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自己的弟子有生殺予奪之權，
可謂說一不二，令行禁止，
一呼百應，絕對權威。
爲了正義與公平
十天十夜後，墨子到了郢都。[1]
郢，在今湖北省荊州市，是楚國的國都。墨子千裏迢迢趕到郢都，是爲了救宋國。當時，魯國著名的工匠公輸盤（也叫公輸般、公輸班、魯班），爲楚國制造了一種攻城的器械——雲梯，楚人準備用來攻打宋國。墨子聽說後立即動身，來見公輸盤。
公輸盤問：先生有何指教？
墨子說：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請先生做了他。
公輸盤不高興。
墨子說：在下願付黃金二百兩。[2]
公輸盤更不高興了。他拉下臉來義正詞嚴地說：鄙人恪守正義，從不胡亂殺人。
墨子說：先生既然從不殺人，那就好說了。在下聽說先生發明了雲梯，要幫助楚國攻打宋國，請問宋國有什麽罪過？楚國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犧牲不足的，去争奪多餘的，不能算是聰明。攻打無罪之國，不能算是仁慈。懂得這個道理，卻不據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誠。争辯了不能達到目的，不能算是堅強。不殺個别人卻殺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這樣的事情，爲什麽要去做？
公輸盤沒有話說。
于是，墨子又請公輸盤帶他去見楚王。
墨子說：如今有一個人，自家有豪華轎車，卻想去偷鄰居家的破車子；自家有绫羅綢緞，卻想去偷鄰居家的破衣服；自家有美味佳肴，卻想去偷鄰居家的米糠酒糟。請問，這是什麽人？
楚王說：病人。這人有盜竊病！
墨子說：現在，楚國應有盡有，宋國貧窮弱小，你們卻要去進攻人家，這跟那病人有什麽兩樣？
楚王也沒有話說。
然而楚王和公輸盤都不想放棄。墨子便解下腰帶圍作城池，用小木片作爲器械，跟公輸盤虛拟過招。公輸演示攻城，墨子演示防守。幾個回合下來，公輸技窮，墨子的招數還綽綽有餘。
公輸盤說：我還有辦法對付你，但是我不說。
墨子說：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樣對付我，我也不說。
楚王奇怪，問到底是怎麽回事。
墨子說：公輸先生的辦法，無非是殺了臣下。他以爲那樣一來，宋國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滑讀如骨，釐讀如離）等三百人，已經掌握了臣的方法和器械，正駐守在宋城之上，單等楚軍來送死。
楚王一聽，隻好放棄攻打宋國。
成功營救了宋國的墨子，穿着草鞋步行回家。路過宋城時，天降大雨。墨子想進城避雨，守城的不讓進。可見至少這時墨子并不是宋國大夫，宋人也不認識他。他的救宋，當然也非宋國所請。
那麽，他爲什麽還要管這閑事？
爲了公平與正義。
公平與正義，是墨子畢生的追求，也是墨家學派的核心價值觀。而且在他們看來，當時社會最大的問題，便正在于公平與正義的缺失。
墨子說，一個人，如果溜進人家的果園偷桃竊李，大家都說他不對，官府也要追究責任，因爲他不勞而獲，損人利己。如果偷雞摸狗，罪過又重；偷牛偷馬，更重。如果殺人放火，那就罪大惡極。
這，就叫公平正義。
所以，殺一個人，就有一重罪；殺十個人，就有十重罪；殺一百個人，就有一百重罪。那麽，殺一萬個人呢？是不是應該有一萬重罪？
不，無罪。豈止無罪，而且有功，因爲這一萬個人是在戰場上殺的。于是人們都說，這叫英雄業績，叫爲國争光，完全不管那戰争的性質是什麽。
那麽，春秋戰國，有正義戰争嗎？沒有，都是侵略戰争。發動侵略戰争，跟打家劫舍有區别嗎？沒有。隻不過由于明火執仗，隻能更無恥。這種無恥行徑，難道因爲動用了國家的名義，就變成正義的了嗎？[3]
