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
詭異絢爛的殷商文明，
青銅鑄就，甲骨繪成。
啓廢禅讓
沒有證據證明，夏并不存在。
由于考古學提供的實物證據不足，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質疑。它甚至被懷疑是周人捏造出來的，目的則是爲了證明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這當然有道理。問題是，如果沒有夏，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來的林妹妹”，講得通嗎？[1]
當然講不通。事實上，從史前的堯舜到文明的殷商，中間必有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和過渡時期。叫不叫“夏”，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堯舜”，反倒是無所謂的。
同樣，把夏看作一個發育成熟的“王朝”，也是自作多情。不但夏不是，商和周也不是。準确地說，夏是“部落國家”，商是“部落國家聯盟”，周是“半獨立國家聯盟”。夏商周可以叫“三代”，卻不能叫“三朝”。
事實上，夏商周都不是統一國家，也不是領土國家，甚至不是完全形成的國家。獨立主權國家的出現要到戰國，完全做到“按照地區劃分國民”和“依靠權力處理事務”，則要到秦漢甚至秦漢以後。标志，就是“中央集權的郡縣制”。
之前，是漫長的成長期。
催生這古老文明的助産士是夏啓。由于夏的君主稱爲“後”，所以又叫“夏後啓”。夏是國号，後是王銜，啓是人名。後，不是前後之“後”的簡體字。它原本就是“後”，意思是誕育者。在傳說中，正是夏啓這位誕育者廢除了禅讓制，開創了世襲制，把堯舜時代的部落聯盟變成了部落國家，中華民族從此進入文明時代。
這就叫“啓廢禅讓”，是中華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啓，真是個好名字。
不過，司馬遷在叙述這段曆史時，恐怕很糾結。
作爲曆史學家，太史公不能不實事求是；而儒家的影響，又像揮之不去的夢魇。按照儒家的說法，堯舜禹，都是溫良恭儉讓的。讓，十分重要。交權的要禅讓，接手的要謙讓。所以，舜接班，先要守喪三年，然後是避讓，一個人跑到南河之濱躲起來。讓誰？堯的兒子丹朱。可惜“同志們”不幹。各部落的酋長，談工作、打官司、唱贊歌，都找舜，沒人理睬丹朱。舜，這才正式接替堯，做了部落聯盟的CEO。
這個程序，禹也走了一遍。隻不過他是躲在陽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避讓的則是商均。
不客氣地說，這是胡扯！
堯舜禹時代，制度不是禅讓嗎？父死子繼，不是還沒變成規矩嗎？那麽請問，舜和禹，憑什麽要避讓前任的兒子？所以這事根本就子虛烏有。就算有，也是做秀，還是後來那些篡改曆史的儒生幫他們做的。
其實這又何必！
我們要問：避讓就一定是美德嗎？擔任部落聯盟的一把手當然好處多多，至少能滿足男人的雄心和權欲。要不然，堯和舜爲什麽死不放手，夏後啓又爲什麽當仁不讓？但從法理上講，接過權杖，畢竟首先意味着責任和擔當，尤其是在那個多事之秋。那麽再請問：舜和禹的避讓，或謙讓，或禮讓，是負責呢，還是不負責？是有擔當呢，還是沒有？
何況就算想當老大，又如何？男兒本自重橫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欲旺盛，既不光榮，也不可恥，隻不過正常。但如果裝腔作勢，就虛僞。可惜這種虛僞根深蒂固。後來曹操當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讓之”。
這是一種惡俗。
永遠讓人尊敬的司馬遷，也未能免俗。
老調子已經唱完
不裝的是夏啓。
