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生于憂患

武王來不及脫下戰袍,

就宣布接手政權。

生于憂患又偷天換日的周人,

必須證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權的合法性。

勝利者的驚悚

據說,殷纣王是自焚而死的。

當然,據說而已,并無證據。[1]

沒人知道他當時怎麽想,也沒人解釋周武王爲什麽能在一片火海和焦土中找到纣王的屍身,并把他的腦袋割了下來。這就正如沒人知道埃及女王克婁帕特拉在跟屋大維打得不分上下時,爲什麽會突然撤出自己的艦隊,抛下情郎安東尼,匆匆忙忙回到王宮自殺。

曆史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失敗者就像水裏的魚,即便流淚也沒人在意,更不會留下痕迹。

我們隻知道,周武王甚至來不及脫下戰袍,就借用商人的宗廟向皇天上帝和列祖列宗禀告勝利,并同時宣布接手政權,俨然以“中國”自居了。[2]

當然,真正的開國大典,還必須以更盛大更隆重的祭祀儀式在周的京城舉行。那時,他們将在天帝的身邊看見早已去世的先祖文王,看見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正以欣慰的眼光,慈愛地看着自己表現出色的子孫。

然而周公卻是心頭一緊。[3]

周公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也是周文化和周制度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在這樣的儀式上,他誠惶誠恐是可能的,心存敬畏是可能的,莊嚴肅穆更是可能的,怎麽會驚悚呢?莫非看見了什麽?

正是。

他看見戰敗的殷商貴族,看見那些往日的人上人,正排着隊伍畢恭畢敬地魚貫而入。

一股悲涼之情,在周公心底油然而生。

也許還有酸楚。

是啊!想當年,殷商的祭祀何等氣派而奢華。上百頭的牛羊,數不清的酒具,琳琅滿目的珠寶,還有一個個獻祭的活人。作爲附庸小國的周,不也得派出代表助祭,規行矩步地行禮如儀,甚至眼睜睜地看着他們大開殺戒嗎?

然而現在,這些衣冠楚楚儀表堂堂的殷商貴族,卻隻能充當助理,拜祭周人的祖先。

天,真是說變就變!

據周公後來自己說,那一刻,他想了很多。他想,商的祖先,不也光榮偉大嗎?商的子孫,不也萬萬千千嗎?然而天命一旦改變,他們就成了這副德行。那麽,我們周的子孫,會不會也有一天穿着别人的禮服,戴着别人的禮帽,跟在别人的後面,祭祀别人的祖宗?

完全可能。

周公清楚地記得,武王伐纣,出兵是在正月(子月),勝利是在二月(醜月),實際隻用了三十多天。這實在太快了!如果他知道,後來全副現代化武裝的美英聯軍,推翻薩達姆政權尚且用了五十六天,恐怕真會倒吸一口冷氣。

高聳的樓台,爲什麽說倒就倒?銅鑄的江山,爲什麽不堪一擊?曆史的悲劇,會不會再次重演?新生的政權,能不能長治久安?

周公憂心忡忡。

沒錯,皇天上帝的心思,誰也猜不透。他鍾愛過夏,眷顧過商,現在又看好周,這可真是“天命無常”。看來,沒有哪個民族是天生的上帝選民,也沒有哪個君主是鐵定的天之驕子。一切都會變化。唯一不變的,是變。

這就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必須以殷商的滅亡爲教訓,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居安思危。顯然,在突如其來的勝利面前,周人沒有驕傲得像得勝的公牛,反倒如同站在了薄冰之上、深淵之前,小心翼翼,戰戰兢兢。

這是一種憂患意識。

是的,憂患。事後,周公在他創作的贊美詩《文王》中,曾這樣告誡自己的族人和同盟——

殷的貴胄來到了周京,

天的心思可真沒有一定。

請把殷商當作明鏡,

想想怎樣保住天命,

保住萬邦的信任。[4]

周人,爲什麽這樣理智冷靜?

