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所謀爲國家利益，他之所護爲中央集權，
他之所求爲富國強兵。
你要說他不道德，先得否定這三項。
謝幕的帝國
建立中央集權的大帝國，曾經是世界性趨勢。[1]
事實上，當我們民族誕生了自己的第一帝國時，世界舞台上已經有好幾個帝國先後謝幕。亞述、波斯、馬其頓都在秦漢之前，之後則還有羅馬和阿拉伯。
這些都是大帝國。亞述地跨西亞和北非，波斯、馬其頓、羅馬和阿拉伯，則橫跨亞、非、歐。其中，亞述堪稱全世界的“第一帝國”。因爲正是亞述，在曆史上第一次将那麽多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叙利亞、腓尼基、以色列、巴比倫、埃及和埃蘭，統統攏在了一起。
波斯帝國也了不得。僅首都就有四個，版圖則包括伊朗高原、中亞大部、印度西北、整個西亞、北非的埃及和歐洲的色雷斯，以及愛琴海的一些島嶼。
但，亞述帝國的壽命卻隻有半個世紀。
壽命更短的是馬其頓帝國，跟國王亞曆山大在位時間一樣長，隻有十三年。壽命長的，波斯帝國二百年，阿拉伯帝國約五百年。從屋大維稱帝到西羅馬帝國滅亡，羅馬帝國也近五百年。以後，東羅馬帝國還有一千年。
顯然，即便是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帝國，也比不上中華帝國：兩千一百三十二年。
這很有意思。
羅馬和阿拉伯帝國的成敗得失，我們以後再說，這裏隻說亞述、波斯和馬其頓。
馬其頓帝國其實是個暴發戶。他們在波斯帝國達到鼎盛時期，甚至在我們民族進入戰國時，都還沒有像模像樣的國家。但從阿刻勞斯到腓力二世，短短八十年，馬其頓就成爲強大的王國，并征服了希臘。
亞曆山大把王國變成帝國，也幾乎不費吹灰之力。這固然因爲他能力超強，更要拜命運所賜：希臘衰落，波斯内亂，印度河流域諸國林立一盤散沙。亞曆山大的東征西讨勢如破竹，簡直就是摧枯拉朽。
馬其頓，命中注定要橫空出世。
亞述的情況也差不多。
第一帝國亞述也是後起之秀，發祥地則是幼發拉底和底格裏斯這兩河之間。兩河流域中下遊是一大片沖積平原，希臘人稱爲“美索不達米亞”，北部叫亞述，南部叫巴比倫尼亞。後者又分南北，北部阿卡德，南部蘇美爾。[2]
兩河流域文明的興起，是從南到北的。最早出現的是蘇美爾城邦，時間在我們的神話時代；然後是阿卡德王國，時間在我們的堯舜時代；然後是巴比倫王國，時間在我們的夏。亞述崛起時，我們已是東周。
亞述、巴比倫、阿卡德、蘇美爾，一個比一個興盛強大，這可真是後來者居上。
然而亞述征服世界，卻完全依靠武力。他們的統治也一樣，其殘暴程度與秦相比有過之無不及（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第六章）。結果是他們的帝國連同他們的文明一并毀滅，而且不再複活。
這可真是印證了陸賈對劉邦說過的話：天下可以在馬上獲得，不可在馬上治理。
有所不同的，是波斯帝國。
波斯帝國也是勃然崛起的。他們先是在中國進入春秋中期的時候，直接由部落聯盟變成了王國，又在第一任國王居魯士手上迅速變成了帝國。我們民族花了一千八百年才走完的路，他們一步就跨過去了。
幸運的是，波斯人并沒有單純依靠武力。
帝國第四任皇帝大流士是一個改革家，他跟秦始皇一樣修建了國道和高速公路。從蘇撒到小亞愛非斯的禦道全程兩千四百公裏，另一條重要幹道則西起巴比倫城，橫貫伊朗高原，東至巴克特利亞和印度邊境。這是他的車同軌。
同樣，大流士也清楚統一的帝國需要統一的思想，因此确立瑣羅亞斯德教（拜火教）爲國教，但隻作爲精神寄托和号召，不強迫臣民信仰。這是他的獨尊儒術。
大流士，是秦始皇加漢武帝。
此外，大流士還在世界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統一的貨币制度，規定中央政府鑄造金币，行省鑄造銀币，自治城市鑄造銅币。相比較而言，馬其頓帝國混合使用波斯的金币和希臘的銀币，雖有利于商業，卻不利于集權。