更無恥的是，諸侯們不但侵略别人的國家，屠殺别國的人民，掠奪人家的财産，還居然要“書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爲銘于鍾鼎”，向子孫後代炫耀。那麽請問，一個平民百姓，也去攻打鄰居家，殺人搶糧搶東西，然後也記錄在案，炫耀“誰都沒我搶得多”，行嗎？
顯然不行。
同樣的事，王公貴族就幹得，平民百姓就幹不得；或者王侯幹了就叫“英雄業績”，小民幹了就叫“爲非作歹”。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4]
春秋戰國重要戰争舉例
名稱 時間 經過
繻葛之戰 周桓王十三年（前707） 鄭莊公謀霸，敗周室聯軍
長勺之戰 周莊王十三年（前684） 齊桓公報魯助公子糾仇，敗于長勺
泓水之戰 周襄王十五年（前638） 宋楚争霸中原，楚敗宋
商密之戰 周襄王十七年（前636） 秦晉伐鄀，用計離間取勝
城濮之戰 周襄王二十一年（前632） 晉楚争霸中原，晉敗楚
崤之戰 周襄王二十六年（前627） 晉秦争霸，晉在崤山伏擊秦軍，全殲之
鄢陵之戰 周簡王十一年（前575） 晉楚再次争霸，晉再敗楚
雞父之戰 周敬王元年（前519） 吳楚争要地，吳敗楚聯軍
桂陵之戰 周顯王十六年（前353） 齊圍魏救趙，敗魏于桂陵
馬陵之戰 周顯王二十七年（前342） 魏霸稱王伐韓，齊救之，敗魏于馬陵
函谷關之戰 周慎靓王三年（前318） 魏趙韓燕楚五國聯軍合縱攻秦，敗于函谷關
長平之戰 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 秦白起率軍決戰趙軍，全勝
“春秋無義戰”的說法最早出自《孟子》，見《孟子·盡心下》，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春秋既已如此，戰國更不待言。
這說明什麽呢？
說明這個社會完全沒有公平與正義！
沒有公平正義的原因既然是沒有愛，那麽，救世之方就隻能是兼愛。兼愛，就是“兼相愛，交相利”。兼，即一視同仁；交，即有來有往。前者講平等，後者講互利。平等就公平，互利就正義。公平正義，是不是要靠兼愛來實現，而且也隻有兼愛才能實現？[5]
墨子認爲是。
那麽，仁愛不行嗎？
不行。因爲兼愛無差别，仁愛有差别。有差别就有等級，不平等就難公平。沒有公平，又哪有正義？其結果，也隻能是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
因此，墨子堅定不移地高高舉起兼愛的旗幟。這旗幟上寫着八個大字：互愛互利，公平正義。
請問，這是什麽思想？
社會主義。
那就來探個究竟。
墨家社會主義
墨子主張的合理社會，是勞動者的天堂。
跟大多數社會主義者一樣，墨子高度肯定勞動的價值和意義。墨子說，動物是不必男耕女織的，因爲羽毛就是衣服，蹄爪就是鞋子，水草就是糧食。人，卻是“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不勞動則不得食。[6]
勞動，是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别。
根據這一點，社會财富的分配原則，當然應該是出力的得，不出力的不得，多出力的多得，少出力的少得。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占有社會資源和财富最多的，往往出力最少甚至完全不出力，叫“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7]
墨子把這種現象稱爲“無故富貴”。[8]
這很不合理，非改革不可。
墨子的方案，是改革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做到自食其力，按勞分配，各盡所能，機會均等。
