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但他卻跟曹操一樣，
成爲最被後世誤解的人。
他的政治理想沒人繼承，
臉上卻被塗滿了道德的油彩，
變成聖壇上和舞台上面目全非的偶像。
劉備托孤
諸葛亮與劉備的關系，其實很微妙。
沒錯，諸葛亮是劉備三顧茅廬請出山的，在赤壁之戰中也不負厚望。他出使東吳，折沖樽俎，促成聯盟，戰勝曹操，與劉備度過了一段如魚得水的“蜜月期”。
然而戰後的他卻似乎退居二線。奪取益州，是龐統極力慫恿，并出謀劃策；進攻漢中，是法正極力主張，并出生入死。所以龐統戰死，劉備“言則流涕”；法正病故，劉備“流涕累日”。法正死後的待遇，甚至比關羽還高。[1]
龐統和法正，才是劉備的左膀右臂。
難怪赤壁戰後整整十五年，我們很少看見諸葛亮的身影，聽見他的聲音。也難怪關羽征襄樊，劉備征東吳，諸葛亮都既不反對也不贊成，幹脆一言不發。
諸葛亮保持着沉默。
沉默是可以理解的。劉備兵敗猇亭之後，諸葛亮曾長歎一聲說：如果孝直（法正）還活着，那就一定能阻止皇上東征。就算東征，也不至于敗得如此之慘啊！[2]
這說明什麽呢？說明諸葛亮并不贊成伐吳，卻無法有效地阻止，因爲劉備隻聽法正的。他對諸葛亮，不過相敬如賓。對法正，才是言聽計從。法正不在了，劉備就誰的話都不聽，孔明先生也隻好去做“事後諸葛亮”。
問題是：何以如此？
因爲理念發生了沖突。
衆所周知，諸葛亮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政治家與政客的區别，就在于政治家有理想，政客隻有利益。諸葛亮是有理想的，這才放棄曹操、劉表和孫權，跟了當時一無所有甚至性命難保的劉備。
那麽，劉備有沒有理想呢？
原先或許是有的，但是後來忘了。忘記的時間，大約是在得到了荊州和益州之後。此時，鹹魚翻身的他，就隻有利益沒有理想了，這才不伐魏而伐吳。什麽“漢賊不兩立”雲雲，不過是稱王稱帝的招牌。[3]
劉備忘了的，諸葛亮沒忘。然而尴尬的是，這種微妙的變化誰都不能說穿。劉備要裝着沒忘的樣子，諸葛亮也不能提醒。于是隻好心照不宣：諸葛亮埋頭苦幹做好分内的事，劉備則依靠龐統和法正攫取更多的利益。
問題是現在法正已死，關羽、張飛、馬超、黃忠、龐統、許靖、劉巴、馬良也都去世。有威望有能力的，隻有趙雲和魏延。能夠托孤的，則隻有諸葛亮。
劉備能放心嗎？
既放心，又不放心。
放心不難理解。對于諸葛亮的忠誠和能力，劉備從來就不懷疑。何況諸葛亮要的是理想，劉備要的是利益，兩人的訴求并不沖突。更何況劉備很清楚，理想主義者是不會爲了個人利益而突破道德底線，不顧君臣大義的，他并不擔心諸葛亮變成曹操或曹丕。
不過，最讓劉備放心的還是諸葛亮的風格，這個風格就是謹慎。劉備非常清楚：諸葛一生唯謹慎。因此，當劉備決定豪賭一把時，他得依靠龐統和法正；當他需要守住家業時，謹慎的諸葛亮就是合适人選。
實際上，諸葛亮自己也這麽認爲。他事後的回憶和說法就是：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4]
這是實言。
那麽，劉備爲什麽還不放心？
因爲事關重大。
事實上，劉備要托付出去的不僅是兒子，更有他一手建立的蜀漢政權。可惜這個政權卻危機四伏，既有内憂又有外患。外患毋庸置疑，當然是曹魏和孫吳，何況他們正彼此勾結。那麽，内憂又是什麽呢？
地方勢力。
我們知道，劉備建立的蜀漢是一個外來政權。更麻煩的是，這個外來政權之前還有一撥外來的，這就是劉焉和劉璋父子及其部屬。再加上益州本土的官僚和豪強，蜀漢王朝内部就有了三股彼此制約的政治力量。
一、益州集團，即本土士族。
二、東州集團，即劉璋舊部。
三、荊州集團，即劉備親信。
這三股力量的關系錯綜複雜。劉焉入蜀時，益州集團是主，東州集團是客。劉備入蜀後，東州集團是主，荊州集團是客。主客新舊先來後到，就造成了荊州（新客）與東州（新主）、東州（舊客）與益州（舊主），以及荊州（客人）與東州（新主舊客）和益州（主人）的三重矛盾。
這可不是什麽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劉備在猇亭和夷陵一敗塗地，這就難免讓一些原本就心懷不滿的人蠢蠢欲動。可以這麽說：劉備建國，基礎不牢；夷陵戰敗，地動山搖。[5]