三種貨币同時流通又分級鑄造，大流士張弛有度。
這一事實也證明，波斯帝國是實行郡縣制的。隻不過他們的郡叫薩特拉皮亞，漢譯爲省，有二三十個，大多是被他們滅掉的國家，比如巴比倫省、埃及省、印度省，跟我們春秋戰國時期改滅國爲郡縣一樣。
波斯帝國的行省，每省一個總督（省長），一個省軍區司令。省軍區的上級是大軍區，一共五個。大軍區統轄省軍區，最高統帥則是波斯皇帝。
行省的總督和司令卻互不隸屬，直接對皇帝負責。總督身邊還有皇室秘書，是皇帝的特派員和耳目。此外，皇帝還不定期派巡視員到各地明察暗訪，通報社情民意。
有垂直管理的軍政兩個系統，有軍政并立的地方行政制度，還有欽定的信仰、四通八達的道路以及沿途密集的驿站和兵站，波斯堪稱中央集權的大帝國。
那麽，大流士們的江山永固了嗎？
沒有。
公元前334年，馬其頓軍隊入侵波斯。四年後，大流士三世兵敗身亡，波斯帝國便萬劫不複。
這又是爲什麽？
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比方說，與希臘長達半個世紀的戰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帝國後期行省總督往往兼任軍區司令，也跟中國晚唐的藩鎮割據極其相似。西部各省總督甚至聯兵反叛，中央集權名存實亡。
但，問題更在帝國本身。
實際上，波斯帝國過于龐大，結構則極其複雜。埃及、巴比倫、埃蘭、腓尼基、以色列、希臘、印度，哪一個沒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文明，豈能隻靠強權統合在一個圈子裏？就算可以車同軌，恐怕也難書同文。
波斯帝國的統治基礎，其實是脆弱的。
馬其頓的基礎就更脆弱，龐大的帝國幾乎完全系于一人之身。因此亞曆山大一死，他的帝國就分裂爲馬其頓-希臘、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亞）等獨立王國，再也沒有一種力量把他們重新整合起來。
有此力量的，是中華帝國。
中華帝國有此力量，是因爲帝國之前有邦國，郡縣之前有封建。邦國制或封建制的緊要之處，則在于諸侯的國，大夫的家，都臣屬于天子。有這樣一個天下共主，就不難實現文化認同。有同一文明做基礎，發展爲統一大帝國就順理成章。至少，嬴政或劉邦稱帝，遠比空降一個波斯皇帝或馬其頓皇帝要容易得多，也穩當得多。
何況此前的春秋戰國，還在爲帝國的誕生做準備。
天下共主，文化認同，五百年的預備期，這些都是亞述、波斯、馬其頓沒有的。所以，盡管中華帝國的初期并非沒有糾結，要封建還是要郡縣也曾經引起争論，但項羽的分封天下終于失敗，韓信和英布也都沒能變成亞曆山大死後的托勒密或塞琉古。中央集權大局已定，留給漢武帝的問題，是如何對付同姓諸侯王。
把王侯變成羔羊
同姓諸侯王是封建制度的後遺症。
不能說劉邦當年的決策是錯誤的。畢竟，從西周封建到秦漢建國，有八百年的曆史。封建和邦國，也未嘗沒有制度的優越性。何況功臣要酬勞，不能不封異姓王；空白要填補，也不能不封同姓王。
更何況，分封隻是分權，不是分裂。有一個“王國與郡縣并存”的過渡期，比波斯帝國和大秦直接實行郡縣制要相對穩妥，更比馬其頓帝國的分崩離析好得多。
然而分權就不能集權，集權就不能分權。帝國與邦國不能兼容，王國與郡縣也不能并立。任由王國發展，勢必尾大不掉。因此，分封同姓諸侯隻能是權宜之計，徹底廢除封建制度則勢在必行。
是的。封建制或邦國制的曆史使命已經完成。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必須死在沙灘上。
隻不過，最好是安樂死。
于是，漢武帝給了溫柔一刀。
這一刀，叫推恩。
