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談玄、嗑藥、男人女性化。
病态時尚背後的人生态度和價值追求，
則是真實、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真真假假
當我們打開曆史的長卷，把魏晉風度次第展開時，眼前出現的是一幅難以看懂的畫面。因爲裏面有太多的自相矛盾和令人費解，還很可能集于一人之身。
比如王戎。
王戎是竹林七賢之一，也是嵇康和阮籍的好朋友。跟阮籍一起到漂亮老闆娘那裏買酒喝的就有他，盡管他比阮籍小了二十歲。有一次，嵇康、阮籍、山濤和劉伶在一起喝酒，王戎後到。阮籍說：你這俗物又來敗壞興緻。王戎卻笑着說：你們這幫人的興緻豈能敗壞得了！[1]
那麽，王戎俗嗎？
俗不可耐。他雖然官至司徒位列三公，家财萬貫富可敵國，卻一毛不拔。侄兒結婚送件便衣，又要了回來；女兒回娘家，也拉下臉來暗示她歸還嫁妝。家裏的李子拿出去賣，又怕人家得了好種，竟不厭其煩鑽破果核，還跟老婆半夜三更擺開籌碼算賬，真可謂财迷心竅。[2]
然而俗不可耐的王戎卻又風流倜傥飄逸潇灑。所謂目光炯炯如岩下閃電，說的就是他，而且還是玉人兒裴楷的評論。說“瓊林玉樹，自然是風塵外物”這句話的，也是王戎。他甚至七歲時就表現出從容鎮定的風度，在攀欄咆哮的老虎面前紋絲不動，讓魏明帝曹叡大爲驚詫。[3]
命都不在乎的，要什麽錢呢？
奇怪！
因此也有人說，王戎貪财跟劉備種菜和阮籍酗酒性質一樣，都是爲了避免成爲政治鬥争中的假想敵。[4]
這當然僅供參考。但财迷王戎跟他的财迷老婆相當恩愛浪漫大約是事實，因爲王太太稱王戎爲卿。當時的習慣和風俗，是尊稱曰君，相當于“您”；昵稱曰卿，相當于“你”。因此按照禮教，太太應該稱他夫君。
可是王太不管不顧，偏要叫卿。王戎糾正，她卻理直氣壯地說：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親你愛你，這才用你叫你，我不用你叫你，誰有資格用你叫你）？王戎也隻好聽之任之。[5]
從此留下一個成語：卿卿我我。
如此看來，王戎簡直一身都是矛盾。他身材短小卻目光如電，吝啬貪财卻雅量非凡，是大名士也是大孝子，放浪形骸卻又兒女情長。兒子王萬去世後，山簡（山濤之子）去看他，王戎正哭得死去活來。這當然很另類。因爲按照禮教，父母去世才該痛不欲生，兒子死了卻大可不必。
于是山簡說：請節哀！再說也不至于此。
王戎卻說：聖人超凡脫俗，愚民麻木不仁。他們對待情感，或者淡然若忘，或者不知所以。最看重也最專注于感情的，恰恰正是我們這類人啊！
這就叫“情之所鍾，正在我輩”。[6]
王戎的話并不錯，魏晉人确實最重感情。一位姓王字伯輿的名士，甚至在登上茅山（在今江蘇句容）時放聲大哭說：琅邪王伯輿，終當爲情死！[7]
枭雄如桓溫，也如此。他西征成漢路過三峽時，軍中有人捉到一隻小猿猴。失去了孩子的母猿一路哀号，在岸邊跟随百裏，最後跳上船來，當即死亡。剖其腹，腸皆寸寸斷。桓溫得知，立即将捕猿人撤職查辦。[8]
揮舞戰刀者，也有柔軟的心。
桓溫甚至多愁善感。北伐路過某地時，看見自己三十年前種下的柳樹已經很粗，便感慨地說：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手扶柳枝，潸然淚下。[9]
爲王徽之吹過笛子的桓伊就更是如此。他是隻要一聽見有人唱挽歌，就要跟着喊一聲“奈何”的。這裏的“奈何”不是“怎麽辦”的意思，隻不過是挽歌的組成部分。然而逝者與桓伊并無關系，他喊什麽“奈何”呢？
難怪謝安說：子野（桓伊）可謂一往有深情。[10]
情感是最真實的，唯情感不可作僞，因此重情感者必率性。真實而率性，正是魏晉風度的構成部分，魏晉名士的基本要求。簡文帝司馬昱就曾這樣點評一個名叫王述的名士：此人才能平平，又不能淡泊名利，隻因爲有那麽一點點真率，便足以超過其他人許許多多。[11]
簡文帝說的王述，就是後來與謝安并肩作戰的王坦之的父親。他在被任命爲尚書令（宮廷秘書長）時，接到命令就去上任。王坦之便說：大人似乎應該辭讓。
王述問：爲什麽？資格不夠還是能力不強？
坦之說：都沒問題，但謙讓是美德。
王述感慨地說：既然能夠勝任，何必要去謙讓？人們都說青出于藍，我看你根本就比不上我。[12]
這真可謂全身都是率真。[13]
率真的王述也有一個率真的女婿，他就是謝安的弟弟謝萬。王述擔任揚州刺史時，謝萬居然頭戴綸巾坐着轎子沖進官署說：人們都說大人癡，大人果然癡！
