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演變。
演變其實是政變，這跟魯國是一樣的。
隻不過，三桓化公爲私，
田陳則收買人心。
南方，北方
滅吳以後，勾踐也稱霸了。
這是最後的霸主。據《史記》，勝利了的越王勾踐帶兵北渡淮河，與齊、晉諸國國君會盟于徐州（在今山東滕州市東南）。周元王也來湊熱鬧，派人賜以胙肉，封爲侯伯。由于有周天子的認證，勾踐可謂“真霸主”。相比較而言，吳王阖闾則隻能算是“準霸主”。[1]
可惜此事《左傳》和《國語》同樣沒有記載，因此勾踐這個真霸主，反倒比阖闾那個準霸主還可疑。其實這一點并無所謂。因爲此時不但王權時代已經過去，就連霸權時代也進入尾聲。即将開始的，是強權時代。勾踐之霸，乃一個時代的強弩之末。他的子孫無所作爲，也不奇怪。
但，把不同版本的春秋霸主排在一起，則是有趣的：
公元前651年，齊桓公稱霸；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圖霸；
公元前632年，晉文公稱霸；
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稱霸；
公元前594年，楚莊王稱霸；[2]
公元前506年，吳王阖闾稱霸；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踐稱霸。
這七個人，宋襄公其實不能算數。剩下的六個，前三後三。前三，齊桓、晉文、秦穆，都在北方；後三，楚莊、阖闾、勾踐，都在南方。因此春秋的争霸可以分爲兩段，前半段是北方的時代，後半段是南方的時代。[3]
南方三霸，都是蠻夷。
不過蠻夷跟蠻夷，也有區别。楚與中原諸夏發生關系最早，西周初年就已受封，春秋之始已是南方之強，後來更成爲天下霸主，便由蠻夷變成華夏。楚在南方崛起最早，與他們接受中原文化不無關系。
吳的興起則晚得多。他們要到楚莊王稱霸以後，才開始在曆史舞台上露臉。而且如前所述，這還要拜楚人的錯誤所賜。他們若不逼反巫臣，又哪有吳人的日新月異？[4]
但即便如此，吳人直到春秋晚期也仍是蠻夷習俗，依然斷發文身，更無禮樂可言，甚至還會鬧出笑話來。[5]
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吳王夫差聯合魯國讨伐齊人，戰于艾陵（今山東泰安市）。夫差爲了對魯國司馬州仇表示欣賞，竟賜給他盔甲和寶劍。州仇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應對。因爲按照華夏禮儀，君賜臣劍，是要臣下自盡。最後還是孔子的學生、外交官子貢出來打圓場，代這位魯國司馬答謝，說“州仇奉甲從君”，這才應付過去。[6]
越的文化更落後，是“斷發文身”兼“徒跣不履”，也就是頭發剪短，身上刺青，光腳不穿鞋，語言與諸夏更不相通。他們參與國際性角逐，是在春秋晚期，而且一開始隻是楚人的跟班，名次還排在頓國、沈國和徐國的後面。[7]
範蠡的自述就更爲凄涼。
滅吳之戰，勾踐圍吳三年，吳人不戰而敗。吳王夫差派王孫雒（讀如洛，亦同洛）前去求和，範蠡卻拎着鼓槌提着戰鼓去應對。王孫雒一看這架勢，就知道大事不好。于是王孫雒說：尊敬的範先生範大夫啊，助天爲虐不吉祥。如今吳國的稻子被螃蟹吃得連種都留不下，貴國就不怕不祥嗎？
範蠡則不無悲憤地回答說：親愛的王孫大夫啊，我們越國的先君，在周天子那裏連個子爵的地位都得不到，這才躲到東海之濱，與蜥蜴、鳄魚、蝦蟹、龜鼈爲伍，像青蛙一樣生活。我們雖然很慚愧地長了一張人臉，其實跟禽獸沒什麽兩樣，哪裏聽得懂你說的那些人話呢？[8]
看來，越人不但文化落後，還因此受過歧視。
然而天意從來高難問。越、吳、楚，雖然一個比一個文化落後，一個比一個更是蠻夷，但國運的興衰，霸權的興替，卻像老百姓堆柴火，後來者居上。先是吳勝楚，後是越滅吳。吳勝楚，是在楚靈王死後不過二十三年；越滅吳，也隻在阖闾死後二十三年。無乃過速乎？無乃神奇乎？
齊、秦、晉做不到的，吳做到了；楚做不到的，越做到了。蠻夷小邦的勃然興起，真是銳不可當。難道世事的變化真如民諺所雲，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難道後起之秀吳和越，真是“秤砣雖小壓千斤”？難道一個邦國或族群，文明程度越高，就越是鬥不過那些蠻族？