按照也許是編造出來的老規矩，禹在生前也指定了接班人，這就是“益”。禹去世後，益也蕭規曹随，躲到了箕山之陽。然而故事卻并沒重演。酋長們都不理睬他，反倒成群結隊地擁戴啓當老大。啓也不客氣，受之無愧了。
老調子已經唱完，這戲演不下去。
如此結果，很讓儒家沒面子，可惜卻是鐵的事實。更何況，如果不承認世襲制的合理性，則從周武王到漢武帝，其合法性豈不也都成了問題？
隻好打圓場，說明“事出有因”。
司馬遷說，啓這個人，其實是很優秀的。不像堯的兒子丹朱、舜的兒子商均，扶不起來。再說了，益當二把手的日子短，才幹和功勞都還沒來得及表現。所以酋長們都擁護啓，都說我們的領袖不愧爲締造者大禹的兒子啊！[2]
好一個“吾君帝禹之子也”！扯來扯去，隻有這句話說到了根本，說到了點子上。
是的。禹的兒子，這才是關鍵。
其實，前面講的那些，什麽“禹子啓賢”，什麽“佐禹日淺”，都不能自圓其說。啓優秀，難道益不優秀？不優秀怎麽能入禹的法眼？益當副手的時間短，難道啓的時間長？他可是一天都沒幹過。說到底，就因爲世襲制勢在必行，此刻不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就算益的資曆深、功勞大，比啓還要德才兼備，恐怕也沒用，除非益的實力大大超過啓。
實力才是資本，世襲才是趨勢。
事實上，啓廢禅讓之前，各部落的酋長恐怕早就已經世襲。這時，如果聯盟的老大還得“讓”，誰都别扭。相反，能把禅讓制給廢了，則皆大歡喜。那些早已變成“各路諸侯”的家夥，當然樂觀其成。
事不宜遲，順水推舟，夏後啓毅然闖紅燈。
結果怎麽樣呢？他成了“元後”。其他那些，則叫“群後”。當然，他們原本就叫“後”，比如後夔、後稷、後羿等等。但，名稱沒改，性質變了。過去是部落酋長，現在是國家元首。這就像古代印度，部落首領叫“羅惹”，邦國君主也叫“羅惹”。正所謂“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
當然，這時的國家還不成熟，隻是雛形，因此隻能叫“部落國家”。這樣的政治實體也一定很多，它們被整體地稱爲“諸夏”。諸，意思是“衆多”。諸多的部落國家都叫夏，并非成了夏的“王臣”，隻意味着仿效和承認。
諸夏，是“文化的認同”。
不認同的，則叫“諸狄”和“諸羌”。
也有不服的。
不服的部落叫“有扈”，地盤在今天的陝西戶縣，跟夏啓原本一家，都姓姒（讀如四）。他們的唱反調，是反對夏啓還是反對世襲，不清楚，也許兼而有之。反正，這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必須用拳頭教訓。于是夏啓毫不猶豫地率兵讨伐，并且下令說：奮勇當先的“賞于祖”，臨陣脫逃的“戮于社”。
文化密碼，就在這道命令裏。
夏啓所謂“祖”和“社”，指的都是牌位。祖是祖宗的牌位，叫“神主”；社是社神的牌位，叫“社主”。社神就是土地神，也就是“皇天後土”中的“後土”。古代行軍打仗，如果是元首“禦駕親征”，就要用專車裝載這兩種牌位随行，以便用神祇和祖宗的名義進行賞罰。夏啓的車上有祖，說明他們已經有了祖宗崇拜，甚至早就有了。早到什麽時候？堯舜。因爲堯舜都沒有圖騰。沒有圖騰，崇拜什麽呢？也隻能是祖宗。
祖宗崇拜跟世襲制度，是相輔相成互爲表裏的。它甚至就是世襲制度的文化準備、思想準備和輿論準備。因爲一旦确立了祖宗的地位，領導人的選舉和禅讓就不再可能。想想也知道，天底下哪有“選爸爸”和“換祖宗”的？
也許，我們的故事就該這樣講下去，如果不是有了商。
誰代表中國
商也是一個“闖紅燈”的。
闖紅燈是使命所在。事實上，正如堯舜禹隻不過“三個代表”，夏商周也不是“三個王朝”。堯舜禹與夏商周，分界線是國家的誕生。堯舜禹代表之前的部落聯盟，夏商周則代表之後的初級階段：夏是草創，商是探索，周是形成。進入西周後，國家就是國家，不再是部落。但即便是西周，也隻有城市國家，沒有領土國家，更談不上“中央集權，天下一統”。因此，夏商周都不是“朝代”，而是“時代”。
