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是儒生也是文吏，
吃得開的原因是他既懂政治又懂業務。
可疑的獨尊
漢武帝做了一個重要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這是一件影響到千秋萬代的大事。從此，中華帝國有了國家意識形态，也有了恒定的核心價值。帝國作爲一種制度，也才穩定地延續了兩千多年。
當然，秦制和秦政，也因此變成漢制和漢政。
這并不容易，因爲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歡儒家。比如劉邦，是隻要一看見儒生，就忍不住要摘下他們的帽子往裏面撒尿的。武帝尊儒，不怕得罪祖爺爺的在天之靈？[1]
更麻煩的是窦太後。窦太後是景帝的母親，武帝的祖母。老太太喜歡的，據說是黃帝和老子，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2]
結果，鬧出風波來了。
有一天，窦太後招來一個名叫轅固的儒生，要他給自己講解《老子》。轅固卻撇撇嘴說：那是家奴的書。
窦太後勃然大怒，下令讓轅固到豬圈裏去與豬搏鬥。景帝無奈，隻好偷偷塞給轅固一把好刀，這位儒生才幸免于難。[3]
太皇太後意見如此，尊儒豈不可疑？
當然。
事實上，漢武帝從來就不是真儒家，更非純儒。他迷信巫術，重用酷吏，都不是儒家贊成的事。他大張旗鼓招聘儒生時，大臣汲黯（讀如急暗）就當面直言：陛下内心世界充滿欲望，又何必裝模作樣講什麽仁義呢？[4]
同樣，窦太後也不是真道家或純道家。她和呂後以來的帝國統治者，是既貴黃老，又重刑名。刑就是刑律，名就是名教。刑律是法家要的，名教則是儒家的主張。所謂“黃老刑名”，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學派的主張确立君臣名分，然後按照法家的主張依法治國，最後像老子主張的那樣清靜無爲，像黃帝那樣垂拱而治。
可見，漢初統治階級的思想雜糅了諸家。窦太後他們要的，也絕非老子主張的小國寡民，更非莊子主張的無政府主義。否則，封建制倒是對的，郡縣制反倒不對了。
這當然絕無可能。
可能的是無爲而治，與民休息。
休息是必需的。七年楚漢戰争之後，舉國上下滿目瘡痍。城池毀滅，良田荒蕪，人口銳減，民不聊生，戶口所存僅十之二三。當時，就連皇帝乘坐的專車，也配不齊四匹顔色相同的馬，将相們甚至隻能坐牛車。
于是，高、惠、文、景四朝，都厲行節儉，力求清靜。因此到武帝繼位，國庫裏已是堆滿了糧食堆滿了錢。田野裏牛馬成群，老百姓也人給家足，上流社會更是如果隻有母馬可騎，都覺得丢人現眼了。[5]
這不是很好嗎？爲什麽要改弦更張呢？
因爲帝國中央的清靜無爲，固然造福于底層民衆，卻也便宜了中層豪強，尤其是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的諸侯王。那些獲得了言論自由的謀臣策士，獲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更流竄于各王國，搖唇鼓舌，興風作浪。
對此，帝國豈能容忍！
事實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擊的，是“治申（申不害）、商（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者。前三個是法家，後兩個是縱橫家。[6]
顯然，罷黜百家，并非罷黜道家。其實就連法家，也仍然是帝國的執政黨。隻不過，法家的思想武器隻能掌握在統治者手中，不能讓民間用來對付中央。
看來，罷黜百家的說法是可以商量的。實際上武帝他們也沒有把諸子百家都趕盡殺絕，更沒有派人派兵燒毀民間的藏書。真正要消滅的，是危害政權的縱橫家。
這當然是窦太後也同意的。何況她喜歡清靜，豈會贊同縱橫家的無事生非？
那麽，獨尊儒術，是真的嗎？