難講。
的确，蠻族是有可能創造或改寫曆史的。比如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套拼音字母的腓尼基人，創造了希臘文明的多利亞人，征服過埃及、吞并了新巴比倫王國的波斯人，創造了伊斯蘭文明的阿拉伯人，便都曾經是蠻族。
事實上蠻族的一大優勢，就在于又霸又蠻。他們血氣方剛，生機勃勃，初生牛犢不怕虎，沒那麽多清規戒律和陳詞濫調，也未必都按牌理出牌。
所以，希臘被馬其頓征服，馬其頓被羅馬征服，羅馬則被文明程度更低的日耳曼諸族所滅。也所以，夫差見了勾踐，就像宋襄公遇到了楚成王，有理說不清。越能勝吳，确實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
不過，吳國這顆冉冉升起又很快隕落的新星，固然堪稱“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夜之間跳了龍門的越國同樣難逃一死。最後真正強大起來的，不是越，更不是吳，甚至不是晉，而是齊、秦、楚。[9]
這實在意味深長。
黃河，長江
不妨再看春秋諸霸。
春秋諸霸有三個特點。第一，除晉國外，都不姓姬。齊姓姜，宋姓子，秦姓嬴，楚姓芈（讀如米）。吳号稱姓姬，越号稱姓姒（讀如四），其實無姓。第二，除晉和宋在中國（中原）外，其餘都在邊緣。齊在東夷，秦在西戎，楚在南蠻，吳和越在百越。第三，稱霸的順序，是先黃河後長江。具體地說，是先在黃河下遊（齊），然後黃河中遊（晉和宋），然後黃河上遊（秦），然後長江中遊（楚），最後長江下遊（吳和越）。
這可堪稱“跨過奔騰的黃河長江”。
連接起黃河長江的，是晉和楚。實際上從晉文公到楚靈王，霸主的位子基本上是由晉楚兩國輪流坐莊的。這一百年間的曆史，又可以分爲晉國主霸、晉衰楚強、晉楚相争、晉霸複興、晉楚共霸五個階段。其間，由于楚人北上争霸，晉國的霸主地位隻能得而複失，失而複得。同樣，由于晉國南下聯吳，楚國也擴張受阻，野心難以實現。[10]
這才有了魯襄公二十七年（前546）的弭兵大會，中原地區暫時獲得了和平。曆史的舞台，則從黃河流域南移到長江流域。演出的大戲，也由齊、宋、晉、秦、楚“五侯争霸”，變成楚、吳、越“三國演義”。
所以，楚人北上争霸，晉國南下聯吳，都意義重大。
意義不僅是政治和軍事的，更是文化的。我們知道，作爲春秋諸霸中唯一的姬姓大國，晉人實際上是兩周文明、華夏正宗和傳統文化的代表。吳國雖然自稱姬周之後，卻其實可疑，因爲誰也拿不出證據。相反，他們“斷發文身，裸以爲飾”，卻是事實。可見，就算吳人的先君太伯和仲雍是姬周，也早被蠻夷同化，因此“棄在海濱，不與姬通”。[11]
問題是幾百年過去，他們都一直不與姬通，現在爲什麽通了？因爲深知落後就會挨打，這才銳意學習中原諸夏。吳王壽夢的第四個兒子季劄，甚至專程前往保存兩周禮樂最完整的魯國，在那裏觀摩學習，對周禮周樂頂禮膜拜，其熱情一如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人。于是到阖闾的時代，吳國的文明程度竟然已經“比于諸華”，跻身于華夏民族之林了。[12]
吳國的崛起，并非沒有原因。
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一個發展中的族群對先進文化的向往，也理解了他們爲什麽要自稱姬周胄裔。那與其說是對自己曆史的遠古記憶，不如說是對華夏文明的身份認同。同樣，我們也能理解諸姬、諸夏、諸華爲什麽會認可吳人的說法，那其實是對自己文化和文明的自信和自豪。
一個秘密，也由此部分地揭曉。
我們知道，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有三個唯一。其中之一，就是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斷延續至今的。所謂“第一代文明”，就是直接從原始社會産生出來的，包括蘇美爾、埃及、哈拉巴、夏、克裏特、奧爾梅克，号稱“六大古代文明”。這六大文明，其餘五個都湮滅和隕落了。唯獨夏文明，發展爲商，發展爲周，發展爲華夏，發展爲漢唐，發展爲中華文明。其中奧秘，竟在何處？[13]
