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了偉大的《獨立宣言》，
這份宣言蘊含着獨立、自由、
平等、科學、民主、法治等種種精神，
而這些，正是美國的國家精神。
民主是個意外
戰國前夕，當時叫做晉國現在叫做山西的地方發生了一起謀殺案。世襲的晉國大夫趙桓子去世後，其子立即被族人集體謀殺。理由是趙桓子的繼位，原本就不符合前任趙襄子的遺願。因此，他兒子不但不能襲爵，還必須被殺掉。
也就在同一年，雅典街頭有個賣香腸的卻被撺掇着去當政治家，因爲他被認爲具有一切民主派人士的共同特點：出身卑賤，會做買賣，厚顔無恥，蠻不講理，全家老小都是無賴。一位将軍對他說：你以爲什麽人能當人民領袖？不是要有學問，也不是要有道德，而是既卑鄙又無知。
哈哈，太好玩了！
當然，雅典發生的事情，不是史實，而是劇情，是古希臘戲劇家阿裏斯托芬諷刺喜劇《騎士》中的情節。這出戲就是在晉國那個倒黴鬼被殺的公元前424年公開上演的，還得了頭獎，因此它又是曆史，或可以看作曆史。它至少說明，在當時的雅典，很有一些人對民主政治不以爲然。
這就意味深長。
衆所周知，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是人類曆史上的第一例，它在後世是被當作成功的典範而備受推崇的。然而誰能想到，當時竟會遭到如此嘲諷？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喜劇原本也是最具民主性的藝術樣式。喜劇，尤其是諷刺喜劇，隻有在民主的氛圍中才會有立足之地。也隻有在民主國家，喜劇家才能真正享受到最充分的言論自由，不用懼怕因爲刺痛了某些權勢人物而受到政治迫害。可是，這種最民主的藝術卻被用來嘲諷民主，這真是讓人情何以堪！
然而隻要轉念一想，我們就會發現這恰恰是民主制度的優越所在。想想看吧，反對民主的人可以大聲說出自己的反對，還能獲得滿堂喝彩，請問還有什麽制度比這更不壞呢？
但這個“最不壞的制度”在當時卻是異類，甚至意外。
看看左鄰右舍就知道。
事實上，雅典試行和實行民主的那兩個半世紀，世界格局絕非民主浪潮風起雲湧，而是君主制度遍地開花。埃及，早在雅典民主改革兩千五百年前，就建立了第一王朝，此刻正一會兒變成波斯人的王朝，一會兒變成埃及人的王朝。西亞，則從雅典實行民主制度的一千七百年前起，便走馬燈似的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的王國：阿卡德、巴比倫、赫梯、以色列-猶太，然後是亞述帝國和波斯帝國。跟雅典同時代的印度和中國，則都在走向中央集權——中國從春秋戰國走向大秦帝國，印度從列國時代走向孔雀王朝。有人搞民主嗎？沒有。
就連希臘本土，也是三種政體并行不悖：雅典，民主政治；科林斯，寡頭政治；斯巴達，貴族政治。在文明的起點上，希臘人也分道揚镳。[1]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獨。[2]
因此，當阿裏斯托芬使用他的民主權利盡情嘲諷民主制度時，他當然不會想到，在雅典2550平方公裏土地上進行的政治實踐，連同它的成功與失敗，經驗和教訓，都将成爲種子，成爲泉眼。千百年後，這種子會長成參天大樹，這泉眼會變成滔滔江河，變成“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
事實雄辯地證明了，一種制度、一種精神和一種文明，隻要符合人類的共同人性和共同價值，就總有一天會産生出來，哪怕當時隻是意外。問題僅僅在于：意外是怎麽發生的，特例又爲什麽會變成通例？
這得先讓希臘人來回答。
山那邊是海
柏拉圖說，希臘人是“圍着池塘的螞蟻和青蛙”。
這個池塘叫愛琴海。
愛琴海是希臘人的母親。她就像從海水的泡沫裏創造阿芙洛狄忒（維納斯）一樣，把希臘人創造了出來。在歐洲，沒有哪個地區會像希臘那樣擁有如此漫長而曲折的海岸線，以及如此衆多的島嶼。站在希臘任何一個山頂，你看到的都将是藍天白雲下那浩瀚的大海，一望無際。
這是一個海闊天空、無拘無束的自由世界。