是。不過，是獨尊，不是獨存。也就是說，隻有儒學才被确立爲官學，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是思想文化領域的老大，諸子百家不能與之平起平坐。
問題是，爲什麽要獨尊一家呢？
因爲統一的帝國需要統一的思想，這是秦始皇就已經意識到的。而且，始皇的焚書，武帝的尊儒，動機和說法都一樣：天下大亂，皆因思想自由，言論不一。既然好不容易法令歸一統，又豈能再衆說紛纭？
一統天下，就不能百家争鳴。
這是秦皇和漢武的一緻看法。隻不過，秦始皇選錯了對象（推崇法家），找錯了幫手（以吏爲師），用錯了手段（焚書坑儒），漢武帝卻對了路。
儒學，爲什麽就适合做統治思想？
因爲儒家是維護君主制度的。這倒是跟法家一樣。但法家的維護不講道理，其手段則無非絕對權威、陰謀詭計和嚴刑峻法（法家稱之爲勢、術、法）。所以，法家之道爲霸道，法家之政爲苛政，法家之制爲專制，法家之治爲刑治。結果怎麽樣呢？秦帝國二世而亡。
儒家則不同，道爲王道，政爲仁政，制爲禮制，治爲德治。也就是說，儒家維護君主制度是講道理的，也有人情味。這樣的統治，人民能夠接受。人民能接受，政權就穩固。君主和人民都滿意，就雙赢。
何況儒家學說有着深厚的根基，這就是小農經濟、宗法社會和禮樂傳統。從這個角度看，儒學成爲國家意識形态幾乎是不可避免和無法替代的。而且，當儒學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後，帝國時代的核心價值也産生了。
這就是三綱五常。
此事的意義當然極其深遠，也許隻能從長計議（詳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問題在于，儒家學說與帝國制度原本存在沖突。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可是主張封建制的，帝國的制度卻是郡縣制。那麽，漢帝國之所獨尊，還可能是儒學嗎？
新儒生
登上兩漢曆史舞台的，是新儒學。
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7]
董仲舒是因爲漢武帝下令策問古今治亂之道，才進入皇帝視野的。正是在這次對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統維持政治大一統的主張，明确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由此産生的功過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賬上。
然而在司馬遷的時代，董仲舒的地位并不高。他被看作諸儒的一員，在《史記》中與他人合爲一傳。到班固的時代，董仲舒才脫穎而出，被推爲儒首。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載入史冊，成爲曆史轉變的裏程碑。[8]
這說明什麽呢？
說明獨尊儒術并非漢武帝一時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事實上，董仲舒的新儒學成爲國家意識形态，經曆了漫長的過程。其深遠影響，也要到後世才顯現。武帝時代改寫曆史的，不是新儒學，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孫通和公孫弘。
叔孫通原本是秦帝國的博士，在二世的時代供職于宮中。這說明秦始皇其實隻焚書，不坑儒（所坑爲術士）。焚書的目的之于文化，也不是毀滅，而是壟斷。所以，陳勝吳廣起義後，被秦二世叫來問策的，是一群儒生。
儒生都是書呆子。他們的對策，是出兵鎮壓。
二世聞言，臉都綠了。
叔孫通趕緊上前說：天下一統，四海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哪有什麽人造反？小偷小摸罷了。
秦二世龍顔大悅。