推恩，是漢武帝元朔二年實行的政策，設計者叫主父偃。主父偃是縱橫家，他的設計也堪稱權謀的代表作。具體做法，是讓諸侯王分出國土，封給自己的子弟。換句話說，就是把浩蕩皇恩推廣到下一代，所以叫推恩。
這當然行得通，因爲諸侯王的子弟都擁護。這也講得過去，因爲符合儒家父慈子孝的精神。這又是對帝國非常有利的，因爲不費一兵一卒，諸侯的實力已被削弱。
所以，漢武帝立即采納。
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出這主意的主父偃，跟當年力主削藩的晁錯一樣，也無辜被殺。而且，極力主張殺掉主父偃的，正是新儒家公孫弘。
公孫弘爲什麽要殺主父偃？
因爲主父偃把事情鬧大了。
前面說過，公孫弘是新儒家，主父偃是縱橫家。縱橫家都喜歡惹是生非，主父偃也不安生。他先是揭發燕王劉定國，後來又整治齊王劉次昌，罪名都是淫亂。
結果，燕王和齊王畏罪自殺，王國歸了中央。
說起來這兩個家夥胡作非爲也不奇怪。七國之亂以後的諸侯王，既無權力治理王國，也不能任命高級官員，實際上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他們在帝國中央派去的國相監視之下，飽食終日無所作爲，不淫亂又能幹什麽？
何況國王有罪，正好奪其王國，漢武帝求之不得。
所以，他并不打算殺主父偃。
公孫弘卻慷慨陳詞。他說，害得齊王身死國除的，就是主父偃。不殺了他，沒法向天下人交代。
漢武帝當然不能說齊王自殺正合朕意。而且，從韓信之死到晁錯之死，大漢皇帝從來就不在意兔死狗烹。于是主父偃被滅族，時間也在元朔二年。後來，司馬遷把公孫弘和主父偃合爲一傳，則更是意味深長。[3]
不過，主父偃雖死，推恩法卻大力推行。
推恩法的緊要之處，是諸侯王的子弟隻能封侯，不能封王。侯的封号由漢武帝确定，封國則改屬中央，不再屬于原來的王國。很清楚，推恩法的最大受益者，其實是漢帝國，隻不過侯國在名義上仍屬于諸侯王子弟。
所以，漢武帝還要巧取豪奪。
奪國的最好辦法，當然是找茬治罪。正好，漢文帝曾經規定，每年八月大祀宗廟時，諸侯和列侯都要獻金助祭，叫酎金（酎讀如宙）。漢武帝的辦法則是：酎金分量不夠或成色不好，取消侯爵封号，收回侯國。
那麽，分量夠不夠，成色好不好，誰說了算？
漢武帝。
這實在太方便了。結果，僅元鼎五年，因爲酎金問題而被奪爵的列侯，一次就多達106人，丞相趙周也因此搭上了性命。然而終武帝一朝，由于推恩而被封侯的王子，總共也才175人。諸侯王身上的肉，就這樣零割下來，又吞進漢武帝的肚子裏，隻不過走了推恩的程序。[4]
黑社會洗錢，也不過如此吧？
然而就連被一削再削的諸侯王，漢武帝也不放過。武帝一朝，因有罪而被廢的王國有九個，名單如下：
諸候 人物 結果 罪名
淮南王 劉安 自殺國除 謀反
衡山王 劉賜 自殺國除 謀反
濟川王 劉明 廢爲庶人，國除 殺人
燕王 劉定國 自殺國除 淫亂
齊王 劉次昌 自殺國除 淫亂
江都王 劉建 自殺國除 謀反
濟東王 劉彭離 廢爲庶人，國除 殺人越貨
常山王 劉勃 徙房陵，國除 不守禮法
濟北王 劉寬 自殺國除 亂倫、詛咒
此外，還有四個王國由于沒有後代，也被撤銷。
半數左右的王國沒有了，大多數侯國也沒有了。那些苟延殘喘的王國和侯國，則早與郡縣無異。封建制的後遺症已不足爲患，要帝國還是要邦國更無須争論。
實際上到這時，無後的也好，有罪的也罷，都已經不成氣候。世襲的王侯不過纨绔子弟，從小長在深宮，嬌生慣養，并無閱曆，更無能力，名爲鳳子龍孫，實爲酒囊飯袋。除了被漢武帝當作羔羊宰割，其實别無選擇。[5]
就連淮南王劉安，也如此。
吳王劉濞之外，最有謀反資本的就數劉安。他是劉邦小兒子劉長之子，不折不扣的“劉皇叔”。劉安自己學問既好，手下人才也多，《淮南子》就是他主編的。所以，從漢武帝繼位起，就不斷有人說他能當皇帝。
劉安自己，也這麽認爲。
但是怎麽樣呢？謀反策劃了近二十年，敗亡卻在頃刻之間。漢武帝甚至沒費一兵一卒，隻是派官員到淮南國去辦案問罪。結果使節未到，劉安就自殺了。[6]