如此開放的視野，是讓人心胸開闊的。何況還有冬天和暖的陽光，夏天涼爽的信風，這至少保證了他們在露天廣場召開公民會議，将不成問題。
隻有一樣東西神沒給他們——肥沃的土壤。
的确，希臘的山坡是荒涼的，土壤是貧瘠的，許多地方寸草不生。适合生長的，主要是葡萄藤和橄榄樹；适合生産的，則是葡萄酒和橄榄油，還有盛放它們的陶罐。這些産品很容易就能變成商品，販運到埃及、波斯、馬其頓等地，換取自己需要的糧食、木材和日用品。
于是希臘人說：好吧，我們航海去！
航海是自由的旅行。在滑翔機和降落傘發明之前，航海無疑最能讓人體會到什麽是自由，也最能讓人明白什麽是責任和理性。在航海中，任何頭腦發熱的輕舉妄動和不負責任的胡作非爲，都可能導緻葬身魚腹的滅頂之災。希臘文明中一直有着自由和理性的精神，請不要忘記航海的作用。
還有殖民和經商。
殖民和經商也是希臘人的拿手好戲。據統計，公元前8世紀到前6世紀，參加殖民的城邦有四十多個，派生出來的城邦則有一百三十多個，跟愛琴海的島嶼一樣繁多。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小國寡民”，比如厄齊那城邦就隻有一百平方公裏。但這些“小不點”卻不畏強權。公元前492年，波斯國王大流士（Darius）要求希臘各邦臣服，外交辭令叫“貢獻水和土”。結果，帝國的使者在雅典被扔進了深淵，在斯巴達被扔進了水井。希臘人說：要水土，自己去取！
接下來，便是希臘人在馬拉松和薩拉米以弱勝強，兩次大敗武裝到牙齒的波斯軍隊。可愛的藍精靈終于鬥敗了格格巫，這就再次證明，自由的精神一旦被自由的人民所掌握，将會轉化成怎樣的力量。
真正自由的，也一定是真正獨立的。希臘城邦制度和殖民事業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獨立”。不管這些大小城邦之間是什麽關系，是兄弟，還是朋友，或者母子；也不管它們選擇什麽樣的政治體制，是民主政治，還是寡頭政治，或者貴族政治，都各自爲政、自行其是。沒有人能夠淩駕于這些城邦之上，哪怕隻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
希臘，是沒有“周天子”的。
實際上，希臘人如此熱衷于殖民，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想獨立。也就是說，一個部落或城邦的大家族如果人口過剩，那些地位相對較低、又不甘心被邊緣化和底層化的“調皮搗蛋分子”，就會選擇遠走他鄉，自立門戶。他們的态度也很明朗：如果殖民成功，那就分庭抗禮；如果失敗，則甯肯到“蠻邦”去當雇傭兵或打工仔，也不會回來做那“鳳尾”。
獨立自由，比榮華富貴更重要。
這就是海的兒子希臘人。航海讓他們體會到自由，殖民讓他們懂得了獨立。那麽，經商的意義又是什麽？
學會平等。
一刀兩斷
平等是商業活動的基本前提。[3]
人類爲什麽要有商業？因爲需要交換。爲什麽能有商業？因爲可以商量。因此，真正的商品經濟，一定是公買公賣、平等互利的，也一定是成交自由、可以講價的。這就必須獨立。獨立才平等，平等才自由。
誰必須獨立？從哪裏獨立？
每個個人，都從氏族血緣組織中獨立出來。
爲什麽要獨立出來？氏族内部不平等嗎？平等。但這種平等是靠不住的，因爲每個成員都不能脫離組織而單獨存在。絕大多數原始民族或者有圖騰，或者要文身，就是爲了保證自己安全地生活在族的羽翼之下。
這其實是一種人身依附關系。因此，當氏族從部落變成國家，族民就會從“對組織的依附”變成“對個人的依附”。起先是依附于酋長，然後是依附于國君，君主制就這樣産生。
顯然，必須跟所有的依附對象都一刀兩斷。
而且首當其沖的就是氏族組織。
這是需要“刀子”的。
刀子就是契機。沒有契機的其他古老民族，都走向了君主制。隻有希臘人，還有後來的羅馬人，是個例外。
跟中國農民的進城趕集不同，希臘人的商業貿易是專業化和遠距離的，也是跨氏族、跨地域，甚至跨國界的。他們很可能會跑到北非，跑到西西裏，跑到小亞細亞，面對素不相識的異族讨價還價，把大批的物質倒來倒去。