退朝後，其他儒生指責叔孫通欺君罔上，阿谀奉承。叔孫通卻回答：不說假話，還有命嗎？
于是，叔孫通投奔項梁，後來又跟了劉邦。
改換門庭的叔孫通也改頭換面。他毫不猶豫地脫下儒生的服裝，換成楚人的短衣。向劉邦推薦的人才，也盡是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的爲非作歹之徒。總之，叔孫通在漢王劉邦軍中的表現，完全不像一個儒家。
如此這般地熬到劉邦稱帝，叔孫通終于有了大顯身手的機會。漢高祖七年十月，叔孫通制定的朝儀在帝都長樂宮試行。原先不懂規矩的功臣元勳們，第一次在天子面前表現得誠惶誠恐，劉邦也才真正嘗到了當皇帝是什麽滋味（故事詳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
劉邦重賞叔孫通。
叔孫通卻說：臣的學生一百多人追随左右，都參與了朝儀的制定，願陛下讓他們也有用武之地。
劉邦又任命這些人爲郎官。[9]
前面說過，劉邦是讨厭儒生也讨厭儒家的，然而叔孫通卻讓他改變了看法。漢高祖十二年的十一月，劉邦甚至以最高規格（太牢）祭祀了孔子。[10]
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在此刻已經打下基礎。
那麽，叔孫通爲什麽會成功？
因爲他是新儒生。他很清楚，時代變了，儒學也得與時俱進。過去爲邦國服務，現在爲帝國服務。邦國的君主都是貴族，此刻的元首卻是平民。貴族是熟悉禮儀的。讓平民皇帝劉邦及其部下接受儒學，卻并不容易。
所以，他必須等待。
等待要有信心和耐心，這兩條叔孫通都有。他很清楚，儒家那一套，用來打天下完全不行，用來治天下卻長袖善舞。他也清楚，中央集權後，君臣父子之類的觀念和制度不會沒有用，反倒更有用。
隻不過，必須投其所好，靈活變通。
所以，當劉邦南征北戰時，叔孫通絕不溫文爾雅。同樣，劉邦問他朝儀難不難，他馬上回答陛下希望如何就如何。後來排練，劉邦也認爲不難。其實哪裏不難，不過删繁就簡，做了調整而已。
結果是皆大歡喜。原來那些質疑叔孫通的，也都改變态度，稱他爲“知當世之要務”的真聖人。
聖不聖，不好說。不迂不腐，是真的。
公孫弘也一樣。
與董仲舒同時被武帝看中的公孫弘，當過獄吏也做過豬倌，成爲朝臣時已年過六十，堪稱老奸巨猾。他很清楚漢武帝是假儒家。因此，每次金殿對策，他提出的主張都很務實，卻引經據典用儒學做裝飾，漢武帝很受用。
公孫弘還有一招：遇到難辦的事，總讓直腸子汲黯先開口，自己跟進。如果汲黯在武帝那裏碰了釘子，公孫弘就馬上改口。次數多了，汲黯忍無可忍，在漢武帝面前當廷揭發公孫弘的背信棄義，斥責他不忠。
公孫弘卻答：了解臣的認爲忠，不了解的認爲不忠。
漢武帝笑。
另一次，汲黯又揭發說：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卻用土布做被子，這是狡詐。
漢武帝又問公孫弘如何解釋。
公孫弘答：汲黯所言屬實。臣官居禦史大夫（副總理兼監察部部長），卻用土布做被子，确實未免有沽名釣譽之嫌。陛下明察，滿朝文武與臣關系最好的，莫過于汲黯。今日汲黯當廷責臣，正中臣的要害。臣認賬。更何況，如果沒有汲黯，陛下哪裏知道這些？
結果，漢武帝更加看重公孫弘。
元朔五年十一月，漢武帝封公孫弘爲平津侯，這時他已經官居丞相。西漢的慣例，從來就是列侯才能爲相，叫封侯拜相。公孫弘卻開了一個新例，即拜相封侯。更重要的是，先封侯後拜相的都是功臣。從公孫弘開始，先拜相後封侯的，卻有可能是儒家之徒了。[11]
這也正是董仲舒希望的。
仕途即前途
的确，董仲舒和公孫弘，是西漢新儒家的兩個代表人物。董仲舒是理論家，他回答了“爲什麽要獨尊儒術”；公孫弘是行動派，他解決了“怎樣才能儒術獨尊”。
怎樣才能呢？
壟斷仕途。
這當然是抓住了根本。我們知道，帝國與邦國有一個重要區别：邦國是貴族政治，帝國是官僚政治。帝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組織，都由官員代理皇權。如果這些官員都是儒生，儒學的獨尊地位就不可動搖。