有三個詞極爲關鍵：華、夏、中國。
中國一詞的最早文物證據，在何尊；最早文獻證據，在《尚書》和《詩經》。何尊是周成王時期的青銅器。何尊所說的“中國”，指成周（洛陽）。《尚書》和《詩經》所說的“中國”，包括商，也包括周，還包括遵守周禮的中原各國。可見那時的“中國”一詞，有三層意思：一、天下之中；二、文明程度最高的邦國和族群；三、傳統文化所在地。
與此相關的概念是華夏。夏指地區或邦國，叫諸夏；華指人民或族群，叫諸華，也叫華人和華族。華夏之所在，稱爲“中國”。中國與華夏合起來，叫“中華”。
那麽，界定一個地區或邦國是不是夏，人民或族群是不是華，看什麽？文明程度。文明程度高的就是，低的就不是。衡量标準，在春秋就是周禮和周樂。
因此，遵守周禮的中原諸侯自稱中國，把周文明圈以外的楚、吳、越看作蠻夷（楚、吳、越則稱前者爲中國或上國）。甚至就連秦，雖然占有宗周舊地，也被看作戎狄。[14]
然而争霸戰争把這個成見打破了。在黃河與長江的交響中，華夏改造着蠻夷，蠻夷也影響着華夏。最後，秦、楚、吳、越，包括被他們吞并和改造的其他蠻夷戎狄，都加入到同一行列來。中國的範圍擴大了，華夏的隊伍也壯大了。百川歸海的結果，是文明的擴容，更是延續和推進。
也許，這就是秘密所在？
融合的同時，是解體。
解體也是必然的。首先受到沖擊的，則是封建制或邦國制。這個制度的核心，不僅是封邦建國，也包括“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按照傳統文化，這才叫“天下有道”。[15]
但這是王權時代的事。到霸權時代，則征伐皆自諸侯出。這本身就是禮壞樂崩。何況蠻夷如楚，是既不尊王，也不攘夷，隻争霸。争霸，就不可能溫良恭儉讓。争霸，就不能墨守成規。井田、宗法、封建、禮樂這四大制度，還能繼續維持嗎？兩周的國際秩序和遊戲規則，還能再保持嗎？
實際上，楚、吳、越三個蠻族的次第稱霸，本身就意味着兩周的制度和文化風光不再。所有的傳統都面臨挑戰，而且必将被刷新。因此，先是周王室日薄西山，後是晉公室土崩瓦解，各種政治力量都在春風秋雨中重新博弈。太老牌的華夏銳氣不足，太新銳的蠻夷底氣不足，将被一一淘汰。最後勝出的，隻可能是率先華夏化的蠻夷——齊、秦、楚。
那就來看他們如何洗牌。
子産政改
南方崛起的同時，北方在政改。
政改第一人，是子産。
子産是鄭國的政治家，名僑。因爲是鄭穆公的孫子，所以叫公孫僑。子産很早就表現出政治天賦。魯襄公八年（前565），他的父親、鄭國司馬子國伐蔡成功，舉國歡天喜地，隻有子産不以爲然。子産說，一個小國，不修文德而治武功，沒有比這更能招來大禍的了。蔡是楚國的附庸。我們打了蔡國，楚國肯定要來打我們。到時候，我們能不順從楚國嗎？順從了楚國，晉國就會來報複，我們又打得過晉國嗎？晉國和楚國都來伐鄭，我們鄭國能有安甯嗎？
說這話時，子産還很年輕。因此父親痛罵他說：你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麽！[16]
然而此事不幸被子産言中，楚國和晉國果然輪番來伐鄭，鄭國也隻好輪番與晉楚兩國結盟講和。兩年後，國難未已，家難又起。子産的父親子國和鄭國的執政，在内亂中被亂黨殺死。子産聞訊，不慌不忙地安排好各項工作，然後帶兵平叛。鄭國國人，從此對子産刮目相看。[17]
二十年後，子産在鄭國執政。
子産執政以後，就開始政改，作封洫（讀如恤），作丘賦，鑄刑鼎。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渠。作封洫，大約是重新規劃和分配土地。作丘賦，則可能是改革兵役法，包括改革稅制。因爲稅（出錢）和賦（出力），都與土地有關。
這當然會觸犯許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之初，國内罵聲一片。作封洫時，有人編了歌謠來罵他：算我的家産好收費，量我的耕地好收稅。誰要能夠殺子産，我就跟他去站隊！作丘賦時，又有人編了歌謠來罵他：老爹變成冤鬼，自己去做蠍尾！此人發号施令，邦國悔無可悔！[18]
然而子産不爲所動。
