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活得體面而有尊嚴。
就算去死，也不能免冠。
于是放下武器騰出雙手，
從容地系緊冠纓，任由敵人砍殺。
極品戰俘
夏姬和巫臣叛逃到晉國的第二年，知罃（讀如智英）也被楚國釋放了。
知罃是個戰俘。
戰俘知罃是晉國大夫荀首的兒子，所以也叫荀罃。荀首的采邑叫智（也寫作知，是同一個字，都讀智），因此荀首被稱爲智伯或知伯，谥号知莊子。他的接班人，當然代代都稱智伯，正如晉國的國君代代都稱晉侯。知罃後來就成爲智伯，谥号知武子。本卷第一章講到的那個智伯，那個豫讓拼死拼活也要爲之複仇的智伯，則叫荀瑤，谥号知襄子。
在前章說過的夏姬故事中，我們知道楚國和晉國發生了一場戰争，史稱“邲之戰”（邲讀如必）。邲之戰，晉軍是一敗塗地的，知罃也被楚軍俘虜。這時的荀首，是晉國的下軍大夫。荀首說：抓不到别人的兒子，就要不回自己的兒子。于是，本已戰敗的荀首便在撤退的途中帶領親兵殺了回去，一箭射死了夏姬的丈夫襄老，又一箭射傷了楚國的王子，并把這一死一傷兩個人帶回晉國。
這事給了巫臣一個機會，讓他成功地娶到了夏姬。當時巫臣就曾告訴楚莊王，晉國一定會提出交換戰俘。果然，魯成公三年（前588），晉楚兩國達成協議：晉國送還楚國王子和襄老屍體，楚人則放知罃回國。
這時，知罃已經做了九年戰俘。[1]
于是楚王爲知罃送行。
當然，這時的楚王已經不是莊王，而是年輕的共王。
送行時，雙方都客客氣氣，彬彬有禮。共王稱知罃爲“子”，也就是“先生”或“您”；自稱，有時稱“我”，有時稱“不穀”（讀如谷），意思是“我這不善之人”。這是王者的謙稱，因爲楚君已經稱王。但嚴格地說，他應該自稱“寡人”，也就是“我這寡德之人”，這才是諸侯的謙稱。
知罃則自稱“臣”，或“累臣”，也就是“被俘的小臣”；稱自己的父親爲“外臣”，也就是“外邦小臣”，而且直呼其名。提到自己的國君，則稱“寡君”，也就是“敝國寡德之君”。這些稱謂，都是當時的外交禮儀。
談話溫文爾雅，又充滿張力。
共王問：先生怨恨我嗎？
知罃答：不怨恨。兩國交兵，下臣無能，做了俘虜。貴國的執法官沒有用下臣的血來塗抹貴軍的軍鼓（執事不以釁鼓），而是讓下臣回國接受軍事法庭的審判，這是貴君上的恩典。下臣自己如此無能，又敢怨恨誰？
理解這段話，需要有一點知識。按照當時的制度，将士出征之前先要祭祀社神，叫“祭社”。祭祀用的肉和酒要分給大家，叫“受脤”。同時要用血塗抹軍鼓，叫“釁鼓”。釁鼓的血，往往是用戰俘的，而且最好是等級高貴的戰俘。知罃所謂“執事不以臣釁鼓”，其實是說楚人沒有殺他。
不殺之恩，照理說是應該表示感謝的。
因此共王又問：那麽先生感謝我嗎？
然而知罃卻回答：不感謝。兩國君臣爲了國泰民安，克制自己，寬待他人，釋放戰俘，永結友好。這樣功德無量的事，下臣不曾與聞，哪有資格表示感謝？
共王再問：先生回國後，拿什麽報答我？
知罃答：不知道。下臣心裏沒有怨恨，君上也不會居功自傲。既沒有怨恨，又沒有功德，下臣不知怎樣報答。
楚共王碰了一鼻子灰。
于心不甘又無可奈何的共王隻好說：盡管如此，還是懇請先生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寡人。[2]
結果知罃說了三種可能。