也許,因爲他們是農業民族。

泾渭之間

按照周人自己的說法,他們的始祖叫棄。

棄,是個人的姓名,還是部族的族名?不清楚。但周人說他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母親叫姜嫄。姜嫄因爲踩到一個巨大的腳印,便懷孕生下了棄。據說,棄在堯舜的時代擔任過聯盟的農業部長,叫後稷。後即領導,稷爲谷子,後稷的意思就是主管農業。爲什麽堯讓棄主管農業呢?因爲他是最早種谷子和麥子的人,被人們尊爲農神。

棄,是三四千年前的“袁隆平”。

這當然是傳說。但要說周族重農,則不成問題。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就是一塊農田。事實上,夏商周能夠輪流坐莊,先後成爲先進文化的代表,是因爲有先進的生産力撐腰。他們的優勢,夏是水利技術,商是青銅技術,周是農業技術。周,是一個農業民族。

然而到夏文明衰落時,周人卻很奇怪地放棄本行,把自己變成了遊牧民族,“奔于戎狄之間”,直到公劉的時代才重歸農業。公劉是人名,準确地說叫劉,公則是頭銜,相當于王或侯。如果在後世,就該叫劉公。他應該是周人靠得住的始祖。号稱公劉,則可能是這時周人已經建立了部落國家。

公劉之後若幹代,是公亶父(亶讀如膽)。公亶父的名字是亶父,公也是頭銜。他後來被追認爲太王。亶父有三個兒子,老大太伯和老二虞仲據說是吳國的始祖。老三季曆接班,被稱爲公季或王季。[5]

季曆的兒子就是周文王,文王的兒子則是武王。周族的世系,大約如下——

曆史地位 姓名 稱号 關系

傳說的始祖 棄 後稷 姜嫄之子

創建部落國家者 劉 公 傳爲棄之後

遷至周原建立周國者 亶父 公,太王 傳爲公劉之後

發展壯大周國者 季曆 公季,王季 亶父三子

準備推翻殷商者 姬昌 文王 王季長子

實施推翻殷商者 姬發 武王 文王次子

當然,所謂公劉的時代重歸農業,也可能是周人的粉飾之詞。實際情況,是之前他們文化落後,不被看作諸夏,而被看作戎狄。但不管怎麽說,到公亶父時,他們遷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陝西岐山),族名也開始叫周。

周原可是個好地方。

說起來周原也是“美索不達米亞”,即“兩河之間”。這兩條河,就是清濁分明的泾水和渭水。這裏土地肥沃水草肥美,據說就連野菜都是甜的,貓頭鷹叫起來都像唱歌。[6]

移民到這裏的周族,開荒種地,也放牧牛羊。《詩·小雅·無羊》這樣唱道——

誰說你沒有羊?

三百隻喜洋洋。

誰說你沒有牛?

七尺長九十頭。

你的羊來了,

角和角擠在一起;

你的牛來了,

大耳朵搖來搖去。[7]

其實,早在公亶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劉時期,周已俨然農業大族。公劉是帶着族民遷徙過的,但那顯然是爲了發展壯大開拓進取。所以,他隻帶走了部分族民,還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做了安頓,打算遷徙的則準備充分。《詩·大雅·公劉》這樣唱道——

不安于現狀,

不安于小康。

劃清田界,

裝滿谷倉。

備足幹糧,

背起行囊。

幹戈斧钺,

全副武裝。

我們這才奔向遠方。[8]

呵呵,他們是不會貿然行事的。

這是典型的農業民族風格。

是的,農業生産周期長,勞作苦,收獲又沒有保證。不違農時是必需的,精耕細作是必需的,費心費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時節的一場暴雨或冰雹,便前功盡棄,顆粒無收。那個時候,可真是叫天天不應,哭地地不靈。