子産的說法，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就是說，隻要對邦國有利，個人的生死是可以置之度外的。[19]
因此，子産也不鉗制言論。當時，鄭國人喜歡在晚上到學校裏去聚會，因爲春秋時期的學校同時也是俱樂部。國人聚在一起，說三道四，難免議論朝政。于是有人便建議子産把學校關了。子産說，爲什麽要關閉呢？讓他們議論好了。他們擁護的，我就大力推行；他們反對的，我就适當修改。利用公權力，當然可以不準大家說話。但那樣做，有好處嗎？[20]
事實上子産的改革，很快就收到了功效，老百姓也嘗到了甜頭。這個時候，又有人編了歌謠來誇他：我的子弟，子産教誨；我的糧産，子産加倍。子産死了，誰來接位？[21]
所謂民意，不過如此。
但子産的政改，還是觸動了根本，尤其是鑄刑鼎。鑄刑鼎，就是把刑法的條款鑄在鼎上，公之于衆。這對于東西兩周的政治體制和政治理念，其破壞都是颠覆性的。因此，晉國政治家叔向便寫信給子産提出批評。
叔向說，先王以禮治國，不肯制定刑律，是怕民衆有不軌之心，這才主張效法聖人以德治國。德治，才能任意使用民衆而不生禍亂。相反，如果制定法律還公之于衆，民衆就隻知道法律不知道尊長，隻知道律條不知道禮儀，甚至咬文嚼字來規避懲罰。那樣一來，不就亂了嗎？在下聽說，國之将亡，必行改革，說的就是這事吧？[22]
叔向很敏感，他感到了危險。
這危險，就是禮壞樂崩。
對此，子産的态度是不争論。他回信說：僑無能，不敢聽命，也不敢不拜謝！
其實子産未必一定喜歡法治，但也不認爲德治和禮治完美無缺。這是有實踐可以證明的。魯昭公元年（前541），鄭國發生一起刑事案件。起因，是鄭國大夫徐吾犯的妹妹長得漂亮，有兩位公孫都想娶她。公孫楚原本已經下了聘書，公孫黑卻又強行去送彩禮。徐吾犯左右爲難，請執政子産做主。子産說，這是國家沒有治理好，不該讓大夫您爲難。她願意嫁給誰就嫁給誰吧！
徐吾犯照辦，兩位公孫也先後如約來到徐吾犯家。公孫黑盛裝打扮，厚禮相送；公孫楚穿着軍裝進來，左右開弓射了幾箭，然後一個箭步跳上戰車就走。徐吾犯的妹妹便說，公孫黑确實漂亮極了，但公孫楚更像男子漢。
于是她嫁給了公孫楚。
然而公孫黑卻不肯罷休，居然闖進公孫楚家，準備殺了公孫楚再搶人，結果被公孫楚用戈擊傷。此案如在法治社會，一點都不難處理。公孫黑無理取鬧，強入民宅，涉嫌殺人和強奪他人之妻，公孫楚則是正當防衛。然而按照禮治原則，卻隻能判公孫楚敗訴。因爲公孫黑是上大夫，且年長爲兄；公孫楚是下大夫，且年輕爲弟。因此子産将公孫楚驅逐出境，算是維護了禮。
想來這事一定讓子産糾結。因此第二年公孫黑涉嫌謀反，子産就毫不留情判他自盡，而且把與公孫楚争妻也算作他的罪狀之一。公孫黑說，我創傷複發，早晚會死，請不要助天爲虐。子産說，人誰不死？惡人不得好死，這是天命。本執政不助天，難道助惡人不成？再不快死，劊子手就來了。公孫黑無奈，隻好自己吊死。子産又讓他暴屍街頭，身上還放着陳述其罪狀的木簡。[23]
這事發生在鑄刑鼎的三年前。但子産的政改，顯然并不單純因爲此事的刺激；鑄刑鼎的影響，也要深遠得多。事實上，子産有可能是法家學派的創始人，鄭國也有可能是法家學派的發源地；德治與法治的分歧，則将從孔子一直争論到韓非，我們将在本中華史第六卷《百家争鳴》詳加論述。[24]
魯國政變
子産政改的同時，魯國在政變。
政變雙方的交火，是在子産去世後五年發生的。其結果，政權表面上沒有被颠覆，國君卻實際上被趕跑。從此直到七年後新君即位，魯國都沒有國君。其實兵變失敗流亡國外的魯昭公即便回國，或沒有逃跑，也隻是紙糊的面子。這次動亂，不過把面子撕破了而已。
是的，魯君早被架空，形同虛設。
這就不是一次政變可以完成的。實際上魯君的喪失權柄，如同周王的喪失權威，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說這也是政變，那麽，政變是緩慢進行的，甚至堪稱和平演變。可惜，《春秋》和《左傳》雖是魯國史書，對自己邦國的變故卻語焉不詳，我們隻能從隻言片語中略知一二。
那麽，魯君的大權，旁落到了誰手裏？
三桓。
所謂“三桓”，就是三家大夫，或三個氏族和氏室。始祖，是魯莊公的三個弟弟：老二慶父，老三叔牙，老四季友。因爲其後代都是公孫，便按照排行稱爲孟孫氏、叔孫氏和季孫氏。又因爲都是桓公之後，所以合稱“三桓”。
