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的選擇是延續美德，保住天命。
以禮維序，是西周社會的定海神針。
西邊的太陽升起來
太陽從西邊升起，并不稀奇。周之前，炎帝就是從西邊來的，而且是太陽神。周之後，秦人也從西邊來，而且做始皇帝。從周到唐，“中國”一直在西邊，“太陽”也都是由西往東移。這才有西周、東周，西漢、東漢，西晉、東晉。但無一例外，西在前，東在後。
唐以後，則是南北移動。宋雖然定都開封，卻有四個京府：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陽）、南京應天府（商丘）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南宋則有陪都杭州臨安府，可見“中國”也可以南移。直到元明清，才坐北朝南，不再移動。朱元璋的定都南京，隻算小插曲。
顯然，這裏說的“中國”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因爲隻有延續中華文化的政權，才有資格自居中國，不管在西邊還是東邊，南方還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則一要天下一統，二要變夷爲夏，否則是沒人認賬的。
這種觀念，是周的文化遺産。
的确，中華文明的底色和基調，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從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則是我們民族少年時代的頑皮和撒野。周以後就成熟了，也變得沉穩。國家制度，辛亥革命前隻變了一次，時間在戰國到秦漢。社會制度和文化制度，則從西周一直延續到明清，這就是以小農經濟爲基礎的宗法制度和以綱常倫理爲核心的禮樂制度。正是它們，決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
西周，是中華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華文明的奠基者。
但在世界範圍内，他們卻又是一個特例。
美索不達米亞就不說了，亂。印度和希臘也不說了。武王伐纣前，達羅毗荼人創造的印度河（哈拉巴）文明，米諾斯人創造的克裏特文明，阿卡亞人創造的邁錫尼文明，都已經先後隕落。印度河文明隕落後，還留下了幾百年的空白。此刻，印度是雅利安人的吠陀時代，希臘是多利亞人的荷馬時代，都相當于中國的堯舜時代。
可比的是埃及。
埃及簡直就是另一個殷商。他們的政權都是神授，他們的國王也都是神的兒子，而且那神還都是鳥，隻不過埃及的是鷹（荷魯斯），殷商的是燕子（玄鳥）。
然而埃及神權政治的年頭，卻比殷商長得多。從他們建立第一王朝，到淪爲波斯帝國的行省，有兩千五六百年。當然，其間多有改朝換代，甚至還有利比亞人和埃塞俄比亞人的王朝。王朝的最高保護神也換屆，荷魯斯、拉、阿蒙、阿吞（阿頓），輪流坐莊，但都是太陽神，也不能沒有太陽神。
實際上，君權神授是君主制的通例。比如巴比倫國王漢谟拉比，就自稱天神的後裔；阿卡德國王，則幹脆稱自己就是神。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君主，也要教皇加冕。唯獨周人說自己的政權是天授，豈非出格？
那麽，天授與神授，有區别嗎？
有。
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倫理性的。
事實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魯斯或殷商的帝喾。它就是自然界，同時又是偉大的人或天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這偉大的父母還是天下人的，全人類的。唯其如此，它才會對人類社會表現出人文關懷。
如此的與衆不同，難道不是太陽從西邊出來？
西邊升起的太陽驚人地持久。君權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滅掉了；君權神授的觀念，在歐洲被颠覆了。唯獨中國的君權天授，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綿不絕。此間所有的天子，都自稱奉天承運。沒人對此表示懷疑，也沒人認爲可以不要皇帝。唯一可讨論的，是那皇帝獲得天命的可靠性；可做的，則是用真天子替換假皇帝。
真命天子，似乎是大家都需要和可接受的。
這裏面難道沒有玄機？
不能重蹈覆轍
君權天授，是憂患的産物。
想當年，有一個問題一定困擾過武王和周公：勝利爲什麽來得這麽快？《尚書》的說法是“前徒倒戈”，也就是殷纣王派出去的禦敵部隊到了前線，就掉轉槍頭反過來攻打他自己。既然如此，周人的勝利當然來得快。