知罃說，第一，如果承蒙貴君上的福佑，下臣得以作爲戰俘，帶着這一把朽骨回到祖國，被敝國寡德之君軍法從事，以振軍威，以儆效尤，臣雖死無憾，永垂不朽。
第二，如果寡君法外施恩網開一面，将臣賜予您卑微的外邦小臣荀首，任其處置；家父經寡君批準，在宗廟實行家法，戮臣于列祖列宗靈前，臣同樣雖死無憾，永垂不朽。
第三，如果寡君不批準家父的請求，那麽，下臣将依法擔任敝國的職務，率領一支小部隊，鎮守邊疆保家衛國。到那個時候，如果不幸與貴軍相遇，下臣将奮勇當先拼力死戰，決不三心二意，左顧右盼。這一片赤膽忠心，就是下臣可以報答君上您的。[3]
楚共王肅然起敬。
被震撼的共王以最隆重的禮儀送知罃出境。他甚至感歎說：晉國有這樣的戰士，我們是無法與之争雄的。[4]
這是怎樣的戰俘！
事實上，這樣的戰俘在春秋時期并不罕見。魯襄公十七年（前556），一個名叫臧堅的魯國戰士在戰敗後被齊軍俘虜。齊靈公居然派了一個宦官去看他，并對他說“你不會死”。這事做得實在不靠譜。但此公既然是一個被谥爲“靈公”的昏君，離譜也不足爲奇。
然而對于臧堅，卻無異于奇恥大辱。因爲按照當時的制度和禮儀，宦官是不可以對貴族下命令的，更無權決定貴族的死生，哪怕隻是傳達國君的命令。這樣做，不但對接受命令的人是羞辱，對下達命令的人其實也是侮辱。于是臧堅朝着齊靈公所在的方向叩首說：承蒙關照，實不敢當！但君上既然賜下臣不死，又何苦要派這麽個人來傳達厚愛？
說完，堅持認爲“士可殺不可辱”的臧堅用一根尖銳的小木棍挖開自己的傷口，流血而死。[5]
這又是怎樣的戰俘！
戰俘尚且如此，戰士又該是怎樣的風采、風骨和風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風采，風骨，風度
戰士的風采，《詩經》裏有。
比如《周南·兔罝》（罝讀如居）——
張開天羅，撒開地網；
打下木樁，迎接虎狼。
赳赳武夫，
是君王的屏障；
赳赳武夫，
是國家的棟梁。
是啊！在古代社會，有國家就有戰争，有戰争就有戰士。隻要是戰士，就會睜大警惕的眼睛。這就是所謂“肅肅兔罝，施于中林”。兔，不是野兔，而是老虎，即“於菟”（讀如巫塗）。[6]
罝，則是獵網。所以，此詩也可以這樣理解：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它的有獵槍。
這是怎樣的風采！
這樣的風采，《楚辭》裏也有。
在《九歌·國殇》中，屈原是這樣描述楚國戰士的：操着吳戈，挾着秦弓，帶着長劍，披着犀甲。戰旗遮蔽了天日，敵人多如亂雲。他們沖進了我們的陣營，殺傷了我們的兵丁。然而我們的戰士，卻拿起鼓槌敲響戰鼓，駕起戰車驅策戰馬，冒着疾風暴雨般射來的箭矢奮勇當先。因爲戰士們知道“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開弓就沒有回頭箭。
爲國盡忠，是戰士的本分。
于是屈原這樣唱道——
誠既勇兮又以武，
終剛強兮不可淩。
身既死兮神以靈，
魂魄毅兮爲鬼雄！
這又是怎樣的風采！
