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把部落變成部落聯盟，
然後夏廢禅讓，把部落聯盟變成了國家。
而國家一旦誕生，人類就進入了文明時代。
上帝敲了回車鍵
公元1650年，也就是大清朝攝政王多爾衮去世那年，有一位名叫阿歇爾（Ussher）的愛爾蘭大主教經過精心研究和精密計算，向世人宣布了上帝創造世界的時間——耶稣誕生前4004年。如果你有興趣，他還會樂意告訴你，具體的日子是1月28日，星期五；或者10月23日，星期天，上午九點。[1]
阿歇爾的日期很有意思。因爲考古學的發現證明，人類最早的文明誕生于公元前3500年到前3000年之間。也就是說，如果阿歇爾計算準确無誤，那麽，從人類的誕生到文明的誕生，就隻有短短五百年。
這當然并不可能。
文明是人類自己上演的節目，它的初潮很晚，前戲很長。
曆史學家給出了另一張時間表：440萬年前，南方古猿；380萬年前，早期猿人；180萬年前，晚期猿人；30萬年前，早期智人；5萬年前，晚期智人，人類正式誕生。遺憾的是，由于缺乏化石的證據，我們還不能從中找到夏娃在伊甸園大造其反，用無花果葉發明人類第一條三角褲的确切時間。
但後面的故事是清楚的，它可以概括爲以下表格：
時代 社會組織 文化标志 代表人物 形象表現 古史分期
點 原始群 裸體直立 夏娃 —— ——
面 氏族 生殖崇拜 母系氏族女娲 魚、蛙、月亮 三皇
面 氏族 生殖崇拜 父系氏族伏羲 鳥、蛇、太陽
片 部落 圖騰崇拜 早期部落炎帝 牛 三皇
片 部落 圖騰崇拜 晚期部落黃帝 熊（或其他） 五帝
圈 部落聯盟 —— 早期堯 —— 五帝
圈 部落聯盟 —— 中期舜 —— 五帝
圈 部落聯盟 —— 晚期禹 —— ——
國 部落國家 祖宗崇拜 夏啓 —— ——
是的，正如第一卷所述，夏娃造反之後是女娲登壇，創造了氏族社會和生殖崇拜；然後是伏羲設局，把氏族從母系變成父系；然後是炎帝東征，把氏族變成部落，生殖崇拜變成圖騰崇拜。女娲、伏羲、炎帝，就是所謂“三皇”。
然後是“五帝”：黃帝、颛顼、帝喾、堯、舜。
五帝的曆史使命，是把部落變成部落聯盟。最後是啓廢禅讓，把部落聯盟變成了部落國家。
顯然，時間很長的史前史，軌迹簡單，線索清晰。社會組織，依次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聯盟、部落國家；文化程度，則依次是點、面、片、圈、國。最原始的文化，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滅的。這就是“文化點”。如果這種文化能夠存活并得到發展，它就會壯大，變成“文化面”。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變和擴散，以及相互的影響和交融，就會連成“文化片”。不同的文化片，由于遷徙、聯合、兼并甚至戰争，則會形成“文化圈”。這個時候，離國家就不遠了；而國家一旦誕生，人類就進入了文明時代。
文明是先後發生的。在非洲北部尼羅河流域和亞洲西南兩河流域，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一馬當先。美索不達米亞是希臘語，意思是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裏斯河“兩河之間”。之後，在中國的黃河流域、南亞的印度河流域、南歐的愛琴海區域，華夏文明、印度河文明（哈巴拉文明）和克裏特文明（米諾斯文明）也相繼發生，時間都在距今兩三千年前。[2]
這就是人類的五大古老文明。[3]
