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是非功過

當霍去病的能力越來越彰顯時,

漢武帝對他的寵信就超過了衛青。

對此,衛青似乎很淡然。

也許在他看來,他的一切都是皇上給的,

皇上也就是他的一切。

沒有皇上,就沒有他衛青。

外戚政治

後元二年(前87)二月,漢武帝劉徹駕崩。臨終前,他爲繼位的漢昭帝劉弗陵指定了四位輔政大臣,他們是:大司馬大将軍霍光、左将軍上官桀、車騎将軍金日(讀如低)、禦史大夫桑弘羊。[1]

這個班子,幾乎是漢武帝一生的總結:霍光和上官桀代表政治,桑弘羊代表經濟,金日代表外交。漢武帝的是非功過,不妨從他們說起。

先說霍光、上官桀。

霍光和上官桀都是外戚。隻不過,上官桀的外戚身份是自己謀來的。當時,漢昭帝年方八歲,由他姐姐蓋長公主撫養。長姐如母,公主開始爲弟弟尋找皇後。上官桀覺得機不可失,便削尖腦袋活動起來。

他找到的說客,是丁外人。

丁外人是誰?長公主的情夫。漢代,公主包養情人并不少見。漢武帝的姑姑兼丈母娘館陶公主,就養了個比自己小了三十多歲的情人董偃。漢武帝不但不責怪,還到他們家做客,把董偃叫做“主人翁”。[2]

漢昭帝和霍光也一樣,公開承認長公主和丁外人的情人關系。上官桀也運作成功,他那六歲的孫女被冊封爲皇後,盡管一開始霍光并不贊成。

其實霍光跟上官桀是兒女親家,上官桀的孫女同時也是霍光的外孫女。外孫女成爲皇後,原本勉強能算外戚的霍光,更名正言順地成爲皇親國戚。他起先不贊成這樁婚事,僅僅因爲兩個孩子年齡太小。[3]

那麽,上官桀爲什麽心急火燎?

看看後來霍光如何廢立皇帝就知道。

元平元年(前74)二月,年僅二十二歲的漢昭帝駕崩。這時,金日早已病逝,上官桀和桑弘羊也在宮廷鬥争中敗亡。大權獨攬的霍光便不顧群臣意見,立漢昭帝的侄兒昌邑王劉賀爲天子。

然而昌邑王進京才二十七天,霍光就看他不順眼,要廢了他。而且,霍光隻是事先征得大司農田延年和車騎将軍張安世兩人的同意,就把這事辦了。

實際上昭帝繼位之初,霍光就已領尚書事,位在丞相之下,權在丞相之上,因此很便當地就把丞相、九卿、将軍、列侯、禦史、博士叫到未央宮開會。霍光說:昌邑王行爲昏亂,恐怕會危害社稷,諸位看怎麽辦?

衆人大驚失色,目瞪口呆,支支吾吾。

田延年卻離席上前手按劍柄說:諸位,這事沒什麽好商量的。先帝托孤于大将軍,就因爲大将軍忠誠賢德,能安定天下。如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傾,大将軍雖死,又有何臉面見先帝于九泉?請速速決定。有遲疑者,看劍!

群臣聞言,無不惶恐,便拜伏在地異口同聲地說:萬民之命系于大将軍一身,我等唯大将軍之命是從!

于是霍光請出皇太後(也就是他的外孫女),盛裝坐于未央宮中。侍衛持刀,武士持戟,陳于殿下。文武百官依次上殿,然後叫來昌邑王,由尚書令宣讀彈劾奏章。

這樣的架勢,當然同樣沒有商量。太後甚至沒等尚書令讀完奏章,便已震怒。由丞相楊敞領銜的彈劾請求也得到批準,霍光便命令昌邑王謝恩受诏。

昌邑王卻還稀裏糊塗。他引用《孝經》上的話爲自己辯護說:天子有争臣七人,雖然無道也不失天下。

看來,這位昌邑王确實夠嗆,他的引經據典也不倫不類。《孝經》那句話的意思是:一個天子,如果有三公四輔鼎力輔佐,直言匡正,就無論如何也不會丢失天下。那麽請問,他的身邊有這樣的争臣嗎?

恐怕沒有,多半隻有小人。

霍光卻懶得跟這廢物啰唆。他說:被太後廢了的怎麽還是天子?說完,上前抓住昌邑王的手,解下皇帝的印玺绶帶交給太後。霍光還說:大王自絕于天,臣等卻不敢辜負社稷。請大王好自爲之,臣等恕不奉陪了。

短命皇帝劉賀就這樣失去了帝位,他的随從二百多人則統統被就地正法。臨刑前,這些人哭着喊着說,悔不該沒早早殺了霍光。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呀!