三桓的強大，與體制有關。我們在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中說過，周天下類似于株式會社，各邦國也有點像公司。天下是總公司，總經理是天子，董事長是天。邦國是子公司，總經理諸侯，董事長是天子。但這種比喻，說的隻是授權關系。實際上邦國的治理，諸侯更像董事長，多半聽政而不執政。作爲一國之君，他們最主要的工作和任務，是祭祀、結盟、宣戰、授爵，偏重于禮節性和禮儀性。具體的軍國事務，則交給卿和大夫。
顯然，國君是國家元首，卿大夫是政府首腦。因此，如果卿大夫的權勢足夠強大，可以包辦一切，那麽，國君的工作，便隻剩下祭祀祖宗和神祇，正所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25]
卿大夫專政的衛國便是如此，後來三國時期的蜀漢也如此。劉禅的說法，便是“政由葛氏（諸葛亮），祭則寡人”。[26]
不過，卿大夫執政，又有兩種慣例。
第一種，是政權交給公族。公族包括公子和公孫，即老國君的兒子和孫子。公子和公孫都是公室的人，所以叫公族。公族中一位公子繼位，其他擔任卿大夫，共同執政，就叫“公族制”，魯和楚是。
另一種，是政權交給非公族，齊和晉是。齊國地位最高權力最大世代爲卿的國子和高子，就既不是公族，也不姓姜，姓姬。晉國則在獻公之時，就殺光了所有的公族。文公之後，執政的均非公族。這些異姓貴族如果長期執政變成世襲，就形成卿族。卿族執政的制度，無妨叫“卿族制”。
魯國實行的是公族制。有學者認爲，這是因爲魯國乃周公之後，遵守周禮，講究“親親”（重視血緣關系）和“尊尊”（維護等級制度）。其實這事與華夏或蠻夷什麽的沒有太大關系。比如在楚國，擔任令尹、司馬等要職的，就曆來是公子，隻不過他們自己叫王子。
三桓，就是長期把持魯國政權的公族。到這次兵變，他們執政之久長達一個半世紀，曆經僖、文、宣、成、襄、昭六代。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魯國的國有資産逐漸地轉移到他們的名下，魯國的政治權力也逐漸地掌握在他們的手上。國君不被架空，才是怪事。
那麽，三桓又幹了些什麽？
初稅畝，作丘甲，作三軍，分公室。前三件在子産之前，後一件在子産之後。初稅畝就是初步實現稅畝制（按畝收稅），作丘甲就是普遍推行丘甲制（按丘征兵）。這兩項都已經動到根本，因此堪稱重大改革。[27]
改革的具體内容已無從稽考，但在當時，稅畝制被看作與民争利，丘甲制的制定則據說是爲了防止齊國侵略。因此可以肯定，目的和結果都是富國強兵。[28]
問題在于，強盛起來的魯國，是誰的？
三桓的。
所以，到子産執政的十九年前，魯國作三軍。魯國原本有兩軍。現在變成三軍，并不是增加一軍，而是把原來歸公室所有、由魯君指揮的兩軍打散，重新組建編制。新組建的三軍，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各掌一軍。不足的兵乘，三桓用自己的私家軍隊來補充。這在表面上看來，是他們爲邦國做了貢獻，但這三軍的編制權和指揮權，在三家手裏。因此，他們其實是把魯國的國軍，變成了自己的家軍，故《左傳》稱之爲“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29]
二十五年後，也就是子産鑄刑鼎的前一年，三桓再次瓜分了公室。他們把魯國的國有資産分成四股，季孫氏得兩股，叔孫氏和孟孫氏各得一股，然後每家提成給國君，其實不過蠅頭小利。堂堂一國之君，幾乎變成叫花子。[30]
這真可謂欺人太甚，魯君也終于忍無可忍。魯昭公二十五年（前517）九月十一日，昭公率領親信和親兵進攻魯國執政季平子的府邸。季平子猝不及防，登上府中高台向昭公喊話，請求昭公對自己開庭審判，昭公不同意；請求到自己的采邑閉門思過，昭公也不同意；請求帶少量親兵流亡國外，昭公還是不同意。三讓而不果，臉就撕破了，隻有刀兵相見。
問題是這時的三桓，早已俨然國中之國。叔孫氏的司馬便對手下人說：我是家臣，不敢考慮什麽國不國的。我隻問一句話，有季孫氏和沒季孫氏，哪種情況對我們家有利？衆人都說，沒有季孫氏，就沒有叔孫氏。于是叔孫氏的親兵立馬去救季平子。孟孫氏的家臣看見叔孫氏軍旗招展，沒有片刻猶豫就殺了昭公派來的使者，也去救援。三家聯手，昭公哪能對付？也隻能落荒而逃。