風采的背後是風骨。公元前684年，魯莊公率軍與宋國作戰，一個名叫縣贲父（贲讀如奔）的戰士擔任他的駕駛員。戰場上，拉車的馬突然驚了，魯莊公也掉下車來。莊公說，照規矩，誰當駕駛員，作戰之前是要占蔔的。今天有此一難，是因爲沒有占蔔啊！縣贲父說，以前從來不出事，偏偏這回出事了，隻能怪下臣不夠英勇。于是沖進敵營戰鬥而死。戰後，馬夫洗馬時發現，那匹馬身上有一枚箭頭。這才明白出事的原因是馬中了流矢，并沒有縣贲父的責任，莊公便下令爲他寫一篇悼詞。爲士人寫悼詞的風氣，就是從這件事開始的。[7]
這樣的風骨，史不絕書。公元前480年，也就是孔子去世前一年，衛國發生内亂，大夫孔悝（讀如虧）被圍困在家中。孔子的學生子路聽說，立即前往救援，因爲他是孔悝的家臣，也是戰士。結果，一場混戰中，子路被剁成肉泥。孔子聞訊悲痛欲絕，立即吩咐廚房倒掉已經做好的肉醬。[8]
其實子路原本可以不去救援的。事實上，他趕到國都時，城門正在關閉；趕到孔家時，家門已經關閉。他的同學子羔（也就是高柴），孔悝的家臣公孫敢，也都勸他不必作無謂的犧牲，因爲反正來不及了。子路卻慷慨赴死。他說：食人之祿，忠人之事。有利可圖就追随左右，大禍臨頭就逃之夭夭，我不是那樣的人！
同樣，子路也不必死得那麽慘烈。他的死，僅僅因爲在戰鬥中冠纓被對方用戈砍斷，帽子會掉下來。子路說，一個君子，必須活得體面而有尊嚴。就算去死，也不能免冠。于是放下武器騰出雙手，從容地系緊冠纓，任由敵人砍殺。
這又是怎樣的風骨！
有風骨就有風采，也有風度。比如在襄老戰死知罃被俘的那次戰争中，就有這樣一段小插曲：撤退的晉軍有輛戰車陷在坑裏動彈不得，追趕他們的楚國戰士便停下車來，喊話教晉軍怎樣修車。修好的戰車沒走兩步，又不動了，楚人又喊話教他們怎麽處理，直到晉軍徹底把車修好。
最後，晉軍終于從容撤退，一走了之。更可笑的是，晉人得了便宜還賣乖。他們一邊逃亡一邊喊話：楚軍弟兄們，謝謝了！到底是超級大國呀，跑路很有經驗的嘛！
如此楚人，真是君子風度。但如此風度卻讓人懷疑：這樣打仗還叫戰争嗎？
當然還叫。隻不過，彬彬有禮。
至少，春秋的是。
比如晉楚城濮之戰。
軍事奧林匹克
城濮之戰發生在公元前632年。晉國這邊，文公親自到場。楚國那邊，統帥是成得臣（字子玉）。開戰前，楚帥先派使者宣戰，話就是這麽說的：敝國的戰士懇請與貴國勇士做一次角鬥遊戲。君上靠在車裏觀賞就行，下臣願意奉陪。
晉文公則派使者回答說：敝國的寡德之君已經接到了大帥的命令。寡君之所以駐紮在這裏，是因爲信守當年的諾言，遇到貴軍要退避三舍。如此而已，豈敢抵擋貴國的威武之師？不過，既然敝國還沒有接到貴軍停戰之令（其實是對方已經宣戰），也隻好拜托大夫您（指楚國使者）轉告貴軍将士，駕好你們的戰車，忠于你們的國事，明天早上見。[9]
這可真是先禮後兵，跟球賽差不多。
實際上春秋的戰争更像競技體育，隻要決出勝負就各自收兵，因此時間很短，原則上隻有一天。比如剛才說的城濮之戰，就隻打了四月初二這一天。初三、初四、初五，勝利了的晉軍原地休整。吃完楚軍留下的糧食，就啓程回國了。春秋時最短的戰争甚至隻有一個早上，叫“翦滅此而朝食”。[10]
戰争的地點，則一般在國境線上。我們知道，封邦建國是要劃定國境線的，叫“封疆”。國境線叫“疆”，所以戰場叫“疆場”。國境線在“野”，所以戰争叫“野戰”。
野戰并不粗野，更不野蠻，而且事先要宣戰。宣戰要派使節，國君或統帥不能親自出面。但使者宣戰，卻又必須以國君或統帥的名義。态度，當然是客客氣氣；用詞，也都是外交辭令；稱謂，則極其講究。不宣而戰，是戰國時代才有的。那時正如孟子所說，是“争地以戰，殺人盈野；争城以戰，殺人盈城”，恨不得把對方趕盡殺絕，哪裏還有什麽禮儀？[11]