然而壟斷仕途并不容易，因爲高祖的權力機關原本是軍政府。所謂“非封侯不得拜相”，就是要維護軍人的政權。流血犧牲打下的江山，豈能拱手相讓于儒生？
問題是，軍人政治即貴族政治。如果帝國的官員永遠都是勳貴們的子弟，中央集權就不可能實現。因此，文官政府的建立是遲早的事，隻不過得慢慢來。
公孫弘的辦法，是先抓教育。
元朔五年六月，已被封爲平津侯的丞相公孫弘，上書請爲博士設弟子。博士是秦漢帝國的學術官僚和技術官僚，任務是爲皇帝充當顧問。他們雖無決策權和行政權，卻常常列席禦前會議，很有發言權和影響力。
此時，研究諸子百家的博士都已被罷黜，皇帝的顧問團隻剩下五經博士。五經就是儒家經典《詩》、《書》、《易》、《禮》、《春秋》。爲五經博士設弟子，其實就是動用國家力量和經費，爲儒家培養接班人。
公孫弘老謀深算。
五經博士是皇帝的顧問，也是太學的教官。博士弟子就是太學生。他們入學後，每年考試一次，成績優秀的可以做官，成績一般的可以爲吏，不及格的退學。
這樣一來，董仲舒建議設立的太學，就不但成爲當時唯一的最高學府，也成爲帝國官員的培養基地。大批接受了儒家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進入權力機關，走上領導崗位，幹部隊伍的結構爲之一變，氣質也變得文質彬彬。[12]
軍人政府，開始轉變爲士人政府。
變化讓最高統治者感到滿意，博士弟子的名額也開始逐漸增加：武帝時五十，昭帝時一百，宣帝末二百，元帝時千人，成帝時竟多達三千。
不難想象，每年上千儒生進入各級政府，那會是一種怎樣的局面。至少，獨尊儒術已不再是空談。
與此同時，統治集團與知識階層也達成交易。
知識階層就是士。士在春秋以前是最低一級貴族，在秦漢以後是最高一級平民，在戰國和楚漢之際則是不安定因素。因爲士的特點，是有知識，有文化，有技藝，無産業。他們就像毛，必須依附在皮上。沒有皮，就動亂。
西漢初年的情況正是如此。天下一統後，大批依附于各路諸侯的士人下崗待業，流落民間，不知所從。如不妥善安置，豈非又要冒出範增、陳平和蒯通來？
這當然很糟糕。
實際上，武帝登基後，首先要罷黜“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士，就因爲此類人物在當時爲數不少，盡管他們的目的不是亂國政，隻是找工作。
但是現在好了。漢武帝和公孫弘告訴士人：帝國就是最好的皮，仕途則是最好的前途。隻要尊孔讀經，就能拜相封侯，榮華富貴，耀祖光宗。
顯然，這是一種收買。
不過，帝國隻收買儒生，卻堪稱高明。因爲儒家是主張忠君愛國的。事實上，此後即便在王朝末年，士人都很少參加造反。将起義者們凝聚在一起的，也從來不是儒家思想。赤眉、黃巾、白蓮教、太平天國，都如此。
因此，盡管兩千多年以來，王朝更替在所難免，帝國制度卻穩如泰山。同樣，儒家雖不能絕對壟斷仕途，卻成功地将其他學派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就連後來興起的玄學和佛學，也很難挑戰其老大地位。
這是一筆雙方都很合算的買賣。
是啊，儒家奉獻知識忠誠，帝國開放官位俸祿；儒家謀取了生存空間，帝國得到了國家棟梁；儒家獲得了對意識形态的控制，帝國則把它變成自己的統治工具。
一個獨尊，一個至尊，一個壟斷，一個把玩，他們當然會拍闆成交。
但，這又是一筆不平等的交易。
的确，盡管帝國承諾要按照儒家思想來治國，然而在事實上，行王道還是行霸道，卻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夠用時，自然不妨溫文爾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夠趁手，就會大打出手，甚至殺人如麻。
總之，帝國可以随心所欲，翻臉不認人，知識階層卻必須履行魔鬼協議，從此交出靈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而且，由于這一次的集體出賣，中國知識界在今後漫長的歲月裏，還要遭受無數次磨難和摧殘。