這就不能不憂患,不能不理性,也必須精打細算,未雨綢缪。總之,農業民族不可能像商業民族那樣豪賭:既敢一擲千金,又能一本萬利。

因此,一直在内陸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會像來自渤海岸邊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風,帶着貝殼,靠着青銅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學、技術、預言和政治化巫術,把自己的文明演繹得浪漫而神奇,詭異而絢爛。

商與周,就像泾水和渭水。

這兩種文明的風格差異,甚至表現于他們對待神祇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請神喝酒,周人請神吃飯。考古發現證明,商的禮器多爲酒器,周則多爲食器。也就是說,商的祭壇酒香四溢,周的神殿五谷豐登。

不難想象,周人的祭祀儀式也要莊嚴肅穆得多。他們會嚴格按照禮制的規定,擺放好煮肉的鼎和盛飯的簋(讀如鬼),在鍾鳴聲中默默與神共食,絕不會像商人那樣觥籌交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最後變成步履蹒跚的裸體舞會。[9]

哈!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說過,希臘藝術有兩種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日神精神又叫阿波羅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統一,是希臘文明的秘密所在,也是這種文明不朽的秘密所在。

如果借用這個說法來看待中華史,那麽,商就是我們的狄俄尼索斯,周則是我們的阿波羅。所以,商靈性,周理性;商浪漫,周嚴謹;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隻不過西周以後,周文化成了主旋律,商傳統則變成亞文化,隻能在南方地區和少數民族那裏若隐若現。

商文化退居二線,幾乎是必然的。

因爲中華文明的底色,連同我們民族的曆史和文化心理,都将被周人刷新。

農村包圍城市

周人開始打商的主意,大約是在遷到岐下的時候。

這是周人自己說的。他們的贊美詩《詩·魯頌·宮》(讀如必),就聲稱“後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大王就是太王,即公亶父,也有學者認爲是文王之父王季。總之,按照這個說法,周人似乎剛從部落變成部落國家,就耗子腰裏别了杆槍,起了打貓的心思。

然而考古學的發現和史學家的研究都證明,周的政治力量、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其實跟商相距甚遠,基本上不可同日而語。那麽,他們靠什麽成功?

經營和謀劃,放長線釣大魚。

第一步是籠絡友邦。

友邦包括諸羌和諸夏,代表分别是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讀如紹)。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們與召族都姓姬,與姜族則是婚姻關系,棄的母親就是羌族女子姜嫄。以後,姬姜世代通婚。亶父之妻是太姜,武王之妻是邑姜,西周天子更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的王後。姬周與姜,親如一家。

相反,羌族跟商則是死敵。蔔辭中經常提到,商人俘虜了羌人,就用來做獻祭的犧牲品。這是不能不讓姜族恨之入骨的。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師,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奭(讀如是)是太保。

他們也都是炎黃子孫,因爲炎帝姓姜,黃帝姓姬。

第二步是經營南國。

這裏面也有一系列的動作,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發展爲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漢平原建立據點。還有東南吳國,開國君主是文王的兩個伯父。他們跑到吳,據說是爲了讓位給文王的父親。現在看來,說不定倒是亶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後路。

周人的布局,穩紮穩打,步步爲營。

羽翼豐滿的周人開始實施第三步,這就是大挖牆腳。

事實上,文王号稱西伯,成爲商西霸主後不久,就毫不客氣地滅了商的若幹附庸國,比如密(甘肅靈台)、黎(山西上黨)、邘(河南沁陽)、崇(陝西西安)。滅崇以後,他們還把那地方變成了自己的前線指揮部,叫豐邑。

這就幾乎到了商的大門口,而且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勢力範圍或者同盟軍,正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當然,這三分之二的天下,主要是農村。作爲農業民族,也作爲後起之秀,周人隻能在商王鞭長莫及的農村做文章。物質财富、人力資源和精銳部隊,仍然集中在城市,在商王的手裏。

農村包圍城市,能成功嗎?