這就有了三個前提，三個要求：一、産權明晰；二、獨立自主；三、使用貨币。也就是說，他們必須是獨立的民事責任人，有權自作主張買賣商品、處分财産、敲定價格。事實上，在沒有電報、電話和伊妹兒的時代，要求漂洋過海的商人每筆買賣都向氏族部落請示彙報，簡直搞笑！
何況，他們還很可能在異邦娶妻生子安家落戶再不回來。
那好，我們分家。
分家也不是“包産到戶”。戶是沒有的，分到财産的是獨立的個人。這是曆史上最徹底的私有制——财産歸每個個人所有，而且神聖不可侵犯。
希臘人，經濟獨立了。
經濟獨立的結果，是人格的獨立；人格獨立的結果，則是意志的自由。事實上，一個人隻要不必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賜過日子，他就不必看别人的眼色，聽别人的擺布。同樣，如果他能自由地處分自己的财産，他也就能夠自由地處分自己的一切，包括處分自己的身體、思想、言論、政治立場和社會态度。比方說，愛上誰就跟誰做愛，支持誰就投誰一票，喜歡誰就做誰的粉絲，反對誰就罵他個狗血噴頭。
相反，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人都沒有徹底的産權，沒有完全屬于自己的财産，必定“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誰都不獨立，誰都不自由。包括至高無上的天子，也得向皇天上帝俯首稱臣。
獨立人格，自由意志，真是何其重要乃爾！
希臘文明的内核和精髓，也就在這裏了。難怪馬克思要把希臘的這段曆史，稱之爲人類童年時代“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難怪恩格斯在說到希臘人的革命時，使用了“炸毀”兩個字。是的，由于航海、殖民和經商這三個炸藥包，氏族血緣組織被炸得粉碎，人身依附關系被炸得粉碎，史前文明的所有優點和缺點也被炸得粉碎。希臘人，直接從族民變成了公民。[4]
再見了爹媽，咱們從此平起平坐，咱們從此各自保重。
走向平等
人格獨立和意志自由的希臘人獲得了解放。但與此同時，他們也遇到了難題。
難題就是如何處理人際關系。
這在氏族社會是不成問題的。血緣，最天然、最真實、最溫情也最和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随，不就是中國人一貫追求也曾經行之有效的主張嗎？然而此刻的希臘人，卻成了宙斯式的“弑君英雄”，俄狄浦斯式的“殺父罪人”，早已“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他們，又靠什麽來組成社會，結爲群體，不至于因各行其是而天下大亂？
契約。
用契約管理社會，在希臘人那裏絲毫都不奇怪。作爲商業民族，他們早就意識到處理事務和關系，物比人好。這個“物”就是貨币和契約。貨币幹淨利索，契約人我兩便。隻要大家都信守合同，照價付款，就相安無事。而且，由于它對簽約各方具有同樣的約束力，因此是公正的，也是公平的。
第一種平等産生了——契約面前人人平等。
這樣一種好東西，當然可以放之四海。比方說，用來制定研究問題讨論問題的方法和規則。這些方法和規則，比如邏輯，是人與自然的約法，也是人與人的約法。其中，不證自明的叫“公理”，推導的過程叫“推理”，推導出來的叫“定理”，最後的結論叫“真理”。某個結論是不是真理，不歸張三說了算，也不歸李四說了算，要看是否符合邏輯關系和事先約定，誰都沒有特權可以蠻不講理。
科學誕生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契約既然可以用于自然，就更可以用于社會。社會的契約就是法律。隻不過，它不像商業合同那樣一對一地簽，而是全體公民一起來。由于它是關于社會問題的，所以叫“社會契約”；由于它是全體公民簽訂的，所以叫“全民公約”。
所謂“全民公約”，其實就是每個人跟其他人都互爲甲方和乙方，就像民主是“自己統治自己”。這樣一種簽約，當然更必須遵守，立法者和執法者也不能例外。作法自斃，不是立法者的悲哀，反倒是他的光榮和成功。
法治誕生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這裏面有問題。
