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患和樂觀爲翅膀，
人本、現實、藝術爲精神，
井田、封建、宗法、禮樂爲制度，
都因爲周是農業民族。
黑名單
當周人創造出井田制、封建制、宗法制和禮樂制的時候，世界上許多民族還迷迷瞪瞪。南亞，達羅毗荼人創造的哈拉巴文明已與世長辭，還留下了幾百年的空白。未來文明的主角雅利安人，正摸着石頭渡過印度河。西亞，巴比倫國内亂作一團，猶太人則剛剛建立他們的希伯來王國。南歐，希臘人打完了特洛伊戰争，卻仍然停留在“堯舜時代”。大洋彼岸的中美洲，奧爾梅克文明就像他們的巨石人像，隻有腦袋沒有身子。至于現在屬于歐盟的大多數地方，要麽荒無人煙，要麽住着野蠻人。北美和大洋洲，則基本上是不毛之地。
可以比較的，是埃及和亞述。
埃及中央集權的時間最早，比西周建立國家聯盟都早了兩千年，比秦漢建立集權帝國則早了兩千八百多年。公元前3100年，納爾邁（美尼斯）兼并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當然，這件事跟周革殷命并不完全相同。周人是小魚吃了大魚，納爾邁則是把兩條魚并在了一起。但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那就是如何安定人心，鞏固政權。
納爾邁的辦法是兩次加冕。
事實上，納爾邁原本是上埃及國王，頭戴白色王冠，以鷹爲保護神，百合花爲國徽。下埃及的國王則頭戴紅色王冠，以蛇爲保護神，蜜蜂爲國徽。于是納爾邁便在上下埃及各加冕一次，然後在不同場合戴不同的王冠，表示他既是上埃及的君，也是下埃及的主，隻有保護神仍是神鷹荷魯斯。
這當然很聰明，但武王和周公更智慧。他們不但給自己加冕，也給各路諸侯加冕，還授予諸侯們分封大夫的加冕權。結果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彈冠相慶，冠冕堂皇。相比之下，納爾邁隻給自己加冕，就收買不了那麽多人心。
更何況，這種自己給自己加官進爵的事，誰不會做？最後，那王冠便戴到了利比亞人和埃塞俄比亞人的頭上。
再看亞述。
亞述也曾經是兩河流域的“天下之王”，這是一位古亞述國王的原話。這位國王在世時，我們這邊商湯滅了夏桀，埃及的中王國則被希克索斯人所滅。不過古亞述這“天下之王”并沒做多久，真正崛起的是古巴比倫。[1]
但到我們的東周時期，亞述卻突然空前強大。亞述先後征服了小亞細亞東部、叙利亞、腓尼基、以色列和巴比倫尼亞，後來又侵入阿拉伯半島，征服埃及，毀滅埃蘭，成爲不可一世的帝國。這個帝國橫跨西亞和北非，将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這兩大古老文明，都置于自己的統治之下。
一個國家有如此衆多的民族、如此遼闊的領土，這在世界曆史上是第一次。
亞述面臨的挑戰，不亞于周。
然而他們的辦法卻似乎隻有一個：殺人。亞述國王的殘暴令人發指，屠城和虐俘的記錄則不絕于史書。亞述銘文中居然充斥着這樣的句子：我像割草一樣割下他們的頭顱，我像踏闆凳一樣踏在巴比倫王的脖子上，誰敢造反我就把他的皮剝下來鋪在死人堆上，我要用他們的屍體把城市的街道填平。他們甚至一把火燒毀了巴比倫城，還把灰燼作爲紀念品帶回去供在自己的神廟裏。[2]
結果是什麽呢？是他們的文明連同他們的帝國一并滅亡，而且不再複活，盡管亞述堪稱人類曆史上的“第一帝國”（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
跟亞述一樣上了“文明毀滅黑名單”的，還有埃及、巴比倫、哈拉巴、克裏特、奧爾梅克、赫梯、波斯、瑪雅等等，不下二三十種。曆史的進程确實殘酷。
延綿不絕的是中華文明，起死回生的則是希臘—羅馬文明。希臘城邦和羅馬帝國雖然不複存在，卻“人雖亡而政不息”，反倒波瀾壯闊地發展爲西方文明。與此同時，伊斯蘭文明後發制人，勃然崛起，席卷全球。不難預測，未來世界恐怕将隻能是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唱主角。
問題是，何以如此？
這是一個“斯芬克斯之謎”。
斯芬克斯之謎
斯芬克斯，是希臘人對獅身人面像的稱呼。不過，古希臘的斯芬克斯卻有兩隻翅膀。這就比古埃及那個長着石灰石腦袋的家夥顯得輕盈娟秀，也就能超越時空從雅典飛到費城。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沒有翅膀就不能飛向遠方。但怎樣飛翔，卻還要看是什麽樣的翅膀。[3]
中華的翅膀，是憂患心理和樂觀态度。
的确，憂患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底色。從《詩·小雅·小旻》的“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再到以《義勇軍進行曲》爲國歌，憂患意識幾乎貫穿了整個中華史。
