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們人類來說，有三個問題是普遍而永恒的：是什麽、爲什麽、怎麽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其實都在各自領域試圖回答它們。隻不過，并非所有人都能夠回答，或願意回答。
比如曆史學。
在人文學科（文史哲）當中，曆史學，尤其是考古學，可能最接近于自然科學。持之有故，言之有據，可以說是基本要求。所以，學曆史的，尤其是學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這樣學文學的靠譜，也比一般學哲學的靠譜。沒有證據的話他們不會說，以論帶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爲主，主觀臆斷，結論在前，在史學界都是違反職業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曆史學家一般更願意描述“是什麽”，而不願意回答“爲什麽”，哪怕僅僅是爲了避嫌。
這很讓人尊敬，但也遺憾。
沒錯，在尚未掌握大量證據，甚至在尚未接觸史料之前，就先驗地設定一個框架，然後按照某種所謂“範式”去進行撰述，是危險的。曆史不是布料，可以随便裁剪。曆史學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藥鋪。沒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藥材按照一定的順序放進一個個小抽屜裏，标明黃芪、黨參、當歸、白術等，則充其量隻是數據庫，不是曆史學。
因此，反對“以論帶史”，不能因噎廢食到不要史觀。事實上，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時是她的觀念史。正是觀念，或者說，價值取向，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道路。觀念的更新或堅守，則構成曆史的環節。這些環節就像古埃及的諾姆（部落和部落國家），被尼羅河聯成一串珠鏈。
觀念，就是尼羅河。
構成價值觀發展演變河床的，則是邏輯。
與邏輯相一緻的曆史，是“真曆史”。按照真實邏輯來闡述真實曆史，就叫“思辨說史”。這樣一種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學，骨子裏也是哲學的。顯然，這需要史觀，需要史識，需要史膽，甚至需要直覺和靈感。
也許，還需要天賦。
當然，也需要啓迪。
2.啓迪
啓迪來自方方面面。
與專業的曆史學家不同，我更喜歡琢磨“爲什麽”。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鄧曉芒的影響。曉芒是超一流的哲學家。20世紀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學比較，便讨論過中西文化的本質區别。也就在那時，曉芒便提出中國文化的内核是“群體意識”，西方文化的内核是“個體意識”，兩種文明也各有兩隻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補結構。内核的說法是鄧曉芒的創新，互補結構則受到徐複觀、李澤厚和高爾泰等先生的啓發，思想源頭更要追溯到尼采。
這些觀點，後來寫進了我們合著的《黃與藍的交響》一書，現在則成爲本卷的思想基石。[1]
不過這絕非“概念先行”。相反，這些結論本身就是研究的結果。而且，以後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則一再證明它們是成立的。至少，邏輯自洽。
在此基礎上，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華文明的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和藝術精神。
這是受到湯一介先生的影響。湯先生認爲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認爲，禮樂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适。而且，準确的說法，應該是“天人合一歸于人，知行合一踐于行，禮樂合一成于樂”。這樣說，才能完整地表述我們民族的精神。[2]
由此便有了這樣的說法：一個内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心理和樂觀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藝術精神）。體系構建起來了。
這是一個文化系統。
系統是一定有邏輯起點的。而且，系統的建立雖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其中肯定會有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那麽，這個時刻可能在何時，可以稱之爲“奠基者”的又是誰呢？
直覺告訴我，是周人。
3.直覺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華文明的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創見。學界的主流意見，也大體如此。問題在于，爲什麽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3]
也許，因爲周原在“兩河之間”。
這是寫中華史第二卷《國家》時發現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隻有一條母親河外，西亞、印度和華夏，都誕生在兩河流域。西亞是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印度是印度河與恒河，西周文明則發源于泾水和渭水之間。以後發展爲中華文明，又在長江與黃河之間，仍然還是“美索不達米亞”。
兩河之間的沖積平原，是農業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亞文明隕落了，印度多元多變多種族，很難說有統一的印度文明。隻有中華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續至今，雖不免老态龍鍾麻煩不少，卻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直覺告訴我，這裏面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制度。