因此，這是另一種“焚坑事業”。
是的。獨尊儒術與焚書坑儒，隻有手段的不同，沒有本質的區别。其目的，都是要統一思想。隻不過，秦始皇威脅，漢武帝利誘；秦始皇不準人民讀書，漢武帝要人民隻讀一種書。結果，始皇失敗，武帝成功。[13]
然而漢武帝的成功，卻不是儒家的，而是法家的。法家其實很清楚，統一思想靠殺人是不行的，得靠誅心，正所謂“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由此推論，殺其人就是最次的了。[14]
相反，收買人心則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辦法。不要忘記，法家是主張“兩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絕對權威、陰謀詭計和嚴刑峻法；兩面，則是賞和罰。始皇用罰故焚書，武帝用賞故尊儒。但，給儒家吃冷豬肉，絕不等于對其他人就不會揮舞狼牙棒。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漢武帝的法家嘴臉。
受辱，還是去死
先看一份死亡名單：
時期 職位 人物 結果
建元二年 禦史大夫 趙绾 下獄自殺
元光四年 魏其侯 窦嬰 被殺
元朔二年 齊相 主父偃 被殺
元狩四年 前将軍 李廣 自殺
元狩五年 丞相 李蔡 下獄自殺
元狩六年 大司農 顔異 被殺
元鼎二年 禦史大夫 張湯 自殺
元鼎二年 丞相 莊青翟 下獄自殺
元鼎五年 丞相 趙周 下獄自殺
天漢三年 禦史大夫 王卿 自殺
征和二年 丞相 公孫賀 下獄死
征和三年 丞相 劉屈氂 下獄腰斬
後元元年 禦史大夫 商丘成 自殺
以上十三人，都在漢武時期非正常死亡，其中丞相五人，禦史大夫四人。不在名單中的，還有太子劉據和皇後衛子夫，以及新太子（漢昭帝）的母親鈎弋夫人。他們有的死于漢武帝的淫威，有的死于他的峻法。
比如李廣。[15]
長年在邊疆保家衛國的李廣，是被匈奴稱爲“漢之飛将軍”的。他曾經生擒匈奴的射雕英雄，也讓匈奴長期不敢來犯。漢文帝甚至感歎他生不逢時。文帝說，李廣如果生在高帝時代，封萬戶侯又算什麽！
然而李廣卻被逼自殺。
李廣實際上是被漢武帝害死的，盡管漢武帝并不負直接責任。元狩四年，武帝發動漠北之戰，由大将軍衛青和骠騎将軍霍去病率兵攻擊匈奴，李廣被任命爲前将軍。這時他已六十多歲，很願意争取最後的輝煌。
可是作爲前将軍，李廣接到的命令，卻是走東路與大軍會合。這道奇怪的命令背後，其實另有原因。原來，漢武帝曾私下裏告誡衛青：李廣命數不好，是單數。孤星照命，讓李廣打頭陣，恐怕不吉利。
漢武帝一句話，就斷送了李廣的前途。
正好衛青也有私心。他要把頭功留給自己人，便把李廣變成了當年的陳勝。由于東路難走，又沒有向導，迷失了方向的李廣部隊不能及時趕到指定地點，依律必須接受軍事法庭的調查，甚至審判。
心中有愧的衛青倒是願意爲李廣說情，李廣卻不肯配合。他說：我老了，無法再對簿公堂。于是拔刀自盡。消息傳出，全軍皆哭。老百姓聽說，也都哭。
那麽，李廣爲什麽甯肯自殺，也不申訴？
因爲帝國的法庭和監獄都太恐怖。想當年，绛侯周勃從看守所放出來的時候，就曾心有餘悸地說：我将兵百萬，位極人臣，今天才知道獄吏的威風。[16]
帝國的律法也極其苛嚴。比如雲中太守魏尚，出生入死戰功赫赫，卻僅僅因爲上報的殺敵數字與上交的敵人首級差了六個，便被下獄罰爲苦力。武夫們多半沒有文化，這樣的差錯誰不會有？帝國卻不依不饒。[17]
我們知道，魏尚時的皇帝是漢文帝，文帝可是以寬厚仁慈著稱的。這時被調查的官員和将領，尚且隻要一句話對不上号，便會被繩之以法，何況武帝時代？帝國的法官幾乎都是酷吏，李廣又哪裏是對手？
所以，受審即受辱。
士可殺不可辱，李廣選擇了死。
選擇受辱的是司馬遷。
司馬遷遇難，是因爲李陵。李陵是李廣的長孫。李廣自殺十九年後，李陵随貳師将軍李廣利出征祁連山，奉命率步兵五千人吸引匈奴兵力，結果被八萬人團團圍住。李陵血戰八天而救兵不到，彈盡糧絕，被迫投降。
