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是嗎？
他很期望，我很惆怅。
三國，不該這樣被人矚目。
事實上，這段曆史并不重要。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啓廢禅讓、西周封建、秦并天下和獨尊儒術，也比不上之後的五胡亂華，更不敢望百家争鳴之項背。
然而三國在海峽兩岸和亞洲地區的知名度，卻遠遠高于其他曆史時期。當然，大多數人知道的故事是《三國演義》講述的，很少有人去讀陳壽的《三國志》和範晔的《後漢書》。中國如此，日本、韓國和越南也一樣。
其實《三國演義》面世之初并無人問津，知識分子更是嗤之以鼻。直到清代的毛聲山、毛宗崗父子增删改寫點評之後，才風行天下。所以《三國演義》的成敗得失，不能隻算在羅貫中的賬上，還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
那麽，毛氏父子給了什麽“添加劑”？
這是隻能由版本學家和文學史家回答的，但他倆的點評則多少透露出一點蛛絲馬迹。比如典韋在征張繡的戰争中陣亡，曹操是哭了的；赤壁戰敗之後，曹操也說過“郭奉孝（郭嘉）在，不使孤至此”的話，還失聲痛哭說：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1]
但，也僅此而已。
毛批本《三國演義》卻大肆渲染，做足了文章：哭典韋是當着将士們的面，哭郭嘉則是當着謀士們的面。于是毛氏父子點評說：哭典韋是爲了感動衆将士，哭郭嘉是爲了羞愧衆謀士，前一哭勝過了賞，後一哭勝過了打。
接下來，他們不無嘲諷地說：原來奸雄的眼淚既可當錢使，又能當棍子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笑！
請問，這還是曆史嗎？
當然不是，但可看，好看，讓人想看。
好看之于文學作品是必需的，因此不必那麽在意曆史的真實性，可以移花接木，張冠李戴，無中生有，以假亂真。比如諸葛亮不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謀”是真，以空城計吓退司馬懿是假，《三國演義》則照單全收。
于是毛氏父子點評說：前者表現了諸葛亮的小心，後者表現了他的大膽。但，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就絕不敢大膽于一時，司馬懿也不會堅信不疑上當受騙。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結論：隻有小心人不做大膽事，也隻有小心人能做大膽事。
這就很有些哲理。
諸如此類的點睛之筆時有所見。比如他們說：忠厚人乖覺，極乖覺處正是極忠厚處；老實人使心，極使心處正是極老實處。又比如：英雄所自負者，義耳；奸雄所自負者，智耳。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還有價值取向。
可惜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個前提上：三國是一部忠義與奸邪的鬥争史。爲了戰勝奸邪，忠義隻好以惡抗惡。這種對抗，說得好聽叫鬥智鬥勇，說得難聽就叫勾心鬥角。
勾心鬥角貫穿了《三國演義》的始終，尤其是在赤壁之戰的前後。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諸葛亮，也都變成了心懷鬼胎的卑鄙小人，一個“妒忌陰險”，另一個“奸刁險詐”，全無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2]
然而大家都說好看。
這可真是“紅腫之處，豔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所謂“三國熱”表現出的國民心态，甚至大中華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不可疑嗎？[3]
實際上，《三國演義》曆久不衰，吸引人們百看不厭的隻有八個字：心機，算計，權術，謀略。它們可以用于戰場、官場、商場甚至情場，誰不想要？
打出“重讀經典”的旗号，不必吧？
就連作者和不少讀者以爲是“正能量”的忠義，也很可疑。什麽是忠？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但，君要忠于臣嗎？父要忠于子嗎？夫要忠于妻嗎？不用。請大家想想，這難道不是“不平等關系”？
義也大成問題。道義，正義，仁義，情義，信義，哪個才是真義或大義？當這些“義”發生矛盾沖突時，又該如之何？誰都沒有解釋，誰都說不清楚，也隻能相機行事或者自作主張，你說我不仁，我說你不義。
忠義，變成了整人的武器。
這并不奇怪。事實上，這種核心價值觀本身就很有問題。忠是單方面的人身依附，義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釋。忠是不變的，義是多變的。結果，要麽信口雌黃，周公恐懼流言日；要麽弄虛作假，王莽謙恭未篡時。
其實一切政治鬥争，歸根結底都是利益之争。争利而言義，隻能是吹牛撒謊裝模作樣。這就是“僞善”。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則是“權謀”。不搞權謀也不行。因爲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領道德制高點，都要指責對方“不義”。這就隻能搞陰謀，不能搞陽謀。
顯然，權謀是因爲僞善，僞善是因爲忠義。被高高舉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幟”，其實是罪魁禍首。
這就是《三國演義》的“性之病”。[4]
也就是說，毛批本《三國演義》的問題，還不在于給曆史“整容”，更在于“變性”。整容是可以的，變性是不可以的，除非明确表示你說的不是曆史，讀者也不把那小說當曆史看。可惜，這一點從來就沒人說清楚。
那麽，三國這段曆史的本性是什麽？
前半段，是曹操與袁紹的路線鬥争；後半段，則是曹魏、蜀漢和孫吳的權力鬥争。後來三分歸一統，不過是回到了曆史的本來走向。指出這走向，并找出它背後的深刻意義和支配力量，才是曆史學的任務。
因此在本書中，并沒有多少劍拔弩張和老謀深算。本書不是《三國演義》，而是《三國紀》。你也許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東西，隻有盡可能接近真實的曆史。
朋友，你會失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