春秋的戰争，卻極講禮儀，甚至有打到一半停下來行禮的。城濮之戰後五十七年（前575），晉楚兩國發生鄢陵之戰，晉國大夫郤至（郤讀如隙）三次遇到楚王，每次都要下車，脫下頭盔，小步快走，表示對一國之君的禮貌和恭敬。
這時的楚君是共王，同樣彬彬有禮。他甚至派了一位使者帶着一張弓，去慰問郤至。使者代表楚王說：剛才戰鬥最激烈的時候，有一位穿淺紅色軍裝的人，真是君子啊！他見了寡人就小步快走，會不會受傷了呢？
郤至立即脫下頭盔行禮：偉大的君上！您卑微的外邦小臣郤至，追随敝國寡德之君參加戰鬥，承蒙君上恩準披上了盔甲。公務在身，因此不敢當面叩謝君上的親切關懷。拜托貴使禀告君上，下臣身體很好，正要與貴軍決一死戰。
兩個人如此這般地客氣了半天，郤至更是三行肅拜之禮，這才依依惜别，然後繼續戰鬥。[12]
禮，比勝負更重要。
講禮儀，就講規則。第一條，不斬來使。使節無論職位高低，任何時候都神聖不可侵犯。第二，不以阻隘。就是不在險隘的地方阻擊敵人，一定得在開闊地帶堂堂正正地進行決戰。第三，不鼓不成列。就是對方陣勢擺好之前，另一方不能擊鼓進軍。第四，不重傷。就是格鬥的時候，不能讓同一個人重複受傷。如果對方已經受傷，不管傷在哪裏，都不能再來第二下，應該讓他回去治療。第五，不擒二毛。就是不能俘虜花白頭發的人，應該讓他回去養老。第六，不逐北。就是敵人敗退時，不能追。追也可以，五十步爲限。所以在春秋，五十步是可以笑一百步的。因爲跑五十步就安全了，你跑一百步幹什麽？
如此紳士風度，堪比奧林匹克。
這些遊戲規則，是誰在什麽時候制定的？不清楚。它們都得到了嚴格執行嗎？也未必。但可以肯定，這些規則在戰國時期便被破壞得一幹二淨。因爲在戰國時期，戰争的目的是兼并他國，當然要消滅對方的有生力量，大規模不眨眼地殺人，打殲滅戰。這個時候，誰講禮儀，誰就是找死。
春秋則相反。戰争的目的說得好聽是維持國際秩序，維護世界和平。說得難聽點，也不過争當江湖老大。老大可是要以德服人、以身作則的，事情就不能做得太過分。這樣的戰争，自然列陣如球賽，宣戰如請客，交手如吃飯，格鬥如競技，溫文爾雅，費厄潑賴，最多溫良恭儉而不讓。
軍事奧林匹克，隻可能在春秋。
好男才當兵
春秋和戰國，戰士也不一樣。
怎麽不一樣？
春秋的是君子，戰國的是小人。
這裏說的君子和小人，是階級意義上的。換句話說，君子即士人，是貴族；小人即庶人，即平民。如果參加戰争，則貴族叫“士”，平民叫“卒”。士，既參戰也作戰，所以叫“戰士”。卒，參戰不作戰，隻是跟着跑，所以叫“走卒”。走，在古漢語中就是“跑”的意思。戰士和走卒，是兩碼事。
其實士之與卒，地位從來就有高低。早就有文字學家認爲，士，跟王、皇一樣，都是一個人端坐的樣子，隻不過王和皇頭上特别大而已。這是有道理的。事實上，士就是“無冕之王”。他們作爲貴族，跟天子、諸侯、大夫一樣，成年時都要加冠。孔子的學生子路甯願死，也不肯免冠，就是不能丢了士的身份。隻不過，士隻加冠，天子、諸侯和大夫則不但加冠，還要加冕，這才成了王或皇。[13]
卒就不一樣了。文字學家一緻認爲，卒就是穿某種衣服的人。這衣服上會做記号，甚至寫個“卒”字，表示是當差的、跑腿的、服勞役的，是小人。