劉備深感憂慮。
毫無疑問，可以爲劉備分憂的隻有諸葛亮，最讓劉備放心不下的也是諸葛亮，因爲諸葛亮有理想。如果他爲了複興漢室，不惜以卵擊石與曹魏決戰，豈非内外交困？當然，諸葛亮是謹慎的。但，萬一呢？
這不能不防。
劉備也表現出驚人的政治智慧。
兵敗猇亭的四個月後，犍爲太守李嚴被任命爲尚書令。六個月後，劉備托孤于諸葛亮，同時指定李嚴爲副。李嚴原本是劉表的人，曹操南下時投奔了劉璋，劉備入蜀時又投降了劉備。可以說，李嚴屬于東州集團，卻又與荊州集團最爲親近，這一人事安排的用心十分明顯。
接下來，就是與諸葛亮的談話了。
劉備說：先生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定能安邦治國成就大業。因此，請先生酌情處理。如果覺得劉禅還行，請先生輔佐他。如果這孩子不成器，不妨自行其是。
沒錯，原文就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什麽意思？
一般認爲，君可自取，就是授權諸葛亮取代劉禅自己當皇帝。但也有人認爲，是讓諸葛亮從劉備的其他兒子中另選一個，也就是賦予諸葛亮廢立之權。
兩種解釋，都有道理。[6]
但，無論取而代之，還是有權廢立，都非同小可。因此這話首先是說給李嚴聽的。劉備的組織路線很清楚：荊州集團是政權主體，益州集團是防範對象，東州集團則是團結對象。所以，他必須告訴大家：諸葛亮才是朕最信任的人。你們可以積極靠攏，絕不能公然挑釁。
後來諸葛亮廢李嚴，也因爲有此政治底氣。
傳達給諸葛亮的信息同樣明确：蜀漢政權是我的，也是你的。我死以後，就是你的，不管名義上是誰的。既然如此，先生總不會一時沖動就把它弄丢了吧？
諸葛亮當然完全明白這意思。他匍匐在地，淚流滿面泣不成聲地表示：爲臣一定鞠躬盡瘁輔佐皇上，忠貞不二報效國家，直至獻出自己的生命。[7]
什麽叫政治？這就是。
現在，劉備可以放心去死，因爲諸葛亮一定會竭盡全力守住蜀漢政權，也不會再有什麽萬一。至于接過權柄的諸葛亮如何去做，那不是劉備需要操心的事情。
諸葛亮執政
諸葛亮憂心忡忡。[8]
憂慮是必然的。實際上，此前一直在二線和後方工作的他并非廣爲人知，幾乎所有人都認爲蜀漢政權僅僅屬于劉備。所以劉備一死，南中（今雲南、貴州和四川西昌一帶）就反了，曹魏則給諸葛亮寄來了勸降書。[9]
可惜，他們都小看了孔明先生。
四面受敵的諸葛亮頭腦異常清醒。他很清楚，這時的當務之急是減輕蜀漢政權的壓力，而減壓的有效措施莫過于釜底抽薪，化敵爲友。因此，他不但沒有興兵爲劉備報夷陵之戰的一箭之仇，反倒向孫權伸出了橄榄枝。[10]
孫權更是明白人。他一面繼續與曹丕眉來眼去，一面立即與諸葛亮握手言歡。這一互利雙赢的做法爲兩國赢得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從此，吳蜀不再有戰争。孫權固然可以做大做強，諸葛亮也可以從容治蜀。
劉禅更是忠實地執行了劉備的遺囑，繼位之後立即封諸葛亮爲武鄉侯，開府治事，領益州牧。封侯則位尊，開府則權重（具有獨立相權），丞相兼任州牧則既能牧官也能牧民，這是隻有曹操才享受過的政治待遇。
從此，政事無巨細，全由諸葛亮拍闆。
那麽，他的決策是什麽？
以攻爲守，以法治國。
前一條是對付曹魏的。孫吳成爲友邦以後，曹魏就是唯一的外敵，而且不可和解。因此，蜀漢政權可以考慮的隻有兩個選項：主動進攻或者被動防守。
諸葛亮選擇了前者。劉備去世後四年，四十七歲的諸葛亮上《出師表》，開始了他的第一次北伐。之後，這樣的戰争又有四次，總體上可謂略有小勝，得不償失，勞而無功。最後一次，他本人也以身殉職，病逝于軍中。
這并不奇怪。
首先，曹魏不是紙老虎，也不腐敗或腐朽，國情并不比蜀漢差。其次，益州雖爲天府之國，卻很難成爲奪取天下的根據地和策源地。第三，諸葛亮的能力特征，是治國第一，治軍次之，用兵最差，又豈能戰勝曹魏？[11]
曹魏非速亡之國，益州非進取之地，諸葛非将略之才，都決定了北伐不可能成功。因此魏軍統帥司馬懿信心滿滿地說：别看孔明來勢洶洶，消滅他卻指日可待。[12]
敵人都看得清的，諸葛亮不會不明白。實際上，當年他在隆中就說得很清楚，北定中原，複興漢室，一要天下有變，二要兩路出兵。現在，天下無變而荊州已失，豈是可以大舉興兵推翻曹魏的時候？
