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他給子貢留下的遺言應該是靠譜的——
天下無道很久了，沒有人真正信奉我的主張。
天子劍
莊子一身劍客裝束，大步流星走到了王的面前。
趙王按劍以待。
王問：先生求見，打算用什麽來教導寡人？
莊子說：劍。
王問：先生之劍如何？
莊子說：臣之劍，十步一人，千裏不留行。
王說：天下無敵呀！
莊子說：不妨一試。
王問：不知先生用長劍，用短劍？
莊子說：長短不論。但臣劍有三，不知王要哪種？
王說：請問哪三劍？
莊子說：天子劍，諸侯劍，庶人劍。
王問：天子之劍如何？
莊子說：燕國爲鋒，齊國爲刃，魏國爲脊，宋國爲環，韓國爲柄，渤海爲鞘，北嶽爲帶，以五行制寰宇，以造化禦群生，故觸類旁通，上下無礙。此劍一出，諸侯正，天下定。此乃天子之劍。
趙王茫然。
又問：諸侯之劍如何？
莊子說：智勇爲鋒，清廉爲刃，賢良爲脊，忠聖爲環，豪傑爲柄，上法蒼天以順三光，下法大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方。此劍一出，如雷霆之怒，四海之内無不唯命是從。此乃諸侯之劍。
趙王再問：庶人之劍如何？
莊子說：蓬頭垢面，怒發沖冠，瞠目結舌，義憤填膺，上取項上人頭，下取腹中心肝，名爲用劍，實爲鬥雞。此種庶人之劍，大王手下比比皆是吧？
趙王聽完，拉着莊子的手請他上殿，自己卻繞着餐桌團團轉，半天靜不下心來。
莊子說：大王安坐定氣，劍事臣已奏完。[1]
這當然不是史實，甚至不是莊子本人所講，而是莊子學派後人編撰的寓言。是寓言，就有寓意；而寓意，是可以各自表述的。
也就是說，《莊子》書中這篇《說劍》，無妨看作先秦諸子百家争鳴的象征。
什麽是先秦諸子？
先秦諸子，就是從春秋晚期到秦漢之前這三百年間我們民族最偉大的思想家。由于他們後來被分爲儒、墨、道、法、名、雜、農、陰陽、縱橫、小說十家，因此又叫九流十家，也叫諸子百家。
諸家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墨、道、法。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則是孔子、墨子、老子、孟子、莊子、荀子和韓非。他們的名字在全球華人地區家喻戶曉。事實上，他們的時代固然遙遠，他們的影響更爲深遠，深遠到至今仍能處處看到其烙印。
這麽多偉大的思想家集中出現，是一個奇迹，而且這奇迹是全球性的。實際上在同一時期和同一緯度（約在北緯30度上下），南亞有釋迦牟尼，西亞有猶太先知，南歐有古希臘哲學家。難怪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要把這一時期稱爲“軸心時代”了。
是的，軸心時代，也叫樞紐階段。[2]
軸心時代的思想家，是猶太、印度、希臘和華夏民族的精神領袖，也是世界各民族的精神導師。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不但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而且一直影響着人類的生活。因此，他們遙遠，卻不陌生。但同時，他們親切，卻不清晰。有多少人能一五一十如數家珍地說出其思想、觀點和方法呢？恐怕不多。
這當然不行，必須梳理。
大體上說，四百年的軸心時代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孔子與猶太先知、釋迦牟尼、畢達哥拉斯同時，四大文明禮炮齊鳴。第二階段，墨子與蘇格拉底同時，《老子》一書的作者與柏拉圖同時，[3]孟子和莊子與亞裏士多德同時，中國與希臘并肩前進。第三階段，希臘人也退出曆史舞台，隻剩下我們的荀子和韓非。
這又是一大奇觀。