顯然，李陵之敗，是因爲李廣利指揮失當，救援不力。但李廣利是漢武帝的大舅子，當然不會被追究責任。相反，司馬遷爲李陵說公道話，卻被視爲别有用心。
于是，漢武帝将司馬遷下獄法辦。
司馬遷被判處的是死刑。依照當時的律條，死刑可以用錢贖買，也可以用腐刑頂替。但是他沒有那麽多錢，周圍的人也不肯伸出援手。如果像李廣那樣去死，則《史記》無法完成。司馬遷别無選擇，隻能接受腐刑。
腐刑又叫宮刑。受此刑者，男的割掉陰莖，女的破壞陰道。這當然極其殘忍，也爲任何男人和女人所無法忍受，因此在漢文帝時一度被廢。不過，此刑很快又被帝國恢複，直到隋文帝開皇初年才被徹底廢除。
可惜，司馬遷遇到的不是隋文帝，而是漢武帝。他隻能去承受肉體的痛苦和精神的屈辱。受刑之後，司馬遷“腸一日而九回”，坐立不安，汗流浃背，神情恍惚，一度仿佛變成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18]
這種痛苦，漢武帝知道嗎？
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但重要的是，他不需要知道，因爲他的立法精神就是要讓你痛苦。更險惡的是，他的制度居然這樣設計：要麽去死，要麽受辱。尊嚴和性命，隻能二選一，除非你有足夠多的錢。
請問，這是什麽狗屁法制？
有此酷刑，實在是一個民族的奇恥大辱。看來，法治也未必靠得住。如果那法是王法，治國的是帝王，法治也可能是專制，隻不過“依法專制”而已。任何人權都不會有保障，所有的人都不會有尊嚴。
德治和儒術，就更靠不住。
的确，司馬遷是景仰孔子的。他稱孔子爲至聖，由衷地贊美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可惜，這位偉大的聖人即便再世，恐怕也奈何不了帝國的統治者，哪怕是在獨尊儒術的時代。[19]
更何況，漢武帝又何嘗當真尊儒？在他那裏真正吃得開的，甚至不是新儒生，而是刀筆吏。
又見秦政
刀筆吏的代表人物是張湯。[20]
張湯似乎天生就是法官。小時候，老鼠偷了他們家的肉。被父親責打的張湯，挖地三尺将老鼠捉拿歸案，而且鼠贓俱獲。于是，小張湯升堂問案，讀訴狀，出證據，錄口供，最後将老鼠驗明正身就地正法。
這事讓張湯的父親對他刮目相看。擔任長安縣丞（副縣長）的張湯之父，便把兒子送去學習法律。學成之後，張湯成爲專業法官，從基層法院的辦事員做起，一直做到帝國的最高監察官員禦史大夫。
與此同時，他也成爲西漢著名的酷吏。
酷吏就是執法苛嚴的官吏，作風相反的則叫循吏。酷吏是老早就有的。呂後時有侯封，文景時有郅都，武帝時更可以開出長長的名單：甯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楊仆、減宣、杜周，可謂于斯爲盛。
這當然自有原因。
原因是複雜的，酷吏與酷吏也各不相同。比如王溫舒死後家财萬貫，尹齊的家産卻不滿五十金，張湯的則隻夠買五匹馬。可見張湯和尹齊，雖然枉法，卻不貪贓。他們是酷吏，同時也是清官。
事實上也有兩個張湯：好官張湯和酷吏張湯（盡管兩個張湯是同一個人）。好官張湯的故事和意義，我們到第四章再講，這裏隻說酷吏張湯。
酷吏張湯的代表作，是顔異案。
顔異被害時的官職是大司農。大司農是九卿之一，即漢帝國中央政府的部長，主管國家的财政經濟，物價、國庫、土地、交通運輸和鹽鐵專賣也都歸他管。顔異得罪漢武帝，便是因爲金融貨币問題。
元狩六年，漢武帝和張湯發明了一種新貨币，叫白鹿皮币。具體地說，就是用一尺見方的白鹿皮，四邊繡上水草，價值四十萬。同時規定，王侯宗室朝見皇帝，必須用白鹿皮币墊着玉璧，才能行禮。
大司農顔異表示反對。因爲一塊蒼玉才幾千塊錢，墊子倒要四十萬，豈非本末倒置？
漢武帝很不高興。
于是張湯将顔異下獄，判處死刑，罪名是腹诽。腹诽就是嘴上不說，心裏诽謗。這種罪名，本身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何況就連這也不能成立。因爲顔異不贊成白鹿皮币是公開的，并沒有欺上瞞下，又何嘗腹诽？