那麽，他爲什麽還要堅持北伐？
除了政治理想，還有現實問題。這一點，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得非常明白——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很清楚，北伐的原因，是益州疲弊。
所謂疲弊，其實就是弱小。然而越是弱小，就越要奮發圖強。以弱爲強，猶可自保。如不主動進攻，就隻有坐以待斃。所以，劉備要攻漢中，關羽要圍襄樊，諸葛亮也要出祁山。這是他們的一貫方針。[13]
問題是，蜀漢雖然弱小，卻非危在旦夕。曹魏方面既不曾主動進攻，東吳方面的盟好也已修複，南中各郡更在兩年前基本平定，至少相安無事。那麽，北伐之前的蜀漢政權，怎麽會處于“危急存亡之秋”？
如非外患，必因内憂。
内憂是毋庸置疑的。荊州、東州和益州三大勢力的三重矛盾，是根本利益的長期沖突，絕無可能在短時間内得以消除，哪怕諸葛亮人品再好，能力再強。
事實上，蜀漢之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益州集團興風作浪，開門揖盜。問題在于，這個内憂目前還隻是隐憂，不能明說也不敢明說，《出師表》隻能話裏有話。
大政方針則确定無疑，那就是不斷地北伐曹魏，讓國家長期處于戰争狀态，以外戰防内戰。因爲無論是轉移注意力，還是加強凝聚力，戰争都是最好的手段。如果還要整治或鎮壓反對派，更是便當得多。
這是另一種以攻爲守，也是一箭雙雕。
沒錯，小國更要圖強，安内必先攘外。
不過，以攻爲守也好，以外防内也罷，既是妙棋也是險棋，關鍵在于分寸。仗打小了，不起作用；打大了，敵人傾巢而出，内鬼開門而應，豈非自取滅亡？
這對諸葛亮的智慧是一個考驗。
諸葛亮卻穩如泰山，他甚至拒絕了魏延的“子午谷奇謀”。這位劉備最賞識的将領提出，由他率領五千精兵順子午谷直搗長安，諸葛亮則親率大軍走斜谷挺進陳倉。長安拿下，兩軍會合，則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
這當然堪稱奇謀，隻可惜變數太大。遠道襲人，事機難測。故千裏用兵，必須慎之又慎。更重要的是，北伐曹魏隻是手段，保住蜀漢才是目的。
也就是說，“興複漢室”的旗幟必須高舉，“漢賊不兩立”的原則必須堅持，北伐也必須不斷推進，卻又絕不能再來一次關羽失荊州、劉備敗猇亭。
因此，諸葛亮不可能采納魏延之計。
也因此，他還要殺馬谡（讀如肅），廢李嚴。
作爲諸葛亮的親信和摯友，馬谡是因爲丢失街亭而被判處死刑的，然而爲他痛哭的人竟達十萬人之多。諸葛亮則流着眼淚解釋說，天下分崩離析，戰争沒有盡頭。如果不能嚴明法紀，我們又靠什麽去戰勝敵人？[14]
顯然，諸葛亮揮淚斬馬谡，就是爲了“依法治蜀”。因此撤回漢中後，馬谡、張休、李盛被殺，趙雲被貶，黃襲被奪去兵權，諸葛亮自己則降爲右将軍，地位比前一年晉升爲前将軍的李嚴還略低一點。
無疑，這是做給所有人看的，但主要觀衆是東州集團和益州集團。諸葛亮很清楚，這兩個集團的利益訴求根本不可能完全滿足，除非荊州集團讓出執政地位。
這當然不可能。
既不能誘之以利，又不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明之以義，那就隻能繩之以法。而且，也隻有做到執法如山、令行禁止，大家才心服口服。對付反對派是如此，對付李嚴那樣的重量級人物就更是如此。
馬谡死後三年，由于諸葛亮、魏延、楊儀、鄧芝、費祎（讀如依）、姜維等二十餘人的聯署彈劾，蜀漢政權的二号人物李嚴被廢黜爲平民，流放梓潼（今四川梓潼）。此事的案情撲朔迷離，李嚴的罪名也難以置信，但他危害到政權的穩定，當是事實。[15]
執政地位不可動搖，這不是空談。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不是空談。
這就是諸葛武侯之治蜀。十一年間，他東和孫吳，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内修法制，既堅持了劉備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又推進了《隆中對》的既定方針。