奇觀的出現因于孔子。是啊，猶太先知和釋迦牟尼沒有對手，古希臘哲學家則師弟相承。唯獨孔子，既有繼承者，又有挑戰者。挑戰者之間當然也有分歧，但反孔則是一緻的。墨子、莊子和韓非“三劍客”，更是劍劍直指孔丘。百家争鳴由此而起，并延綿不絕。
那麽，孔子究竟怎麽了？
他，也有天子之劍嗎？
孔子的遺志
孔子臨終前見到了子貢。
子貢複姓端木，名賜，字子貢，是孔子最重要的學生之一。他是聽到孔子病重的消息後，從外地趕來的。子貢趕到時，孔子正拄着拐杖在門口散步。見到子貢，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賜，你怎麽來得這樣晚啊！[4]
這是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的四月。初夏的夕陽正沉穩地落入遼闊的原野，有點兒無奈，也有點兒倔強，卻還是給頭頂上的陰雲鑲上了金邊。
是的，金邊。
實際上，孔子就是“金邊”，那顆即将墜落的“太陽”則是周制度和周文化。這一點，孔子心裏非常清楚。唯其如此，他才要向子貢交代後事。
那麽，孔子有什麽事放心不下？
救世。
記得還是周遊列國那會兒，孔子一行從楚國的葉縣（葉讀如社）返回蔡國，找不到渡口。這時，随行并擔任駕駛員的是仲由（字子路）。孔子便接過缰繩，讓子路去“問津”（詢問渡口）。
子路走到田邊，向兩個肩并肩耕地的人請教。這是兩位隐士，叫長沮（讀如居）、桀溺。
長沮問：拿缰繩的那位是誰？
子路說：孔丘。
這時，子路是在對長者說話，所以直呼孔子其名。
長沮又問：是魯國那個孔丘嗎？
子路說：是的。
長沮說：那他知道渡口在哪！
這是話裏有話。意思是：你們家孔夫子不是給天下人指點迷津的嗎？還找不到渡口？或者說，孔某人早就知道出路在哪兒了，何必還來問我？
兩種解釋，都通。
子路碰了個軟釘子，隻好又去問桀溺。
桀溺問：先生哪位？
子路答：仲由。
桀溺又問：是魯國孔丘的學生嗎？
子路說：對的。
桀溺說：現在普天之下都是滔滔洪水，誰能改變？又跟誰一起去改變？與其像孔丘那樣，隻是拒絕壞人，還不如像我們這樣，拒絕整個社會。
說完，兩人隻顧埋頭幹活，不再搭理子路。
子路無奈，隻好回去報告孔子，孔子聽了，感慨萬千。他說：天下如果太平，我又何必東奔西走？[5]
是啊，正因爲天下無道，才要救世嘛！
問題是，救得了嗎？
救不了。
這一點，就連子路也明白。子路的說法，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既然如此，爲什麽還要去做？因爲一個君子，是有擔當的。挺身而出，隻不過是爲了推行自己的主張，盡到士人的責任而已。[6]
義不容辭，也隻能堅持。有一次，子路沒能趕在關門之前進城，便在魯城的外門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看城門的小吏問子路：你從哪裏來？
子路說：從孔子那裏。
那小吏說：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卻偏偏還要去做的那個人嗎（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7]
好一個“知其不可而爲之”，這就是孔子的精神。這種精神是值得尊敬的，事實上也有人尊敬。有一個鎮守邊疆的小官就曾對孔子的學生們說：天下無道已經很久了，老天爺是一定要讓先生做人民導師的。[8]
這位職務叫“儀封人”的小官并沒有說錯。漢武帝之後，孔夫子真的被尊爲“大成至聖先師”。可惜他這位人民導師卻隻是一道華麗的金邊，中看不中用。何況這金邊裝飾的，還不是孔子要恢複的周制，而是他想都沒想過也不會喜歡的秦制或漢制。
無疑，這不是孔子的遺志。
可惜這由不得他。
的确，曆史并非英雄所創造，英雄人物的模樣反倒是由曆史來塑造的。曆史要求他是什麽形象，他就隻能是什麽形象。如果我們一定要知道真實的孔子，那麽，他給子貢留下的遺言應該是靠譜的——天下無道很久了，沒有人真正信奉我的主張。[9]