與埃及、西亞和印度不同，周人創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優秀也最健全的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井田是經濟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會制度，禮樂是文化制度。更重要的是，這些制度環環相扣，配套互補，符合中國國情。因此，是穩定的。
這是一個系統工程。
制度工程的背後，是觀念體系。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爲本”，到“以德治國”，再到“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本身就是一個完整和自洽的系統。周人，确實是“早熟的兒童”；周公，确實是“文化的始祖”。
但，這樣說，要有證據。
4.證據
就說“以德治國”。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獻可以證明。問題是，單靠文獻，不足爲憑。比如按照《尚書》的說法，商王盤庚也是講德的。那麽，“以德治國”是周人獨有的觀念，或者說，真是從西周開始的嗎？[4]
這可得拿出鐵證來。
辦法是先查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沒有“德”字。如果有，再看其含義是不是“道德的德”。
結論很快就有了。甲骨文有德，但詞義是“得到”，也表示“失去”。《古文字诂林》中，沒有殷商時期金文的德。金文的第一個“德”字，見于何尊。何尊是西周青銅器，而且是成王時期的作品，記載了周公營建成周（洛陽）的史實，叫“宅茲中國”。這也是“中國”一詞的最早文字記載。
金文的“德”與“中國”同時出現，豈非“天意”？
實話說，當我一眼發現這秘密時，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但我不敢造次，立即聯系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部的胡嘉麟老師，請他幫我排雷。
我問：殷商青銅器上有“德”字嗎？
胡老師說，應該沒有。
我又問：何尊上的“德”，是目前發現最早的金文“德”字嗎？
胡老師說，目前是。
我再問：這個“德”，是“道德的德”嗎？
胡老師說，是。因爲原文是“恭德裕天”。他還特地提醒我：并非所有金文的“德”，都是“道德的德”。比如德鼎和德方鼎的“德”，就是人名。
我眼睛一亮：靈感來了！
5.靈感
靈感來自字形之别。
金文的“德”與甲骨文的“德”，有一個明顯的區别，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組成，金文則多出一個“心”。《古文字诂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個，都沒有“心”。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沒有“心”。字形，與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轍。
這就說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見”（得到）變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事實上，何尊所謂“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體現。這種思想大量見于文獻記載，現在又有青銅器爲證。“以德治國”爲周人所獨有獨創，已是鐵證如山。
不，“銅”證如山。
後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道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國”聯系在一起的，則“受天命而居中國，居中國者治天下”，豈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後來，曆代皇帝都自稱“奉天承運”，北京天壇的占地面積遠大于紫禁城，豈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續？[5]
周，難道不是中華文明的奠基者？
當然是。
靈光現，百事通。其他，比如商禮爲儀，周禮爲制，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倫理性的，以及姬周株式會社等，已無須贅述。反正，中華文明的基石奠定了，時間也開始了。[6]
邏輯成立，證據确鑿，剩下的是細節。
6.細節
細節很重要。
重要是不言而喻的。這不僅因爲細節決定成敗，也因爲本中華史追求的叙事方式，是希望能像紀錄片《我們的故事：美國》一樣，做到“大曆史，小人物”，有宏大格局又非宏大叙事。隻有這樣，曆史才會是生動鮮活、貼近人性的。
然而做起來卻其實很難。因爲所謂“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譜”。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兒找去？事實上，本卷提到的那個“愛國賊”南蒯，便已經是能夠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爲季孫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沒資格樹碑立傳。能留下姓名已是萬幸，哪裏還能指望随處可見？
看來，也隻能依靠直覺和靈感，但更重要的還是要有這個意識。有此意識，便總能在宏大叙事中發現漏網之魚。
其實“愛國賊”南蒯這個人，是我在讀楊寬先生《西周史》時發現的；而第二卷《國家》中古希臘那個“賣香腸的”，則是讀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時發現的。該書隻是把《阿裏斯托芬》這部諷刺喜劇的片段，作爲鏈接附在正文旁邊，我卻認爲大有文章可做。通過吉爾伯特·默雷的《古希臘文學史》，我查到了《騎士》公演的時間是在公元前424年，于是很快就在《史記·趙世家》中找到了東周晉國的故事。那個莫名其妙被殺的倒黴鬼，雖然是“君之子”，卻名不見經傳，也是“小人物”呢！
但，一個“賣香腸的”，一個“掉腦袋的”，擱在一起好玩極了。希臘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較，更是意味深長。
實際上西周對于中華文明的意義，是相當于希臘之于西方文明的。隻不過借用馬克思的說法，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我們民族則是“早熟的兒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時代，當然會表現出不同的氣質。
這是下一卷要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