五大文明形态不同，風格各異。克裏特（米諾斯）的女神崇拜，在我們看來就匪夷所思；古埃及的金字塔，跟巴比倫的通天塔也兩回事。唯一的相同，是都要建國。包括後起之秀波斯、希臘、羅馬，也如此。比如波斯王國就産生于農業部落和遊牧部落的聯盟，第一任國王居魯士也原本是大酋長。
奇怪！爲什麽部落一旦成熟強大，上帝就要敲回車鍵呢？
阿歇爾大主教當然不管這事，但倫勃朗的一句話也許能給我們啓示。倫勃朗是17世紀尼德蘭（荷蘭）大師級的畫家，做他的學生每年要交100荷蘭盾，相當于當時中國的十二兩紋銀。[4]
可是，就在阿歇爾宣布其神學研究成果的十幾年前，倫勃朗的畫室出了绯聞。他的一個學生在單獨畫人體寫生時，居然把自己脫得跟女模特一樣。對此，那位學生的辯解是：這樣一來，我們就成了亞當和夏娃。倫勃朗則用手杖敲着牆說：既然如此，你們就得離開伊甸園！[5]
這一對寶貝兒隻好穿起衣服走人，十二兩銀子也打了水漂。
從氏族、部落到國家，莫非也是如此？
或者說，世界各民族相繼告别原始時代的伊甸園，是因爲像倫勃朗的學生一樣犯了錯誤嗎？
顯然不是。
沒有後悔藥
部落變成國家，并非因爲绯聞。人類發明國家，更不是爲了尋歡作樂。但這事卻被認爲與“逐出樂園”無異，不管那伊甸園是耶和華的，還是倫勃朗的。反正，進入國家時代，好日子就算過完，這是很多人的共識。
比如希臘和羅馬的兩位詩人。
古希臘的那位詩人叫赫西俄德，古羅馬的叫奧維德。他們的共同觀點，是都認爲自己生活在黑鐵時代。之前，則是黃金時代、白銀時代和青銅時代。黃金時代最好，人類美好高貴，社會公正和平。白銀時代馬馬虎虎，但不再天真無邪。青銅時代戰火連天，但信仰和神性猶在。黑鐵時代就一塌糊塗，人類變得貪婪殘忍，互不信任，互不相容，沒有信仰，也不再有真理、謙遜和忠誠。[6]
當然，兩位詩人略有不同。在希臘詩人那裏，青銅時代之後，黑鐵時代之前，還有英雄時代。英雄時代比青銅時代好，人類與半神和英雄一起生活。可惜，英雄們被卷入底比斯戰争和特洛伊戰争，從此萬劫不複。
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類似的說法，我們民族也有。比如希臘、羅馬的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在儒家那裏就叫“大同”。大同之世的特點是“天下爲公”。财産是公産，權力是公器，首領是選舉出來的公務員，族民也都一心爲公，因此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天下太平。
希臘、羅馬的青銅時代，儒家叫“小康”。小康之世的特點是“天下爲家”，财産私有，權力世襲，戰争不可避免，道德禮儀和聖人英主也應運而生，有點像希臘的英雄時代。[7]
至于黑鐵時代，恐怕是隻能叫“亂世”的。
大同、小康、亂世，就是儒家那裏的曆史三階段。堯舜是大同，夏商周是小康，春秋戰國是亂世。
對應這曆史三階段的，是三種指導思想和政治哲學：大同講帝道，小康講王道，亂世講霸道。先秦諸子中，主張霸道的是法家，主張帝道的是墨家，儒家則主張王道。因爲大同已不可能，亂世又不正常，因此應該“尊王道，行仁政，奔小康”，構建和諧社會。這恐怕也是一種中庸之道。
但這隻是一家之言，諸子則另有說法。
比如莊子是隻認羲皇之世的，墨子也隻認大禹之世。其實就連孔子，也推崇堯舜之世。隻不過他老人家比較現實，認爲能夠回到東周就算不錯，實際上是退而求其次。
這樣看，我們也是四階段。比如女娲到伏羲，便可以叫黃金時代；炎黃到堯舜，是白銀時代；夏商周，是青銅時代；春秋戰國，則無疑是黑鐵時代。對于前三段，諸家有争議。對于後一條，除法家外，無分歧。
如此說來，人類一旦建立國家，豈非就每下愈況，等于踏上了不歸之路？
當然不是，也沒有後悔藥可吃。