不過這事有人質疑，因爲“前徒倒戈”的後面還有一句“血流漂杵”。杵（讀如楚）就是棒槌。纣的部隊既然已經反戈一擊，戰争就不可能發生，怎麽會血流成河，以至于棒槌都能漂起來？所以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那麽，前徒倒戈和血流漂杵，哪個可信？
都可信。因爲以雙方實力之比較，武王伐纣多少有點自不量力。隻是由于姜太公堅持，才決定賭一把。如果沒有殷商将士的陣前起義，全勝根本就不可能。後來的一舉拿下殷都，則不過順水推舟。因此，局部地區的血流漂杵完全可能。事實上，不會所有的部隊都起義，殷頑總還是有的。
這就要問：殷纣王的禦敵部隊，爲什麽前徒倒戈？
當然是因爲殷商人心大失。
那麽，殷商又爲什麽不得人心？
因爲不把人當人，證據則是人殉和人牲。
什麽叫人殉？就是活人殉葬，用人做陪葬品。什麽叫人牲？就是活人獻祭，用人做犧牲品。陪葬品，原始時代就有，但多爲器物。犧牲品，原始時代也有，但都是動物，比如馬、牛、羊、豬、狗、雞。這些動物，養着的時候叫畜，要殺的時候叫牲，合起來叫畜牲。用于祭祀，毛純的叫犧，體全的叫牲，合起來叫犧牲。祭祀用人牲，就是把人當動物；陪葬用人殉，則是把人當器物，都是典型的“不把人當人”。
世界上，還有這等慘無人道、駭人聽聞的事？
有。比如美洲的瑪雅、特奧蒂瓦坎和阿茲特克，便全都盛行活人獻祭。方式，是先由四個身強力壯的祭司把人摔昏，然後取出跳動的心髒獻在神前。阿茲特克最隆重的祭祀，大約需要兩萬顆這樣的心髒。因此公元1487年，祭司們整整花了四天四夜的時間，才完成慶祝神廟落成的典禮。
殷商的人祭，也這樣嗎？
也許吧！因爲這些美洲人很可能就是漂洋過海的殷商遺民。活人獻祭的儀式，也沒準就是他們從中國帶去的。至少可以肯定，殷商時代的人殉和人牲，既有文獻記載，又有考古發現，鐵證如山，不容置疑。
這當然不得人心。
何況殷商的祭祀極其頻繁，何況送上祭壇不僅有奴隸和平民，還有貴族。因爲貴族價錢更高，一個頂一萬個。當然，殺得多的還是奴隸，比如被俘的夷人。事實上，由于殷纣王的嫡系部隊遠在東方戰區，臨時拼湊起來對付周武王的，就是這些從來不被當作人看的戰俘。他們幹活時做牛馬，祭祀時做畜牲，現在又拿他們當炮灰，不倒戈才怪！
血的教訓啊！
顯然，新生的政權要想長治久安，就必須反其道而行之。殷商垮台的原因既然是“不把人當人”，那麽，勝利了的周就必須“把人當人”。
一種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
這就是“以人爲本”。
以人爲本
以人爲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獲得中華文明的代表權後，就廢除了慘無人道的人殉和人牲。當然，人牲基本廢除，人殉則清代還有。這就像廢除死刑，要有一個漫長的認識過程。但是周以後，人牲也好，人殉也罷，都不再具有殷商時代的正當性，隻會遭到主流社會和正人君子的抵制批評。
有兩件事可以證明。
公元前641年，宋襄公與曹、邾兩國會盟，要殺鄫國國君祭祀社神，一位名叫子魚的軍事法官就強烈反對。他說：用大牲口進行小祭祀尚且不可，哪裏還敢用人？祭祀就像請客吃飯，哪個敢吃人肉？如此倒行逆施，會有好下場嗎？[1]
遺憾的是，子魚的反對沒有成功，那個倒黴的國君還是被殺，但齊國的陳子亢（讀如剛）反對人殉則大獲全勝。陳子亢的哥哥死後，嫂子和管家提出要用活人殉葬，理由是老先生死在國外，生病時沒能得到足夠的照顧。于是陳子亢便說，最應該到陰間照顧我哥的，不就是二位嗎？
結果不難想象，那兩個人都不再堅持。[2]
陳子亢是孔子的粉絲，而孔子不但反對人殉，就連用俑都反對。俑（讀如勇）就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對于這類東西，孔子深惡痛絕。他甚至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意思是第一個發明俑的人，大概會斷子絕孫吧！[3]
奇怪！發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爲了代替活人。跟活人殉葬相比，應該說是進步，孔子爲什麽還要詛咒？
因爲孔子從根本上反對人殉。
在孔子看來，人殉不仁，人殉非禮。因此，用活人不行，用死人也不行；用真人不行，用假人也不行。俑是人的替身。用俑殉葬，等于承認人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隻不過以假亂真，是活人殉葬的山寨版。開了這個口子，活人殉葬就仍有複辟的可能，豈能不堅決抵制？
顯然，這是一種原始素樸的人道主義，也是孔子和儒家最寶貴的思想。正是它，後來發展爲“仁”的概念。因爲“仁”的本義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當人”。
但，這跟“君權天授”又有什麽關系？
天人合一。