時代總要終結，集權則是趨勢。春秋是準備，戰國是實驗，秦漢是完成。之後的魏晉南北朝是反複，唐宋元明清則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再後，鴉片戰争、甲午戰争、十月革命三聲炮響，這個時代也終結，中國又走到了今天。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夏商周也一樣。
事實上，夏商周不但是三個階段和三個時代，也是三種文化和三種文明，創造它們的則是三個民族：夏族、商族和周族。當然，他們起先都不是民族，充其量是“部族”。這三個部族，應該大體上同時起源。司馬遷說，夏的始祖禹，商的始祖契（讀如謝），周的始祖棄，都是堯舜聯盟的“内閣成員”。這個說法，并非一點影子都沒有。張光直說，夏商周三代相繼又三國并存，則完全可能是事實。
奇怪！并存的三家，怎麽會是三代？
關鍵在于“誰代表中國”。
什麽叫“中國”？古人所謂“中國”，首先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意思是“世界文化中心”。這個中心的地理條件是要在中原，因爲這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建立在這個地方的城市，就叫“中國”。
當然，所謂“中原”，有一個較大範圍；“中國”所在，也有彈性。比如夏啓都安邑，在山西；夏桀都洛陽，在河南；商湯都亳（讀如博），在山東；盤庚遷殷，又在河南。他們都是多次遷都的，所以商又叫“殷”或“殷商”。周的都城則有兩個，一個叫“宗周”（長安），在陝西；一個叫“成周”（洛陽），在河南。反正，夏商周的都城在哪裏，哪裏就是“天下之中”，就是“中國”，就是“華夏”。
問題是，憑什麽歸他們說了算？
因爲綜合國力最強。
文化從來就是“趨炎附勢”的。誰是江湖老大，大家就跟誰學。何況綜合國力最強的，往往文化水平也最高，至少當時是這樣。何況夏商周，也會有意識地推行，體面的說法叫“以文明去教化”，簡稱“文化”，是動詞。爲此，他們甚至不惜動用武力，先“武化”，再“文化”。劉向的《說苑·指武篇》講得很清楚，“文化不改，然後加誅”。也就是說，我好心好意用文明去教化你，你還死不改悔，那就看刀！
文化，就是“和平演變”。
和平演變的背後，則是武力的征服。所以，商周都要發動戰争。但，隻征服，不消滅。商人的做法，是先驅逐，後同化；周人的做法，則是先安頓，再同化。總之，所謂“三代”，其實是夏商周先後取得了文化的主導權，在曆史舞台上唱主角。原因，則因爲後來居上，這才輪流坐莊。
顯然，所謂“中央之國”，其實就是個“T型台”。夏商周，都要粉墨登場走貓步，擔任中華文明的模特兒，給周邊的各個民族做榜樣。
不同的，是風格。
甲骨文與青銅器
殷商文明，詭異而絢爛。
詭異絢爛的殷商文明，青銅鑄就，甲骨繪成。
的确，正如羅馬最寶貴的遺産是基督教和羅馬法，殷商最偉大的發明是青銅器和甲骨文。尤其是甲骨文，它就是現代漢字的直系祖先。也許，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知道它們的準确讀音，但能夠知道它們的意思，因爲甲骨文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正因爲不是拼音文字，當時那些說着不同方言的部落或部落國家，才有可能迅速地接受殷商文明，中華文明也才能延續三千多年不中斷。[3]
漢字，确實是一種神奇的符号。
神奇也不奇怪，因爲它原本就是“通神”的。通神在古代是一件大事。溝通的對象有兩個，神祇和祖宗；方式則有兩種，占蔔和祭祀。占蔔用龜甲獸骨，這就有了“甲骨文”。祭祀用青銅禮器，這就有了“鍾鼎文”。後來還有刻在石頭上的，則叫“石鼓文”。但無論甲骨、鍾鼎、石鼓，都能通靈，既通神靈，又通心靈，是我們民族的“通靈寶玉”。
難怪古人說，漢字被發明出來時，天上要下小米，鬼要在晚上哭個沒完。
對不起了，鬼們！