昌邑王被廢之後,故太子劉據之孫劉病已被立爲天子,是爲漢宣帝。宣帝繼位時已十八歲,卻不敢親政,大事小事都取決于霍光,盡管霍光是表示要歸政于天子的。

劉家的天下,其實姓了霍。

實際上直到霍光病卒,宣帝才收回權力,這是六年以後的事。此後又用了兩年時間,才消滅了霍家的勢力。即便如此,宣帝仍心有餘悸。他說,此前每次出門隻要與霍光同車,就如芒刺在背,坐張安世的車才放松。[4]

順便說一句,張安世是張湯的兒子。

堂堂大漢皇帝,居然伴臣如伴虎,可見外戚是何等威風。上官桀急于成爲外戚,一點都不奇怪。

當然,上官桀是失敗的外戚,他是在與霍光反目爲仇後一敗塗地的,正如武帝初年窦嬰與田蚡的兩敗俱傷。同樣,霍氏家族遭到清算和清洗,也與當年的呂氏無異。

但,外戚卻一直是極爲活躍的政治力量。西漢,霍光之後有王莽。東漢,窦憲之後有鄧骘(讀如至),鄧骘之後有閻顯,閻顯之後有梁冀,梁冀之後有窦武,窦武之後有何進。兩漢政治,有相當多的時間是外戚在執掌。

這,大約是漢高祖和漢武帝都沒想到的。

是的,他們隻想到要防範功臣(異姓諸侯)和宗室(同姓諸侯),卻不曾料到外戚也會危及皇權,更沒想到後來把漢代斷爲兩截,變成前漢後漢的,正是外戚。

不必責怪劉邦他們沒有深謀遠慮。其實即便兩漢,各自的年頭也并不短。西漢從劉邦稱帝到王莽稱帝二百一十年,東漢從劉秀稱帝到董卓入京也有一百六十四年。

何況漢代皇帝借重外戚也事出有因。一方面,呂後開創了太後臨朝的先例,而且她有資格;另一方面,功臣和宗室都要防範,靠得住的自己人就隻有外戚。

這當然說明帝國還不成熟,統治階級也缺乏經驗,才會把人事看得比制度重。然而漢武帝卻并非沒有責任,因爲将漢代斷爲兩截的那把刀,就是他打造的。

這把刀,叫大将軍。

大将軍是秦漢都有的。秦将白起,漢将韓信,都當過大将軍。但,他們擔任的大将軍是軍銜,不是官銜,這樣的大将軍也不理朝政。實行一國兩府,由大将軍領錄尚書事,成爲内朝魁首和真宰相,是漢武帝開的頭。

以後就每況愈下了。

事實上,兩漢執政的外戚除閻顯是車騎将軍外,霍光、王莽、窦憲、鄧骘、梁冀、窦武、何進,都是大将軍。王莽和霍光,還都是大司馬大将軍。

這無疑是有問題的。要知道,大将軍、骠騎将軍、車騎将軍都是軍職。軍人政治與官僚政治相矛盾,外戚政治與皇權政治相沖突。以外戚爲首輔,引軍人入政權,豈非與帝國的初衷背道而馳?

當然如此。

很清楚,漢武帝爲了從政府奪權,發明出大司馬大将軍領尚書事,可謂逞一時之快,贻後患于無窮,堪稱飲鸩止渴。隻不過,這種危害在當時并未看出來,因爲第一個擔任此職的恰好是衛青。

大将軍衛青

衛青并沒想到自己會成爲大将軍。[5]

當然,他也想不到後來會娶了平陽公主。實際上,衛青原本是平陽公主府上的騎奴,母親衛姑娘則是平陽公主的婢女。衛姑娘生了三男三女,二女兒就是霍去病的母親衛少兒,三女兒是衛子夫,衛青則是她們的弟弟。

不過衛青原本姓鄭,父親叫鄭季。鄭季在平陽公主府上當差時,與衛子夫的媽媽偷情,生下了衛青。

這樣來曆不明的孩子,當然姥姥不疼,舅舅不愛,鄭季正妻的兒子們也不把衛青當兄弟。隻有一個服勞役的囚徒說:你的面相貴不可言,将來會封侯。

衛青笑了。他說,我一個婢女生的兒子,能不挨打挨罵就不錯了,哪裏還能封侯?

類似的還有霍去病。

霍去病也是私生子,父親叫霍仲孺。霍仲孺與衛少兒偷情生了霍去病,後來又娶妻生了霍光。所以,霍光和霍去病是同父異母的兄弟。霍光後來當然也表現出能力,但起步卻無疑是沾了霍去病的光。[6]

事實上,把霍光帶到長安,讓他做了郎官,從此踏入仕途的,正是霍去病。霍去病能夠進入漢武帝的視野,則又因爲他的母親衛少兒是皇後衛子夫的姐姐。

衛青作爲人才被漢武帝發現,也如此。

顯然,沒有衛子夫,也就沒有後來的故事。然而衛子夫又何嘗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她不過是平陽公主府上的歌女,跟她那個做騎奴的弟弟一樣都是奴仆。

但,命運之神偏偏就垂顧了她。

其實漢武帝原本是有皇後的。皇後叫陳阿嬌,父親是項羽部将陳嬰的曾孫,母親則是那位後來包養小情人的館陶公主。據說,劉徹小時候坐在公主懷裏,曾表示如果能得到陳阿嬌,一定蓋棟金屋子藏着她。[7]