一場兵變，以昭公狼狽逃竄告終。[31]
這當然是典型的禮壞樂崩，但三桓也遭到了報應。就在他們蠻橫對待自己國君的同時，他們的家臣也在用同樣的态度和方式對待自己的家君。魯定公五年（前505），也就是吳王阖闾攻入楚國郢都的第二年，季平子去世。季孫氏的家臣陽虎，趁機軟禁了接班人季桓子，逼他簽訂城下之盟，讓自己執掌魯國國政達三年之久。[32]
三年後，陽虎的野心更加膨脹，竟密謀幹掉三桓的掌門人，由自己和同夥取而代之。這回，輪到季桓子變成魯昭公，體會一下什麽叫君臣易位，犯上作亂了。
陽虎的計劃，是先請季桓子吃飯，然後在宴席上謀殺他。于是陽虎驅車走在前面，他的堂弟陽越殿後，季桓子夾在當中。桓子感覺情況不妙，便對自己的駕駛員林楚說：你們家祖祖輩輩都是我季氏良臣，希望你能繼承傳統。
林楚說，晚了。陽虎已經成了氣候。
桓子說，不晚。你現在能帶我去孟孫氏家嗎？
林楚說，臣不敢貪生，就怕于事無補。
桓子說，那就走！
于是林楚拍馬飛車前往孟孫氏家。靠着孟孫氏的救援，季桓子逃過一死，政權重新回到三桓手裏。[33]
當然，三桓好歹是公族，所以魯國國君的面子仍然用紙糊着。但即便如此，春秋最後一任魯君哀公，也還是逃到了越國，請勾踐做他的保護人。[34]
有趣的，是輿論。
魯昭公死在國外後，晉國的史官居然發表評論說，這有什麽可大驚小怪！社稷的祭祀者并不一定就非得是某姓某族，君臣關系也不會一成不變。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嘛！[35]
好一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照這個邏輯，臣變君，君換人，也都是可能的了？
沒錯。齊和晉，即如此。
田陳代齊
奪取了齊國政權的，是田陳氏。
齊國原本也是蠻夷。他們的始祖姓姜，屬于羌戎，是諸羌而非諸夏。齊國的受封之地，則在東夷，而且是殷商的老窩。姜太公到了這裏，也沒像周公的兒子伯禽到了魯國那樣，要“變其俗，革其禮”，反倒“因其俗，簡其禮”，而且“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也就是說，姜太公因勢利導因地制宜，把西戎、東夷、殷商（工商）、姬周（農業）這些不同的文化都結合起來，走上了獨特的發展道路。
這就是齊能夠大國崛起的秘密。[36]
所以，齊魯雖然是近鄰，但兩國的作風和傳統，卻大相徑庭。魯國實行的是公族制，齊國實行的是卿族制。後來取代齊君的，就是卿族田陳氏。
田陳氏的始祖名叫完，本是陳國公子，由于國内動亂而投奔齊桓公，從此落戶在齊，稱爲陳氏，也叫田氏。陳和田，在當時讀音相同，一回事。隻不過春秋稱陳，戰國稱田；《左傳》稱陳，《史記》稱田，因此不妨稱爲田陳氏。
那麽，田陳怎樣取代姜齊？
和平演變。
演變其實是政變，這跟魯國是一樣的。隻不過，三桓化公爲私，田陳則收買人心。這件事至少在景公時代便已開始。齊景公是個貪婪的人。當時齊國民衆的收入，三分之二要交給公家，留給自己的隻有三分之一。結果，景公的國庫裏，糧食多得吃不完，生蟲長蛆；衣料多得用不完，破爛腐朽。老百姓卻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凍餒倒斃于路途。齊國的刑律又苛嚴，民衆動不動就會被砍腿砍腳，以至于“國之諸市，屦賤踴貴”，鞋子賣不掉，假肢買不着。
田陳的氏室，則反其道而行之。老百姓來借貸，他們用特制的大容器多給；收租、收稅、收貸，則用法定的小容器少收。從山上采購木材，從海邊采購魚鹽，進價是多少，賣價也是多少。如果民衆家庭困難，他們還會給救濟。
這就不僅是讓利于民，而且是普施恩惠。難怪齊國的民衆對田陳氏室，會“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田陳在齊國，簡直就是“人民的大救星”。
所以，齊景公九年（前539），出使晉國的齊國政治家晏嬰，才會對晉國政治家叔向說，國君既然抛棄自己的子民，他們就隻能到田陳氏那裏去。我不保證将來陳家會不會得到邦國。但我們齊，肯定已經是末世了。[37]