這時回首七國之亂，便覺恍如隔世。
想當年，劉濞的氣焰何等嚣張，帝國的形勢又何等嚴峻。驚慌失措之下，漢景帝甚至殺了晁錯，撤銷了削藩令，劉濞卻照樣稱帝，照樣發兵。
那麽，劉濞爲什麽這樣猖狂？
因爲既掌握了地方财政，又勾結了民間資本。吳國境内是有銅山和大海的。劉濞便開山采銅，煮海爲鹽，結果富甲天下。于是他的王國全民免稅，服兵役則有補貼。在别處作案的逃犯，也都被他包養起來。他甚至以招降納叛和藏污納垢聞名天下，就像《水浒傳》中的柴進。
劉濞招攬的人才，無疑包括當時的民營企業家，即所謂“鑄錢奸人”（其實還應該包括鹽商）。此外，則是“無賴子弟”和亡命徒。也就是說，劉濞是把割據勢力、民間資本和非政府武裝力量都攏在一起的。[7]
這當然都因爲他有錢。長袖善舞，多财善賈，有錢能使鬼推磨。事實上，一個政權，不能沒有印把子，也不能沒有槍杆子和筆杆子。有筆杆子才有文治，有槍杆子才有武功。但沒有錢袋子，一切都是空談。
錢袋子捏在别人手上，也是空談。
漢武帝，還必須在經濟戰線展開鬥争。
要錢更要命
漢武帝的經濟體制改革，在淮南王劉安自殺三年後全面展開，負責這項工作的是東郭鹹陽、孔僅和桑弘羊。東郭鹹陽是鹽商，孔僅是鐵商，桑弘羊則是商人的兒子。用他們三人搞經濟改革，堪稱“以商治商”。[8]
事實上，西漢的商業是繁榮的，産業也全面。司馬遷開出的富豪榜中，涉及的行業就有冶金、鹽業、物流、糧食、畜牧、高利貸、博彩、零售、化妝品、飲料、小五金、肉制品等等，不一而足。[9]
利潤最高的，是鑄錢、煉鐵、煮鹽。
因此，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将這三個産業國營化。其中，鑄錢和煉鐵完全由政府壟斷。民間有膽敢私自鑄錢的，死罪；有膽敢私自煉鐵的，重刑。
漢初緻富者的營生
姓名 行業與活動
卓氏 冶鐵，對外貿易
程鄭 冶鐵，對外貿易
孔氏 冶鐵，規陂池
邴氏 冶鐵，經商，放貸
刁閑 販賣魚、鹽
師史 販賣遍及全國
任氏 糧食的儲存、交易，力田、放牧
橋姚 牧馬、牛、羊
無鹽 放貸
諸田 經商
栗氏 經商
社氏 經商
盡管漢高祖制定了各種抑商的法令，但在漢初仍有許多容易緻富的行業。據許倬雲《漢代農業：中國農業經濟的起源及特性》。
真正的國有企業，從此開始。[10]
鹽業則開放一半。煮鹽由民間，賣鹽由官方。生産成本由民衆負擔，生産工具由官府提供，産品也由官府收購專賣，算是公私合營加統購統銷。
二十一年後，酒類也歸官方專釀專賣。
這當然是與民争利，因此引起極大不滿。直到很久以後，桑弘羊等人都遭到痛罵。蘇東坡由于痛恨桑弘羊，甚至連司馬遷也罵了。[11]
其實這項改革的意義并不完全在經濟，更在政治。采銅、煉鐵、煮鹽，都需要大量人工，工地又或在深山或在濱海，政府根本就鞭長莫及，豈非失控？
何況鹽可以換成錢，鐵可以打造兵器，工人可以變成戰士，貨車可以改裝成戰車。如果銅錢還可以私鑄，那些私營礦主謀起反來，豈非很方便？
金融壟斷，鹽鐵專賣，并不隻是簡單地要錢。
真爲了要錢的是算缗（讀如民）。
缗，就是一千錢；算，就是二百文。算缗，就是征收資産稅。具體地說，就是工商業者都要申報财産，政府則二缗抽一算，也就是征收百分之十的所得稅。如果是小手工業者，則稅率爲百分之五。
此令一出，天下嘩然，隻有一個人響應。
這個人叫蔔式。
蔔式是個畜牧業主，老早就向帝國捐款，曾經申請捐出家産的一半。漢武帝奇怪，便派使者去問他。
使者問：你是想做官嗎？
蔔式說：不想。我是個放羊的，不會做官。
使者又問：你是有冤情要申訴嗎？
蔔式又說：沒有。我人緣很好，沒人冤枉我。
使者再問：那你到底爲什麽？
蔔式又說：愛國呀！
使者回去報告給漢武帝，漢武帝又告訴公孫弘。
公孫弘卻說，這不符合人之常情，請皇上不要理他。
漢武帝便不理睬蔔式。
但是算缗法頒布後，富豪們紛紛隐瞞财産，蔔式卻一下子又拿出二十萬。喜出望外的漢武帝，便把這位愛國商人樹爲道德楷模，要大家向他學習。