作爲明确的概念和系統的理論，“天人合一”的觀念産生于西漢，但萌芽應該很早就有了。實際上，甲骨文和金文的天，原本就是人。字形，是一個正面而立大寫的人，頭上一個圓圈，或圓點，或橫線。所以，天，原本指人的腦袋，也就是天靈蓋，後來才引申爲蒼天，再後來才引申爲老天爺。
天，就是人。
更重要的是，天的授權（天命）是看人心的，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武王在伐纣的誓師大會上曾這樣說：天是“萬物父母”，人是“萬物之靈”，所以天意就是民意。老百姓擁護誰，天就授權給誰；老百姓憎恨誰，天就革他的命。殷纣王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他死定了！[4]
武王當真說過這話嗎？
可疑。
這套說辭，十有八九是後人編出來的。但編造者也是周人，因此仍然可以看作周的思想。而且，類似的說法在周人的著作中頻頻出現，總不能說一點依據都沒有。更何況，就算是編的，也編得好！因爲按照“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邏輯，君權天授已經被偷換爲“君權民授”了。
這是“偉大的謊言”。
但問題也接踵而來。是啊，就算政權來自天與民的雙重授權，天也好，民也罷，爲什麽要授權給周呢？
周人的說法，是他們的君王有德。
以德治國
周王有德嗎？據說有。
在兩周文化人的筆下，他們的先君和先王都是謙謙君子和道德楷模，從來就寬厚仁慈，勤政愛民，禮賢下士。比方說，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間地頭舉行“馌禮”（馌讀如葉），表示親自送飯給農夫。諸如此類的說法不勝枚舉，依據恐怕也是有的，周的史官和詩人畢竟不是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何況即便是做秀，也比商王的鞭子好。
結果天下歸心，“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這話其實很實在。沒有力，隻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聰明，就在他們兩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對大國，他們示威，大國就不敢作對；對小國，他們示柔，小國就甘願附庸。這樣一來，可不就“三分天下有其二”？[5]
顯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隻不過後來做總結，就既不談智，更不談力，隻剩下德。[6]
德，成爲上天授權的标準。
後面的結論也順理成章。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那就必須“以德治天下”。否則就會跟殷商一樣，自取滅亡。
這是周人幾乎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道理。周公就一而再，再而三對子弟和同仁們說：我們是“小邦”，根本就沒資格“居中國”，也不敢“革殷命”。現在天地翻覆，完全由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認商王認周王。爲什麽呢？就因爲纣王失德，而我們的文王和武王有德呀！這跟當年夏桀失德，商湯革命，是一樣的呀！
這個道理，直到西周晚期還在講。陝西岐山出土的青銅器“毛公鼎”銘文，就說皇天上帝對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爲滿意，這才讓我“有周”來匹配上天。難怪周公說，我們的選擇隻有一個，那就是延續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7]
諸如此類的話，周公對召公奭說，也對康叔封說。
康叔封就是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管蔡之亂後，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爲二，組建成兩個新的國家。其中一個給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啓，國号叫宋，公國；另一個則給了康叔封，國号叫衛，侯國。
衛和宋，其實就是殷和商，是古代殷商二字的音變。可見康叔封的任務，就是要把殷人改造成周人。[8]
康叔封任重道遠。
于是周公發表《康诰》，語重心長地對康叔封說：唉，我親愛的弟弟，年輕的封啊！你要小心翼翼，你要謙虛謹慎，你要戒驕戒躁呀！天命是無常的，天威是可怕的，人民群衆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們天天都在看着你，看你能不能遵循父王的傳統，弘揚父王的美譽，繼承父王的遺志。那些小人是很難搞的。你得把别人的病痛，當作自己的病痛才行啊！[9]