那麽，孔子的主張是什麽？
儒家的藥方
孔子的主張，是“克己複禮”。
克己複禮，是孔子對顔回提出來的，原文是“克己複禮爲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我們知道，仁，是孔子的核心價值；禮，是孔子的政治主張；顔回，是孔子的得意門生。因此，這段話是儒家的綱領。[10]
然而孔子所處的時代，卻“禮壞樂崩”。更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四個字還是他學生說出來的。
這個學生叫宰予。
宰予是言語科的學生，能言善辯，也喜歡較真，常常讓孔夫子下不了台。有一次他居然說，父母親去世，爲什麽要守喪三年呢？時間太長了吧？一個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啊！
禮壞樂崩，出處就在這裏。
宰予恐怕是詭辯。因爲堅持三年之喪，本身就是尊禮和守禮，怎麽會禮壞樂崩？然而喪期内不能作樂，包括不能飲酒和做愛，是事實。
這多少有點麻煩。
我們知道，在儒家那裏，禮和樂是俱爲一體的，沒有樂也就沒有禮。何況不孝有三，斷後爲大，不做愛哪來的兒子？于是孔子隻好耐着性子問宰予：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那細糧穿那絲綢，心裏好過嗎？
宰予說，好過呀！
孔子無話可講，隻能氣呼呼地對宰予說：汝安則爲之！一個君子在居喪之時，吃不下飯，睡不着覺，聽不進音樂，這才要披麻衣，吃粗糧，住草廬。你既然心安理得，那就爲所欲爲好了！
宰予聽完，一聲不吭就出去了。
孔子卻不能平靜。
在他看來，宰予真是沒有愛心。孔子說，喪期爲什麽定爲三年？就因爲“三年乃免于父母之懷”。是的，孩子長到三歲，父母親才不抱了。爹媽抱了你三年，你不該爲他們守喪三年嗎？何況實際上還隻有二十五個月。這樣合情合理的事，宰予怎麽就想不通呢？[11]
然而這場不了了之的辯論，卻爲我們開啓了智慧之門，也爲禮樂制度找到了人性的根據。
什麽根據？
愛必須得到回報。
這一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愛與愛的回報就必須設定爲道德，這就是仁；必須設立爲制度，這就是禮。禮是仁的制度保證。因爲愛，或者仁，或者孝，都是無形的，内在的。不彰顯出來，就無法确認；不訴諸行爲，就無法培養。禮，豈能可有可無？
但更重要的，是仁。
仁爲禮樂之本。孔子曾經反問：禮，難道就是犧牲和玉帛嗎？樂，難道就是鍾鼓和舞女嗎？[12]
當然不是。那是什麽？愛。因此孔子說，一個人如果沒有愛心，就不會拿禮樂當回事。這層意思，他是用反問的語氣說出來的：“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13]
那麽，愛心從何而來？
天性。
出自天性的愛，叫天良。沒有天良，就不是人，叫“人而不仁”。因此，孔子很奇怪宰予爲什麽會反對三年之喪。他甚至反思：宰予難道就沒得到過三年之愛？應該也得到過吧？或許，他真沒得到過？[14]
總之，禮壞樂崩絕不是禮樂制度不好，而是人心出了問題。但隻要人性依舊，天良尚存，這世界就有救。隻不過，救世先得救心。
仁愛，就是拯救世界的“速效救心丸”。
問題是，這藥丸找得到嗎？
孔子認爲找得到。因爲它的原材料是每個人心裏都有的，這就是對父母、對子女、對親人的愛，叫“親親之愛”。這種愛是天然的，固有的，不需要讨論和證明的。隻要納入古已有之的禮樂制度，就萬無一失。
合邏輯嗎？
合。
有問題嗎？
沒。
都贊成嗎？
不。
墨家、道家、法家，全都反對。
不要仁愛要兼愛
第一個站出來反孔的，是墨子。
墨子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他跟孔子一樣，也認爲這世界之所以出問題，是因爲沒有愛。因此，他跟孔子有三點相同：這世界有救，救世的藥方就是愛，應該以救世爲己任。這是墨家與道家和法家的不同。