然而齊景公卻似乎并沒有多少警覺。反倒是田陳氏的第五代掌門人陳桓子，聽從晏嬰的建議，把自己從内亂中獲得的資産全部交還給公家。他還召回流亡國外的公族，增加他們的俸祿，封給他們采邑。沒有爵位的公子公孫，私下裏分給田地；孤苦伶仃的弱勢群體，私下裏分給糧食。
田陳氏大得人心。[38]
齊景公終于開始覺得有問題。有一次，景公和晏嬰聊天。景公說，寡人的宮室堪稱美輪美奂，卻不知道将來是誰的。晏嬰說，恐怕是田陳氏的吧？田陳氏雖然沒有什麽大的功德，但民衆對他們家的春風雨露，已經載歌載舞了。
景公問：有辦法嗎？
晏嬰說，有，以禮治國。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婆母慈祥兒媳婦順從，這就是禮。
景公說，我知道禮能治國了。[39]
其實相同的意見孔子也發表過。就在景公與晏嬰對話的前一年，魯昭公讨伐季孫氏兵敗逃亡，孔子随後也到了齊國。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的回答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也很清楚，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每個人都恪守禮儀和規範，天下就太平。
可惜孔夫子是“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晏夫子則是“不問我不說，說了也不做”。事實上，阻撓孔子在齊國實行禮治的不是别人，正是晏嬰。晏嬰對景公說，王室衰微，不可救了；禮壞樂崩，好些年了。孔丘那一套，沒有用了。
孔子隻好打道回府。[40]
晏嬰爲什麽要反孔，讀者自可見仁見智。但他說禮樂的崩壞已積重難返，則是事實。因此，以晏嬰之多智，便既不能挽救姜齊的沒落，也無法阻止田陳的壯大，隻能聽天由命。也因此，他在齊國的政治鬥争中嚴守中立，對所有的政變都不支持，不反對，不摻和，最後得以善終。
慢慢強大起來的田陳氏，卻越來越多地參與政治。齊景公去世後，他們先是幹掉了齊國最大的兩家卿族國子和高子，然後通過廢立國君掌握了齊國的大權。悼公和平公就是他們家立的，簡公則是他們殺的。立悼公的，是田陳氏的第六代掌門人僖子；殺簡公立平公的，是第七代掌門人成子。
成子跟他的祖先一樣具有政治天賦。他對平公說，人之常情，是喜歡受賞，憎恨受罰。所以，你我君臣不妨這樣分工：賞賜的好事，君上來做；懲罰的惡名，臣下來背。平公見美譽歸自己，成子做惡人，欣然同意。但他哪裏知道，人之常情，固然是喜歡賞賜，卻更害怕懲罰。懲罰的權柄捏在成子手裏，國人畏懼的就不是平公，而是成子了。
何況可以生殺，便可以予奪。于是成子趁機消滅了所有的異己，又把齊國的大片土地收入自己的囊中。采邑面積之大，遠遠超過平公能夠控制的國土。等到田陳氏第十代掌門人田和相齊時，田陳代齊，便隻需要一道手續了。
公元前386年，周王冊封田和爲諸侯。七年後，隻剩下一座城邑的齊康公去世，姜齊徹底滅亡。之後的齊，戰國的齊，不再姓姜，姓陳或田。[41]
三家分晉
齊國改姓前，晉國先沒了。
與姜齊相反，晉國原本是正宗的姬周。他們的始封之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春秋前半段，晉人幾乎代表着華夏正統，與東夷（齊）、西戎（秦）、南蠻（楚）、北狄（狄族各部落國家）抗衡，尊王攘夷，安定天下。可以說，如果沒有晉，華夏文明或許早已淪亡，中華曆史也要重新改寫。
然而與周、魯、鄭、衛諸姬，甚至與宋相比，晉又更像戎狄。他們的封地原本就是戎狄的遊牧地區，建國之初實行的土地政策也不是周制，而是狄制。後來他們長期伐狄，征服對方的同時也難免部分被同化，變成半戎狄化的華夏。晉人的作風橫行霸道，也能夠長期維持霸權，恐怕就因爲他們身上有戎狄的血氣和血性。[42]
晉，是有霸氣的。
霸氣的晉國亂得很早，春秋之前就曾“一國兩都”，既有翼（又名绛，今山西翼城縣），又有曲沃（今山西聞喜縣）。有兩都就有兩君，一個是穆侯的嫡子文侯，以及文侯的後代；另一個是文侯的弟弟桓叔，以及桓叔的後代，即莊伯和武公。前者顯然是嫡傳，是正宗，後者不是。然而桓叔受封之時，曲沃便大于國都。六十七年後，晉國的世系更被偷梁換柱，變成非嫡傳的這支了。[43]