這是對的。曆史的經驗證明，任何一個政權，憂患則生，安樂則死。個人也一樣。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憂而憂”（範仲淹），詩人們也得“爲賦新詞強說愁”（辛棄疾），因爲“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曹操）。甚至就連妓女丫環、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流，據說也懂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從而憂國憂民。
但，我們民族又是樂觀的。我們相信“天遂人願”，相信“善惡有報”，相信“事在人爲”，相信“事情再壞也壞不到哪裏去”，即便有了壞事也“焉知非福”。因此，我們“不改其樂”，哪怕“苦中取樂”，也總歸“樂在其中”。
既憂患又樂觀，就有禮有樂。禮就是理，講倫理，講秩序，體現憂患；樂就是樂，講快樂，講和諧，造就樂觀。禮和樂，是兩個基本點，也是兩隻翅膀。
那麽，希臘的翅膀是什麽？
科學精神和藝術氣質。
正如羅馬人癡迷于法律，希臘人則陶醉于科學。希臘人的科學不是實用主義的，他們是“爲思想而思想，爲科學而科學”。所以，他們能把埃及人用于測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術變成幾何學，也能把巴比倫的占星術變成天文學。有科學這雙翅膀，希臘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達米亞媽媽，成爲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然而希臘人又極具藝術氣質。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是“正常的兒童”，也是人類童年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因此能“爲藝術而藝術，爲審美而審美”。這種純粹，使他們即便是在縱欲和淫樂時，也毫無負罪感，更不會道貌岸然。隻要幹得漂亮，不管是談天說地，還是尋歡作樂，都會得到滿堂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敵人。[4]
由此可見，科學和藝術，在希臘人那裏是對立的，也是統一的。它們統一于單純，統一于天然，統一于率真。事實上，希臘藝術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統一。它們在尼采那裏被分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羅精神），前者體現于音樂，後者體現于造型藝術，尤其是雕塑。
希臘精神是互補的。
同樣，憂患心理和樂觀态度，也是一個互補結構。憂患是底色，樂觀是表情，正如希臘藝術氣質的背後，其實是科學精神。它們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共同塑造着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風貌。
也許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毀滅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條腿在走路。
然而希臘與中華，卻又迥異其趣。
總體上說，希臘文明是外向和進取的，中華文明則是内向和求穩的。我們的憂患，其實是對亂的恐懼，對治的祈求。因此，盡管兩種文明都有翅膀，飛行方式卻截然不同。希臘人是遠航，我們是盤旋。因爲遠航，他們浴火重生；因爲盤旋，我們超級穩定。秦漢以後，甚至西周以後，無論怎樣治亂循環改朝換代，都萬變不離其宗。
這又是爲什麽？
文化内核
原因在“文化内核”。
什麽是文化？文化就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式。任何時代的任何民族都要生存，都要發展，這是相同的。但如何生存，如何發展，各自不同。不同在哪裏？在方式。比如有的靠遊牧，有的靠農耕，有的靠商貿，有的靠掠奪。海盜和山賊，也是有“文化”的。
文化，就是方式。
但，任何一個文化成熟的民族，都會有一個總方式。正是這個總方式，決定了民族文化的具體方式，包括爲什麽西方人吃飯用刀叉，中國人用筷子；也包括爲什麽西方人喜歡十字架，中國人喜歡太極圖。
這個總方式，就叫“文化内核”。
那麽，它是什麽？
西方是個體意識，中華是群體意識。
我們知道，人，是“個體的存在物”，也是“社會的存在物”。沒有個體，不可能構成社會；離開社會，個體又不能生存。因此，任何民族，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有一個群體與個體的關系問題，無一例外。
區别隻在于，以誰爲“本位”。
所謂“個體意識”，就是“以個人爲本位”，叫“個人本位主義”，簡稱“個人主義”。個人主義不是自私自利，不是唯我獨尊，更不是損人利己。相反，徹底的個人主義者反倒有可能會利他，因爲利他其實是可以利己的。