首先，每個人都要勞動，都要做貢獻。勞動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貢獻則有分工不同，叫“分事”，比如君王搞政治，士人當助理，農民種莊稼，婦人做紡織。這些都是勞動，也都有理由有資格按照貢獻大小得到相應的報酬。這就是自食其力，按勞分配。[9]
其次，既然按勞取酬，那麽，爲了體現公平，社會也應該保證所有人都“各從事其所能”，讓每個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發揮。這就是各盡所能。[10]
第三，既然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那麽，社會的管理，就應該是“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即便地位卑賤如農民、工人、商販，隻要有能力，也應該“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相反，即便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親，沒有能力也不能做官。總之，尊卑貴賤，都必須根據能力、表現和貢獻進行調整，做到“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這就是機會均等。[11]
毫無疑問，這樣的社會理想在兩千多年前提出，堪稱振聾發聩，不能不讓人驚歎。因此，此說一出，便立即風靡天下，成爲孔子之後與楊朱齊名的兩大顯學之一（楊朱的學說詳見本書第三章）。
然而好景不長。風行一時的墨家思想，很快就銷聲匿迹，墨子本人也被遺忘。司馬遷的《史記》中，墨子的生平甚至隻有寥寥二十四個字。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後。[12]
楊朱更慘，一個字都沒有。
這不能簡單歸結爲獨尊儒術所使然。事實上漢武帝之後，曆代統治者都是兼用儒法，道家思想則一直爲文人士大夫所青睐，因此不但有“外儒内法”，而且有“儒道互補”。唐代以後，更形成儒道釋“三教合流”。隻有墨家思想萬劫不複，被迫成爲“地下黨”。
這又是爲什麽？
因爲墨子的主義和踐行都有問題。
首先是沒有依據。儒家的主張是有依據的。西周建立的禮樂制度，就是曆史依據；人皆有之的親親之愛，就是人性依據。墨子的主張，卻是憑空想象出來的，既無依據，也沒有辦法。他的一整套改革方案，說起來振振有詞，聽起來頭頭是道，做起來卻沒有一件能成功，沒有一件能推廣，也沒有一件能持久。
當然不可能成功，因爲做一個“墨家社會主義者”太苦太累太難：穿粗布衣服，着草鞋木屐，整天幹活不休息，弄得小腿上沒有粗毛，腿肚子上沒有細毛，非如此不能叫“禹道”，不能算“墨者”。[13]
這實在讓人望而卻步。
沒錯，墨子主張公平正義，這是我們要的；主張人類幸福，也是我們要的。但他主張的公平正義，卻要靠吃苦耐勞、赴湯蹈火去實現；他許諾的人類幸福，對大多數人來說卻是苦哈哈的。也許，在墨子看來，隻要大家平等地過苦日子，就是幸福。如果像他這樣，領導人帶頭過苦日子，芸芸衆生就更應該歡欣鼓舞，感恩戴德。
可惜他想錯了。人民群衆的願望，是既要平等，也要過好日子。人人破衣爛衫，餐餐粗茶淡飯，天天勞動不止，還不準有娛樂活動，這樣的日子恐怕沒人想過。[14]
難怪莊子學派會說墨家“反天下之心”了。反天下之心，就是違背人之常情常理。故，“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強制推行，則“天下不堪”。就算墨子自己能實行，奈天下何！[15]
那麽，莊子他們又是什麽主張？
兩種“無政府”
莊子的主張，是“無政府主義”。
籠統地說，道家是不喜歡政府，也不喜歡領導的。至少，莊子和莊子學派不喜歡。他們認爲，政府和領導最好沒有。就算不能取消，也得等于沒有。形象的說法，叫“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标枝，就是樹頂上的葉子。它存在嗎？存在。管事嗎？不管。[16]