事實上，氏族部落時代，并非莊子和希臘、羅馬這些詩人哲學家們說的那麽美好。夜不閉戶？那是沒東西可偷。炎黃與蚩尤的戰争，則跟後世一樣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國家，或沒能建立自己的國家，她的曆史就會一直停留在史前時代，比如某些印第安人。相反，隻要建立過國家，哪怕後來失去，也會有自己的文明，比如猶太。
國家，是文明與史前的分水嶺。
難怪孔子不但不否定小康，還要對小康生活推崇備至，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了。[8]
問題是，爲什麽隻有建立了國家，才算進入文明時代？國家對人究竟有什麽意義？人，真的是必須發明國家并生活在其中的動物嗎？如果是，又爲什麽會有那麽多人感歎今不如昔，懷念氏族和部落時代？
國家的邏輯，究竟在哪裏？
分道揚镳
荀子說，在人。
衆所周知，荀子是從儒家到法家的中轉站。所以他跟法家一樣，既肯定國家，又肯定君主。爲什麽要肯定？爲了生存。荀子說，可憐兮兮的人，力氣不如牛，速度不如馬，生存能力其實是很差的。然而牛馬卻爲人所用，原因就在人能組成族群。因此，族群如果解體，人就牛馬不如。[9]
這就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主，三要有國家。
做得到嗎？做得到。
在荀子看來，人與動物的區别，并不僅僅就在兩腿直立遍體裸露（二足而無毛），而在于有道德。荀子說，水火有物質無生命，草木有生命無感知，禽獸有感知無道德；唯獨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這才最爲高貴。[10]
所以，人能夠發明國家，這是最強大的族群；也能夠發明君主，這是最合适的領導。至于道德，則是最理想的組織力量。有道德，人就是萬物之靈，就能結成群體并依靠群體的力量來生存。他也就有家有國，有安身立命之本。[11]
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國家是歸宿。
國家與人，就這樣焊在一起。
這跟西方不太一樣。
西方人也要國家，卻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臘的城邦是沒有君主的。羅馬人，從他們趕走最後一任部落王，到産生第一位君主奧古斯都屋大維，中間竟隔了近五百年，而且那皇帝還要自稱“第一公民”。[12]
近現代的西方人就更是出格。17世紀的阿姆斯特丹，居然甯肯要三個郁金香球莖，也不肯要一個國王。獨立戰争後的美利堅人，則不但不要國王，就連統一的國家都不想要。實在拖不下去，才勉勉強強開了一個制憲會議，再磨磨蹭蹭地選出第一屆聯邦政府和總統。
可見，西方人對待君主的态度，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有的要，有的不要；有時要，有時不要。不像我們，自從有國家就有君主，隻不過秦漢以前封土建國，秦漢以後天下一統，但都是君主制。直到辛亥革命前，還有立憲派主張保留一個皇帝，哪怕形同虛設，隻是橡皮圖章。
西方人也不認爲國家跟道德有什麽關系，在他們那裏道德是歸宗教和上帝管的。國家需要的是法，社會需要的才是德。所以，他們的國家可以有多種模式。直接民主、寡頭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憲、聯邦邦聯、稱王稱帝，不但一一試來，而且并行不悖，愛怎樣就怎樣，喜歡誰便是誰。
顯然，當世界各民族開始建立國家時，他們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門前，也站在了曆史的岔路口。
之後，大路朝天，各走半邊。