由此留下了一個成語:金屋藏嬌。

這當然是小說家言,完全靠不住,劉徹和阿嬌的結合則多半是政治婚姻。兩人婚後感情破裂,史家說因爲阿嬌恃寵而驕,也不妨姑妄聽之。但沒有兒子,是事實。

于是,平陽公主開始張羅。

平陽公主是武帝同父同母的親姐姐,也是大姐。姐姐總是疼弟弟的。她搜集了十幾個絕色美女,精心調教盛裝打扮,在武帝到她家做客時,一齊展示出來。

漢武帝卻一個都看不上。

但等到衛子夫出來唱歌時,漢武帝的眼睛亮了。他借口更衣進入帷帳,衛子夫也捧着衣服走了進來,漢武帝沒有片刻猶豫就把她變成了自己的女人。

平陽公主意外成功。沒錯,這是她的感情需要,也是她的政治投資。所以,衛子夫進宮前,平陽公主摸着她的背說:将來尊貴了,請不要忘記我![8]

衛子夫沒有忘記,館陶公主則看在眼裏急在心頭。情急之下,她秘密逮捕了衛青,準備謀殺。武帝聞訊,便任命衛青爲建章宮監,加官侍中。侍中是當時權貴子弟争相一得的寵位,漢武帝卻給了衛青,後來又給了霍去病。

從此,衛家的命運徹底改變。

衛子夫被封爲皇後,是在元朔元年(前128)三月,因爲她生下了太子劉據。衛青也在同一年封侯,但不是沾皇後的光,而是因爲有功。

戰功是在讨伐匈奴時立下的。擔任車騎将軍期間,衛青曾三次率兵出擊,一戰而至龍城(匈奴祭天祭祖處),封關内侯;二戰收複河南(内蒙古河套地區),封長平侯;三戰擒右賢王(匈奴三把手),拜大将軍。[9]

衛青一路凱歌,一路青雲。

這不能歸結爲他運氣好,而應該承認他能力強。實際上,漢武帝并非唯外戚是用,沒有能力的外戚就隻給待遇,不給權力。而且,當霍去病的能力越來越彰顯時,漢武帝對他的寵信就超過了衛青。

對此,衛青似乎很淡然。也許在他看來,他的一切都是皇上給的,皇上也就是他的一切。沒有皇上,就沒有他衛青。所以,就連漢武帝要他娶平陽公主,他也照辦。

不清楚衛青娶平陽公主是在什麽時候,隻知道當時公主的丈夫得了重病,回到封國。公主便讓左右幫她在列侯當中找個男人,結果衆人異口同聲都說大将軍最好。

平陽公主笑了。她說,這可是我們家的人呀,以前常常騎匹馬跟在我後面,這話怎麽說?

衆人又都說:如今還有比他更尊貴的嗎?

公主點點頭,讓人把意思帶給了衛子夫,衛子夫又禀告了漢武帝,武帝便把衛青作爲禮物送給了姐姐。

也許,這就是衛子夫對平陽公主的回報。

衛青的回報則給了漢武帝。終其一生,他都在自覺維護漢武帝的絕對權威。元朔六年(前123),衛青率六将軍讨伐匈奴,右将軍蘇建全軍覆沒,隻身逃回。這樣的敗軍之将該如何處理,軍法官們意見不一。

大将軍衛青卻把裁量權交給了皇帝。他說,我當然有軍法從事之權。但以我衛青之尊寵,尚且不敢擅自行刑于境外,不正可以告誡人臣不得擅專嗎?

軍法官們都說:大将軍所言極是!

蘇建後來是被漢武帝赦免的。他的兒子蘇武,則成了曆史上最有氣節的外交官。據說,蘇建曾經勸衛青效法古代名将招賢納士,以高聲望。衛青卻說:禮賢下士廣納人才,是人主的權力。爲人臣的,隻要奉公守法,盡職盡責就行了,爲什麽要弄一堆名流在自己門下呢?

霍去病的作風,也如此。

這樣的外戚和大将軍,漢武帝能不放心嗎?

當然放心。

他不放心的,是匈奴。

匈奴問題

匈奴是漢帝國的頭号外患。

這是一個北方的遊牧民族。對于他們的來龍去脈,我們其實知之甚少,隻知道其最高首領叫單于(單讀如纏),以下爲左賢王和右賢王,此外還有各種名目的王,統治着東至朝鮮半島,西至西域各國的遼闊疆域。

匈奴的崛起是在中國楚漢戰争期間。當時的單于叫冒頓(讀如莫毒),據說意思是“開始”。因此,也有史學家認爲“冒頓單于”的稱号,是抄襲了秦始皇。[10]

不過冒頓單于的态度,卻一點不像抄襲者。漢惠帝時期,他居然寫信給呂後說:陛下守寡,孤王喪偶,你我都很孤獨,何不兩好合一好,互通有無?