這并不奇怪。
前面說過，道家的基本觀點，是無德才有德，不愛才有愛，越治越沒治，越救越沒救。因此，正如最好的社會不需要拯救，最好的管理、領導、統治，也應該形同虛設，或若有若無，至少應該看不見。
用老子的話說，就叫“太上，下知有之”。
這句話，也有版本寫作“不知有之”。不知有之，就是根本就不知道還有領導；下知有之，則是僅僅知道有領導而已，等于沒有。這是最好的。
次一點，是領導人和老百姓相互巴結讨好，叫“親而譽之”。再次，是統治者威脅老百姓，老百姓害怕統治者，叫“畏之”。最差的，就是統治者侮辱老百姓，老百姓仇恨統治者，叫“侮之”。到這個份上，那就是亂世了。[17]
但，上如标枝也好，不知有之也罷，都說明政府和領導是可以不要的。
那麽，道家爲什麽不要政府？
先看老子。
老子從沒說過不要政府，但主張政府不要作爲。老子說，一個社會，禁忌越多，人民越窮；器械越多，國家越亂；技巧越好，怪事越甚；法令越明，盜賊越兇。總之，天下大亂，就因爲統治者太有作爲。[18]
但，統治者爲什麽有爲？
多欲。
在老子看來，一切作爲都起源于欲望。多欲，就不知足。不知足，就瞎折騰。越折騰，天下就越亂。這就叫“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19]
那該怎麽辦？
寡欲。
然而欲望這東西，其實人人都有。能做到的，也就是不去勾引和誘惑。
爲此，老子提出了他的“三不原則”。
第一，不選賢任能。因爲隻有不推崇賢才和能人，人民沒有了學習榜樣，才不會競争。這就叫“不尚賢，使民不争”。第二，不器重寶物。因爲隻有不把奇珍異寶當回事，才不會有人萌生偷竊之意。這就叫“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第三，不炫耀可能引發和激起貪欲的東西。因爲隻有統治者自己不展示欲望，才能讓人民清心寡欲。這就叫“不見（現）可欲，使民心不亂”。[20]
呵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道理老先生懂。
所以，老子不但要求統治者清心寡欲，而且希望他們弱智無能。因爲統治者稀裏糊塗，老百姓就純樸敦厚，叫“其政悶悶，其民淳淳”；相反，統治者明察秋毫，老百姓就心懷鬼胎，叫“其政察察，其民缺缺”。[21]
看來，最好是統治者和老百姓都渾渾噩噩。
于是，老子提出了他的愚民政策。具體地說就是：對于人民群衆，要簡化其思想，填飽其肚子，削弱其志向，強壯其身體，永遠讓民衆沒有知識沒有欲望，讓自以爲是的人不敢胡作非爲。
很清楚，爲了讓“知者不敢爲”，必須“常使民無知無欲”，當然要“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但如此這般，豈非舒舒服服，變成動物？[22]
正是。
問題在于：爲什麽？
因爲“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所以，要治國，就要愚民；要愚民，就要愚君。就算裝，也得糊塗。這就叫“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23]
至少，也得“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24]
但，統治者什麽都不做，能行嗎？
當然行。老子說：統治者無所作爲，老百姓就潛移默化；統治者喜歡清淨，老百姓就走上正軌；統治者無所事事，老百姓就逐漸富裕；統治者清心寡欲，老百姓就善良純樸。這就叫“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25]
一句話：“不欲以靜，天下将自定。”[26]