所以，士是高貴的，比如紳士、爵士、武士道。卒則是卑賤的，比如隸卒、獄卒、馬前卒。馬前卒這三個字最能說明問題：戰場上，士披甲胄，叫“甲士”，乘車作戰。卒就無甲可披，隻能穿件布衣，鞍前馬後跟着跑。
由是之故，車兵曰乘，步兵曰卒。中國象棋之将、仕、相、馬、車、炮、卒，就是這種軍事制度的體現：卒是最低級的，仕則僅次于将。将就是大夫，仕則是士。乘車的士比步行的卒高貴，因此可以“丢卒保車”。
總之，在春秋時期，士參戰也作戰，卒參戰不作戰。戰士是高貴的、體面的、有尊嚴的，也是驕傲、自豪和快樂的。而且無論國君、大夫，還是一般的士人，隻要上陣，就是戰士。因此，一個貴族男子如果不能從軍，就是奇恥大辱。相反，平民成爲戰士，則是極大的榮耀。當然，他們必須表現優異，而且僅限于在農民中選拔。地位更爲卑賤的工匠和商販，是沒有資格的。[14]
好男才當兵。戰争，是貴族的遊戲。
這就是春秋的觀念。
是貴族，就要有貴族精神和君子風度。這種精神和風度，上級和敵人也都要尊重和敬重。前面說過，楚王和郤至在晉楚鄢陵之戰中，是相互緻敬的。同樣在這場戰争中，晉國的一位君子，也向一位楚軍将領表示了敬意。晉國的君子叫栾鍼（讀如真），是中軍統帥栾書之子，當時擔任晉國國君的車右，也就是持矛站在國君的右邊，相當于侍衛長。楚國這位将領則叫子重，多次率軍征戰，是楚國的名将。鄢陵之戰，他當然也在場。他的旗幟，在戰場上高高飄揚。[15]
栾鍼看見子重的戰旗，肅然起敬。他對國君說：當年下臣出使楚國，子重曾問臣晉國之勇，臣答整整齊齊、井然有序。他又問還有什麽，臣答心平氣和、從容不迫。現在兩國交兵，如果不去緻敬，就不算井然有序；如果言而無信，就不算從容不迫。請君上批準下臣派人去送酒。
晉君批準了栾鍼的請求，栾鍼的使者也到了子重的麾下。使者說：敝國人才匮乏，寡君隻好讓鍼勉強湊合着做他的車右。鍼公務在身，不能親自來犒勞大帥的部下，隻好派某某代爲敬酒，還望大帥見諒！
子重躬身答禮：栾鍼大人真是好記性，還記得我們當年的談話。于是接過酒具一飲而盡，然後拿起鼓槌繼續擊鼓。
順便說一句，子重從清晨一直戰鬥到了黃昏。
什麽叫君子？這就是。
環球同此高貴
的确，所謂君子，雖然原本指階級和出身，但久而久之便會變成一種人格精神，包括剛直不阿、光明磊落、行俠仗義和相互尊重，其核心則是高貴。這種精神在古代戰争中表現得尤爲突出，而且還是全球性的。
比如古希臘。
在波斯人眼裏，希臘人是固執、愚蠢和荒唐的。他們總是要選擇最平坦最開闊的地方，雙方擺好陣勢，派出傳令官相互宣戰，然後才開打。這跟我們春秋的“不以阻隘”，簡直如出一轍。由于雙方都沒有可以隐藏和躲避之處，結果自然是兩敗俱傷，就算一方勝出也得不償失。
對此，一位波斯将領表示十分不解：既然你們言語相通，又有傳令官宣戰，爲什麽不能通過談判來消除争端解決問題呢？如果隻能訴諸戰争，又爲什麽不能先給自己找個有利地形，然後再嘗試開戰呢？[16]
其實，嘲笑希臘人的波斯人，自己也差不太多。公元前479年8月，波斯和希臘的軍隊在普拉提亞平原會戰。波斯人先到，在阿索普斯河北岸擺開陣勢。由三十多個城邦組成的希臘聯軍，則拖拖拉拉半天都湊不齊，開戰前還有人源源不斷趕來。然而就在希臘人慢慢集結，甚至隻有少數散兵遊勇時，兵強馬壯的波斯軍隊卻按兵不動。直到希臘人有了十一萬之衆，波斯統帥才下令進攻。這跟我們春秋時期的“不鼓不成列”，又有什麽兩樣？