那麽，蜀漢政權保住了嗎？
沒有。
蜀漢之亡
諸葛亮去世二十九年後，蜀亡。
亡國的直接原因當然是曹魏的攻擊。然而恐怕就連魏軍都沒有想到，他們八月出兵洛陽，十月就殺到了成都的大門口雒縣。一直被蒙在鼓裏的劉禅如夢方醒，情急之下準備逃往東吳。
光祿大夫谯周（谯讀如橋）卻主張投降。[16]
谯周在禦前會議上發表了長篇大論。如果把他的發言設想爲對話，不難看出其思路之清晰、邏輯之嚴密——
古往今來，有寄人籬下還可以再當天子的嗎？
沒有。
我們皇上到了東吳也隻能稱臣，是不是？
是。
同樣是稱臣，爲什麽不挑大國，要挑小的呢？
無語。
再請問：政治鬥争的規律，是大國吞并小國，還是小國吞并大國？
當然是大國吞并小國。
這麽說，魏國吞并吳國，是一定的了？
應該是。
吳國既然不能吞并魏國，那就隻能投降。到時候，我們是不是得跟着吳國再投降一次？
恐怕是。
那麽，受兩次恥辱，比隻受一次好嗎？[17]
劉禅君臣也沒話說。他們隻剩下一個問題：曹魏會接受我們的投降嗎？
谯周則表示敢打包票。他說，現在東吳尚未臣服，曹魏肯定受降，也必須受降，還得給我們禮遇。如果不封土賜爵給陛下，我谯周願前往京師據理力争。
于是劉禅開門投降，曹魏方面果然客客氣氣。劉禅被封爲安樂縣公，食邑萬戶，谯周也被封爲列侯。當然，他在曆史上少不了要背上“賣國”的罪名。
那麽，谯周是什麽人，他爲什麽要當“賣國賊”？
因爲痛恨蜀漢政權。
博古通今的谯周，其實是個安貧樂道的讀書人。他身材高大又其貌不揚，心直口快又不修邊幅。所以，第一次見到他的人都會笑，就連諸葛亮都忍不住。[18]
谯周卻是諸葛亮的鐵杆粉絲。諸葛亮病逝五丈原，第一個跑到前線奔喪的就是他。而且，由于劉禅随即就下達了禁令，得以從成都前去拜祭吊唁的也隻有他。
但，谯周雖然敬重諸葛亮，政治立場卻是反對蜀漢政權的。持同樣立場的還有廣漢人彭羕（讀如樣）、蜀郡人張裕、梓潼涪縣人杜微、巴西阆中人周舒、蜀郡成都人杜瓊，再加上巴西西充人谯周，清一色都是益州人。
這是一個親曹反劉的益州士族聯盟。其中，張裕被劉備所殺，彭羕被諸葛亮所殺，杜微拒不合作，周舒、杜瓊和谯周則四處散布曹魏必勝蜀漢必亡的言論。
最先散布此類言論的是周舒和杜瓊，後來成爲意見領袖的則是谯周。他對人們說，劉備的“備”是什麽意思？足夠了！劉禅的“禅”是什麽意思？讓出去！曹魏的“曹”又是什麽意思？衆多，高大。谯周說：衆多而高大的天下歸心；早已足夠又準備禅讓的，還有什麽後路和前途嗎？
這就叫：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複？
谯周這谶語是寫在劉禅宮中柱子上的。他還發表了名爲《仇國論》的反戰宣言，明确表示對北伐曹魏的強烈不滿，聲稱如果繼續窮兵黩武，勢必自取滅亡。
這是益州集團對蜀漢當局的公開叫闆，谯周卻并沒有受到任何處分，他的言論也廣爲流傳。谶語在東漢是有市場的（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劉禅投降後，人們更是公認谯周一語成谶，測算神準。
其實哪裏是算得準，是很多人都盼望曹魏勝利，蜀漢滅亡。可以說，早在曹魏大軍兵臨城下之前，蜀漢王朝就已經人心浮動，蜀漢政權就已經風雨飄搖。谯周的勸降和劉禅的投降，隻不過履行了一道手續而已。
奇怪嗎？不奇怪。
劉禅投降前幾年，出使歸來的薛珝（讀如許）就對吳帝孫休斷言蜀國必亡。後來曹魏出兵時，一個名叫張悌的吳人也作出了相同的預測。他們給出的理由也一樣：當局窮兵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朝堂沒有正義的聲音，田野不見健康的臉色。這樣的國家，豈有不亡之理？[19]
這是有數據支持的。劉禅投降時，蜀國共有家庭二十八萬戶，人口九十四萬人，然而軍隊卻有十萬，官吏則有四萬。也就是說，九個人就要養活一個士兵，七戶就要供奉一個官吏，蜀國人民實在負擔不起！[20]
當然，由于諸葛亮克己奉公以身作則，蜀漢官員總體上比較廉潔，可惜老百姓更關心的還是吃飽肚子。與孔明先生一起勒緊褲帶，不是他們想要的生活。
益州的士族和豪強就更是咬牙切齒。因爲諸葛亮要籌集軍費，又不肯加重小民負擔，還要做到公平公正，結果自然是這些人出錢出力最多，豈能不怨恨？