所以，君王不要自作多情，還是“無爲而治”好。無爲不是“不治”，而是“大治”。要知道，在老子那裏，但凡可以稱之爲“大”的，必定是“無”，比如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方無隅，大器免成。既然最大的器物不用做，最好的天下也不用治。不治之治，是爲大治。[27]
實際上，君不治，則民自治；君無爲，則民有爲。因此老子的觀點，也可以概括爲一句話——
有政府，無作爲；小政府，大社會。
看來，老子并非真無爲。他是不治而治，無爲而無不爲。這就跟莊子有所不同。在莊子看來，隻有做到“上如标枝”，才能保證“民如野鹿”。民如野鹿，就是自然，也是自由。那麽，要政府幹什麽？
顯然，老子隻是“無作爲”，莊子才是“無政府”。
這是兩種不同的“無政府主義”。
有不同的“無政府主義”，也有“有爲”和“無爲”的不同排列組合：老子是“以無爲求有爲”，莊子是“以無爲求無爲”，墨子是“以有爲求有爲”。至于“以有爲求無爲”，則将由禅宗來代表。
那麽此刻，墨子、老子、莊子，誰結出了果實？
老子。
果實是誰？
韓非。
無爲的專制
跟老子一樣，韓非也主張君主無爲。
君主無爲，理由有三。
首先，君無爲，才尊貴。
韓非說，天底下最高級的，莫過于道和德。道，弘大而無形；德，核理而普至。它們有什麽作爲呢？沒有，卻至高無上無與倫比。而且，正因爲居高臨下無所作爲，道才能生萬物，德才能成陰陽。此外，秤能知輕重，尺能正長短，君能馭群臣，也都是這個道理。
由此可見，獨尊者無爲，無爲者獨尊。君主既然要唯我獨尊，就不能像群臣那樣整天忙忙碌碌；君主既然要當裁判員，那就不能再當運動員。
其次，君無爲，才明智。
道理也很簡單：一件事情，有人做，就有人不做。你做了，他就不做。你一個人做了，大家就都不做。然而一個國家，要做的事情數也數不清，君主一個人做得完嗎？既然做不完，不如一件都不做。
相反，君主不做，臣下自然會做；君主閑下來，臣下就忙起來。這就叫“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舉之”。那麽，是君主一個人忙合算，還是大家去忙合算？是君主一個人忙可行，還是大家去忙可行？不用說吧！
第三，君無爲，才安全。
道理同樣簡單：君主一旦做事，臣下就會揣摩。事情做得越多，臣下揣摩到的東西就越多。如果君主還表現出操作具體事務的能力，底牌就會被摸得一清二楚。沒有了神秘感，君主還怎麽當？所以韓非說：“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28]
相反，如果君主永遠都一言不發，面無表情，不置可否，高深莫測，臣下就戰戰兢兢，既不敢偷奸耍滑，又不敢欺上瞞下，更不敢觊觎政權。用韓非的話說，就叫“明君無爲于上，群臣竦（悚）懼乎下”。[29]
顯然，這是強者的權謀。
權謀是從老子那裏學來的。不過，老子的權謀屬于弱者，是弱者的智慧。《老子》一書再三強調統治者要放低身段，強調柔能克剛，弱能勝強，就因爲他是弱勢群體的代表（詳見本書第五章）。
韓非卻是強勢的。或者說，他代表着強勢的一方。對于這一點，韓非也毫不諱言——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30]
很清楚，君主可以無爲，就因爲“要在中央”，即中央集權。中央集權，君主才握有絕對權力。有此權力，君主才能無爲，也才敢無爲。
權力，是無爲的前提。
集權，是無爲的保障。
這就與老子和莊子都不相同。老子的社會理想，是“小政府，大社會；民自治，君無爲”，基本上無需權力。莊子追求自然和自由，主張“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更隻會反感和抗拒權力。因此，盡管老和莊有區别，但，無中心甚至無政府，卻是一緻的。
有中心的，是孔子。
孔子其實也贊成“無爲而治”，隻不過儒家更喜歡稱之爲“垂拱而治”。孔子認爲，一種好的政治，就應該像“天上的星星參北鬥”，自然而然。隻不過，這種好的政治來自道德。執政者必須“爲政以德”，在道德上做出表率，靠高尚的品格來感召民衆，才有可能像北極星那樣“居其所而衆星共（拱）之”。[31]