這裏面當然也有各種情況。境界高一點的人認爲，利他能給自己帶來快樂，這就叫助人爲樂。境界低一點的則認爲，通過利他來利己，比通過損人來利己，風險更小而效益更高，這就叫人我兩利。至少，真正的個人主義者不會損害他人。因爲他很清楚，我是個人，别人也是。我有個人利益，别人也有。我的個人利益不想被損害，别人也會這樣想。既然如此，那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無論哪種，有一點是相同的——個體本位，個人優先。不是什麽“大河不滿小河幹”，而是沒有涓涓細流，就沒有大江大海。因此，即便爲了集體利益，也得保護個人。
群體意識則相反。
所謂“群體意識”，就是“以群體爲本位”，包括在思想意識和觀念上，認爲先有群體，後有個體；先有社會，後有個人。族群、社會和國家在個人之上，個人則是其中的一分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因此，個人的價值，首先體現于他所屬的群體，比如家族和單位；個人的功過，也影響到甚至決定着整個群體的榮辱。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獲罪，滿門抄斬。這就叫“以群體意識爲文化内核”。
問題是，文化内核不同，又怎麽樣呢？
翅膀便不同。
希臘人和西方人既然是個人本位的，組成社會就隻能靠“非人的第三者”，比如契約。這就必須理性，而且得是科學理性。他必須像看待數學題一樣看待社會問題，像遵守運算法則一樣遵守社會規範。但同時，又必須有一個出口，以便在被規範和壓抑之餘，感性沖動也能得到宣洩和釋放。
這就有了藝術。
藝術是狄俄尼索斯的世界。在那裏，他們不妨酩酊大醉，激情迸發，爲所欲爲。如此一番放縱之後，就可以心平氣和地回到阿波羅身邊，繼續理性靜觀和遵紀守法。狂歡節的意義，即在于此。
所以，希臘人有兩隻翅膀：科學與藝術；羅馬人也有兩隻翅膀：法律與宗教。它們都是互補結構，也都體現了個體意識。因爲這兩隻翅膀就像十字架，以自我爲中心向外伸展，最後又回到了自己。
實際上，當希臘人體現科學精神時，他們面對的是自然界；體現藝術氣質時，他們面對的是人自己。這就正如羅馬人，面對法律，看見的是物；面對上帝，看見的是心。
群體與個體的矛盾，就這樣得到了化解，實現了平衡。
隻不過，當羅馬人皈依了基督教時，羅馬文明也走到了盡頭（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那兩隻翅膀幫助西方現代文明起飛，要到文藝複興之後。
那麽，我們民族呢？
無神的世界
我們跟西方相反。
沒錯，華夏民族也有理性，但不是科學理性，而是道德理性或倫理理性。這種理性認爲，人類天然地就是“群體的存在物”。群體是先于個體的，也是高于個體的。沒有群體就沒有個體，就算存在也沒有價值。個體存在的價值、意義和任務，就是在群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恪守本分，作出貢獻。因此，面對他人，要克制自己，叫“克己複禮”；面對自己，則要融入集體，叫“天倫之樂”。
顯然，我們的憂與樂，都是群體和群體性的。是啊，想那天下原本屬于聖上，它的興亡幹我等草民屁事，爲什麽要事事關心？隻因爲家國一旦淪亡，就沒了安身立命之本，也就會累累如喪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終日，這才性命攸關。
實際上，事事關心也好，匹夫有責也罷，我們最擔憂的就是群的解體。因此中國人的憂患不是憂天，而是“上憂其君下憂其民”。同時也樂觀，相信“天不會塌下來”，也不能塌下來。天是“人之父母”，如果塌了，奈蒼生何？
老天有眼，當然是一種“有意識的自欺”，卻又是“很必要的自欺”。無此自欺，内心就會崩潰。何況誰都清楚，那隻是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持。天下的太平和社會的穩定，落到實處還得靠士農工商軍民人等，靠大家心往一處想。老天爺其實靠不住，宗教和神就更不靠譜。
必須“以人爲本”。中華文明的第一種精神産生了。
這就是“人本精神”。
中華文明也有人本精神嗎？有，但與西方不同。西方在古希臘時就是“人本”，卻又在中世紀變成了“神本”，這才需要文藝複興，在更高的層次上回到“人本”。我們的人本精神則是相對于商的。商神本，周人本，如此而已。
但更重要的，是“人”不同。
西人是個體的、獨立的、自由的，華人則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維系群體，靠的是宗法制度、禮樂教化和血緣關系。我們相信，所有人都是“人生父母養”，所有人也都“未敢忘憂國”。因此，重莫大于孝，高莫大于忠，哀莫大于心死，亂莫大于犯上。任何時候，穩定都壓倒一切。
然而《周易》說過，世界永遠在變化，唯一不變的就是“變”。何況長翅膀原本爲了飛翔，豈能不動？要動，又要穩，就隻能盤旋。要變，又不能亂，則隻能變成太極圖。
太極圖是什麽？陰陽二極的内循環或窩裏鬥。它們可以旋轉，可以消長，可以起伏，還可以互換，但不能出圈。至于那“二極”，可以是禮與樂、儒與道、官與民、出與入，等等等等。但總之，是人不是神。
也因此，要禮樂，不要宗教。
禮樂是從巫術演變而來的。前面說過，進入國家時代以後，原始時代的圖騰和巫術都得變。巫術在印度變成了宗教，在希臘變成了科學，在中國變成了禮樂。圖騰在埃及變成了神，在羅馬變成了法，在中國則變成了祖宗（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二卷《國家》）。隻不過，這一變化繞了一個彎：夏把圖騰變成了祖宗，商把祖宗變成了神，周又把神變成了聖。