王述卻說：正是如此！隻不過好名聲來得太晚。[14]
如此翁婿，按照儒家禮教簡直不成體統，在當時的士林中卻傳爲美談。這說明什麽呢？說明大多數人在内心深處，其實是肯定和向往真性情的。這種向往和肯定的背後，則是魏晉風度體現和追求的價值和價值觀。
我們知道，它就是真實。
真實是全人類的共同追求。沒有哪個民族和哪種文明會主張虛僞，反對真實。因此，它也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但，有物理的真實，也有心理的真實；有認知的真實，也有情感的真實；有科學的真實，也有藝術的真實。那麽請問，魏晉追求的又是哪種真實？
心理、情感和藝術的。
顧恺之的畫便體現了這一點。他畫人物，有時幾年目不點睛。因爲在他看來，人體的其他部分無關緊要，傳神寫照就在瞳孔。他甚至在玉人兒裴楷的臉上無端地增加了三撇胡須，理由是更能體現此人的神采風韻。[15]
實際上就連儒家倫理，也都建立在情感真實的基礎之上。在孔子他們看來，人最真實可靠的，莫過于親親之愛。父母愛子女，子女愛父母，是與生俱來和不證自明的，需要的隻是發揚光大。因此，從“父慈子孝”出發，便不難做到“君仁臣忠”，天下也就祥和太平。
情感的真實，豈是可有可無？
可惜在魏晉兩代的政權内部，這種真實蕩然無存。權臣篡位，宗室逼宮，親人反目，骨肉相殘。曹丕與曹植和曹彰兄弟固然水火難容，司馬家族更是刀兵相見。他們不但不講親情，就連起碼的事實和道理都不講。
晉武帝的兒子楚王司馬玮就死不瞑目。他原本是奉皇後賈南風之命殺了汝南王司馬亮的，卻被以矯诏的罪名綁赴刑場。臨刑前，二十一歲的司馬玮從懷裏拿出青紙诏書對監斬官說：爲了國家受诏而行，竟落得這個下場！那監斬官也隻能低頭流淚，不敢仰視。[16]
請問，此時此刻，真實在哪裏？
誰都清楚，誰都不說。
于是我們不難理解王戎，他其實是時代的縮影。實際上，在一個不真實的時代追求真實，這本身就是悖論。因此魏晉對核心價值的種種追求，就隻能變态畸形，充滿了糾結。王戎如此，其他人也一樣。
比如何晏。
病态的自由
何晏沒想到自己會死。
或者說，沒想到司馬懿會殺他。
魏晉玄學的創始人之一何晏，是何進的孫子、曹操的養子，從小在宮中長大。後來，他在司馬和曹魏的政治鬥争中站錯了隊，成爲曹爽黨羽，結果敗者爲寇。
不過，剛開始司馬懿并沒有逮捕何晏，反倒讓他參加了對曹爽“謀反”一案的調查，而且事先告訴他涉案的共有八族。何晏則深挖細找賣力辦案，終于查出了丁谧（讀如密）等七人的罪行，拿着材料向司馬懿彙報。
司馬懿說：還差一個。
何晏情急之下脫口而出：難道是我？
司馬懿說：正是。
于是何晏被滿門抄斬。[17]
何晏就這樣死了，盡管說起來他也是聰明人。當年曹操收編了何晏的母親尹夫人，也想正式收他爲兒子。這時何晏雖然年方七歲，卻很有主見。他的辦法，是在地上畫了一個方框，自己站在裏面。
曹操問：這是什麽？
何晏說：何家的房子。
曹操也隻好一笑了之。[18]
可惜何晏的這點小聰明，完全對付不了司馬懿的老謀深算，宮廷和官場也早就被改造成冷酷無情的絞肉機。因此何晏即便重新站隊也不行，隻能去死。
不過何晏雖然死于非命，卻并不妨礙他成爲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因爲至少有三種風尚與他有關，甚至由他開風氣之先，這就是談玄、嗑藥、男人女性化。
女性化的風氣大約是從東漢末年開始的，但名氣最大的還是何晏。他原本就長得白白淨淨，卻無論走到哪裏都粉白不離手，以便随時随地可以補妝。走路的姿勢大約也婀娜多姿，還要一步一回頭觀看自己的影子。[19]
就算真是女人，也未必如此吧？
這就引起了魏明帝曹叡的好奇，他的辦法是在大熱天請何晏吃熱湯面。于是何晏一邊吃一邊擦汗，結果那張臉越擦越白，這才知道他天生就是小白臉。即便如此，何晏仍然要使用化妝品，隻不過我們不知道配方。[20]
當然，我們也不知道他何苦如此。
知道配方的是何晏所服之藥。這種藥叫五石散，東漢醫聖張仲景就開過處方，作用是療傷治病強身健體，正如偉哥的研發目的是治療心髒病。同樣，正如偉哥的“副作用”改變了人類生活，何晏也意外地體驗到服用五石散的神奇效果。當然，他可能略爲改動了一下藥方。
五石散成了魏晉的偉哥。[21]
五石散原料
東晉·葛洪《抱樸子》 丹砂 雄黃 白礬 曾青 慈石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 鍾乳 硫磺 白石英 紫石英 赤石脂