周公旦語重心長。
毫無疑問，周公旦、召公奭、康叔封，都并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們的德，其實是逼出來的。隻不過，他們沒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聖壇”。
哈哈，這就對了！
實際上，道德與其說是一種品質或境界，不如說是一種智慧。說白了，它隻是在“通過損人來利己”和“通過利人來利己”之間，做了明智的選擇，是“聰明的自私”。但這種聰明的自私，對自己、對别人、對社會都有利，這才成爲全人類共識。周人的獨到之處，則隻是在新政權誕生之際，把它變成了治國理念和施政綱領。
又一種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
這就是“以德治國”。
從邏輯上講，這是順理成章的。是啊，既然“君權天授”，當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爲本”，當然要“敬天保民”。但這在世界上，卻是獨一無二，聞所未聞。世界各文明古國，有宗教治國的，有法律治國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還有隻靠個人魅力的。以德治國？沒聽說過。
德，真能治國嗎？
如果能，怎麽治？
看得見的力量
以德治國，也許來自周人的靈感。
沒錯，德這個字，殷商就有了，是甲骨文，并屢屢見于蔔辭。它的字形，是路口或路上一隻眼睛。意思也有兩個。一個是“視線很直”，所以德通直，也讀“直”。另一個是“看見了什麽”，所以德通得，也讀“得”。在蔔辭中，它還被借用來表示“失”。有得就有失，有治就有亂。在古文字中，得失治亂，都可以是同一個字。[10]
很好！文化密碼，就在于此。
的确，德，首先是得與失。周公他們要考慮的，也首先是天命的得到和失去。而且，由于來之不易，由于轉瞬即逝，由于天命無常，由于天不可信，他們必須“有德”。
這就首先要“有心”。
于是，西周青銅器上的德，就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思是“心中所見”，是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也就是“心得”。這就已經非常接近今天所謂“道德”，盡管在周人那裏，道是道，德是德。但德字如作他用（比如人名），則仍是甲骨文字形，有路，有目，無心，德鼎和德方鼎就是。
有沒有“心”，很重要。
目前發現的“有心之德”，最早的是在何尊，原文是“恭德裕天”。這是成王時期的禮器，記載了周公營建成周（洛陽）的史實。其中，還有“宅茲中國”四個字，是“中國”一詞目前發現的最早文字記載。這件出土文物雄辯地證明，周人在平息了武庚和三監的叛亂，完全有資格“居中國而治天下”時，“以德治國”的觀念就萌芽了。[11]
顯然，以德治國，就是周人的政治思想。這個直到今天還在影響我們民族的觀念，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也是他們的一大發明。周之前，是沒有的。[12]
不過麻煩也接踵而來。
沒錯，得失之得或曲直之直加上“心”，就成了“道德之德”。但道德既然在心裏，怎麽治國？唯一的辦法，是把無形之德變成有形之物，讓它看得見，做得了，也行得通。
周人解決了這個問題。
看得見的是聖人。聖，甲骨文和金文都有，字形中最醒目的符号是大耳朵。所以，聖（聖）、聲（聲）、聽（聽），在上古是同一個字，都從耳。聖的本義也是“聽覺敏銳”，後來變成“一聽就懂”，再後來變成“無所不通”，最後變成“衆望所歸”。或者用孟子的話說，就叫“人倫之至”。[13]
耳聰目明變成德高望重，無疑是一個重大轉變，卻也是不得不變。從此，被尊爲聖人的，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周武、周公、孔子，無一不是道德高标。
這，就是中國獨有的“聖人崇拜”。
聖人崇拜成爲風尚，雖然是由于後世儒家的鼓吹，但那意思周初就有了。是啊，改朝換代要有依據，以德治國要有榜樣，而榜樣的力量據說是無窮的。文王和武王，豈能不“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就連革除夏命的商湯，也得是。
榜樣，是“看得見的力量”。
但，禹湯文武，隻是統治者的榜樣；後來的孔子，也隻是讀書人的楷模。教化大衆的“平民聖人”還沒出現，雖然遲早會被打造出來。在此之前，實施以德治國，就不但要靠“看得見的力量”，還得依靠“行得通的手段”。
那麽，它又是什麽呢？
禮樂。
重新安裝系統
禮樂并非周的發明，殷商就有，夏也有。而且，商人之禮是奢侈的，商人之樂也是華麗的，甚至特别重視音樂之美。湯王的贊美詩《那》這樣唱道——