可惜榜樣的力量未必無窮，還是沒人申報财産。[12]
漢武帝無奈，隻好在頒布缗錢令的兩年後，又頒布告缗令。告缗，就是舉報隐瞞财産。告缗令，則是對舉報者的獎勵條例，金額是被舉報者财産或資産稅的一半。
這一政策，據說是酷吏張湯的設計。[13]
大司農顔異之死，也在這一年。
告缗令頒布後，一場舉報他人财産的人民戰争就打響了，幾乎所有中産以上家庭都被舉報。中央政府則派出由酷吏組成的工作組奔赴各地，就地處理隐瞞财産案。
其結果，是社會财富被強迫清零，中産階級集體破産，民衆的儲蓄和投資意識銳減。大家有了錢就趕緊花掉，生怕變成打狗的肉包子。至于國庫，當然盆滿罐滿。
漢武帝和桑弘羊，卻意猶未盡。
元封元年，漢帝國又出台了由桑弘羊設計的均輸法和平準法。均輸，就是政府平價收購各地土特産，然後運往他地高價賣出，賺取差價。平準，則是由政府掌握和控制全國物資，低價買進，高價賣出，利歸朝廷。
顯然，桑弘羊的手從制造業伸向了流通領域。或者說，他已經不滿足于金融和鹽鐵的壟斷，還要建立天底下最大的商業網絡，而且由帝國政府獨家經營。
漢武帝不但收稅，還要經營權。
這下子，民間資本的所有出路，以及工商業者發家緻富的所有門路，便都被堵死了。帝國政府成了最大的甚至唯一的銀行家、企業家和批發商。
如此壟斷和霸道，就連愛國商人蔔式也看不下去。也就在這年，由于發生旱情，漢武帝讓巫官求雨。蔔式卻說：用不着求。隻要把桑弘羊扔進油鍋，天就下雨了。[14]
天有沒有下雨，不知道。蔔式失寵，是事實。
桑弘羊的生前身後，則是罵聲一片。罵得最兇的，是儒家。這非常怪異，因爲桑弘羊打擊的是商人。商人痛恨他不難理解，曆來藐視商人的儒生罵什麽呢？
何況經濟問題從來就是儒家的短闆，他們也隻會扣道德帽子。而且罵來罵去，無非爲富不仁，與民争利。
桑弘羊不屑一顧。
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礦山、海洋、森林、原野等等，原本就是天子的。開放給民間，是讓利于民。收歸國有，則天經地義。何況皇上并沒有把經營權捏在自家手裏，而是交給國家，怎麽能說是自私？
均輸和平準也一樣。物流和銷售由民營改爲國營，政府就可以進行宏觀調控。不法奸商再也不能囤積居奇，哄擡物價，怎麽是爲富不仁？更何況，通過國營商業增加财政收入，就不用加賦加稅，怎麽是與民争利？
桑弘羊底氣很足。
其實，這裏面未嘗沒有道德問題。比方說，隻準國家賺錢，不準商家牟利，有道理嗎？挑動群衆互相舉報，人人以鄰爲壑，很正義嗎？政府說收稅就收稅，收不上來就動粗撒野，跟強盜有區别嗎？
可惜，儒家根本就認識不到這些。
桑弘羊也理直氣壯，因爲他并沒有以權謀私。他之所謀爲國家利益，他之所護爲中央集權，他之所求爲富國強兵。你要說他不道德，先得否定這三項。
然而問題的關鍵正在這裏。國家利益，一定高于個人利益嗎？中央集權，一定必須維護嗎？富國強兵，就一定要讓工商業者和中産階級破産嗎？
但是桑弘羊不會回答這些問題，漢武帝也不會。在他們看來，這些根本就不是問題，成問題的是那些巨商大賈。他們富可敵國，貴拟王侯，号曰素封（沒有爵位的王侯），已經構成對政權的嚴重威脅。國家的經濟命脈，又豈能掌握在他們手裏？增加中央财政，隻是改革的目的之一。防止民間出現财閥和财團，才是根本所在。[15]
漢武帝要錢，更要命。
實際上，任何一個集權的社會，一個可能由集權發展爲專制的社會，都不會允許民間資本形成規模，因爲那會變成一種與絕對權力抗衡的力量。如果這些财團還涉嫌黑社會，那就不但要遏制，還必須斬盡殺絕了。
郭解之死，即因爲此。
打掉地頭蛇
郭解被殺，是在推恩令頒布那年。[16]
這年其實還有兩件大事，一是設置朔方郡（約今内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西北部及巴彥淖爾盟後套地區），二是移民三百萬人于茂陵。這兩件事跟推恩令一樣，都出自主父偃的建議。幹完這三票，主父偃被殺。[17]