結果，普拉提亞會戰以波斯人的慘敗告終。
這讓我們想起了泓之戰。
公元前638年，也就是普拉提亞會戰的一百五十多年之前，楚宋兩國戰于泓水。當時宋軍先到，也擺好了陣勢。然而無論在楚軍過河前，還是過河後，宋襄公都不肯發起進攻。他硬是要等到楚軍完全站穩腳跟陣勢擺好，才敲響戰鼓。結果，宋軍大敗，襄公負傷，并于第二年去世。
戰敗後，宋國人都怪罪襄公，襄公卻不後悔。他說，不重傷，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都是禮。不遵守這些禮，就不是君子。寡人雖然是早已亡國之殷商的殘渣餘孽，也不能做偷雞摸狗的事。
有此想法的，并非隻有宋襄公。
比如亞曆山大。衆所周知，馬其頓國王亞曆山大有一句名言：偷來的勝利不光彩。因此，在公元前331年高加美拉大戰的前夜，他拒絕了偷襲波斯大營的建議。是啊，有着貴族精神和君子風度的古代軍人認爲，戰争是一種高尚而榮耀的事情，必須堂堂正正地進行。乘人之危和落井下石都是不義的。這樣做，不但違反規則，而且勝之不武。
亞曆山大善有善報。公元前326年，也就是高加美拉大戰五年後，他在印度河遭遇波魯斯。當時亞曆山大率領的是騎兵，且遠道而來，喘息未定，人生地不熟。波魯斯布下的卻是象陣，還從容不迫，以逸待勞。勝負，幾乎不言而喻。
然而波魯斯卻像當年的宋襄公和波斯統帥一樣，心甘情願地坐失良機。他耐心地等待馬其頓軍隊渡河、集結、調整、休息、布陣，一直等到對方一切就緒，這才與之交鋒。結果印軍大敗，波魯斯也做了俘虜。
傻得可愛的波魯斯，可謂印度版的宋襄公。
不過這位“印度宋襄公”同樣善有善報。亞曆山大待他以國王之禮，還讓他繼續統治自己的王國。這不僅因爲波魯斯有着魁偉的身材、英俊的外表，更因爲他有着武士的英勇和高貴。正是這種精神，讓亞曆山大由衷地表現出欣賞和崇敬。
這是一種王者風範。
的确，在印度的種姓制度中，國王和武士都屬于第二等級，叫“刹帝利”。作爲高貴的等級，刹帝利也必須有高貴的表現。婆羅門教的《摩奴法典》甚至明确規定，戰争中不能使用“奸詐的兵器”。而且，跟中國春秋的“不重傷”和“不擒二毛”一樣，他們也不能攻擊處于弱勢的人。弱勢群體包括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傷病員，也包括俘虜、逃兵、膽小鬼、旁觀者，甚至包括沒穿甲胄、解除武裝和睡眠中的人。違反規定者，将受到鄙視和詛咒，并不得進入天國。
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是貴族，就得有貴族精神。盡管這精神在全世界都已所剩無幾，但畢竟曾經存在。是的，曾經存在，在希臘，在波斯，在印度，在馬其頓，在中國。
宋襄公，你不孤立！
難言宋襄公
不過，溫文爾雅紳士風度慈悲爲懷的宋襄公，又似乎并不是什麽善類。我們知道，殷商用活人做犧牲品的制度雖然被周人廢除，春秋時期卻仍有一位子爵因此被殺——他被另外幾個國君殺了來祭祀社神。此事在當時，恐怕是遭了惡評的。《左傳》的态度，便明顯地不以爲然。[17]
這起血案的主謀，就是宋襄公。
看來，宋襄公也不是什麽“人道主義者”，更非君子。