契約面前人人平等，是沒問題的。因爲甲方和乙方人格平等，權利對等。談不攏，可以不簽；有情況，可以修改；執行不了，可以認賠毀約。總之，契約是可以商量的，而且隻要甲乙雙方商量就行。商量不通，還有仲裁機構。
法律也可以這樣嗎？
難。全體公民一起來立約，不可能條條款款都意見相同。如果左也談不攏右也談不攏又怎麽辦？就不要法律了？
當然不行。
也隻能先做兩個約定。
第一，法律的制定，隻能尋找“最大公約數”，也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或不能容忍的。比方說，不能殺人，不能放火，不能搶劫，不能盜竊，不能強奸，不能私入民宅。這些大家都同意，那就寫進法律，成爲共識，也成爲約定。
這就是“法治原則”。
第二，如果連最大公約數也找不到，那麽對不起，投票表決，少數服從多數，以多數人的約定爲約定。
這就是“民主原則”。
顯然，法治跟民主一定是孿生的。法律能管的，也一定隻能是底線。更高的要求，比如見義勇爲、救死扶傷、相濡以沫、助人爲樂等等，法律就管不着了，隻能靠道德。
這就導緻了西方人的又一次簽約，隻不過這回是跟上帝簽的。合同的内容是——人類承諾，做好人不做壞人，做好事不做壞事。上帝承諾：好人上天堂，壞人下地獄。
宗教誕生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當然，這次簽約希臘人并不在場，也不可能在場。因爲他們的那一頁，已被曆史翻了過去。完成新使命的，将是羅馬人（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
再見了，希臘！
奇怪！獨立自由的希臘，科學民主的希臘，陽光燦爛青春年少魅力四射的希臘，怎麽說沒就沒了呢？
衰落與複興
希臘衰落，是因爲他們丢掉了自己的精神。
什麽是希臘精神？獨立與自由，科學與民主。但，正如希臘的民主不徹底，他們的獨立、自由、平等也不完全。奴隸是不自由的，婦女是不獨立的，男人和女人也是不平等的。民主時代的雅典甚至有這樣的法律：與他人之妻通奸者将付出生命代價，強奸則隻需要罰款了事。因爲強奸隻不過損害了婦女的權益，通奸則不但挑釁了男人的尊嚴，還可能導緻其财産落入他人之手。比方說，蒙在鼓裏的丈夫稀裏糊塗把一個“野種”當成了自己的兒子。
請問，這又是什麽混賬邏輯？
堅持混賬邏輯的結果，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希波戰争之後，勝利了的雅典變得貪婪、自私、狂妄、不可一世和沒有節制。也許，在雅典人看來，他們有資格這樣。是的，波斯帝國的兩次進攻都被打退了，許多島嶼紛紛參加了雅典爲首的希臘同盟；而他們自己的城邦，則在伯裏克利任首席将軍的十五年間，風光無限達到鼎盛，号稱“希臘人的學堂”。
于是雅典人認爲，他們可以稱霸。
稱霸的結果是争霸，是同盟國的反抗，斯巴達的不滿，以及長達二十七年之久的伯羅奔尼撒戰争。然後，是馬其頓的乘虛而入，諸城邦的名存實亡。再後，是整個希臘變成群雄逐鹿的戰場，最後并入羅馬國家的版圖。
顯然，希臘的衰落和滅亡，是從雅典謀求海上霸權之時開始的。在這天，他們恃強淩弱，自己背叛了自己。
希臘精神被希臘人弄沒了，留下的隻有精神遺産。
但，這又是多麽寶貴的遺産啊！在古羅馬的立法和司法，在英國的自由大憲章和國會，在意大利的文藝複興，在尼德蘭的第一個資産階級共和國（荷蘭共和國），在法國的《人權宣言》，我們都能看到它的閃光。
還必須說說歐洲封建時代的城市自治。
所謂“城市自治”，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城市的市民“湊份子”，出錢向國王買一張“特許狀”。有了這張特許狀，市民就可以聯合成社團，有權用社團的印章簽訂協議，并擁有自己的市政廳、法院和市外屬地，自己管理自己的城市。
這樣一種自治是完全徹底的，他們甚至可以不必理睬帝王的訓令和國家的法律。最過分的時候，某些地區的自治城市還會組成聯盟，發動反對皇帝或國王的戰争。
說白了，城市自治，就是市民的“聯合贖身”。