事實上，人類作爲萬物之靈，必定是“創造符号的動物”。隻不過，我們民族創造的符号，天然地就有一種卓異的風格。它是實用的，卻又有藝術的品位和審美的意味。甲骨文樸拙勁挺，鍾鼎文雄健詭谲，石鼓文厚重恣肆。那裏面，有筚路藍縷的草莽之氣，開天辟地的英雄之情，以及初生牛犢的沒心沒肺。從商到周，都如此。
這是一種“童年氣質”。
同樣的氣質也體現于青銅器，這是商人的拿手好戲。夏雖然有黃銅也有青銅，但商掌握的冶煉技術顯然水平更高，這才把夏人請下了T型台。因此他們的貓步，肯定走得銅光閃閃，铿锵有力，極盡炫耀之能事。
炫耀什麽？
英武、富有、權威。
承擔了這個任務的是兵器和禮器。兵器是殺人的，禮器則是吓人的。所以他們的青銅禮器上，滿是妖魔精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比如有頭無身的食人怪獸“饕餮”，一頭兩身的怪蛇“肥遺”，一隻腳的“夔”和兩隻角的“虬”，全都面目猙獰形象恐怖，不是“殺人不眨眼睛”，就是“吃人不吐骨頭”。
這是一種“獰厲的美”。[4]
是的，獰厲。但同時，又天真。如果說，面對仰韶文化的彩陶，我們呼吸到的是潮乎乎的生命氣息；那麽，殷商青銅禮器給人的感覺，則是殺氣騰騰又嬉皮笑臉。其中有粗野，有蠻橫，有霸氣，有威嚴，也有頑皮和搞笑，甚至“某種真實的稚氣”，因爲那畢竟是我們民族童年的作品。
隻不過，這個兒童堪稱“頑劣”。
這沒有辦法。曆史從來就不會在脈脈溫情的牧歌中進展，反倒經常得踏着千萬具屍體前行。我們的殷商文明，也注定隻能是“有虔秉钺，如火烈烈”。[5]
他們後來葬身火海，同樣并不奇怪。
天命玄鳥
商的這種氣質，不太像中國。
殷商的統治跟埃及一樣，也是“神權政治”。在中國曆史上，也隻有商的王宮裏，會有那麽多“神職人員”。他們相當于埃及的祭司，叫“巫”。另一類高級知識分子，則叫“史”，也叫“士”。史，是管人事的；巫，是通鬼神的。巫和史，就構成了兩種文化系統和文化傳統——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
商周之分野，便在于此。
周是重史官的，商則重巫官。巫官的任務，是揣摩神意，預測兇吉。方法有兩個：龜與筮，也叫“占龜”與“祝筮”。筮，就是用筮草占蔔；龜，則是先在獸骨或龜甲上鑽眼，再放進火裏燒，然後根據裂紋來解釋神意。這些解釋都要刻在獸骨或龜甲上，所以叫“甲骨文”。
但與埃及不同，商王并不爲巫官另建神廟。他的神廟就是他的王宮，他自己則是最偉大的“與神溝通者”。标志和象征，就是青銅禮器。禮器屬于王，不屬于巫。因此，王宮所在地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祭祀中心。
這就把王權和神權統一起來了。同樣，在商人那裏，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也是統一的。因爲在天上，最善于也最能夠與神祇溝通的，是商王的祖先；在地上，最善于也最能夠與祖先溝通的，則是商王自己。因此，不是祭司而是商王，或者說“時王”（在任商王），才與神祇之間有一種天然的契合。
是的，神契。
時王、先王、神祇之間的契合來自天賦，因爲“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這是商族贊美詩《玄鳥》的第一句，講述了一個古老的神話：商的女性始祖簡狄在吃了一隻玄鳥蛋後，就懷孕生了他們的男性始祖契。這當然是“天意”，也意味着“神權”。于是，天命與神授，也統一起來了。
那麽，這隻神秘的玄鳥，又是什麽？
燕子。[6]
玄鳥或燕子北歸，是在春天。春天是性愛的季節，也是商代人們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時光。這時，除男性奴隸外，貴族、平民和女奴隸，都可以自由地來到玄鳥神廟，在神的面前盡情享受一夜情。當然，也可以多次和多人。
奇怪嗎？不奇怪。因爲許多民族都有這樣的習俗，比如印度人和非洲人。目的，則是在一個短時期内回到原始時代，彌補婚姻對人性的壓抑，重溫遠古給性愛的自由。它甚至是古羅馬的一個固定節日，叫“沙特恩節”。不過，時間是在冬至，也沒有燕子或玄鳥。[7]