但，墨子反對仁愛，也反對禮樂。
在墨子和墨家學派看來，儒家不過江湖騙子，禮樂則既虛僞又無聊。比方說，禮制規定，肉類切割的方式不合規矩就不能吃，叫“割不正不食”；席位擺放的方向不對就不能坐，叫“席不正不坐”。這些都沒什麽道理，卻是孔丘他們竭力推行的主張。[15]
那麽，這些繁文缛節，儒家自己做得到嗎？
做不到。
墨子說，孔丘周遊列國困于陳、蔡之間時，子路蒸了一隻小豬給他，他不問來路就吃了。子路剝下别人的衣服去換酒，他也不問來源就喝了。後來回到魯國，卻又“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俨然君子。子路問他爲什麽一前一後判若兩人，孔丘居然說，那時求生，此刻求義呀！
好嘛！肚子餓就不惜妄取，吃飽了就裝模作樣，天底下還有比這更奸詐虛僞的嗎？[16]
當然沒有。
問題是，這故事可靠嗎？
不可靠。它甚至多半是墨子的學生編出來，用于嘲笑儒家的。但代表墨子的思想，則沒有問題。[17]
實際上墨子對儒家的攻擊不遺餘力。《墨子》一書中的《非樂》、《非命》、《非儒》，便可以稱之爲墨子的“三大批判”——禮樂之批判，天命之批判，儒學之批判。不過墨子最反對的，還是仁愛。
奇怪！墨子不是主張以愛救世嗎？
如果不要仁愛，那他要什麽？
兼愛。
仁愛與兼愛，有區别嗎？
有。
區别就在于仁愛的出發點是親情，即父母子女之間與生俱來不證自明的愛。然後将心比心，由此及彼，推己及人，從愛父母子女，到父老鄉親，到華夏族人，到蠻夷戎狄。最後，讓世界充滿愛。
顯然，這裏面有先後，有等級。
兼愛則相反，主張不分男女老少、親疏遠近、尊卑貴賤，一視同仁地愛，類似于西方人的博愛。不過，西方人講博愛，是因爲有上帝，有信仰。墨子的兼愛，卻來曆不明。但總之，仁愛有差别，兼愛無差别。
那麽，兼愛和仁愛，哪個對？
這需要證明。
于是，墨家假設一位名叫巫馬子的儒生發表宣言：我愛鄰國超過愛遠國，愛本國超過愛鄰國，愛老鄉超過愛國民，愛族人超過愛老鄉，愛雙親超過愛族人。這話雖未必有人明确說過，卻符合仁愛的原則。
那麽，接下來的邏輯結論是什麽呢？
愛自己超過愛雙親。
這當然絕不可能是儒家的主張，但這個邏輯推理卻是成立的。就連儒家自己恐怕也永遠都無法解釋，爲什麽應該“愛雙親超過愛族人”，卻不可以“愛自己超過愛雙親”。
無疑，這是仁愛學說的死穴。
更要命的是，墨家從“愛自己超過愛雙親”出發，又替巫馬子得出一個結論：
我隻可能損人利己，不可能舍己爲人。
于是墨子問：先生的主義，是準備藏在心裏呢，還是打算告訴别人？
巫馬子說：爲什麽要藏起來？當然告訴别人。
墨子說：那好，你死定了。
此話怎講？
墨子的邏輯推理是這樣的——
你的主義宣布後，人們的态度無非兩種，一是贊成，二是反對。贊成的人會照你說的做，而且首先就殺你來利他自己，因爲對于他來說，你就是别人。所以，有一個人贊成你的主義，就有一個人來殺你；有十個人贊成，就有十個人來殺；如果天下人都贊成，天下人都會殺你。
反對的人又會怎麽樣呢？
他們會認爲你妖言惑衆，也要殺你。所以，有一個人反對你的主義，就有一個人來殺你；有十個人反對，就有十個人來殺；天下人都反對，天下人就都來殺你。
好嘛！贊成的人也殺你，反對的人也殺你，請問，你是不是死定了？
巫馬子無言以對。[18]
這當然又是墨子學生編出來的故事。但學生的故事編得這麽好，先生的邏輯恐怕更加強大。實際上，就連辯才無礙如孟子，後來與墨家的一位信徒辯論時也隻能這樣問：先生當真相信愛鄰居的孩子，能夠跟愛哥哥的孩子一樣嗎？[19]
然而孟子這弱弱的一問，卻有雷霆萬鈞之力。實際上儒墨兩家的最大區别，就在于仁愛是有源之水，兼愛是無根之木。墨子始終沒能說清楚，我們憑什麽要一視同仁毫無差别地去愛所有人。是啊，憑什麽呢？