但，君臣意見不一原本正常。顔異作爲财政大臣，對經濟政策發表看法，不但合法，而且合情合理。要治他死罪，隻能節外生枝，故意找茬。
然而證據居然被張湯找到。有一次，某人在顔異那裏做客，談話時對朝廷政策表示了不滿。顔異當時什麽都沒說，隻微微動了一下嘴唇。于是張湯起訴說：這就是腹诽。欺君罔上，心懷不軌，大逆不道，罪該萬死。[21]
漢武帝很滿意。
顯然，這不是法治，而是專制。或者說，以法制行專制。在這裏，法制跟儒術一樣，不過是裝飾品。但，裝飾既然是必需的，那就得有懂法律的人來做幫兇。
所謂“刀筆吏”便應運而生。
刀筆吏，就是帝國的司法官員。紙張發明前，法官和書吏錄口供，做判決，都用筆寫在竹簡上。寫錯了或者要修改，就用刀削去重寫。這些人掌握了刀和筆，想怎麽寫就怎麽寫，想怎麽削就怎麽削，所以叫刀筆吏。
那麽，刀筆吏有可能舞文弄法嗎？
有。漢的律令，在劉邦時代不過約法三章，但到武帝時代卻增至359章。其中，死罪律409條，1882款，案例13472個。這樣繁多的法令，專業人員也看不完，更不用說不懂法律的其他官員和普通民衆了。
結果是什麽呢？是帝國的司法被玩弄于刀筆小吏的股掌之間。他們想讓你活，可以有一千條理由來開脫；想讓你死，也有一萬個案例可參照。[22]
刀筆吏成了閻王爺，法治也就變成了人治。
這時，執法官員的道德品質和價值取向，就變得十分關鍵。比如董仲舒，恐怕是真有恻隐之心的。他曾經按照“親親相隐”等儒家倫理，挽救了許多人的性命。直到東晉時期，還有人援引董仲舒的判例爲自己申冤。[23]
但更重要的，還是最高統治者的傾向。
主張司法公正的，是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宣帝曾下诏說，過去書吏執法，挖空心思給人妄加罪名，這是朕的不德。判決不公的結果，勢必是惡人心存僥幸，好人無辜被戮，這絕不是朕願意看到的。[24]
漢宣帝這麽說，當然事出有因。事實上漢武帝跟秦始皇一樣，喜歡嚴刑峻法。他要實行的，則是鐵血政策。于是在漢武帝的治下，又見秦政和秦吏。
比如杜周。
杜周比張湯還要恐怖。他擔任帝國最高司法行政長官（廷尉）時，一年受理案件一千多件，每件大的牽涉到幾百人，小的也有數十人，涉案總人數十六七萬，下獄的二千石（省部級）官員不少于一百人。
這麽多的案子，怎麽辦理呢？
很簡單，漢武帝想打擊排擠的，就刑訊逼供，屈打成招；漢武帝打算放一馬的，就慢慢幫他開脫。
胡亥和趙高，也不過如此吧？
這種作風，就連杜周的門客也看不下去。當時，帝國的法律都寫在三尺長的竹簡上，叫三尺之法。因此門客說：大人的職責在主持正義，卻不以三尺爲準繩，專以上意爲取舍，法官難道是這樣做的嗎？
杜周卻嗤之以鼻。杜周說：什麽法不法的！請問三尺之法從哪裏來？告訴你，先帝肯定的就叫做律，今上認可的就叫做令。依法？你說說什麽是法？
皇帝就是法。
那麽，世上還有公道嗎？
非儒非法非主流
主張天下要有公道的，是汲黯。[25]
汲黯在武帝朝擔任的最高職務，是主爵都尉。主爵都尉是負責列侯封爵事宜的中央政府官員，位列九卿，相當于國務會議列席成員，享受正部級待遇。
這就比公孫弘和張湯差得遠。公孫弘和張湯在汲黯位列九卿時，都不過蕞爾小吏。但是後來，公孫弘擔任了丞相（國務總理），張湯任禦史大夫（副總理級）。一個拜相封侯，一個位在三公，隻有汲黯原地踏步。
對此，汲黯很不以爲然。他對漢武帝說：陛下用人怎麽就像堆柴火，越是後來的就越是放在上面（成語“後來居上”的來曆就在這裏）！
漢武帝默然。
其實這兩人後來居上，并不因爲武帝要堆柴火，隻因爲他們摸準了皇上的心思。武帝要用儒術裝點門面，公孫弘就子曰詩雲；武帝要用刑法殺一儆百，張湯就深文周納。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當然好戲連台。
實際上漢武帝也不得不如此。秦政苛，結果是天下潰而叛之。這就要獨尊儒術，标榜仁政。漢政寬，結果是網漏吞舟之魚。這就要重用酷吏，建立權威。