偉大啊繁多，
敲起手鼓。
鼓聲隆隆啊，
樂我先祖。
清亮的管樂，
齊整的步武。
铿锵有力的鍾磬，
神采飛揚的萬舞。[14]
呵呵，他們沒準還有唱詩班。
既然如此，爲什麽還說“周公制禮作樂”？
因爲周公讓夏商也有的禮樂脫胎換骨。他先拷貝其數據，再格式化其硬盤，然後按照自己的需要安裝另一個系統，結果便變成了全新的東西。
那麽，周的禮樂，跟殷商的又有什麽不同？
不妨先看什麽是禮樂。
從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看，禮就是禮器，即祭禮；樂就是樂器，即樂舞。這就是本來意義上的禮樂。周公要做的事情，當然并不僅僅是把夏商的祭禮和樂舞重新編排一遍，而是要實現質的飛躍和變化，從而把它們變成一種制度，變成鞏固政權、穩定社會、維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換句話說，商的禮樂是儀（儀式），周的是制（制度）。
問題是，這可能嗎？
完全可能。
我們知道，祭禮和樂舞都是有序的。比方說，在祭祀儀式上，接受緻敬和禮拜的天神地祇、列祖列宗誰坐主席，誰算列席，要有一個序列；參加祭祀的人，誰是主祭，誰算助祭，也要有一個序列。如此，才能行禮如儀。至于樂舞，也必須當行則行，當止則止。起承轉合，井然有序，才能斐然成章。
秩序，是禮的本質，禮的精神。
禮既然是秩序，那就可以用來處理人際關系，維護社會安定。這就是周公的禮。它的意義，當然不再僅僅隻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認同和社會責任。說得再明白一點，就是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身份地位和社會角色，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都有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隻要明确這一點，各自安分守己，就不會動亂。
這是西周社會的定海神針。
因此，它必須被确定爲制度，這就是禮制；必須被應用于政治，這就是禮治；必須成爲普遍進行的教育，這就是禮教；必須成爲類似于法律的東西，這就是禮法。
禮制、禮治、禮教、禮法，就是周人安裝的軟件系統。
但這裏面有問題。
問題在于不平等。因爲所謂禮樂制度，說到底就是“以等級定秩序”。按照這種制度，人與人之間是有高低貴賤之分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都不平等。而且，正因爲不平等，才有秩序，叫“尊卑有序”。
這就無法讓人心理平衡。
是啊！人人生而平等，憑什麽有的尊，有的卑？
對此，周公他們自有一套說辭。可惜這些說辭未必讓人心服，更未必能讓人心悅。這個問題顯然必須解決。否則，實行禮制的結果，就不是秩序井然，而是憤憤不平。
周公的辦法，是用“樂”來調和。
什麽是樂？樂是音樂，也是快樂。換句話說，音樂是讓人快樂的，要想快樂就得像音樂。那麽，什麽是音樂？音樂就是“樂音的運動形式”，而樂音的特點就是差異。不同的樂音，音高、音長、音強、音色，都不同。但組合在一起，很好聽。可見不一樣或不平等不是問題，關鍵在于如何組織。
組織的原則就是和諧，和諧則是多樣統一。這也正是禮和樂必須構成同一個制度的原因所在。沒錯，禮辨異，樂統同；禮講多樣，樂講統一；禮維持秩序，樂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秩序就能維持；秩序井然，社會就會穩定；社會穩定，政權就能鞏固。新興的周，也就能立于不敗之地。
這就是周公的“制禮作樂”。
他被後世尊爲聖人，也不奇怪。
有聖人崇拜，就有了“看得見的力量”；有禮樂制度，就有了“行得通的手段”。一個環環相扣的完整系統工程就這樣建立起來，而按照這個系統建設的就是中華禮樂文明。
如此複雜的系統工程，當然一言難盡，但線索是清晰的——因爲“君權天授”，所以要“以人爲本”；因爲以人爲本，所以要“以德治國”；因爲以德治國，所以要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即“以禮立序，以樂緻和”。
天授是旗幟，人本是綱領，德治是“一個中心”，禮樂是“兩個基本點”，這就是周公的思想體系。
從這樣一整套思想體系出發，周人創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井田是經濟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會制度，禮樂是文化制度。井田顧民生，封建從民意，宗法敦民俗，禮樂安民心。至此，周文化和周制度的系統軟件，全部安裝完畢。
那就讓我們一一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