相反，儒家的仁愛盡管問題多多，卻有人之天性爲根據，人之常情做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墨家的一落千丈，儒家的最後勝出，都不是沒有道理的。[20]
不過，對于救世之争而言，重要的還不是怎麽救，而是救不救。事實上就有人不主張救。在他看來，這世界根本就沒得救，也不該救，不能救。就算當真要救，有用的也不是仁愛或兼愛，而是不愛。
這個人，就是莊子。
不救才有救
莊子和莊子學派跟墨家一樣，也認爲禮樂虛僞。而且，他們也喜歡編故事嘲笑儒家。
有個故事是這麽說的：一天晚上，兩個儒家之徒去盜墓。大儒在地面望風，小儒在墓裏作案。大儒問：天快亮了，怎麽樣了？小儒答：還沒解開衣服呢！這死人嘴裏有顆珠子。不過，這番對話是吟詩。
大儒問：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答：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接着，那小儒一邊在死人嘴裏挖珠子，一邊吟唱：青青之麥，生于陵陂（讀如杯）。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翻譯過來就是：綠油油的麥子，長在山坡坡。活着不捐善款，死了含顆珠子幹什麽？[21]
偷人東西，還要吟詩作賦講大道理，不虛僞嗎？
實際上在莊子看來，儒家和儒家倫理，是不折不扣的大奸大僞；而世俗所謂智慧，則都是爲盜賊準備的。比方說，爲了防賊，人們總喜歡把櫃子、箱子、袋子捆得緊緊的，鎖得牢牢的。然而要是來個大賊，破門而入，扛着櫃子，拎着箱子，提着袋子就跑。哈！他還生怕你繩索捆得不緊，鎖扣鎖得不牢。
智慧如此，道德也一樣。有個江洋大盜就說：準确猜出室内所藏，是聖；搶先進去行竊，是勇；最後一個撤離，是義；知道能不能得手，是智；分贓時人人有份大家一樣，是仁。道德嗎？不道德嗎？
顯然，儒家倫理，墨家道德，是好人和強盜都用得上的，而且強盜還用得更好。難怪“聖人生而大盜起”，因爲盜賊就是聖人培養的。
于是莊子得出結論——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22]
這可真是驚世駭俗，一棍子把儒墨兩家都打入十八層地獄。但莊子意猶未盡，還要追根溯源。他說，孔墨之所以跑出來冒充救世主，是因爲世道人心大亂。因此，要想救世，就必須搞清楚人心爲什麽會變壞。
那麽，是誰把人心搞壞了呢？
夏禹。在夏禹的時代，人人都用計謀，個個都害别人，還認爲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但夏禹“使民心變”，是因爲帝舜“使民心競”；帝舜“使民心競”，又因爲帝堯“使民心親”。親，就是愛自己的親人。這是儒家倫理的人性基礎，而莊子認爲是禍根。
親親，怎麽就不對呢？
莊子的邏輯是：有親就有疏，有愛就有恨。因此，有堯時代的相互區别，就會有舜時代的互相競争，禹時代的相互鬥争。結果，“天下大駭，儒墨皆起”。
那麽，罪魁禍首是堯？
不，是三皇五帝。因爲堯也好，舜也好，禹也好，都是要治天下。而最早治天下的，是三皇五帝。因此，盡管黃帝治天下讓人心純一，但，有治必有亂，治爲亂之源。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堯舜禹和夏商周的亂，這就叫“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23]
從堯舜禹到夏商周，就是一部自以爲是、自作多情又自讨沒趣的折騰史。折騰這麽久，哪裏還有救？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無德才有德，不愛才有愛，越治越沒治，越救越沒救。也因此，你當真想要這世界好嗎？那你就不要瞎折騰。
對！不救才有救。