這哪裏是求婚,分明是羞辱。

呂後大怒,召集陳平、樊哙、季布商量對策。

樊哙說:臣願請兵十萬,橫行匈奴中。

呂後問季布的意見。

季布說:樊哙的腦袋可以砍下來!當年高皇帝将兵三十二萬,被匈奴困在平城。樊哙身爲上将軍,其實并不能解圍,至今遭人恥笑。現在又來誇海口,拍馬屁罷了!

呂後無奈,隻好咽下這口氣。[11]

這口氣一忍就是六十年。何況匈奴既無誠信意識,又無契約精神。盡管從劉邦開始,漢皇帝曾多次将公主嫁給單于,和親卻并未換來和平。遊牧騎射的匈奴人隻崇尚武力征服,毫不在乎對方是不是老丈人。

漢武帝決定開戰。

從此,他送往匈奴的便不再是公主、絲綢和錢糧,而是衛青、霍去病的集團軍。

集團軍的組建是漢帝國戰略戰術的大調整,其特點是一個大兵團包括好幾個獨立作戰單位,各由一名英勇善戰的将軍統領。統率全軍的最高司令官多由外戚擔任,比如西漢的衛青、霍去病、李廣利,東漢的窦憲。

這就比以前的單兵作戰有力得多,因爲可以深入敵後打殲滅戰。匈奴主力,是所謂控弦之士三十萬。然而武帝用兵之初十年間,斬虜敵軍就達二十萬。[12]

同樣,這樣的軍團也往往配置豪華。比如元朔六年(前123)的衛青兵團,下屬就有中将軍公孫敖、左将軍公孫賀、前将軍趙信、右将軍蘇建、後将軍李廣、強弩将軍李沮(讀如居),均爲一時之選,堪稱精兵強将。

長袖善舞,多财善賈。兵強馬壯,就能長驅直入。

元狩四年(前119),也就是漢武帝全面推行經濟體制改革那年,大将軍衛青和骠騎将軍霍去病各以騎兵五萬爲先鋒,步兵數十萬爲後盾,大規模出征。此戰,衛青兵團出塞一千多裏,至窴顔山(窴讀如田,今蒙古國都蘭哈拉山);霍去病兵團出塞二千多裏,封狼居胥(今蒙古國肯特山),把大漢的旗幟高高插在了匈奴的腹地。

從此,大漠以南再無匈奴的王庭。

實際上此前匈奴已受重創。元狩二年(前121),新任骠騎将軍霍去病率軍出塞,進五王國,過焉支山(在河西走廊),殺折蘭王,斬廬侯王,擒渾邪王子,又一口氣攻到祁連山,逼得渾邪王和休屠王向大漢投降。

投降也有曲折。當時漢武帝恐怕匈奴詐降,命令霍去病前往迎接。霍去病來到營前,發現果然有渾邪王部下不願投降。于是他當機立斷,馳入營中與渾邪王相見,斬殺逃亡者八千人。然後安排渾邪王先行一步,自己慢慢收編降卒進京,得衆數萬,号稱十萬。[13]

金日,就是這時來到長安的。

後來成爲托孤大臣的金日,這時卻是戰俘。他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休屠王與渾邪王合謀降漢,事到臨頭卻又後悔,結果被渾邪王所殺。金日和他的母親、弟弟都被帶到長安,入宮爲奴,當時他十四歲。

有一天,漢武帝來看馬。

馬是金日等人養的,又肥又大。金日自己則身長八尺二寸(約一米八六以上),容貌端莊,漢武帝看了滿心歡喜。問明來曆後,馬上任命他爲馬監,加官侍中,跟當年對待衛青、霍去病一樣。[14]

又一位奴仆脫穎而出,盡管他的出身是王子。

更重要的是,這位王子或奴仆是匈奴人。漢武帝卻不但沒有歧視,反倒青睐有加。沒錯,他是跟匈奴打了幾十年仗,但那是爲了國家安全,不是要消滅種族。

漢武帝是國家主義者,不是民族主義者。

匈奴最後是銷聲匿迹了,其中有一半原因是内亂。東漢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分裂爲南北兩部。南匈奴單于王朝在曹操的時代終結,其後逐漸融入漢和其他民族。北匈奴則在東漢永元三年(91)戰敗後不知所終。有人認爲,五世紀中葉橫行歐洲的“上帝之鞭”阿提拉,便是北匈奴單于的後裔。

相反,漢帝國的版圖卻在擴張。原先被匈奴統治的西域臣服于漢,新增的行政區則設在了今内蒙古和甘肅境内。其中,置朔方、五原二郡是衛青的戰果,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是霍去病的功勞。

漢與匈奴的關系,大局已定。

但,這是無數生命、鮮血和金錢換來的。

的确,戰争的勝利讓武帝和漢人揚眉吐氣,同時也讓人痛感勞民傷财。比如元朔六年那次戰役,單是獎勵将士的賞金就要二十多萬斤,被俘敵軍幾萬人也要賞賜,逼得大司農再次賣官,賣了黃金三十多萬斤。

兩年後,由于渾邪王來降,軍需、賞錢、招待費耗資總共一百多億。五年後,衛青和霍去病再伐匈奴,戰馬竟死了十多萬匹,賞錢則花了五十萬斤。

請問,漢帝國還有多少官可賣?[15]