難講。而且一旦失敗,弄不好就是滅頂之災。

周人不能不憂患。

也就在這時,他們完成了《周易》一書。古人說它是文王的作品,這當然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僞。但說《周易》産生于殷周之際,作《易》者“其有憂患”,是不錯的。因爲《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變”,主要内容則是六十四卦的演變。那麽,你怎麽知道老天爺變不變卦?

然而曆史常常會有驚人之筆,事情的發展和變化也比人想象的快。就在周人從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時,東邊的夷族也揭竿而起。東夷動手比西周早,殷纣王當然要先對付他們。蠢蠢欲動卻按兵不動的周,便被放在一邊。

結果,殷商雖然獲勝,卻實力大損,元氣大傷。戰敗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爲按照慣例,他們被俘後不是變成奴隸做牛做馬,便是變成祭壇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機會到了。

武王信心滿滿。在多國部隊的誓師大會上,他把握十足地對聯軍将士們說:團結就是力量。别看“受”(殷纣王)有億兆夷人,沒有一個跟他同心同德!

事實證明,正是如此。

我們不知道武王出兵前,有沒有讀他父王的遺著。如果他讀了《易》,也許會在乾卦下面看見這樣一句話:飛龍在天,利見大人。[10]

是時候了,幹吧!

新政權面臨危機

勝利還是來得太快。

突如其來的勝利讓周人有點措手不及。好在他們頭腦清醒,很快就認清了形勢,找到了對策。

且看天下大勢。

當時的天下,大約有相當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們組成的松散聯盟。商王國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員國則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離心離德,有的圖謀不軌,更有一些并不加盟的散兵遊勇在外觀望,并蠢蠢欲動。現在周人把盟主幹掉,蒜頭就變成了蒜瓣,不難想象天下會是什麽樣子。

何況這些族群也五花八門。中原地區是“諸夏”,西部地區是諸羌,東有東夷,北有北狄,南方則有百濮和群蠻。其中有部落國家,也有部落和氏族,對待商和周的态度也不一樣。有的親商,有的親周,有的搖擺,有的獨立。隻有一點相同: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

更何況,即便是周的同盟者,也有一個在戰後“按勞取酬,坐地分贓”的問題。這些同盟軍和附庸國參加戰鬥,當然也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要報仇雪恨,有的是想趁火打劫,有的早就摩拳擦掌,有的不過随波逐流。但認爲勝利之後應該分一杯羹,則人同此心。

不過當務之急,還是對付殷商。

事實上,所謂武王伐纣成功,隻是端掉了殷商的總指揮部。戰敗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外,大部分殘餘勢力仍然散布中原,盤踞淮岱,随時準備卷土重來。

這就不可不防。周人的辦法則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爲殷商遺民建立了一個傀儡政權,君主是纣王的兒子武庚。然後,他又把商的國土分爲三塊,分别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隊進行監視,号稱“三監”。

如此雙管齊下,應該靠得住了吧?

然而恐怕就連武王也沒有想到,他一死,傀儡武庚和東方的部落國家,一個個全都反了。而且挑頭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監視殷人的那三支部隊。

這在曆史上,就叫“管蔡之亂”。

新生的西周政權,面臨巨大壓力和嚴重危機。

當然,叛亂最終被周公、召公和太公之子聯手平息。武庚和管叔被殺,蔡叔和霍叔被流放,參加叛亂的殷商貴族則被稱爲頑民或殷頑,被周人視爲重點防範對象。此後,周公又連哄帶騙把他們弄到洛陽,住進新城成周,進行集中管理和思想改造,并在成周西邊三十裏新建王城,作爲周的東都和前線指揮部,這才算是“寶塔鎮河妖”。

憂患是有道理的。

更可貴的是理性和冷靜。

實際上,無論是武王伐纣,還是周公平叛,勝利了的周人都沒把殷商貴族當戰俘。既沒給他們戴上鐐铐關進地牢做奴隸,也沒把他們當亡國奴。武庚被殺後,周人又把殷的舊都商丘封給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啓,國号叫宋,待遇是最高一級的公爵。那些不願意臣服于周的,則任其遠走他鄉。其中有一部分,據說跨過白令海峽到達美洲,成爲印第安人的先祖。