何況他們還隻有奉獻沒有回報。劉備信任重用的基本上沒有益州人，諸葛亮執政後雖力圖處以公心，卻不可能根本改變既定的組織路線。“荊州第一，東州第二，益州第三”的原則，也是諸葛亮堅持的。[21]
益州集團隻可能被邊緣化。
義務與權利是對等的。如果貢獻最大而利益最小，益州人又憑什麽要與蜀漢政權同生死共患難？
以法治蜀也有問題。因爲益州的士族和豪強并沒有立法權，許多法律反倒是專門用來對付和整治他們的。何況蜀漢的執法也未必都公平。諸葛亮尚且冤殺了益州豪族常房諸子，又如何保證其他人不濫用職權？[22]
總之，益州士族在政治上受排擠，經濟上受盤剝，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盼望曹魏的大軍早一點南下來“解放”他們。
利益，決定了益州士族的整體取向。
作爲士族和豪強的政權，司馬昭執政的曹魏也沒有虧待他們遠在益州的階級兄弟。劉禅手下原屬荊州集團和東州集團的官員都被調回中原，益州的地方官則由本籍士人出任，并由本地名流擔任的中正官負責推薦。
益州土著“蜀人治蜀”的願望實現了。
主動投降的劉禅住進了洛陽，靠着他的裝瘋賣傻和沒心沒肺，一直活到西晉的泰始七年（271）。那時就連曹魏也已滅亡，做皇帝的已是司馬炎。
劉禅死得比曹魏還晚。
忠于職守爲國捐軀的，是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他在拒絕了曹魏的誘降後戰死，時年三十七歲。義不受辱以身殉國的，則有劉禅的第五個兒子劉谌。他在父皇決定投降後跑到劉備的廟裏痛哭一場，殺了全家然後自殺。[23]
蜀漢亡了，隻有成都的武侯祠年年有人憑吊，趙藩撰寫的那副對聯就更是脍炙人口：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24]
所有這些，諸葛亮都想得到嗎？
東吳之路
諸葛亮沒想到的，孫權想到了。
孫權建立的東吳政權是三國中最後一個滅亡的。蜀漢亡于公元263年，曹魏亡于公元265年，孫吳則亡于公元280年，比曹魏晚了十五年，比蜀漢晚了十七年。
吳與蜀的亡國之君，表現也迥異。
劉禅投降後到了洛陽，司馬昭設宴招待他，席間特地演奏了蜀國的樂舞。凄涼故蜀伎，來舞魏宮前，這是何等悲哀的事，劉禅卻嬉笑自若。于是司馬昭對部下說，一個人沒有心肝，怎麽可以到這種地步！
又一天，司馬昭問劉禅：你很想念蜀國吧？
劉禅答：此間樂，不思蜀。
這實在太不像話，也讓人難以置信。
因此過了幾天，司馬昭又問了一次。
這回劉禅不再說“樂不思蜀”了。他按照舊臣郤正（郤讀如戲）教的那樣，正襟危坐流着眼淚回答：先人的墳墓在那裏，心中悲痛，沒有一天不想念。
說完，便把眼睛閉了起來。
司馬昭大爲懷疑，說：這怎麽像是郤正教的呀？
劉禅馬上睜開眼睛說：猜對了，就是他！
結果所有的人都笑。[25]
當然，司馬昭也不再防範劉禅。
降晉的東吳末代皇帝孫皓卻倒驢不倒架。他到洛陽登殿拜見晉武帝司馬炎，司馬炎指着他的座位對他說：朕設此座，等待足下，已經很久了。
孫皓居然反唇相譏：臣在南方也設此座以待陛下！[26]
可惜這并不能說明什麽。沒錯，劉禅也許是庸人（其實未必），孫皓卻是暴君。在他的恐怖統治下，吳國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至于他在司馬炎那裏的表現，則與其說是骨氣，不如說是張狂，因爲他張狂慣了。[27]
孫權的治國水平也比不上諸葛亮。在他生前，兒子們就爲争奪皇位鬧得不可開交，國家差一點分裂。結果是太子孫和被廢，魯王孫霸賜死，還連累一大批重臣被貶被抓被殺被痛打，丞相陸遜則活活氣死在病床上。[28]
至于孫權死後，更是一塌糊塗。第二任皇帝孫亮是孫權的第七個兒子，繼位時隻有十歲，十六歲就被權臣趕下了台，後來又被第三任皇帝逼死或者毒殺。
第三任皇帝孫休，是第二任皇帝孫亮的哥哥。此人倒是正常死亡，卻隻有三十歲。而且，他謀殺弟弟孫亮一事也遭了報應，自己的皇後和兒子被第四任皇帝所殺。
這個第四任皇帝，就是亡國之君孫皓。
孫皓是廢太子孫和的兒子，孫和則是孫休的哥哥。也就是說，孫皓殺的，是自己的嬸娘和堂弟。此外，他還殺了孫權的第五個兒子、自己的叔叔孫奮。至于孫皓的父親孫和，則被孫堅的弟弟孫靜的曾孫孫峻所殺。