可惜,與匈奴的大規模戰争雖一度停止,武帝的開邊事業卻一往無前:征朝鮮,通西域,平東瓯,定兩越,征服西南夷,一如亞曆山大的席卷歐、亞、非。

漢武帝卻雄心未已。從天漢二年(前99)到征和三年(前90),他又三次派外戚貳師将軍李廣利伐匈奴。結果,第一次李陵投降,第二次無功而返,第三次更是全軍覆沒,連李廣利自己也降了。

直到這時,漢武帝才算清醒過來。李廣利投降的第二年,漢武帝否定了在輪台以東屯田的建議,下诏表示要調整對外政策,轉移工作重心,史稱“輪台罪己”。[16]

實際上這份诏書是不能叫做“罪己诏”的(詳見本書後記),所謂“深陳既往之悔”也隻是史家的說法。漢武帝對自己的路線和政策,并沒有根本性的檢讨和反省,更不會徹底否定和全面推翻。相反,兩年後他指定的顧命大臣,則不但有霍光、上官桀和金日,還有桑弘羊。

桑弘羊是漢武帝經濟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漢武帝政治路線的代表人。屯兵輪台的建議,就是他提出來的。盡管這個建議被否決,卻不等于過去的方針都被否定。隻不過,漢武帝的外交政策、軍事政策和經濟政策,都将面臨挑戰,桑弘羊則必須充當辯護人。

那麽,桑弘羊又怎麽樣了?

政變與政改

桑弘羊是被殺掉的。

這當然是政治鬥争的結果。元鳳元年(前80),上官桀、桑弘羊和蓋長公主密謀發動宮廷政變,殺霍光,廢昭帝,另立燕王劉旦爲天子。消息洩露,反叛集團被一網打盡,燕王、蓋長公主自殺,上官桀、桑弘羊伏誅。[17]

其實開始時,上官桀等人本不想把事情鬧大,隻是要幹掉霍光。因此,他們僞造了燕王的奏章,告發霍光調兵遣将,在京師戒嚴,意欲謀反。

這當然能置霍光于死地,但奏章什麽時候交出去卻成了問題。依照當時的制度,大臣上書要寫正副兩份。尚書先看副本,然後決定是否上奏。霍光可是“領尚書事”的。如果他把奏章扣下來,那就前功盡棄。

上官桀的辦法是打時間差,在霍光休例假時上奏。他們的想法是,隻要漢昭帝說句話,就立即動手。這并非沒有可能。畢竟,這時的昭帝隻有十四歲。

然而昭帝卻一言不發。

第二天,霍光上朝,走到畫室就停住了。

漢昭帝問:大将軍在哪裏?

上官桀答:因爲燕王告發他,所以不敢進來。

漢昭帝說:請大将軍入。

于是霍光入内,摘下帽子頓首謝罪。

漢昭帝說:請戴上帽子。這封信是假的,将軍無罪。

霍光問:陛下怎麽知道?

漢昭帝說:将軍前往廣明(地名),不過例行公事,怎麽是調兵遣将?就算調兵遣将,燕王怎麽知道?何況将軍真要謀反,也用不着那些校尉。

尚書們聽昭帝這樣分析,都大吃一驚。上官桀無法利用皇帝,隻好铤而走險。[18]

此案其實可疑。十四歲孩子就能識破的花招,能算是陰謀詭計嗎?以桑弘羊之多智,又豈能贊同?如果這樣的計謀都能得逞,那運氣也太好了。

但不管怎麽說,桑弘羊總歸是卷了進去。那麽,他又爲什麽要跟上官桀結成團夥反對霍光呢?

除了利益之争,還有路線鬥争。

鬥争在政變前一年就白熱化。當時,霍光爲了實行新政,利用職權從全國各地找來了六十多個儒家之徒(賢良文學),跟禦史大夫桑弘羊讨論經濟政策,公開辯論鹽鐵酒類應該國營還是民營,史稱“鹽鐵會議”。

記錄鹽鐵會議的著作,是《鹽鐵論》。

會議的記錄十分有趣。

顧名思義,鹽鐵會議讨論的原本是經濟問題。就算要抓根本,也該辯論國進民退是否合适,壟斷經營是否必需,經濟命脈如何掌握,等等。可惜儒家是不懂經濟的,所以雙方的發言簡直是雞同鴨講。

比如桑弘羊說,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是因爲讨伐匈奴和保衛邊疆都要用錢。既然國庫不足,就得生财有道,總不能讓前方将士饑寒交迫吧?

這時的正确回答就該是:換種政策照樣有錢。

然而儒生們的回答卻是:人間正道,貴道德而賤用兵。匈奴野蠻,就該加緊建設我們的精神文明,用文明去感化和教化他們,怎麽能長途跋涉去讨伐呢?

意思很清楚:那仗根本就不該打。

這是什麽話!仗該不該打,是經濟工作會議讨論的問題嗎?那是軍事會議讨論的。

儒生們的回答,豈非文不對題?