很難說誰有道理誰沒有。實際上，西方人也經曆了君主制時代，而且至今還有名義上的王國。同樣，荀子不厭其煩地解釋“爲什麽要有國家和君主”，則說明它在當時其實已經成了“問題”，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講的那麽簡單。比方說，氏族和部落也是群體，爲什麽非得變成國家？
何況世界各國的誕生原因、存在方式和發展道路也大不相同。有君主的，也有民主的；有獨立的，也有附庸的；有分出去的，也有合起來的；有打出來的，也有談出來的。五花八門，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道路的選擇不會無緣無故，沒有誰會拿自己的命運開玩笑。
與其論是非，不如找原因。
那就先看人家。
小人之邦
如果孔子穿越到美國，一定會大搖其頭。
這是什麽亂七八糟的國家！這個國家并不以德治國，而是以法。最權威的機構和人，居然是法院和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竟有不容置疑的解釋權，豈非咄咄怪事？
法院倒也罷了，堯舜也有司法部長臯陶嘛！但律師是什麽，陪審團又是什麽？一個人有罪還是無罪，怎麽能由這些胸無點墨的庶人說了算，臯陶大人反倒要聽他們的？
議會和議員也不可思議。當然，堯舜那會兒，也有部落酋長和氏族族長的聯席會議；周代則會邀請社會賢達共商國是，叫“鄉飲酒禮”。但堯舜和三代都沒有政黨，更沒有兩黨或多黨。兩黨制是什麽玩意？君子不黨，他們卻竟然鼓勵黨争，還爲這黨争花掉那麽多的錢，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許，隻有聯邦制能讓他略感欣慰，因爲有點像東周。
的确，組成美利堅合衆國那些State，原本是應該翻譯爲“邦”而不是“州”的。建國之初的十三個邦，早就有着自己的憲法、法律和民選政府，各自爲政自負盈虧，頗有些像諸侯列國。它們共有的那個總統，豈非“天下共主”？
可惜這總統卻一點尊榮都沒有。國會可以彈劾，媒體可以批評，民衆可以拿他開涮，他反倒要爲什麽“拉鏈門”之類的破事反複道歉，哪像天子？
文化藝術也不像話。電影院裏，電視機上，還有酒吧和百老彙，要麽怪力亂神，要麽靡靡之音，要麽群魔亂舞，很黃很暴力，這不是“鄭聲之亂雅樂”嗎？
更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的民衆居然肆無忌憚地批評和嘲諷總統，還可以上街遊行示威。警察不但不管，反倒提供保護，這不是“無君無父，犯上作亂”嗎？
那麽，古代希臘又如何？
更成問題。
在愛琴海和地中海環抱的那片貧瘠的土地上，星羅棋布地林立着被稱爲“城邦”的國家。這雖然也有點像東周列國，卻居然沒有一個天子，也不分公侯伯子男。城邦與城邦，是完全平等的。哪怕一個城邦從另一個城邦分出去，一旦分家就平起平坐，各行其是，甚至反目爲仇。
城邦的政治事務，則交給石匠、鐵匠、皮匠、商人、小販以及遊手好閑的公子哥兒去擺弄。他們不但有權說三道四，投票表決，不肯參政議政的反倒還要罰款。這是什麽莫名其妙的制度？照此制度建立的，會是東周嗎？
當然不是。比如雅典城邦的政府，是從十個區年滿三十的男性公民當中，各自抽簽産生五十個人，再組成五百人的會議，任期一年。五百人會議的常設機構是五十人團，由五百人會議成員分組輪流坐莊，任期一個月。五十人團又抽簽産生一名主席主持工作，這樣的主席哪一點像國君？
無君臣，亦無父子。古希臘神話中，天神烏拉諾斯被自己的兒子克洛諾斯打成殘疾失去王位；克洛諾斯則又被自己的兒子宙斯推翻打入地獄。宙斯自己也被子女們觊觎，靠普羅米修斯幫忙才得以幸免。這些故事都被希臘人口口相傳津津樂道，真可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更可惡的，是這些制度的設計充斥着私心。