事實上在莊子看來，一個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甚至也是不需要愛的。這就好比魚兒，當它們生活在大江大海之中時，相互救助過嗎？沒有。隻有當泉水幹涸，魚們一齊被困在陸地上時，才需要講愛心，需要相互用濕氣呼吸，用唾沫滋潤，叫“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呴讀如需）。這，又哪裏比得上“相忘于江湖”呢？[24]
誰都不用管誰，才叫天下太平。
問題是，這可能嗎？
可能，但沒保證。因爲誰都不能保證那泉水不幹。沒有人禍，還有天災嘛！
但即便如此，莊子也不認爲我們應該“擔負起天下的興亡”。相反，他的主張，是先救自己，後救别人，最後救天下，叫“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這句話，莊子雖然假借孔子之口說出，其實卻是他自己的觀點。[25]
莊子這樣說，對嗎？
對。事實上，一個人如果連自己都救不了，又怎麽可能拯救别人，拯救天下？相反，如果每個人的門前雪都打掃幹淨了，還有他人的瓦上霜需要操心嗎？
顯然，隻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首先愛護自己，才能愛護社會。不信你看那些江湖好漢，自己固然視死如歸，别人的生命又何曾放在眼裏？
因此，莊子還有一個觀點：一個人，如果重視自己超過重視天下，愛護自己超過愛護天下，那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給他。我們甚至還可以爲莊子補充一句：隻有這樣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
這也是楊朱和老子的觀點。[26]
楊朱、老子和莊子，是道家“三劍客”。其中，楊朱是道家學派的開山鼻祖。老子（《老子》一書作者，下同）則承前啓後，他那噴湧而出的思想，與其他思想交彙成兩條河。一條沿着楊朱的方向奔流，形成狹義的道家學派，代表人物是莊子；另一條朝着相反的方向流淌，形成狹義的法家學派，代表人物是韓非。[27]
那麽，前面的問題，韓非怎麽看？
治國還須庶人劍
跟莊子和墨子一樣，韓非也是既反對仁愛，又反對禮樂的。隻不過，莊子喜歡講故事，墨子喜歡講邏輯，韓非則既講故事又講邏輯。
韓非講的故事，最有名的是“矛盾”。
這故事說，有個楚國人，賣矛又賣盾。他先說自己的盾什麽矛都擋得住，又說自己的矛什麽盾都戳得穿。于是有人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那人傻眼。[28]
這就是“矛盾”一詞的來曆。
韓非，是矛盾論者。
但，這跟仁愛、禮樂，有什麽關系？
也有兩個故事，一個叫“秦伯嫁女”，一個叫“買椟還珠”。第一個故事說，秦國的國君嫁女兒，送了七十個盛裝打扮的丫環作陪嫁。結果，晉公子喜歡丫環，不喜歡公主。第二個故事說，楚國的商人賣珍珠，用香木做成盒子，還要“熏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結果鄭國人買了盒子，退回珍珠。[29]
結論很簡單：内容與形式是一對矛盾。
仁愛與禮樂，正是這樣的關系。仁爲禮之本，故仁愛就是内容，禮樂就是形式。一個人，不能賣矛又賣盾。因此，不能既要仁愛，又要禮樂。
那麽，仁愛和禮樂，哪個好？
都不好。
韓非說，“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爲什麽？用不着！這就叫“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相反，如果必須裝飾，就說明它本質有問題。一個人長得醜，才要化妝；魚蝦不新鮮，才放佐料。這就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30]