何況樹欲靜而風不止。你不打匈奴,匈奴要打你。不出征,也不應戰嗎?如果仗要打,錢要花,又要取消鹽鐵酒類專賣專營和平準、均輸,請問錢從哪裏來?

儒生當然不會回答,因爲他們根本就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就隻能唱高調。儒生們說:會取勝的不打仗(善克者不戰),會打仗的不帶兵(善戰者不師),會帶兵的不布陣(善師者不陣)。王者行仁政,無敵于天下,哪裏用得着花那麽多錢?[19]

這就沒什麽可說的了。

不清楚桑弘羊爲什麽要跟這幫邏輯不通的家夥枉費口舌。也許,是因爲皇帝有诏書。也許,桑弘羊原本就有話要說。也許,他是要借此機會反戈一擊,爲漢武帝也爲他自己做一次漂漂亮亮的辯護。

霍光卻顯然是要政改。當然,他并不是要改革政治體制,隻是要改變某些政策法規。這倒也是必要的,因爲漢武帝執政期間确實存在不少問題。包括他的經濟政策,也有問題。不改變,就不會有所謂“昭宣中興”。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政策未改,輿論先行。這就是霍光策劃這次會議的用心。至于那六十多個從全國各地找來的賢良文學,則是他借來打鬼的鍾馗。

賢良文學卻不這麽認爲。在他們看來,漢武帝号稱尊儒,其實重法。儒家則看似風光,其實被邊緣化。這回既然好不容易有了發言權,就必須借此機會奪回陣地,至少也要在朝堂之上爲儒家争得一席地位。

鹽鐵會議變成了儒法之争,這是原因之一。

戰端卻是桑弘羊開啓的。在聽夠了儒生們不切實際的誇誇其談後,桑弘羊忍無可忍。他憤憤不平地表示:穩坐家中不知挑擔趕路的苦,說風涼話當然比幹實事容易。博古而不通今,唱高調不接地氣,這樣的人有什麽用?

桑弘羊他們還說,尊儒以來,武皇帝察賢良,舉文學,遍訪民間,思賢若渴。然而選舉出來的大中小儒,有一個能爲皇上分憂、興利補弊的嗎?一個都沒有!

這時,儒生們的積怨也如火山爆發。

賢良文學們說,這難道是儒家有問題嗎?不,是組織路線有問題,幹部政策有問題,輿論導向有問題。武皇帝要開疆辟土,故權谲之謀進,兇殘之士用。打仗就要用錢,故興利之臣起。利興則義閉。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犯罪率就高。這個時候,豈不就要重用酷吏了?

于是儒生們悲憤地說:難怪皇上身邊盡是些投機取巧的家夥,因爲我大漢王朝就是用利欲在做指揮棒嘛!僅僅提拔一個公孫弘,管什麽用啊![20]

呵呵,誰說儒家不講邏輯?他們有自己的一套。

桑弘羊當然也有另一套。在他看來,治國面對的是現實問題,而現實問題是匈奴寇暴。禦寇就得強兵,強兵就得富國,富國就得理财,理财就得務實。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國家需要的是腳踏實地的人。

這同樣無法達成共識。

但,不管公理婆理,雙方的着眼點都已不再僅限于經濟政策。他們更關心的,是組織路線、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組織路線之争,在文官和文吏;政治路線之争,在王道和霸道;思想路線之争,在儒家和法家。

這才是鹽鐵會議的意義所在。

霍光的政改,倒在其次。

不過,如果把桑弘羊和漢武帝都看作法家,就大錯特錯了。桑弘羊是,漢武帝不是。當然,他也不是儒家。事實上,漢武帝是很難貼标簽的。無論把他當作儒家還是法家,都是一葉障目,甚至自作多情。

那麽,什麽是漢武帝的真面目?

罪功豈在悔輪台

漢武帝其實很可憐。

鹽鐵會議的召開是在始元六年(前81),距離漢武帝駕崩隻有六年,可謂屍骨未寒。然而賢良文學們的某些發言,卻已大有炸平長安、徹底清算之意,盡管沒有漢武帝原本是不會有什麽賢良文學的。

争論并沒有随着會議的結束而結束。

本始二年(前72),漢宣帝下诏,要爲漢武帝立廟設樂。這當然是一件大事。因爲漢代不同于後世,并非每個皇帝死後都有廟号。此前,僅高皇帝劉邦和文皇帝劉恒有,廟号爲高祖和太宗,惠帝和景帝就隻有谥号。

宣帝認爲,他的曾祖父劉徹也該有廟号。

何況,武皇帝也當得起。

然而一位名叫夏侯勝的儒生卻公開反對,理由是漢武帝好大喜功,窮兵黩武,殺人無數,揮霍無度,以至于赤野千裏,民不聊生。如此毫無仁德,豈能有廟号?

此言一出,朝野嘩然。公卿們一齊責備夏侯勝說:這是聖意,豈能反對?夏侯勝卻說:聖意又怎麽樣?人臣之義在直言。話已出口,萬死不辭!