神變成聖，宗教的發生就沒了可能。
是的，沒有可能。因爲聖是人，不是神。聖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何況周人之所以要聖，就因爲不想要神。因此，我們不可能産生真正的宗教，哪怕人神共處，或者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中華文明，注定隻能是“無神的世界”。
空頭支票你要不要
沒有宗教，就不會有信仰。
什麽是信仰？嚴格地說，信仰就是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堅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安拉。這樣的存在不屬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學實驗證明；也不屬于人類社會，不能靠日常經驗證明。沒辦法，隻能“信仰”。
難怪德爾圖良大主教說：正因爲荒謬，我才信仰。[5]
這樣的對象，華夏曆來沒有。我們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義；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富貴在天，是世俗的。就連老子的道，也一樣。
至于殷商的上帝，則是他們的祖宗帝喾，以及其他已故的商君，即“天上的帝王”，也不是宗教意義上的神。
當然，民間并不是什麽都不信。比如信神，信鬼，信風水，卻其實“信而不仰”。和尚、道士、風水師，都可以花錢雇。至于燒香拜佛，則不過例行公事，又變成了“仰而不信”。你要讓他真信，必須顯靈。所謂“信則靈”，說穿了是“不靈就不信”，或“靈了我才信”。标準，是管不管用。
由是之故，我們民族的信，沒有定準。祖宗、菩薩、狐仙、關老爺、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可以是崇拜對象。某些農村的神龛裏，還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國人對他們，一視同仁地給予禮遇。隻要這些神靈能給自己帶來實際上的好處，我們是不忌諱改換門庭的。
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
它的背後，則是中華文明的第二種精神。
這就是“現實精神”。
所謂“現實精神”，也就是不承認“彼岸世界”。既沒有宗教的彼岸，也沒有哲學的彼岸，甚至沒有科學的彼岸。因此，杞人憂天一直傳爲笑柄，清談則被認爲會誤國。難怪魏晉玄學隻能昙花一現，還要在後世備受诟病，盡管兩晉之亡未必由于清談（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一卷《魏晉風度》）。
總之，所有一切抽象的、玄遠的、非世俗的、不能兌現的，都不在視線範圍之内。什麽天堂，什麽來世，什麽末日審判，什麽極樂世界，這些空頭支票才沒人當真感興趣，隻能哄騙愚夫愚婦。我們真正感興趣的，還是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哥們義氣，天地良心。這些都不是信仰，但是管用。
我們真想要的，也是世俗的生活。
是啊，男耕女織，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共享天倫，才最是其樂融融。就連桃花源中人，過的也是這種日子；就連《天仙配》裏的七仙女，向往的也是這種生活，更不用說芸芸衆生了。他們主張的是“心動不如行動”，是“說得到做得到”，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好死不如賴活着”。
這也是一種樂觀。
或者說，也是一種藝術。
于是，中華文明就有了第三種精神。
這就是“藝術精神”。
藝術精神不是藝術氣質。希臘民族的藝術氣質是與生俱來的，是他們童年性情的率真表現，所以才那樣爛漫天真。我們民族的藝術精神，卻是維穩的手段和結果，是一種陶冶和教化。後世儒家甚至編造出謊言，說帝舜命令後夔（讀如葵）掌管文學藝術，以此培養貴族子弟的健全人格。後夔則保證，隻要他奏樂，就連野獸和野蠻人都會跳起舞來。[6]
說到底，還是禮樂教化。
顯然，這樣的藝術，不可能是“純藝術”，隻能是“泛藝術”。因此，在我們民族這裏，幾乎任何事情都能夠變成藝術，比如領導藝術、管理藝術、教育藝術。換句話說，即便不能變成藝術，也能把它們藝術化。
藝術化的境界是達成和諧，底線是糊住面子。有這樣一層脈脈溫情的面紗遮掩，哪怕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明槍暗箭，專制獨裁，都不至于太難看。至于小民，則可以苦中取樂，忙裏偷閑，舒展眉頭把日子過下去。
奇怪！我們民族不要宗教的空頭支票，卻陶醉于藝術的自我安慰，并持之以恒樂此不疲，又是爲什麽？
也許還得問周公。
大盤點
據說，周公攝政一共七年。頭三年平息叛亂，第四年封建諸侯，第五年營建成周，第六年制禮作樂，第七年還政成王。禮樂制度，是他最後的作品。