爲殷頑築建的成周,也不是德國納粹的集中營。住在那裏的殷商貴族,仍然保留自己的領地和臣屬。被賦予監視殷頑任務的衛侯康叔,則被告誡要延續商的法律,重用商的賢人,尊重商的傳統,包括以寬容的态度對待其飲食習慣。比如周人群飲,就殺無赦;商人酗酒,則網開一面。

這實在堪稱優待俘虜。

西周統治者,難道是觀音菩薩?

當然不是。

實際上他們這一套,不過是懷柔政策,甚至别有用心。比如放任商人酗酒,就有“任其吸毒”之嫌。但在周公之子建立的魯國,殷商遺民甚至可以有自己的祭壇,叫亳社(亳讀如博)。亳社與周社是并尊的,周人對亳社也一直客客氣氣恭敬有加,這難道還不算開明?

恐怕要算。

不是天性仁慈,也未必用心險惡,那麽,周人爲什麽要這樣,又爲什麽會這樣?

憂患。

天命與授權

憂患伴随了周公一生。他曾經對兒子說,我身爲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現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但我“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洗頭吃飯都常常中斷,不能盡興。爲什麽?我是時時警惕,不敢怠慢呀!

奇怪!叛亂不是平息了嗎?他還憂慮什麽?

人心不服。

事實上,正是武庚和三監的反叛給周公敲響了警鍾。他很清楚,新政權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間,單憑武力也難以服衆,哪怕再加懷柔政策。是啊,周作爲蕞爾小邦,憑什麽說當老大就當老大?再說了,周以遠遜殷商之國力,居然一戰而勝。這樣的勝利,保得住嗎?這樣的政權,靠得住嗎?

難講。

其實不要說别人,周人自己恐怕也嘀咕。這就需要解釋,需要說明,需要論證,需要用令人信服的說法,從思想上和理論上回答和解決兩個重要問題。

哪兩個問題?

革命的合理性,政權的合法性。

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要知道,這事直到戰國和秦漢,也仍然有人質疑。齊宣王就問過孟子,儒道兩家也在漢宣帝時辯論過。以今度古,在西周政權未穩之時,豈能不議論紛紛?作爲當事人,周公他們又豈能置之不理?

周人坦然作答。[11]

但,從周公到召穆公,以及他們的後人,說來說去,主題卻隻有一個——天命。

什麽是天命?

天命不是運氣,而是授權。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就是說皇天上帝派玄鳥爲天使,賦予商人以曆史使命。

由此獲得的權利,叫“居中國”;由此獲得的權力,則叫“治天下”。居中國是代表權,可以代表華夏文明;治天下是統治權,可以治理華夏民族。可見,治天下的前提就是居中國。用西周青銅器何尊的銘文來表述,就叫“宅茲中國”。這也是周人要在洛陽再建新都的原因之一。

居中國,爲什麽是前提呢?

這就牽涉到我們民族對世界的看法。

古人認爲,我們的世界是由天和地組成的。天在上,地在下;天是圓的,地是方的。高高在上的天就像穹廬,籠罩四野。所以,全世界就叫“普天之下”,簡稱“天下”。圓溜溜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多出的四個地方是海,東西南北各一個,叫“四海”。天下,就在這“四海之内”,簡稱“海内”。四四方方的“地”畫兩條對角線,交叉點就是“天下之中”。在那裏建設的城市和政權,就叫“中國”。

天下之中的“中國”,對應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因此是正宗、正統、正規。夏商周(包括後世)都要“居中國”,争奪的就是“正”。正,意味着聯盟的老大或王朝的君主已得“天心”,是當之無愧的天之驕子,簡稱“天子”。

但這與地理位置其實關系不大,否則不可能遷都。偏安一隅當然不行,适當移動則未嘗不可,關鍵在于獲得天的授權。授權就是“天命”,得到授權則叫“奉天承運”。既奉天又承運,當然是天子,當然該治天下。

相反,如果皇天上帝收回成命,不讓某人或某族再當天子,就叫“革除天命”,簡稱“革命”。商湯滅夏桀,就是“商革夏命”;周武滅殷纣,則叫“周革殷命”。因此,武王伐纣,是合理的;西周政權,是合法的。

受天命則居中國,居中國則治天下,有問題嗎?