當然,爲武帝立廟的提案仍被通過,廟号世宗。但夏侯勝的反對意見也被如實記錄,并流傳下來。他本人則在坐了兩年牢後被釋放,而且受到漢宣帝的禮遇。[21]

這說明什麽呢?

第一,漢代的言論相當自由。

第二,夏侯勝的批評基本屬實。

實際上,夏侯勝說得并不全。如果願意,還可以加上繁刑重斂,崇妖信怪,殺伐任性,喜怒無常。司馬光甚至認爲,漢武之惡幾近秦皇,隻不過他識好歹,受忠言,知對錯,會用人,這才不至于亡漢。[22]

然而即便是秦始皇,又何嘗不曾收獲由衷的贊美?可見問題不在如何評價,而在評價的立場。

夏侯勝的立場無疑是儒家的,後來的班固和司馬光也如此。但是,漢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罵,在近現代卻又因尊儒而挨批,這就太裏外不是人了。

請讀這首詩:

絕大經綸絕大才,罪功不在悔輪台。

百家罷後無奇士,永爲神州種禍胎。[23]

詩的意思很清楚:漢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最大過失卻不在連年用兵,而在罷黜百家。

這未嘗沒有道理。

的确,思想文化領域是不能一家獨尊的。因爲沒有百家就沒有争鳴,沒有争鳴就沒有思想,沒有思想就不會有風骨和氣節。苟如此,又哪裏會有擔負天下興亡、創造文明成果的奇士?也隻有奴才。

問題在于,這禍胎真是漢武帝種下的嗎?

未必。

事實上,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僅限于官學範圍。也就是說,罷黜百家,隻是諸子不設博士官;獨尊儒術,也隻是飽讀詩書更容易走上仕途。至于民間,則百家既未罷黜,儒術也不獨尊。

其實就連政府,也不是儒家的一統天下。張湯是儒家嗎?衛青是儒家嗎?桑弘羊是儒家嗎?漢武帝如果真的獨尊儒術,賢良文學們豈能氣成那個樣子?

何況武帝的時代也并非沒有奇士。汲黯不是嗎?夏侯勝不是嗎?司馬遷不是嗎?還有義縱,是因爲抵制告缗法而死的。義縱可是酷吏。但怎麽樣呢?也有骨頭。

還有東方朔。

東方朔是被司馬遷寫入《滑稽列傳》的,他在漢武帝那裏的地位也相當于戲子。然而,當漢武帝宴請館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時,東方朔爲了維護朝廷尊嚴,竟然橫戟攔在門前,逼得武帝隻好換地方,董偃也隻好走後門。[24]

奇士的風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

這位沒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是宮中掌印的郎官。某天晚上,宮中鬧鬼。值班的大司馬大将軍霍光怕出事,讓郎官把印玺交給他。郎官不給,霍光去奪。郎官便手按劍柄正聲說:臣頭可得,印玺不可得!

權傾一時的霍光,也隻能諾諾連聲。[25]

這并不奇怪。武帝的時代畢竟距離先秦不遠,新做人家的漢帝國也血氣方剛。誠如史家所言,那時的中國人比後世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質樸和更多的剛強。漢的氣質,是雄大、闳放和深沉的。[26]

氣質變得柔美、空靈而内秀,要到中唐以後。儒學真正成爲統治思想,也不早于宋元。至于百家罷盡,萬馬齊喑,則是朱元璋和乾隆帝設文字獄之後的事情。

漢,卻是霸道的。

同樣,漢也是開放的。長安城裏住滿了世界各國的商人和使者,離宮别館旁也種滿了苜蓿和葡萄。深眼多須的外國人,在長安的街市上讨價還價,并堅持着女士優先的習俗,皇上看了卻樂不可支。[27]

漢武帝是不會畫地爲牢的。他也不會因爲董仲舒的一席話,就皈依了孔門,并關上其他的窗戶。

事實上武帝并不當真熱衷儒術,他喜歡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樣的“純儒”(其實董仲舒也不純),而是公孫弘那樣的“雜儒”,以及張湯那樣能用儒術裝點門面的文吏。儒術與法術雜糅,王道與霸道并用,才是他的真面目。

那麽,漢武帝就沒有留下禍胎嗎?

當然有。

且看他都幹了些什麽。

帝國是怎樣煉成的

漢武帝是十六歲登基的,上天也給了他足夠長的壽命和時間:享年七十,在位五十四年。這兩項紀錄不但超過了他的所有前輩,而且很久以後才被打破。

這可真是天之驕子。

武帝也不負天恩。在他治下,漢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都達到鼎盛。疆域和勢力範圍,東鄰韓國,西有新疆,南至越南,北接蒙古,堪稱超級大帝國。

文化方面同樣燦爛輝煌。哲學家董仲舒,文學家司馬相如,音樂家李延年,探險家張骞,農學家趙過,天文學家唐都、落下闳,便都出在這個時代。

當然還有司馬遷。盡管漢武帝非常對不起這位偉大的史學家,也并不喜歡他的《史記》。

然而司馬遷卻如實地記錄了元封元年(前110)的封禅大典。那是十八萬騎兵,上千裏旗幟,一萬八千裏行程的大制作,也是漢武帝功成名就的象征。[28]