至于郭解，則接到命令，要遷往茂陵。
茂陵在今陝西省興平市，是漢武帝的陵墓，當時正在建設，同時還要建茂陵縣。建縣就要移民。隻不過，這回遷過去的都是全國各地的大戶人家。
主父偃的說法，叫“天下豪傑”。
豪傑就是豪強，也就是土豪劣紳地頭蛇，包括強宗巨族和暴發戶。據說，這些人招降納叛，姑息養奸，與黑惡勢力結爲死黨，成爲橫行鄉裏的惡霸集團，甚至左右地方政治，危害性不亞于割據一方的諸侯王。[18]
至少在帝國統治者的眼裏，是這樣。
這就要打擊。對付諸侯的辦法是釜底抽薪，分拆他們的封國。對付豪強的辦法則是連根拔起，讓他們到茂陵去。豪強們離開本土來到皇帝眼皮底下，根本成不了氣候。諸侯失去豪強的支持，更隻能是沒毛的雞。
很好！一舉兩得，左右開弓。
三百萬人就這樣背井離鄉。按說，他們本應是并兼之家（大财閥），或亂衆之民（黑社會），實際操作的标準卻是家産三百萬。也就是說，隻要你富甲一方，不管是勤勞緻富還是貪污盜竊，統統都是打擊對象。
對！良莠不分，一刀切！
問題是即便按照這個标準，也沒郭解什麽事。他并不是富商，也不是豪強，司馬遷則稱他爲遊俠。俠，是因爲扶危濟困；遊，則證明并無職業。隻不過，郭解雖無一官半職，卻有很多人甘願爲他奔走，還争先恐後。
郭解的工作，似乎就是行俠仗義，或者開了一家沒注冊的公關公司。他甚至曾經從轵縣（轵讀如隻，在今河南省濟源市）到洛陽去調解是非。他的能量也大，隻要打聲招呼，就可以讓縣裏免去某人的差役。
這樣的人，大約隻能叫江湖老大。
那時朝野的界限并不分明，戰國遺風也還在。不少名臣權貴，比如張良、季布、窦嬰、袁盎、周亞夫，都或者自己俠義，或者結交俠士。總之，遊俠不會因爲身在草莽就不爲人知，郭解的遷徙則連車騎将軍衛青都被驚動了。
衛青說：郭解沒那麽多錢，不該在名單中。
漢武帝卻一聲冷笑：一介平民的權威之大，居然能讓将軍來替他說情。這樣看，他們家不窮！
這就不但該走，而且該死了。
沒錯，漢武帝固然不喜歡他的臣民太有錢，卻更不喜歡他們有影響力。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有号召力的隻能是皇上和帝國政府，豈能是平民或者遊俠？
事實上轵縣官吏把郭解列入遷徙名單，就因爲他名氣太大，不敢不上報朝廷。看來，縣裏的辦事員雖不過蕞爾小吏，對聖意倒是心領神會。
郭解也隻好走人。
然而他的好名聲和好人緣，卻再次幫了倒忙。郭解動身時，前來送行的不計其數，贈送的路費竟多達千萬。關中的賢達豪傑，也都在他入關後搶着前來結交。
這個風頭實在出得太大，足以讓高層震怒。郭解的小兄弟們，也爲他惹是生非。他們先是查出将郭解列入遷徙名單的縣吏，把他殺了。然後，又殺了他爹。這家人進京告禦狀，郭解的人又把上訪者殺死在宮廷門前。
如此肆無忌憚，豈非挑戰帝國的權威？何況一連三起謀殺，政府也不能置若罔聞。于是武帝下令通緝，郭解也被捉拿歸案，準備老賬新賬一起算。
郭解有老賬嗎？
有。他鑄過錢，盜過墓，殺過人。可惜查來查去，都在大赦之前，隻能一筆勾銷。
可是郭解的馬仔，卻又惹事了。
沒有證據顯示，郭解組織了黑社會性質的團夥。但仰慕他的人，卻不少是流氓地痞小混混。他們往往自作主張爲郭解辦事或報仇，這回也一樣。有個儒生，因爲背後對郭解出言不遜，竟然被人殺死，還被割了舌頭。
這事當然不是郭解幹的，案發後兇手也不知去向，因此法官判郭解無罪。然而新儒家公孫弘卻發表意見說：郭解不知情，比親自去殺人罪還大。
這話看起來是混賬邏輯，其實未嘗沒有道理。因爲此案意味着郭解的聲望和權勢已經大得吓人，什麽事情都不必他親自出馬，甚至不必讓他知道了。
那麽，普天之下誰能有如此權威？
皇帝。
請問皇帝能有兩個嗎？
不能。
結果，郭解被滿門抄斬，罪名是大逆無道。
其實郭解何曾大逆不道！他反對過皇帝嗎？沒有。反對過政府嗎？也沒有。發動過武裝叛亂嗎？更沒有。他千錯萬錯，是不該成爲地頭蛇。金蛇狂舞，奈真龍何？