私心和私利是聯系在一起的。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私利，也有每個人的私心。這在西方人看來極爲神聖。爲了保證自己的私利不被侵犯，私心得到滿足，希臘人的辦法是決策機關人數衆多，任期短暫，輪換快速，任何人想以權謀私都不容易。美國人的辦法則是各利益集團選出自己的代表，然後到議會去讨價還價，你方唱罷我登場。
這，難道還不是“小人”？
然而這些小人，包括被彈劾的總統，被嘲笑的政客，被送上法庭的犯罪嫌疑人，都隻會認爲自己的敵人不對，不會認爲國家的制度不對。哪怕孔夫子苦口婆心勸其仿效東周，他們也會溫和而堅定地說：對不起，No！
此中奧秘，不可不察。
公民與臣民
孔子眼中的“小人”，在西方叫做“公民”。
公民是古代希臘人發明的詞，叫波裏德斯（Polites），意思是“城邦的人”。這就像周代的“國人”，是指“國都裏的人”。[13]
不過在古希臘，并非所有在城邦裏生活的都叫公民。奴隸就不是，外邦人也不是。而且就算同爲公民，權利也不一樣。權利最完整的，僅限于公民中的成年男子，叫“全權公民”。他們才是城邦真正的主人，以及城邦政權的授權人。
全權公民加上婦女兒童，就叫“自由公民”。外來移民和被解放的奴隸，則叫“被保護民”。被保護民和自由公民中的婦女兒童，都沒有參政、議政、執政的權利。
顯然，這是一種少數人才能享受的民主。
限制人數是必然的。因爲但凡公民，就有權利和義務。
這是公民最重要的特征。而且有權利，比盡義務更重要。有權利，就什麽都有；沒權利，什麽都談不上。何況一旦享有權利，就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棄，非常自由。
這種資格和待遇，城邦豈肯輕易授人？
成爲希臘公民的首要條件是人身自由，後來的羅馬也一樣。實際上，公民的公，不是公有，而是公共。希臘公民和羅馬公民的财産，全都歸個人所有，是完全徹底的私有制。而且唯其私有，才能公共。因爲自己有私産，就不必從屬和依附于任何團體、組織、機構和個人，當然自由。
公民，就是“自由的人”。
臣民則大不一樣。
什麽是臣？奴隸，包括戰俘和罪人。
奴隸的主要來源是戰俘。戰俘最早被殺，後來則“男人爲臣，女人爲妾”。他們脖子上拴着繩子，被主人像牲口一樣牽來牽去。個别有技藝的待遇略高，比如跳舞的“舞臣”。也有極個别的成爲牢頭獄霸小頭目，幫奴隸主管理奴隸，比如管農業奴隸的“臣”（讀如級），管畜牧奴隸的“牧臣”。[14]
這些奴隸中的小頭目，很有可能是戰敗族群的族長或酋長。他們就是最早的“臣僚”。君臣的臣，就從這裏演變過來。說白了，其實是貴族和官員在君主面前以奴隸自居，就像清代的滿族王公見了皇帝自稱“奴才”。
同樣，民也不是好詞，至少不是尊稱。
實際上，古書中的民，往往被解釋爲冥、暝、盲、氓。這大約因爲最早的民都是戰俘和奴隸，有的還要被刺瞎眼睛。比如黎民，就是戰敗的九黎族；畜民，就是被商人統治的老奴隸；頑民，則是被周人打敗又冥頑不化的殷商貴族。既然戰敗，自然是“民”。人，才是勝利者和統治者。
顯然，在上古時期，人和民也不平等。最高級的是“大人”，其次是“小人”，最低級的是“萬民”。
後來，奴隸變成平民，也還是被統治者。所謂蟻民、草民、小民、賤民、刁民、屁民，包括順民和良民，都明顯帶有輕蔑和歧視之意。總之，秦漢以前，人比民貴；秦漢以後，官比民高。孟子能說“民爲貴”，實在相當了不起！
臣民，就是“臣服的人”。
公民自由平等，臣民服從依附。所以，臣民的國家必是君主制，公民則喜歡民主共和。國家模式和政治體制，其實都是人自己的創造和選擇。
國家與人的關系，也許就在這裏。
中華的惆怅
有什麽樣的人，就有什麽樣的國。
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模式和樣式、制度和尺度，都是由這個國家的文化、曆史和國民來決定的。強大的國民喜歡弱小的政府，自由的國民欣賞松散的制度，愚昧的國民盼望英明的領導，軟弱的國民依靠強權的統治。因此恩格斯說，如果某個國家的政府是惡劣的，而且盡管惡劣卻仍将存在，那就可以用該國國民相應的惡劣來解釋。[15]