這就是東吳政權：父親殺兒子（孫權殺孫霸），哥哥殺弟弟（孫休殺孫亮），侄兒殺叔叔（孫皓殺孫奮），宗室殺皇族（孫峻殺孫和），不折不扣的骨肉相殘。
奇怪！這樣的政權，怎麽會最後滅亡呢？
原因仍在孫權。
實際上，孫權接班是出人意料的。當時張昭等人都以爲孫策會把權力交給老三孫翊（讀如義），因爲孫翊像孫策。然而孫策卻選擇了孫權。他對孫權說，打江山奪天下，你不如我；搞政治保江東，我不如你。[29]
孫策看中的，就是孫權不像自己。
即便如此，孫策還是放心不下，又托孤于張昭。孫策說，如果仲謀無法承擔重任，請先生接過江東！[30]
沒錯，原文就是“君便自取之”，跟劉備托孤一樣。
當然，張昭不是諸葛亮，孫權也不是劉禅。但孫策和劉備的憂慮卻如出一轍，他們擔心的都是地方勢力。
跟劉備開創的蜀漢王朝一樣，孫策建立的也是一個外來政權，還是靠武力強行建立的。事實上，孫家雖然也是吳人，卻不是士族而是寒族。孫堅發迹的地方也不在江東而在江西，自己還是袁術的部下。因此，當孫策帶着孫堅的舊部過江歸來時，遇到的幾乎到處都是敵意。[31]
江東并不承認孫策是自己人。
不受歡迎的結果是大開殺戒，血腥鎮壓的結果則是四處皆反，孫策自己也被仇家所刺。這位“小霸王”終于意識到，不改變政策和作風，政權就保不住。[32]
所以，他選擇了孫權。
孫權則選擇了與蜀漢不同的道路。
實際上，正如蜀漢内部有三股勢力（荊州集團、東州集團、益州集團），東吳政權也有三大派系，這就是淮泗将領、流亡北士和江東士族。其中，淮泗将領是孫堅和孫策的舊部，流亡北士則是避亂江東的北方士人。
當然，他們都是外地人。[33]
孫策建立政權，靠的就是這些外地人，尤其是張昭和周瑜。周瑜是淮泗将領的領袖，爲武将之首；張昭是流亡北士的代表，爲文臣之魁。後來，也正是這一文一武夾輔孫權，不但保住了江東，還不斷發展壯大。
淮泗将領和流亡北士功不可沒。
但，如果孫權滿足現狀就此止步，那麽，東吳就會永遠是一個沒有根基的飄忽政權，下場不會比蜀漢更好。因爲江東士族對他們的反感、警惕、疑懼和排斥，絕不亞于甚至遠遠超過益州士族之于劉璋和劉備。
更何況，淮泗将領和流亡北士雖然掌握了槍杆子和筆杆子，錢袋子卻在江東士族那裏。
當然，人心、輿論和風向标也在他們那裏。
因此，如果孫權也像劉備和諸葛亮那樣，堅持“以我爲主，後來居上”的組織路線，那麽，他們隻會比蜀漢滅亡得更早。要知道，赤壁之戰以後，曹魏可是一直把東吳看作頭号敵人，屢屢發兵征讨孫權的。
孫權完全清楚這一點。他也很清楚，自保自救自立自強的唯一辦法，是拉江東士族入夥。這就必須調整政權内部的結構，更必須讓出權力和利益。
深謀遠慮的孫權當真這麽做了，而且有條不紊。比如最重要的軍事指揮權，便一步步由淮泗将領周瑜、流亡北士魯肅、南渡平民呂蒙過渡，最後交到了江東士族陸遜手裏。之後，他又部分地交出行政權，任命顧雍爲丞相。
陸遜和顧雍是本土士族的代表，既代表江東四大家族（虞、魏、顧、陸），也代表吳郡四大家族（顧、陸、朱、張）。陸遜和顧雍出将入相後，做官的四大家族子弟多如過江之鲫，數以千計。淮泗将領和流亡北士以及他們的子弟則被邊緣化，慢慢淡出甚至退出了東吳政權。
這樣一來，江東士族就跟孫吳政權捆綁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孫吳政權的利益，就是江東士族的利益。即便爲了保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東士族也要捍衛孫吳政權，因爲他們是在保家衛國。
孫權成功地實現了政權的江東化，也基本做到了“吳人治吳”。這是東吳與蜀漢不同的緊要之處，也是他們在三國當中治理得最差，持續時間卻又最長的原因之一。
那麽，東吳爲什麽還是會滅亡？
不妨來看曹魏。
殊途同歸
跟東漢一樣，曹魏其實早就亡了。公元249年司馬懿發動政變以後，政權實際上就是司馬家族的了。十六年後司馬炎逼魏元帝禅讓，也隻是辦了一道手續而已。
政變的過程是以後要說的（詳見本中華史第十一卷《魏晉風度》），這裏隻說根本原因。
原因得從曹魏建國說起。