也許，正因爲有這樣的曆史教訓，春秋以後的晉國不再信任公族。晉獻公甚至殺光了桓叔和莊伯的後代，以防禍起蕭牆。獻公自己的兒子，則死的死，逃的逃。所以從惠公和文公起，晉國的執政者便都是異姓貴族。
這樣一來，晉國安穩了嗎？
沒有。
事實上，異姓貴族如果權勢極大，而且卿位世襲，就會形成卿族。卿族雖然是異姓，對公室的威脅卻不亞于公族。晉靈公，就是趙盾的堂弟趙穿殺的；晉厲公，則是栾書和中行偃殺的。所以，接替晉厲公爲君的晉悼公，便不得不在即位前與這些異姓貴族約法三章。
悼公是栾書派知罃和士鲂接回國的，當時還隻有十四歲。悼公說，一個邦國之所以需要國君，就因爲要有人發号施令。如果立了國君又不聽他的，請問立他幹什麽？需不需要我，聽不聽我的，都在今天一言爲定。于是那些平時專橫跋扈的異姓貴族都說：這也是臣等的心願，敢不唯命是從！[44]
好一個晉悼公，真是識見不凡，也氣度不凡。
然而就連晉悼公，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卿族專政的趨勢。實際上正是從悼公的時代開始，卿族的力量變得更加強大。執政的異姓貴族也由原來的十多家，變成隻剩下六個氏室，這就是趙、範、中行（讀如杭）、知（讀如智，亦同智）、魏、韓，号稱六卿。六卿中地位最高的，是正卿，即首席執行官。首席執行官照例同時擔任中軍的軍長。他在戰時是全軍元帥，平時是全國首相，可以說集軍政大權于一身。悼公後的一百年間，這個職位就由六卿輪流坐莊。
顯然，卿族形成的過程，也是權力集中的過程。從十多家異姓貴族，到隻剩下六卿，是他們的第一輪淘汰賽。
第一輪競争中差一點被淘汰的，是後來成了大氣候的趙氏。魯成公八年（前583），也就是楚國大夫巫臣出使吳國的第二年，晉景公聽信讒言，大開殺戒發兵圍剿趙家，趙氏幾乎滅族。隻是由于韓厥出面說情，趙朔的兒子趙武才幸免于難，并被複封。[45]
這事後來被演繹爲“趙氏孤兒”的故事。不過《史記》的說法來自戰國時期的民間傳說，并不可靠。靠得住的是趙武不但光複了祖業，而且把趙氏發展爲卿族中勢力最強大的一支。因此趙武死後，被谥爲“文”。
但，災難再次降臨。
魯定公十三年（前497），也就是吳越槜李之戰前一年，範氏和中行氏趁趙氏内亂之機起兵攻趙。趙氏掌門人、趙武的孫子趙鞅（趙簡子）逃到晉陽（在今山西太原市），并被圍困。幸好，知、韓、魏三家站在趙一邊，這才反敗爲勝，戰敗的範氏和中行氏則逃到了朝歌（今河南淇縣）。[46]
之後就是一場國際混戰，齊國、魯國、衛國、宋國、鄭國、鮮虞都與範氏和中行氏同盟，從魯國叛逃的陽虎則成爲趙鞅的幫手。魯哀公二年（前493），也就是吳王夫差伐越的第二年，齊國給範氏和中行氏輸送軍糧，讓鄭國派兵押運。趙鞅對手下人說，成敗在此一舉。但凡戰勝敵人的，上大夫賞縣，下大夫賞郡，士賞田地千畝，庶人、商人、工人做官，奴隸解放。[47]
此戰的結果，是趙軍大獲全勝。于是趙鞅如釋重負地說：這下行了。因爲第二輪淘汰賽的結果，肯定是範氏和中行氏出局，剩下的隻是時間問題。然而趙鞅的一位下屬卻說，怎麽會行了呢？不是還有智伯嗎？[48]
是的，還有智伯。
果然，三十年後，智伯發起了第三輪淘汰賽。智伯就是知氏氏族的掌門人，這時的智伯是知襄子荀瑤。趙、魏、韓三家的掌門人，則是趙襄子（無恤）、魏桓子和韓康子。範氏和中行氏滅亡後，四家瓜分了他們的地盤。其中知氏得地最多，卻繼續向三家索要。韓和魏隻好割地，趙襄子卻寸土不讓。于是智伯聯合韓魏伐趙，圍困晉陽。聯軍掘開汾水灌城，隻差六尺就會把全城淹沒。晉陽城内，也像當年被楚莊王圍困的宋都，易子而食，懸釜而炊。
趙氏危在旦夕。
然而天不滅趙。韓康子和魏桓子深知，智伯在滅了趙襄子後絕不會罷手，下一個被滅的就輪到自己。因此他們在關鍵時刻反戈一擊，與趙襄子聯手滅知，智伯兵敗身亡。趙襄子爲了解恨，還把智伯的頭蓋骨做成了酒具或夜壺，惹得豫讓拼死拼活要來複仇。這故事，我們在《青春志》一開始就講了。
知氏被淘汰出局，地盤被趙、魏、韓三家瓜分，号稱“三晉”。三晉的實力遠遠大于那可憐兮兮的晉君。他們從大夫變成諸侯，已經隻需要一道手續。[49]
晉國滅亡，戰國開始，也隻需要一道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