這可是我們中國人聞所未聞的事情，然而意義極其重大。它不但意味着市民已經成爲一個階級（市民階級），而且意味着他們有了政治的訴求和執政的能力。市民階級是資産階級的前身，城市自治則是資本主義的前兆。當這樣一種自由的力量足夠強大時，歐洲的封建社會也就壽終正寝。
但，城市能夠自治，又有兩個原因。一是在古希臘，獨立自主的城邦原本就是自治的，甚至可以有不同的政體。這個傳統雖然斷斷續續，卻一直延續了下來。二是從古羅馬一直到後來，無論西方世界的國家體制和國家形式如何變化，契約和法治的精神都貫穿始終。就連歐洲各封建君主跟封臣的關系，也由契約來規定。有這兩個前提，一種新型的國家和全新的建國方式，就遲早會誕生出來。
她的名字，就叫美利堅合衆國。
費城對接雅典
美國，是希臘城邦的“轉世靈童”。
同希臘人一樣，美利堅人的建國史也跟航海、殖民和經商密不可分，她的前身則是13個英屬殖民地。其中第一類是英國國王封的，叫“領主殖民地”，比如馬裏蘭。第二類是國王頒發特許狀，由商業公司建的，叫“公司殖民地”，比如弗吉尼亞。第三類是自由移民根據自己的契約建起來的，叫“自治殖民地”，也叫“契約殖民地”，比如羅德島和康涅狄格。
但無論哪種，都是自治的殖民地。英國國王雖号稱享有主權，卻其實是“主權王有，治權民有”。13個殖民地之間，既沒有隸屬關系，也沒有統一體制。有靠盟誓或契約來管理的，有把所有程序都交給憲兵司令的，還有種什麽莊稼都由官方說了算的。它們之間，不但風馬牛不相及，有的還老死不相往來。
唯一的相同是核心價值觀——獨立、自由、平等。
就說馬薩諸塞。
1620年，荷蘭的部分英國分離派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輪船，經過66天的海上漂泊，到達計劃外的馬薩諸塞（原計劃是弗吉尼亞）。上岸時他們一共102人，但一個冬天的寒風就帶走了58條生命。第二年春天，當五月花号再次來到這裏時，船長卻驚詫地發現，那些正在垂死掙紮的人，居然沒有一個肯跟他回到“文明的”英國。原因很簡單：在這裏能獨立，在這裏有自由。
這可真是“不自由，毋甯死”。
難怪這些苦難而勇敢的人們，會被美國人視爲自己的精神先驅，盡管他們不是最早的北美移民。事實上，馬薩諸塞一直是獨立運動的策源地，自由精神的踐行者。正是他們，制定出第一份體現了“主權在民”思想的文件——《五月花公約》；也正是他們，倡議召開了“反印花稅法大會”，向英國政府的橫征暴斂說“不”。他們把成噸的英國茶葉扔入海中，因爲自由比便宜茶葉更重要。英國人封閉了他們的波士頓港之後，沒有一個失業的工人應聘去修英國兵營，沒有一個貧窮的農民賣糧食給英國軍隊，因爲他們甯肯一無所有，也絕不出讓自由。後來的獨立戰争首先在馬薩諸塞打響，并不奇怪。
這種精神是馬薩諸塞人的，也是所有美利堅人的。所以，他們會打破慣例坐到一起，兩次在賓夕法尼亞的費城召開大陸會議。他們當然也會在戰争勝利後就一哄而散，拖了好幾年才在費城召開制憲會議。因爲聯合是爲了獨立，作戰是爲了自由，怎麽可能在趕走英國國王以後，又造出一個“美國國王”？
因此，盡管他們後來還是制定了聯邦憲法，建立了聯邦政府，但他們的建國日卻是通過《獨立宣言》的1776年7月4日。顯然，在美國人看來，國家精神遠比國家形式重要。或者說，最重要的是國家精神，其次是憲法，然後才輪到國會、最高法院和總統。
這就是“美國精神”，同時也是“希臘精神”。獨立、自由、平等，科學、民主、法治，一以貫之，薪盡火傳。
路漫漫其修遠兮，從雅典到費城。
讓我們重溫一遍那不朽的宣言吧——
我們認爲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每個人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正是爲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自己中間建立起政府……
爲什麽要有國家？現在可以搞明白了吧！
文明的秘密，也應該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