郭解隻有死路一條。
其實郭解應該想得到這一天，他的父親就是作爲遊俠而被殺的，時間是在漢文帝朝。漢景帝也不手軟，隻要聽說某個地方出了豪俠，便會派人将其剿滅。比如濟南的氏家族（讀如閑），就亡于酷吏郅都之手。
很難說這些人是不是黑惡勢力。也許吧，也許。但這根本就無所謂。帝國在意的不是他們惡不惡，而是強不強。任何力量隻要形成規模，不管是白是黑，是善是惡，都不能允許存在。功高尚且不能蓋主，況草民乎？
這就是帝國的邏輯。
其實豪強和遊俠的存在，早就讓帝國感到不安。想當年，周亞夫平定七國之亂，最擔心的就是遊俠劇孟。将劇孟收歸帳下後，則高興得有如收降了一個敵國。[19]
一個遊俠就等于一個國家，這還了得！
不是亂黨，也是亂黨。
實際上，法家早就提醒統治者要防範兩種人，一是文士，二是武俠。在漢武帝的黑名單上，則還有巨商和豪強。巨商和豪強會動搖基礎，文士和武俠則會擾亂人心。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他們都是不安定因素。
對付的辦法則不一樣。對巨商，是斷其财路，或隻準小本經營；對豪強，是斷其根基，讓他們自生自滅；對文士，是另給出路，讓他們追逐功名；對武俠，則是血腥鎮壓，絕不手軟。至于他們是不是黑社會，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坐穩江山。
這就是漢武帝拳打腳踢頻頻出手的原因。
現在，諸侯王被削弱了，民間資本被遏制了，地方豪強和遊俠亂黨被打擊了，漢武帝可以休息了嗎？
不，他還要向政府奪權。
一國兩府
漢帝國的政府首腦，是三公。[20]
三公，就是丞相、太尉、禦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長官，太尉是最高軍事長官，禦史大夫是最高監察官和執法官。邦國時代，天子之宰爲公，諸侯之宰爲相，秦漢帝國則将丞相、太尉、禦史大夫合稱宰相。
宰相即三公，所以又叫相公。
三公之下是九卿，也就是政府部長。張湯擔任過的廷尉，顔異擔任過的大司農，都是。九卿未必隻有九個，也可能九卿爲正卿，之外還有列卿。[21]
九卿和三公都有自己的施政機構。三公的叫府，也叫公府或相府。九卿的叫寺，也叫卿寺。皇帝的則叫宮，也叫皇宮。皇宮、相府、卿寺，各行其政。
事實上，皇帝、三公、九卿，有分工。皇帝是國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腦，九卿則是中央各機關部門長官。九卿的權力和地位與三公無法相比。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行之。三公是決策者，九卿是執行人。[22]
其實就連皇帝，也沒法跟宰相比。漢初，帝國的政務都由宰相負責。他們平時獨立辦公，如有大事則三公會議（一起讨論），再拿出方案交皇帝批準。皇帝五日一朝，隻能說可說否，無異于橡皮圖章。
可見，皇帝不是政府，宰相才是。皇帝的功能，跟西方的國會和現在的人大差不多。
職權不同，機關單位、工作班子和經費來源，也不相同。皇帝的是宮廷，政府的是朝廷；皇宮的職能部門叫尚，政府的叫曹；宮廷的經費來自工商稅收，朝廷的來自田賦收入。田賦是大頭，用作政府公款。工商稅收是小宗，算是皇帝私房。宮中府中，泾渭分明。
這就是不折不扣的分庭抗禮了。而且，也意味着帝國有兩個政治中心（宮廷和朝廷），兩個權力中心（皇宮和相府），兩種最高權力（皇權和相權）。這時最好的方案，莫過于君主立憲，虛君共和，皇帝世襲，宰相民選。退而求其次，則皇帝象征主權和統一，宰相管理國家并負政治上一切實際之責任，即主權在君，治權在相。
前一種選擇是不可能的。後一種雖有可能，卻未能形成制度。無論劉邦還是蕭何，呂後還是曹參，都沒能把這種關系規定下來。漢初無爲，君臣倒是相安無事。武帝雄才大略，好大喜功，就必須向政府奪權。