曹魏的建國之路，是一步一步探索出來的。因爲曹操的特點，是有理想無藍圖。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權”。因此，曹操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士族階級的集體抵制，包括剿滅和暗殺。[34]
然而官渡之戰把整個局勢都改變了。最能代表士族階級的袁紹被證明是紙老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則成爲帝國的象征。結果士族和曹操都面臨兩難：士族不能撇開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開士族尊奉天子，而如果沒有皇帝這張牌，他們都将失去鬥争的正當性。
漢獻帝能平安無恙，這是重要原因。
曹操身邊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軍閥多，也不奇怪。因爲在曹丕代漢之前，曹魏與大漢并無區隔。因此，即便去了許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一條道走到黑。
也就是說，曹操與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個算盤：利用對方實現自己的目的。
這個時候，就看誰會下棋了。
公開叫闆的是孔融，結果被曹操毫不客氣地殺掉，罪名是“不孝”。心存幻想的是荀彧，結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原因是反對曹操封魏公。兩人分别被視爲反曹和擁曹派，結局卻殊途同歸，不免讓人怅然。[35]
孔融和荀彧的悲劇，歸根結底是他們的名士身份、士族立場和儒家思想所緻。東漢王朝以名教興國，世家大族以儒學立身，忠君守節的觀念根深蒂固，改朝換代成爲最敏感的問題，甚至畫線的标準，他們似乎别無選擇。
選擇曲線救國的是陳群。
陳群跟魯肅一樣，深知漢室不可複興，卻又堅信士族階級前途無量。成敗的關鍵，則在曹魏。因此，他不但不反對曹操建國，甚至積極勸進。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法又叫“九品中正制”。說穿了，就是由士族壟斷做官權，然後在士族内部按照族望的高低、門閥的上下和勢力的大小來分配官位和官職。因此，這個法案如能通過并且實行，則東漢雖亡，士族卻勝利了。
這就是陳群與荀彧的區别。荀彧維護的，是行将就木的東漢王朝；陳群維護的，則是方興未艾的士族階級。所以荀彧失敗，陳群成功；荀彧高尚，陳群高明。
曹丕則想通了一個問題：士族與曹家作對，究竟是爲了大漢江山還是爲了做官特權？曹丕認爲是後者。于是他接受了陳群的建議并下令實施。沒過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瀾和擁戴之下當了皇帝。[36]
這是曹丕的勝利，也是曹操的失敗；是曹丕的喜劇，也是曹操的悲劇。作爲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權”，一旦改變性質，曹魏還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嗎？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國。曹丕成功代漢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滅亡之時。以司馬家族爲首的士族集團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過是爲士族階級的政權再次加冕。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滅亡的根本原因。
那麽，蜀漢和孫吳又如何？
孫權和劉備原本沒有資格建國，他們得感謝曹操提供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曹操提供的正面經驗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奪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訓則是：士族的勢力極大，隻能利用，不能對抗。