這一年,劉徹四十七歲。

實際上漢武的帝業基礎,十年前就已奠定。元狩四年(前119),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衛青和霍去病兵至漠北,并以大将軍和骠騎将軍身份出任大司馬。

從此,漠南無匈奴,帝國有内朝。

這時,漢武帝登基才二十一年,實際執政十六年(前六年有太皇太後聽政),年齡三十七歲。開創并成就自己的帝國大業,他其實隻用了半輩子。

此後的故事并無懸念:四十六歲滅南越和西南夷,四十七歲實行平準法和均輸法,四十八歲降滇王,四十九歲降朝鮮,五十一歲分天下爲十三州部。

漢武的步伐,何其堅定!

步伐堅定,是因爲目标明确,那就是天下一統,中央集權,皇權至上。這是秦始皇未竟之事業。

因此,漢武帝登基之後就頻頻出手:二十一歲置五經博士,二十三歲推行察舉,二十四歲始征匈奴,三十歲用推恩法削弱王國勢力,三十三歲任命公孫弘爲丞相,衛青爲大将軍,并爲博士設弟子。

這一系列動作都在他三十五歲以前完成,卻有着非凡的意義。尊儒,則秦政變爲漢政;推恩,則分權變爲集權;舉賢,則貴族變爲官僚;讨伐匈奴,則夷狄變爲華夏。夷夏之分,王霸之術,古今之變,盡在其中。

中華大帝國巍然屹立,漢武的事業風生水起。

不能說武帝在二十多歲時,就已經有了理論和制度的自覺。但他有政治天賦和帝王直覺,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鞏固政權,尤其是鞏固皇權。隻要能實現這一目的,他是不在意使用各種手段的。

所以,他建太學,興儒術,開言路,薦人才,卻又留心俗務,重用酷吏,獎勵軍功。他的組織路線和幹部政策是不拘一格的,因爲他并不獨尊儒術,隻獨尊自己。

那麽,漢武帝的手段又是什麽?

對外開邊,對内收權,一手抓官,一手抓錢。

代表着這一整套治術的,是衛青、公孫弘、張湯和桑弘羊。衛青是軍人也是外戚,公孫弘是文吏也是儒生,張湯懂法,桑弘羊會理财,漢武帝得心應手。

是啊,有錢就能做事,有兵就能護家,懂法就能治國,通儒就能安定人心,粉飾太平。結果,漢的版圖面積比秦大了一倍,統治反倒更加牢固。

秦亡而漢興,原因就在這裏。

漢武的帝國,也就是這樣煉成的。

支撐帝國大廈的則是三根支柱:中央集權、官員代理和倫理治國。前兩根支柱是秦也有的,後一根卻是漢武帝所立。但,正是由于這一改革,秦政和秦制才變成了漢政和漢制,帝國制度也才立于不敗之地。[29]

那麽,什麽叫“倫理治國”?

其實就是周人主張的德治和禮治,因此也可以說是周政和周制。周政和秦政,周制和秦制,是對立的。周是邦國制(封建制),秦是帝國制(郡縣制);周政講王道,秦政講霸道。所以,秦也不要德治和禮治。

秦政是刑治和律治,号稱法治。

漢武帝卻在延續秦制的同時,也繼承了周政,即制由秦帝,政借兩周。因爲德治和禮治的統治成本更低,效果也更好。軍國主義和嚴刑峻法隻能維持表面的太平,統一的思想和價值體系才能保證長治久安。

要實行德治和禮治,就隻能靠儒家。因此,盡管武帝本人并不尊儒,宣帝更明确主張王霸雜用,但獨尊儒術卻仍是漢武以後的基本國策。

這個國策也爲後世王朝所采納。即便不尊儒,儒家主張的宗法制和禮樂制也照樣實行。這樣看,所謂“百代皆行秦政治”,其實是該叫“百代皆行漢政治”的。

那麽,漢政治的核心又是什麽?

皇權政治加官僚政治。表面上看,這與秦政無異。然而秦是吏治天下,漢則是官治與吏治并存,而且逐漸由吏治走向官治。這當然要拜獨尊儒術所賜。事實上,當官員們越來越儒化時,官僚政治就牢不可破了。

與此同時,儒學也在官化。官方思想其實是不要思想的,官化的儒學也隻要教化和灌輸,頂多再加對先王聖教的心得和注解。沒有思考,沒有質疑,沒有批判,沒有争鳴,那才真是“毀人不倦”。

永爲神州種禍胎,當作如是解。

把儒學變成官學,也該由漢武帝來負責。盡管在當時,儒學并沒有那麽重的官氣,反倒是一股清新氣息。

靠着漢政治,周文明的血脈延續了下來。在楚文明的基礎上将周秦文明融爲一體,就是漢文明。這是人類曆史上最早出現的世界性文明,其深遠影響難以估量,而能夠與之媲美的則隻有羅馬。

羅馬,與大漢會有關系嗎?

本卷終,

請關注下卷《兩漢兩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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