沒錯，孔子的北鬥是“道德中心”。
韓非的卻是“權力中心”。占據這個中心的，是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君主，包括當時各國的國王，更包括後來帝國的皇帝。他們，就是法家系統中的北極星。
當然，這些“北辰”也并非什麽都不做。比如“使雞司夜，令狸執鼠”，讓臣民各盡所能，各司其職，便是君王要做的。他們需要做這些事，也必須做這些事。[32]
因爲這是權力的體現。
好在這項工作并不複雜。按照韓非的設計，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應該早已将所有的閑雜人等，包括被稱之爲“五蠹之民”的儒生、俠士、食客、縱橫家和工商業者統統消滅，隻留下農民和戰士，以及管理農民和戰士的官員，很“幹淨”，也很“單純”。[33]
顯然，這是一種專制。
然而這種專制卻又是無爲的。這不僅因爲最高統治權和決策權在君主手裏，還因爲這種專制依靠的是所謂“法治”。用韓非的話說，就叫做“寄治亂于法術，托是非于賞罰，屬輕重于權衡”。[34]
也就是說，一切交給制度和法令。君主即便專制，也不必親自動手。
對！人不治，法來治。
人不專制，法來專制。
這正是法家叫做“法家”的原因，也是法家及其主張備受争議的原因，必須從長計議（詳見本書第六章）。但可以肯定，韓非主張的無爲而治，是有制度保障的。有此保障，君主便可安居其所，自有臣民前來效勞盡力。
也許，這就叫“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由此造就的，是“蜂蟻社會”。
沒錯。四體不勤大腹便便穩坐中央的君主，是蜂王或蟻後；那些什麽想法都沒有，隻知道按照法定程序做貢獻的臣民，是工蜂和工蟻。
這樣的社會，也會有人喜歡嗎？
有。
誰會喜歡？
墨家。
平等導緻了獨裁
墨家主張的，也是“蜂蟻社會”。
沒錯，法家在墨家之後，墨子在韓非之前。法家興起時，墨家已經衰亡。因此，墨家不可能去贊成韓非。但如前所說，墨法兩家，既根本對立，又相互同情。那麽，他們殊途同歸，不可能嗎？
完全可能，主張“蜂蟻社會”就是。
當然，這種相同，隻不過不約而同。事實上，墨法兩家的蜂蟻社會，隻有結構是相同的。其餘，則性質不同，起因不同，實現方式也不同。韓非是“國家主義者”。他的主張隻能用于國家，也隻能靠君主去實現。墨子卻是“社會主義者”。他的主張，自己就能實踐。
在哪裏實踐？
在組織中。
與儒、道、法三家不同，墨家不僅是一個學派，也是團體，甚至是一種準軍事組織。組織的成員叫“墨者”，組織的領袖叫“巨子”。巨子具有雙重身份。他既是導師，又是首領，對自己的弟子有生殺予奪之權，可謂說一不二，令行禁止，一呼百應，絕對權威。
墨子本人就是這樣。
據說，墨子當巨子時，手下有一百八十人。他們忠心耿耿，訓練有素，同心同德。隻要墨子一聲令下，跳進火海走進刀山，腳後跟都不會轉一下，迎着死亡就上去了，叫“赴火蹈刃，死不還踵”。[35]
照這架勢，如果領袖要他們做人肉炸彈，估計也幹。
黑社會嗎？恐怖組織嗎？
不，和平組織。
就目前掌握的情況看，組成墨家團體的應該是一群善良的人。他們愛和平，勤勞動，能吃苦，守紀律，富有奉獻和犧牲精神。墨子本人，更是心地善良道德高尚，吃苦在前享樂在後。這就跟商鞅和韓非要建立和維護的集權主義王國完全兩樣，怎麽也是蜂蟻社會？
因爲理想，因爲價值觀。
那麽，墨家的理想和價值觀又是什麽？
公平與正義，還有平等。
的确，墨家是追求平等的。實際上他們反對仁愛，主張兼愛，就因爲仁愛有等級，兼愛講平等。墨子主張改革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做到自食其力，按勞分配，各盡所能，機會均等，也爲了追求平等。
墨家的這一追求，倒是跟法家相同。法家也是講平等的。法家的主張，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點，已由商鞅的實踐證明。商鞅雖然沒能法辦太子，卻法辦了太子的師傅，也算“王子犯法與民同罪”。