因此，孫、劉都隻能另辟蹊徑。
順勢而爲的是孫權。
孫權的路徑是“江東化”，即政權的“本土化”和“士族化”。這讓東吳在夾縫中得以生存，在危難中得以發展。可惜，江東化雖然夯實了孫吳政權的基礎，卻也改變了它的性質。前者是孫權希望的，後者則是他害怕的。
于是，晚年的孫權逐漸變得内心分裂，作風剛愎，行爲乖張，對江東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于淫威獨擅，用刑嚴酷。結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離心離德，冤獄屢興不止，吳國成爲内部最不穩定的國家。更何況，江東士族也鬥不過中原士族，因此孫吳終于亡于西晉。
繞道而行的是劉備。
劉備的辦法是敬而遠之，盡量避免與士族階級發生正面沖突。諸葛亮執政後更是依法治國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漢也成爲三國中治理得最好的。[37]
但，劉備和諸葛亮也有解不開的死結。
首先，他們不可能“本土化”。因爲那樣一來，蜀漢就勢必成爲一個保守狹隘的偏安之國，人人安于現狀不思進取，哪裏還能北進中原，實現興複漢室的理想？
何況作爲外來政權的領導人，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實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須在政治上控制，在經濟上平抑，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強尾大不掉。非如此，不能保證蜀漢政權不被颠覆。
不能“本土化”，就沒有必要“士族化”。
實際上跟曹操一樣，劉備和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法家寒族之政權”，隻不過劉備更傾向于寒族，諸葛亮更傾向于法家。但，不走袁紹路線，是一樣的。
号稱宗室的劉備其實出身貧寒，劉備集團的早期核心成員也都不是名門望族出身，關羽對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顧。劉備和諸葛亮則表面上客氣，政治上警惕。一旦發現名士的言論和行爲危害政權，他們都不會手軟。
所以，劉備殺張裕，諸葛亮殺彭羕，廢來敏，黜廖立。彭羕的罪名是煽動謀反，颠覆政權；廖立的罪名是诽謗先帝，诋毀群臣；來敏的罪名是亂群。張裕是蜀中名流，彭羕是益州名士，廖立是楚之良才，來敏是荊楚名族，可見劉備、諸葛亮隻是打擊士族，與地域無關。[38]
這就跟曹操沒有兩樣。
事實上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他們要建設的也都是高效廉潔的政府、公正清明的社會。但，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高效就不能隻看出身，廉潔就不能容忍貪腐，清明就不能允許霸道。所有這些，都跟士族地主階級“壟斷仕途，控制輿論，成爲豪強”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們怎麽會擁護？更重要的是，以曹魏之強大，尚且不得不放棄努力；以蜀漢之弱小，又怎麽抗争得了？
所以，蜀漢必定先亡。
現在可以得出結論：魏、蜀、吳在本質上都是“非士族政權”，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因此與士族階級都有矛盾。鬥争的結果，是曹魏放棄，孫吳妥協，蜀漢堅持。正因爲堅持，所以蜀漢先亡。正因爲放棄，所以曹魏也亡。正因爲妥協，所以孫吳尚能苟延殘喘，卻也不得不亡。因爲隻有晉，才是完全徹底的士族地主階級政權。
這就是“三國紀”。
那麽，我們該怎樣看待這段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