奪權的主要對象，是丞相。
丞相在三公當中地位最高，不但金印紫绶，而且例爲列侯，所以丞相又稱君侯。丞相的權力也大，可以駁回皇帝的決定。比如西漢末年的丞相王嘉，就曾封還哀帝加封董賢的诏書，拒不執行，哀帝也無可奈何。
武帝本人，更是領教過丞相的跋扈。比如田蚡（讀如焚）任丞相時，幾乎大權獨攬。帝國的大小官員，統統由他提拔任命，以至于漢武帝忍無可忍地說：你老人家封官封夠了沒有？朕也想任命幾個！[23]
這種狀況，當然得改變。
漢武帝的第一步，是用禦史大夫來抗衡。
禦史大夫銀印青绶，同時也是副丞相，但不是丞相的副手和僚屬，而是備位丞相。也就是說，丞相職位如果空缺，就例由禦史大夫遞補，故又稱亞相。
這就有點意思了。何況太尉一職早在武帝繼位後第二年就被廢除。宰相三府隻剩下二府，不妨相互制衡。
漢武帝起用的打手，是公孫弘和張湯。
這一招很靈。公孫弘任禦史大夫時，丞相是薛澤。張湯任禦史大夫時，公孫弘已經去世，丞相先後是李蔡和莊青翟。結果，薛澤、李蔡、莊青翟都成了擺設。大政方針，全由張湯和漢武帝一手拍闆，沒别人什麽事。[24]
公孫弘和張湯能夠架空丞相，固然因爲他們兩人一個陰險一個蠻橫，但與擔任的職務也不無關系。禦史大夫的主要職權是掌管文書和監察百官，實爲朝廷的秘書長和監察長。如果存心想做事，那是很有事情可做的。
更重要的，是他的副手。
禦史大夫的副手有兩個，一個叫禦史丞，一個叫禦史中丞。雖不過一字之差，卻有天壤之别。漢制，官銜前面有“中”字的，都在皇宮裏辦公，禦史中丞也一樣。
實際上，禦史中丞就是禦史府駐宮辦事處主任。這樣的副手，丞相是沒有的。皇帝有什麽想法，也是先告訴禦史中丞，由禦史中丞轉告禦史大夫，再由禦史大夫轉告丞相。禦史大夫揣摩聖意，要比丞相容易得多。
公孫弘和張湯得逞，這是原因之一。
不過禦史大夫畢竟是政府的人。漢武帝要奪權，還得用宮廷的人。宮廷的人就是宮廷官，也叫中朝官。其中最重要的，是尚書。尚書就是皇帝的政治秘書。如果讓尚書來處理政務，皇帝就有了自己的班子。
然而尚書的地位實在太低，必須派個大領導。
這個大領導，就是大司馬。
大司馬是在全面推行經濟體制改革那年（元狩四年）設置的，其實就是被廢除的太尉，但不再作爲宰相，也非正式官職，而是加在将軍官銜之上的名譽稱号，比如大司馬大将軍，大司馬骠騎将軍，大司馬左将軍。
大司馬的任務，是“領尚書事”（西漢），或“錄尚書事”（東漢），也就是領導、統率、管轄、主持尚書的工作。表面上看，不過秘書長，還是兼職。但，大司馬的政治待遇是位比三公的。這樣的秘書處，簡單嗎？
當然不簡單。
事實上大司馬統領的尚書事，也逐步由秘書機構變成了決策機構。但凡事關軍國的大政方針，都先由尚書參謀議論提出意見，形成決議才由宮廷送往朝廷。
顯然，這是另一個政府，隻不過這政府是設在皇宮裏的。因爲首任大司馬衛青和霍去病都是外戚，是後妃的娘家人。他們要策劃軍事也隻能在宮中與皇帝密談。久而久之，大司馬官署宮中就成了慣例。
這樣一來，帝國就有了兩個政府。一個叫中朝（也叫内朝），在宮中；另一個叫外朝，在府中。外朝之首爲丞相，中朝之魁爲大司馬。兩套班子，共理朝政。
沒錯，一國兩府。
其實就連這個說法也是不準确的。大司馬位高權重，親近皇帝，尚書們在宮中輪班值宿，随時聽候召見，面呈奏章，親聆聖旨，信息遠較宮外朝臣靈通。丞相爲首的外朝根本無法與之抗衡，隻有諾諾承命辦事而已。
從此，丞相更成了擺設。後來，就連這職銜也被取消，改成了别的。是不是真宰相，則全看是否領尚書事或錄尚書事。到東漢，更建立尚書台（又叫台閣或台省）。一國兩府公開化，變成公府（三公府）和台閣（尚書台）。
這都是漢武帝開的壞頭。
漢武帝卻十分滿意。他終于完成了集權大業：始集地方之權于中央，再集中央之權于皇帝。大權在握，他可以爲所欲爲，或者說大展宏圖。至于留下的無窮後患，則隻能以後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