有。

偷天換日

不可否認,周人的這套理論,确實邏輯嚴密、條理清晰、簡單明了,因此說起來振振有詞,聽起來頭頭是道。但當真要質疑,也不難。

質疑幾乎是必然的。

是的,就算“革命有理,天命無常”,改朝換代也理所當然,但爲什麽是你們周人來革呢?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難道也算理由?難道其他部落國家“其命皆舊”?

何況商人畢竟是有玄鳥來授權的,周有嗎?沒有。他們的始祖棄,是因爲老祖母姜嫄踩到一個巨大的腳印,懷孕生下來的。那麽,這個巨人是誰?是古希臘神話中的泰坦族還是别的什麽人?恐怕隻有天知道。這就比“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差遠了,弄不好還隻能證明他是私生子。

顯然,隻說皇天上帝改了主意是不夠的,說文王就在上帝旁邊也是沒人信的。必須證明世界非變不可,而且确實換對了人。[12]

這個要求非常合理。

周人當然最終證明了這一點,但這需要時間和過程。包括前面說的那一整套理論,都既不是周公一人提出,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内完成。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建國之初,他們需要一個既能安身立命又能左右逢源的方案。因爲周人既要延續殷商代表的“中國傳統”,又要與之劃清界限。

延續傳統的辦法是“居中國”,劃清界限就隻能考慮“受天命”。那麽,同爲合法政權,周與商有什麽不同?

商王是“神之子”,周王是“天之子”。

的确,商和周都講“天”,但态度不同。周人對天是崇敬和感激的,《周易》的人生觀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商人的态度則是仇恨和揶揄的。他們甚至有一種儀式或遊戲,就是用皮口袋盛血,高高挂起再一箭射穿,叫“射天”。傳說中的刑天,說不定就是被商人殘害的天神。[13]

商和周也都有上帝,但含義不同。商人的上帝,似乎就是他們的祖宗帝喾。他們對“帝”的理解,也隻是取其“締造者”的本義。隻不過,因爲祖宗已經賓天,所以是“上帝”,即天上的帝。現任商王則是“下帝”,即人間的帝。這樣的上帝當然偏心眼,隻保佑商人,甚至隻保佑商王。殷商成爲頑劣的兒童,最後衆叛親離,這恐怕是原因之一。

周人的上帝則是自然界,即籠罩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無言,但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誰好誰壞,天都看得一清二楚,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權和收權。更重要的是,天是“萬民之神”,公正無私,不偏不倚,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天來爲人民選擇君主,不是比“帝”選得好嗎?

答案幾乎是肯定的。

那好,周天子就是萬民之神選出的萬民之主。他豈止有資格居中國,簡直就該做世界王。

這可真是“偷天換日”!

是的,偷來天下共有的“天”,替換殷商專享的“日”。

沒人知道這是周人的老謀深算,還是他們的靈機一動。也許,是既有謀劃又有靈感吧!畢竟,憂心忡忡的他們少年老成,是“早熟的兒童”。隻不過這樣一來,從國家制度、社會制度到文化制度,也都要革故鼎新。

新制度取代舊制度,新文化取代舊文化,勢在必行。[14]

跟随太陽神鳥從東方進入中原的殷商民族,當然想不到這一天。就連來自西方的周人也不會想到,他們跟着舊世界的太陽走,卻走出了一片新世界。

這一回,太陽真的要從西邊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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