這在漢武帝，就叫齊頭并進，兩手都硬。
汲黯卻左右開弓，反儒也反法。
在汲黯看來，儒法兩家都不可取。新儒生大多口是心非，阿谀奉承，巧言令色，耍小聰明，公孫弘是代表。刀筆吏則舞文弄法，争強好勝，濫殺無辜，陷害忠良，張湯是代表。所以他既反對公孫弘，也反對張湯。
汲黯揭發公孫弘，前面已經說過。他對張湯，同樣毫不留情。有一次，汲黯甚至當着武帝的面，痛罵職務還是廷尉的張湯：身爲正卿，上不能富國，下不能安民，卻擅改高皇帝約法，就不怕斷子絕孫嗎？
張湯的對策，是跟汲黯咬文嚼字，找茬。
結果汲黯忍無可忍。他說：難怪大家都講不能讓刀筆吏做高官。果然！果然！如果按張湯那一套辦，隻怕普天之下都不敢擡腿走路、正眼看人了！
公道什麽的，當然也不會有。因爲“智足以拒谏，詐足以飾非”的張湯，名爲整頓吏治，實爲固寵弄權。
汲黯哪裏知道，漢武帝并不怕這個。他要的也不是公道，而是霸道，隻不過得裝扮成王道。因此，他的用人觀念跟汲黯不同，階級觀念也不同。
的确，汲黯的出身是很高貴的。他原本是衛國人，祖上世代都是卿大夫。這樣的貴族，哪裏看得起放豬出身的公孫弘、小吏出身的張湯？在他眼裏，這都是小人。
然而汲黯沒有想到，漢武帝必須用小人，因爲帝國不是邦國。邦國是貴族的時代，也是君子的時代。帝國則是平民的時代，也是小人的時代。這個曆史進程，是不可逆轉的。劉邦不就是小人嗎？韓信和陳平不也是嗎？
何況漢武帝還有一個打算，那就是從功臣勳貴們的手中奪權。這就不能靠貴族，得靠平民；不能靠君子，得靠小人。公孫弘和張湯确實出身卑賤，不講原則，一味媚上，十足的小人。但，帝國要的就是這個。
保留貴族精神和君子之風的，便隻有汲黯。
汲黯是表裏如一的。他那句“内多欲而外施仁義”的名言，就是當着漢武帝的面在朝堂所說。盡管當時滿朝失色，汲黯卻無怨無悔。他說，天子設立百官，難道是用來拍馬屁的嗎？就算有危險，又豈能讓朝廷蒙辱？
難得的是，漢武帝對汲黯一讓再讓，禮遇有加。大将軍衛青來，他坐在馬桶上就見了。丞相公孫弘來，他帽子不戴就見了。汲黯進宮，漢武帝卻一定正襟危坐。如果匆忙之間來不及整理衣冠，則會躲進帳中，以免不恭。
這是對汲黯人格的敬重。
爲着這份敬重，我們也要對漢武帝表示敬意。
汲黯也值得敬重。元狩二年，爲了接待前來投降的匈奴渾邪王，朝廷向民間借馬，結果沒湊夠數。漢武帝認爲長安縣令辦事不力，要開刀問斬。汲黯卻挺身而出：長安令無罪！隻要殺黯一人，就有馬了。
漢武帝又默然。
汲黯說這話，是因爲他當時擔任右内史，是長安縣令的長官。下屬被問責，長官當然要承擔領導責任。這在汲黯，就是一個高貴者應有的擔當。
貴族精神，是要用生命來支持的。
其實汲黯擔任右内史，是丞相公孫弘的陰謀詭計。因爲右内史相當于首都市長，轄區内盡是高官權貴，很難治理。以汲黯之耿直，豈有不得罪人出點事的？
然而公孫弘的說法卻冠冕堂皇：如此重任，非指派老成謀國、聲望極高的大臣不可。
誰是君子，誰是小人，豈非一目了然？
漢武帝當然也清楚。因此，盡管公孫弘和張湯恨死了汲黯，他自己也咬牙切齒，卻終究沒有對汲黯下毒手。看來，武帝起用小人，也是迫不得已，或者權宜之計。内心深處，恐怕還是敬重君子的。
有一次，中大夫莊助替汲黯請病假。
漢武帝問：你看汲黯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莊助說：誰都不能動搖。
漢武帝說：是。他差不多可以算社稷之臣了。
社稷之臣，就是跟國家休戚與共的大臣。這可是連平定了所謂“諸呂之亂”的周勃也未曾得到的評價，卻被漢武帝給了汲黯，而且是在汲黯當面頂撞了他之後。[26]
漢武帝不愧爲雄主。
汲黯的存在，也許是一個異數，更非主流。但漢武的政治，卻可以肯定是混合型的。在他那裏，有儒家主張的德治，法家主張的刑治，也有墨家主張的人治。盡管汲黯不被承認是墨家，又盡管他被認爲是道家。
是的，大漢王朝并沒有唯儒術而獨尊。當時沒有，以後也不會有。武帝他們真正想要的，是中央集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