沒錯，宋襄公是所謂“亡國之餘”，難免念念不忘殷商的傳統。但宋國大夫子魚同樣是殷商的“殘渣餘孽”，卻完全不贊同襄公的做法。這位大夫在襄公執政的十四年間，幾乎一直充當着“反對黨”。曹之盟，宋襄公要殺鄫國國君祭祀社神，他反對；泓之戰，宋襄公堅持所謂“不鼓不成列”，他反對；魯僖公十九年的圍曹，二十二年的伐鄭，他當然也都反對。因爲襄公的所作所爲，其實都隻有一個動機，那就是稱霸中原。這在子魚看來，無異于癡心妄想。他曾經無奈地說：國君的野心也太大了，小小宋國怎麽承受得了啊！[18]
事實證明，子魚是對的。
泓之戰的前一年（前639），宋襄公大會諸侯，希望那些依附楚國的國家改換門庭，奉自己爲盟主。楚人雖然肚子裏冷笑，卻也裝模作樣地表示同意。于是到了秋天，襄公便再次大會諸侯，準備紮紮實實過一把老大的瘾。
對于這件事，子魚當然也是反對的。反對無效，便建議襄公帶着部隊去。誰知宋襄公的書呆子氣又發作了，或者認爲江湖老大更應該像個君子。他說，我們講好了誰都不帶兵的。我提出的規矩，我怎麽能破壞？
結果，宋襄公被楚人俘虜。[19]
這時的襄公，倒是頭腦清醒了。他很清楚，能救宋國的隻有子魚。實際上子魚原本也是可以做宋國國君的。他是襄公同父異母的哥哥，因爲庶出而不能立爲太子。宋桓公病重時，當時還是太子的襄公曾經建議父親傳位于子魚，因爲子魚既年長，又仁義。桓公表示認同。子魚聽說，立即飛快地跑開。他說：弟弟能把君位都讓出來，還有比這更仁義的嗎？
襄公這才成爲國君。[20]
此刻，做了俘虜的宋襄公便托國于子魚。襄公說：哥呀，快回去鎮守國家吧！這個國家，就是哥哥你的。寡人是因爲不聽忠言，才落得這個下場啊！
子魚則說：君上就算不講這話，國家也是臣的。于是立即回國加強戰備。宋國國人也同心同德，準備迎接楚人的進攻。楚人傳話給宋人：不妥協，就殺了你們的國君。宋人則說：抱歉！承蒙列祖列宗保佑，我們有國君了。楚人要挾不成，隻好放了襄公。襄公自由後，就跑到衛國，準備在那裏度過餘生。子魚說，這個國家，臣是爲君上鎮守的，君上爲什麽不回來呢？便把襄公接回國來。
這個感人的故事，記載在《公羊傳》，司馬遷的《史記》沒有采信，因此是否可靠不得而知。而且回國以後的宋襄公，也并沒有接受教訓，第二年又自不量力地去讨伐楚的同盟鄭國，并與楚軍戰于泓水，受傷而死。
但，《公羊傳》的故事如果可靠，那麽襄公和子魚，就堪稱當時最好的君臣和兄弟。
至少，是之一。
這很重要。因爲在周代，甚至在整個中國古代，君臣都是最重要的關系，君臣之義也是最大的義。在春秋時期，它甚至是不分國别的。因此即便在戰争中，外邦的臣子見了敵方的君主，也得恪守臣禮，讓他三分。
實際上這個規則也得到了遵守和執行。比如在鄢陵之戰中，晉國的下軍統帥韓厥和新軍副帥郤至，都有機會俘虜楚的同盟國國君鄭成公，但他們都放棄了，因爲不能讓一國之君受辱。鄭成公的侍衛長則讓武藝更高強的駕駛員留在車上護駕，自己沖進敵陣，掩護國君撤退，終于戰鬥而死。[21]
這才是周的戰士。對于他們來說，做一個好臣子，是比做一個好戰士更重要的事情。或者說，一個好的戰士，首先得是好的人臣。當然，一個好的統帥，也首先得是好的人君。不了解這一點，就看不懂周人的風采和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