何況法家的主張，還有“君主面前人人平等”。這就更不難做到。因爲在法家的系統中，臣民本來就是君主的工蜂和工蟻，有什麽區别？
所以，法家講平等，沒問題。
法家沒問題，道家也沒有。道家的主張，是“道的面前人人平等”。這可是隻需要一個念頭就能實現。同樣，儒家也沒問題，因爲儒家根本就不講什麽平等。他們的主張是對等，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
有問題的，唯獨墨家。
什麽問題？
一個社會人人平等，一旦意見分歧，該怎麽辦？
這個問題很現實，不能不回答。
韓非的辦法是“唯法”，墨子的辦法是“尚同”。
唯法好理解，就是一切聽法的。包括君主自己，也得依法行政，唯法是從。這就叫“動無非法”，也就叫“以法治國”。實際上，隻要能“奉公法，廢私術”，做到“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就平等。[36]
那麽，什麽是尚同？
尚就是上，尚同就是上同，也就是同上。換句話說，一切思想、觀念和意見，都必須統一于上級，最終統一于上天。而且，這種統一是絕對的，毫無價錢可講，叫“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
顯然，這是一種絕對的服從。
絕對服從對于一個準軍事組織來說，是一點都不奇怪甚至完全必需的。問題是，下級固然人多嘴雜，上級也并非隻有一人，那又怎麽辦？
墨子的辦法，是“逐級尚同”。
所謂“逐級尚同”，就是村民意見分歧，由裏長統一意見。裏長統一不了，聽鄉長的。鄉民意見分歧，由鄉長統一意見。鄉長統一不了，聽國君的。國民意見分歧，由國君統一意見。國君統一不了，聽天子的。天子是最高權威。有天子，最後總能統一起來。[37]
這辦法，可謂“墨家民主集中制”。
表面上看，這裏面有“民主”。墨子規定，下級和群衆有意見，可以提，上級也要聽。但他同時又規定，如果下級和群衆不反映情況，要受懲罰。那麽請問，這種所謂的“民主”，究竟是權利呢，還是義務？[38]
何況更重要的，是“集中”。而且，按照逐級尚同的邏輯，最高思想權、話語權、決策權和裁判權，還在天子。天子，是真理的代言人，最高的仲裁者。天子才真是“說了算”，其他人不過“算說了”。
這是什麽？
名爲民主，實爲專制，甚至獨裁。
在這樣的制度下，組織的性質必然是極權主義的，領袖的權力也必定是絕對化的，墨家團體變成蜂蟻社會更不足爲奇。因爲那些隻有義務沒有權利的基層群衆，本來就像工蜂和工蟻。就連大大小小的官員，也不過是包工頭。[39]
墨法兩家，終于殊途同歸。盡管那蜂蟻社會，墨家的是民間團體，法家的是國家組織；墨家是爲了平等，法家是爲了集權。但最終會走向專制，是一樣的。
這時，也許就該聽聽儒家的主張了。
儒家小康社會
如果說莊子的理想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墨家和法家的設計是“上如蜂王，民如工蜂”，那麽，儒家的主張便可以說是“上如父母，民如子女”。
這就是封建社會。
封建社會也是宗法社會，至少西周的是。按照西周封建制度，周王是上天的兒子，天子。諸侯是周王的兒子，王子。大夫是諸侯的兒子，公子。家臣是大夫的兒子，士子或君子。呵呵，他們本來就是父子。[40]
何況不是父子也沒關系，可以看作是，因爲配套的還有禮樂制。禮樂制講“親親”和“尊尊”。親親，就是親愛親人；尊尊，就是尊敬尊者。沒有父子關系的人如何尊尊親親？把君看作父，把臣看作子。
父子君臣，是人際關系的重中之重。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男耕女織，四世同堂，這就是理想中的封建社會，儒家管它叫“小康”。
小康是相對于大同而言的。[41]