但，這裏面有問題。
衆所周知，人類最早的國家，大多是君主制，少數是共和制，極個别是民主制。西學東漸前的中國人，更一直認爲君主制天經地義，别無選擇，反對派一個都沒有。如此說來，難道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是不要自由，想做奴隸的？
當然不會。
這就必有原因，必有道理。
什麽原因？什麽道理？
天下必須有序，群龍不能無首。
沒錯，中國原本就地域遼闊，人口衆多，如果再攤上洪水泛濫、外敵入侵，就更需要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需要号召力和凝聚力，至少得有萬衆一心的象征。這個功能，在那時不可能由别人來承擔。爲此，人民隻能做出犧牲和讓步，對高舉旗幟的君主俯首稱臣。
這，大約是法家以外思想家們的想法。[16]
因此，除法家外，其他各家對君主制度和君主權力，都是“有條件的維護，有保留的贊同”。比如儒墨道三家都認爲，君主可以有，但得是聖人，至少要合格。孟子甚至認爲，君主如果不合格，就應該下台。又比如，三家都認爲，君臣之間不能是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孔子就說君對臣要彬彬有禮，孟子更認爲君若“目中無人”，臣可“視如寇仇”。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話，人民還可以發動革命殺了他。這能說是“想做奴隸，不要自由”嗎？
君主制，并不等于奴隸制。
獨立、自由、平等，畢竟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不會有哪個民族是例外。
隻不過，曆史會有不同的嘗試和選擇。
可惜，儒墨道三家主張的條件和保留，離民主或憲政還有十萬八千裏，實行起來也有諸多問題。比如什麽叫“聖人”，三家就說法不一。儒家講“仁民愛物”，墨家講“明察秋毫”，道家講“清靜無爲”，請問以誰爲準？
還有，君主如果不合格，怎樣請他下台？有辦法嗎？有法律嗎？有制度嗎？有程序嗎？沒有。
那就隻有一廂情願，以及惆怅。
中華民族的國家史和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斷追求獨立、自由、平等，又屢屢求之不得、得而複失的“惆怅史”。
是的，正如希臘實行過“直接民主”，我們也試行過“直接君主”；羅馬實現了“以法治國”，我們也探索了“以禮治國”。我們甚至設計了種種方案，希望能夠做到“君權與民權并重”。最起碼，也不能生靈塗炭，民怨沸騰。
然而曾幾何時，這些都成爲泡影。分權變成了集權，集權變成了專制，專制變成了獨裁。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每下愈況。改朝換代一次，起死回生一次，也腐敗潰爛一次。最後，不得不拜西方列強爲先生。
其實“先生們”又何嘗一帆風順？希臘城邦，孤帆遠影；羅馬共和，日落西山；民主進程，一波三折；自由之路，險象環生。宗教裁判所就不說了，十字軍東征也不說了。單是二十世紀，世界大戰就打了兩次。
文明的步伐，總難免一腳深一腳淺；國家的意義，誰都不可能一夜看清。唯獨需要國家，古今中外一樣，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臣民還是公民。
那麽，國家的秘密又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