天師道；而天師道則因爲張魯投降曹操，慢慢發展起來。[27]
天師道和太平道的故事，大約基本屬實。于吉得到了神書，則隻能姑妄聽之。但這段記載還是道破了天機：該書主要講陰陽五行，也有很多巫觋（讀如習）雜語。
巫就是女巫，觋就是男巫。
也就是說，道教出自巫術。
這并不奇怪，印度的婆羅門教就是從巫術演變而來的（有關巫術的觀點均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二卷《國家》）。但道教在東漢後期産生，卻發人深省。
是啊，爲什麽偏偏在這個時候？
直接原因是佛教已經傳入中國，時間是在漢順帝之前的漢明帝時期，佛寺則首先在洛陽建立。盡管這時中國人對佛教的理解還很膚淺，甚至也把它看作一種方術，但這種聞所未聞的精神文明還是讓我們耳目一新。
中華民族是善于學習的。宗教既然是好東西，那我們就自己創造一個，哪怕借雞下蛋。
這時，猶太教和基督教還沒有傳進來，伊斯蘭教則尚未誕生，我們并不知道一神教爲何物。但我們從佛教那裏得知，宗教需要教義和教主，需要組織和儀式，更需要理論基礎、修持方式、崇拜對象和最高智慧。
那麽，我們有嗎？
有。陰陽五行就是理論基礎，練功和服丹就是修持方式，各類神明就是崇拜對象，老子的道就是最高智慧。隻要把老子奉爲教主，術士稱爲道士，就成功了。
道教當然并非如此簡單，它的誕生和發展也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但這不是我們要說的。我們更關心的是，道教在中國必然要産生嗎？如果說它的橫空出世乃應運而生，那麽道教的“運”又是什麽？
巫術的合法化和正規化。
我們知道，巫術是一種原始文化，因此在進入文明時代以後就要變身。比方說，在希臘變成科學，在印度變成宗教，在中國變成禮樂，在全世界變成藝術。
變成禮樂以後，巫術就不再是巫術。正宗的儒家是不講巫術的，也不喜歡怪力亂神。唯其如此，圖谶，包括後來的佛教，便一直遭到正統儒家的抵制。儒家講的是王道，而王道不需要裝神弄鬼，也與方術無涉。
可惜，巫術在中國有着深厚的基礎，也有适合其生長的氣候和土壤，尤其在民間。因此，它隻會被底層化和邊緣化，不可能徹底消亡。
更何況，巫術還有它的合理性。
事實上，正如歐洲的中世紀并非一團漆黑，包括方術和谶緯在内的巫術也并非一無是處。漢代緯書中，就不乏天文學、地理學、數學和哲學的知識。與巫術息息相關的中醫學，更不乏人體學和醫藥學的内容。[28]
其實兩漢的科學技術非常發達。張衡的候風儀和地動儀，揚雄的《太玄經》（數學），張仲景的《傷寒論》（醫藥學），王充《論衡》中的某些部分，都是重要的科研成果。
就連被斥爲妖妄荒唐的緯書，也發現了日蝕的科學原理（日光沉淹，皆月所掩），以及爲什麽地球在運動人卻以爲地不動。他們的說法是：這就像在大船上閉窗而坐，是不可能感覺船在行走的。[29]
這并不奇怪。漢，畢竟是大帝國和大文明，有一種開闊的胸襟、豪雄的氣勢和遠大的目光，可以縱橫萬裏，包攬天地。漢人也信心滿滿，自認爲有資格有能力勘破宇宙的秘密，對之前的文明做出總結性的發言。
天人合一，陰陽五行，就是這種遠大目标的産物。換句話說，漢人是要徹底弄清楚自然與社會、曆史與現實的關系，并爲之構建一個科學模式或數學模型。
可惜，中華文明的科學基礎實在薄弱，能借助的力量隻有巫術。這就不能再讓巫術底層化和邊緣化。但，巫術如果不能變成科學，就隻能變成别的。那麽，它在漢代又怎樣實現自己的合法化和正規化呢？
上層将巫術政治化，下層将巫術宗教化。
政治化的巫術就是圖谶，就是緯書。也就是說，巫術政治化的前提，是儒學的巫術化。儒學巫術化了，巫術才能儒學化，也才能合法化和正規化。但，兩漢儒學是爲政治服務的。所以，兩漢巫術也必然政治化。
結果是什麽呢？
政治巫術化，比如王莽，比如劉秀。
與此同時，巫術也在宗教化，宗教化的巫術就是道教。道教的宗教外衣是從佛教那裏借來的。結果又是什麽呢？是佛教的道教化。後世一般信衆心目中的佛教，其實是被巫術化和道教化了的，隻有禅宗是個例外。
顯然，政治巫術化，佛教道教化，都因爲巫術沒能科學化。這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然而曆史沒給我們留下思考讨論的時間。董卓，一個野蠻、強悍而又狡猾的西北軍閥，像公牛闖進瓷器店一樣闖進了洛陽。所有的壇壇罐罐都被打碎了，接下來是三百多年的分裂和混亂。一直要到隋唐以後，我們民族才能靜下心來，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理念和價值觀。
但這絕不意味着三國、魏晉和南北朝是一塌糊塗和沒有意義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這三個半世紀的積累和準備，中華民族才發展壯大起來，中華文明也才再次成爲影響深遠的世界性文明。
那就讓我們一一道來。
本卷終
請關注下卷《三國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