大同和小康，是兩種社會，也是兩個時代。在大同之世，人們講誠信，愛和平，男人有職業，女人有歸宿，弱勢群體有人照顧，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這樣的社會，墨家當然也喜歡。因爲“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就很符合兼愛的原則；“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也符合尚賢和非攻的主張。至于“謀閉而不興（沒人搞陰謀詭計），盜竊亂賊而不作”，說明是“無爲而治”，因此道家也喜歡。
儒、墨、道都喜歡，大同社會豈非很好？
看起來是。
可惜好景不長。夏以後，中國進入小康。從此，所有人都隻愛自己的父母，隻疼自己的孩子，人人爲己，财産私有，職位世襲。于是，人們築建城池，确定禮義，劃分領地，豢養爪牙，因爲非如此不足以保護财産，不能夠規範關系。結果是什麽呢？
陰謀也有了，戰争也有了。
這樣看，小康豈非不如大同？
未必。
什麽是大同？什麽是小康？按照儒家的說法，前者“天下爲公”，後者“天下爲家”。天下爲公，就是公有；天下爲家，就是家有。與公有相反的，原本應該是私有（個人所有）。但在中國，卻從來隻有“家有”（家庭或家族所有）。這是中國式所有制的緊要之處。
那麽，什麽東西由公有變成了家有？
财産和權力。
因此，小康之世有兩大特點，一是财産家有，二是職位世襲，其實是财産和職位都在家族内代代相傳。這就叫“家天下”。由此産生的，是“家國一體”的制度。至于建城和制禮，不過配套措施。
然而這配套措施，卻揭示了一個秘密——
小康之世是文明時代。
是的，文明的标志是國家，國家的标志是城市。小康時代“城郭溝池以爲固”，豈非證明公天下變成家天下，其實是由野蠻進入了文明？
這是一種進步。
進步是要付出代價的。正如恩格斯所說，文明的帷幕隻能由最卑下的利益和最卑鄙的手段來揭開。因此，爲了文明，人類不得不付出道德堕落的代價。[42]
但道家不這麽看。老子說——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43]
意思很清楚：道德一旦滑坡，就刹不住車。事實上儒家也承認，“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天下爲家，則因爲“大道既隐”。所以，前者才叫大同，後者才叫小康。一大一小，豈非高下立現？
更要命的是，曆史完全證明老子所言不虛。
是的，大同就是“道的時代”，小康就是“德的時代”。失道而後德，所以周公講德。失德而後仁，所以孔子講仁。失仁而後義，所以孟子講義。失義而後禮，所以荀子講禮。到荀子的時代，豈非早就一塌糊塗？
以德治國，仁愛救世，都相繼破産，似乎出路隻能是退回道的時代。但，大同之世就當真那麽好？堯舜禹不就明争暗鬥，黃帝、炎帝和蚩尤不就打得你死我活？
沒錯，女娲或伏羲那會兒，确實沒有階級鬥争，沒有陰謀詭計，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卻也沒有吃的，沒有穿的，沒有用的。大同之世爲什麽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因爲物質匮乏，根本就沒得偷。
這樣的時代，你還想回去嗎？
就算想，又回得去嗎？
法家認爲回不去。在他們看來，不要說大同，就連小康也一去不複返。能争取到治世，就不錯。既然是治世，那就要治。誰來治？君王。怎麽治？依法。反正，大道沒了，就不要談道，談談術就好。
儒家卻不這麽想。他們認爲，大道沒了，還可以有中道。中道就是小康，就是仁政，就是王道。這是中等之道，也是中庸之道，而其他三家卻總是劍走偏鋒。比如墨子尚同，韓非實君，結果是有君權無民權。莊子無君，老子虛君，結果是君權和民權都沒有。
那麽，什麽社會能兼顧君權和民權呢？小康。這個問題，孔子說得不多。講得多的，是孟子。
那就來聽孟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