這是性愛的“複活節”。
商人的“沙特恩節”不但複活了性愛的自由，也揭示了文化的密碼。它告訴我們，商族最早是以燕子爲生殖崇拜象征的。後來，它變成了圖騰。進入國家時代以後，又像古埃及那些圖騰一樣，變成了神。
變成神的燕子，原本完全可以像荷魯斯那樣，繼續保持鳥的形象，因爲它很可能就是伏羲手上那隻太陽神鳥。那麽，你是鷹，我是燕，大家都是太陽神，有什麽不可以？可惜，太陽崇拜是屬于夏文化的，商文化必須更高級。高級就得抽象。于是玄鳥就變成了一個抽象的神——帝或上帝。
天庭有“上帝”，是因爲人間有“下帝”。下帝商王，是玄鳥的後代，上帝的寵兒，青銅禮器的主人。饕餮、肥遺、夔龍和虬龍，都爲他保駕護航。
這樣的江山，雖非鐵打也是銅鑄，怎麽也說亡就亡了呢？
不能再胡鬧了
把殷商趕下曆史舞台的是周。
周人的氣質完全不同。
正如後世儒家所言，周人很可能是“文質彬彬”的。孔子就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相比較而言，夏則“樸而不文”，商則“蕩而不靜”。換句話說，夏質樸，商放蕩，周文雅。夏的時代畢竟原始，想華麗也華麗不了。意識形态更不成熟，隻好聽天由命，甚至傻裏呱唧。[8]
那麽商呢？商人真的放蕩嗎？
放蕩。或者說，愛折騰。
商人确實喜歡折騰。張衡的《西京賦》就說“殷人屢遷，前八後五”，也就是商湯之前遷徙八次，商湯之後遷都五回。是的，這個民族有可能起源于河北易水流域，後來遷徙到渤海沿岸和山東半島。他們來到中原有如當年的炎帝族，也經過了萬裏長征。隻不過，炎帝是西戎，他們是東夷；炎帝的圖騰是獸（牛），他們的是禽（玄鳥）。但敢想敢幹，一樣。
這是一個富有想象力、創造力、探索精神、開拓精神甚至叛逆精神的民族。他們幾乎把所有的可能都嘗試了一遍，結果弄得自己一半像中國，一半像外國：神權政治像埃及，等級觀念像印度，制定法典像巴比倫，商品經濟像腓尼基，奴隸制度像羅馬。根據蔔辭的記載，他們甚至可能有羅馬那樣的角鬥表演，讓淪爲奴隸的戰俘自相殘殺，供商王和貴族觀賞。[9]
殷商六百年，濃縮了世界古代史。
但最“不像中國”的，還是他們的工商業城市經濟。殷商的工藝水平極高，手工業也相當發達。就連馬纓和籬笆的制作都有專門的工匠，完全達到了專業化的程度。這些産品除了滿足商王和貴族的驕奢淫逸，也拿到市場上買賣。生意最好的時候，廟宇都會變成市場。更多的商品則被成群結隊的商旅駕着牛車騎着象，運往五湖四海世界各地。這種盛況，在上古唯獨殷商，以至于後人會以輕蔑的口氣把做生意的稱爲“商人”。
如果不是周人異軍突起，殷商會不會發展爲羅馬帝國？
難講。
黃河九曲十八彎，中國道路也一樣。
然而在周人看來，商人就是在“闖紅燈”。
罪行是确鑿無疑的，其中最爲嚴重的有三條。第一是“析财而居”，也就是父母在世的時候，就分家過日子，包産到戶，甚至析财到人。就連婦女，也有自己獨立所有的土地和财産。第二是“以業爲氏”，也就是從事什麽行業，就采用什麽氏，比如制陶的是陶氏，制繩的是索氏，做旗幟的是施氏，編籬笆的是樊氏。第三是“以國爲姓”，諸侯封在某國就姓某，商王也不管他們是不是自家人。誰的實力強，誰就是大爺。
毫無疑問，這是對祖宗家法的背叛，這是對家國體制的破壞，這是對中華傳統的挑戰。想想看嘛！以業爲氏，還有“父”嗎？以國爲姓，還有“君”嗎？析财而居，還有“家”嗎？家都沒了，還有“國”嗎？家國、君臣、父子都沒有了，還有“天下”嗎？照他們這樣下去，變圖騰爲祖宗，豈不是白幹了？
這就比酗酒、泡妞、開裸體舞會、以漁獵爲遊戲、迫害忠良不聽勸告、讓女人幹預朝政等等嚴重多了，甚至比嚴刑峻法濫殺無辜還嚴重，當然不能再讓他們胡鬧下去！
後起之秀周，要爲中華文明立法、立範、立規矩。
奠基者來了。
本卷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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