結論又很簡單：如果仁愛很好，何必要有禮樂？
所以，仁愛不是好東西。
仁愛不好，禮樂更加要不得，因爲禮樂是用來給仁愛遮醜的。這樣虛假騙人的玩意，怎麽會是好東西？何況仁愛越是需要禮樂來裝飾，豈非越是證明仁愛有問題？禮樂越是漂亮，則仁愛豈非越是醜陋？
虛假的美掩飾着真實的醜，這就是韓非眼中的禮樂與仁愛。于是，韓非就這樣用他内容與形式的矛盾論，邏輯地同時否定了仁愛與禮樂。
可惜這個邏輯前提是韓非的，不是孔子的。孔子是内容與形式的統一論者。在他看來，沒有内容，形式就沒有必要；沒有形式，内容也無法表現。子貢就說，内容好比皮，形式好比毛，哪個可以不要？如果去掉毛，虎皮豹皮與狗皮羊皮，又有什麽區别？[31]
儒家與法家，簡直雞同鴨講。
不過，如果墨子再世，卻會同意韓非。事實上墨法兩家雖然根本對立，卻相互同情，因爲他們都是功利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隻不過，墨子講“天下之利”，韓非講“軍國之利”；墨子講“庶民之用”，韓非講“君主之用”。但主張講功利，講實用，則是一樣的。[32]
那麽，墨子爲什麽主張兼愛？
因爲墨子認爲兼愛管用。墨子說，隻要做到“兼相愛，交相利”，諸侯之間就不戰争，大夫之間就不掠奪，庶民之間就不殘害，天下也就太平。[33]
所以，兼愛是必需的，禮樂則沒有用。
韓非則認爲，兼愛、仁愛、禮樂，都沒有用。韓非說，儒家和墨家都鼓吹先王愛民如子。然而怎麽樣呢？人民照樣犯罪，君王也照樣殺人。這就怪了。那些人不是已經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疼愛嗎？爲什麽還要犯罪？可見愛不管用。你愛他也好，不愛他也罷，他該犯罪，還犯罪。既然如此，那你愛他幹什麽？
愛不但沒用，還誤國。
韓非說，楚國有個良民，父親偷了羊，他去官府舉報，結果被官員殺死，罪名是“不孝”。魯國有個孝子，因爲家有老父，每次打仗都貪生怕死，結果孔子推薦他做官，理由是“仁孝”。楚國那個人，是忠于國家的，卻背叛了父親。魯國那個人，是孝順父親的，卻背叛了國家。這說明什麽呢？說明國之忠臣，卻爲父之逆子；父之孝子，卻爲國之叛徒。仁愛孝悌，能要嗎？不能！
何況仁愛也未必能夠培養孝子。韓非說，一個浪子不成器，父母、鄉親、師長，愛他也好，訓他也罷，他都置若罔聞。隻有官府來抓他，他才乖了。爲什麽？害怕。讓人害怕，比兼愛和仁愛都管用。[34]
還有一個故事，也能證明這一點。
這故事說，伍子胥逃出楚國，被守關的官吏捕獲。子胥說，大王通緝我，是想要我一顆寶貴的珍珠，不過現在已經丢了。你要是把我送回國，大王問起來，我隻好說珍珠被你私吞，你看着辦吧！
結果，那守關之吏把伍子胥放了。[35]
由此可見，管用的不是什麽愛，而是威脅利誘，嚴刑峻法。這就是韓非的劍。
毫無疑問，這是庶人劍。
韓非舉起庶人劍，是一點都不奇怪的。因爲韓非之所處，已是戰國晚期。這時，曆史已經從貴族和君子的時代，變成了平民和小人的時代。理想主義成爲絕響，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才是主旋律。從商鞅到韓非，法家後來居上成爲新時代的代言人，正是時代精神所使然。
然而理想主義從來就不可或缺。事實上，正是這些未必能夠實現的理想，保證了中華文明不至于像亞述文明和羅馬文明那樣，随着帝國的崩潰而消亡。更有趣的是，孔子和孟子代表的儒家，墨子代表的墨家，楊朱、老子和莊子代表的道家，社會理想又各不相同。也正是這些不同的理想，包括韓非代表的法家主張，凝聚了華夏民族的集體智慧，體現出中華文明中的共同價值。這是極其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産，非常值得我們去追尋，去探讨。
那麽，怎樣的社會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