可惜沒人知道周公怎麽想。
何況奠基中華的，也不止他一個人。
但做一個盤點，是可以的。
何況線索也很清晰，起點則在憂患意識。也就是說，正因爲憂患“天命無常”而“不易爲王”，這才有了“君權天授”。然而就連周人自己也認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他們的領導權和代表權，名爲“天授”，實爲“民授”。這就必須“以人爲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7]
而且，這種精神還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天人合一歸于人。
當然，得補充一句：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人。
群體至上，就隻能“以德治國”。何況我們民族國家的建立，并沒有經過“炸毀氏族組織”的革命，反倒直接從氏族和部落過渡而來。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國家聯盟，更是家國一體的家天下。基礎，是井田制的小農經濟；紐帶，是宗法制的血緣關系。對于這樣的群體，德與禮，顯然比法律和宗教更合适，也更管用。
德治的結果是人治，以德治國也必然變成聖人治國。這倒是相當契合人本精神。于是有了“一個中心”，這就是德治；也有了“兩個基本點”，這就是禮和樂。禮樂是“行得通的力量”，聖人是“看得見的榜樣”。以聖人代神祇，以禮樂代宗教，勢必将人們的目光引向世俗社會，引向一個個可以落到實處的道德規範。忠不忠，看行動。“現實精神”産生了，它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知行合一踐于行。
同樣也得補充一句：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行。
這樣一來，也就不難理解“藝術精神”。實際上，藝術就是“以最獨特的形式，傳達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獨特，就引人入勝；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鳴。共鳴，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團結友愛，就同心同德。
總之，藝術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聞樂見的形式實現“群體意識”，則是中國藝術的特征。因此，我們民族的“藝術精神”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禮樂合一成于樂。
毫無疑問，這裏說的樂，是音樂（藝術），也是快樂（審美）。但無論藝術還是審美，也無論其風格是溫柔敦厚、汪洋恣肆、恬淡虛靜還是潇灑飄逸，都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也是和諧的。即便有戲劇沖突，亦無非忠與孝、仁與義、人情與王法的矛盾；而冤案則總能平反，結局肯定大團圓。因爲我們不但要憂國憂民，還要自得其樂。
憂患是出發點，快樂是終點站，群體意識則是一以貫之的文化内核，也是中華文明的地基和承重牆。
這就是周人的遺産，是他們文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産物：一個内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心理、樂觀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現實、藝術），四種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堪稱體大思精、盡善盡美。
實際上，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爲本，到以德治國，再到以禮維序，以樂緻和，周人創造的，原本就是一個完整、自洽、互補、穩定的系統，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諸多方面。因此，中華文明超級穩定毫不奇怪，展翅盤旋就更是當然。後來即便外族入侵，也隻是大水沖了龍王廟。
周人，也許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長子”。
嫡長子是有特權的。在此後将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時光裏，周的君子和淑女們青春年少，心智洞開，遂演繹出獨具一格無法複制的倜傥風流。
那才真是我們民族的“青春志”。
本卷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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