很難說這件事是否可以寫進中國科技史。但這項科技創新成果及其應用，或許應該享有馬镫子和印刷術的曆史地位。馬镫子增強了騎兵的作戰能力，從而造就了歐洲的騎士階層；印刷術打破了特權階層對知識的壟斷，使文化的大面積傳播成爲可能。那麽五石散呢？
改變了士大夫的風度。
形成于兩漢的士大夫，原本應該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謙謙君子。因爲按照儒家倫理，服飾是身份的标志、道德的象征。赤身裸體，衣冠不整，甚至穿着随便不合禮制，都會是很嚴重和不可原諒的行爲。
但是嗑藥的人顧不了這許多。因爲藥性發作以後，會有一系列的藥物反應（比如全身發熱然後發冷），弄不好還會死人。解毒的辦法，是吃冷食，喝熱酒，洗冷水澡，還要快走，名曰“行散”。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寬大的舊衣服，哪怕裏面長虱子。
于是從何晏開始，風尚爲之一變，名士的形象也慢慢變成了這個樣子：寬衣博帶，披頭散發，腳拖木屐，手持麈尾，扪虱而談。就連那些不嗑藥的也見樣學樣，甚至裝出抓虱子的動作，以爲飄逸和潇灑。
這實在讓人跌破眼鏡。
服飾與心理和性格是統一的。外表變了，内心世界也會改變。或者反過來說也一樣：模樣變了，是因爲思想起了變化。實際上魏晉名士早就想改頭換面，藥物反應隻不過是借口。因爲時代賦予他們的曆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倫理的束縛，實現心靈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爲自由故，衣冠皆可抛。
的确，魏晉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給僧人兼清談家支道林兩隻鶴，支道林非常喜歡。爲了留住它們，他剪掉了鶴翅的羽毛。有翅難飛的鶴低頭看着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喪。支道林感慨地說：既有淩雲之志，豈肯做人玩物？于是細心調養，讓鶴長好翅膀，任其飛翔。[22]
支道林能夠如此，無疑因爲他自己也向往自由，這才能将心比心。但他的這份同情心，恐怕很難加之于麻雀之類的其他飛禽，隻會用于鶴，或者鷹。畢竟，鶴在中國文化系統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鶴被視爲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征着一種人生的理想和态度。
什麽理想？什麽态度？
真實、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這其實是從莊子以來就有的價值追求，隻不過魏晉在真實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這是有道理的。因爲真是自由的體現，美是自由的象征。不自由，就難以做到真實。不能夠“從心所欲不逾矩”，就沒有藝術。因此，自由而真實就一定漂亮。鶴，正是這種價值觀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談何容易，我們民族在曆史上甚至對自由産生過恐懼感，或者視自由爲貶義詞，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爲，最好的理解也不過自由自在。這其實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自由（liberty）。[23]
如此重大的課題，當然隻能從長計議。這裏要說的是：魏晉對真實、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現出一種病态。
玉璧般的衛玠就是這樣，他是柔弱到連質地輕軟的羅衫都不堪承受的，這豈非根本就是病人？實際上從顧影自憐的何晏，到弱不禁風的衛玠，表現出的都是病态美，隻不過衛玠是身體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24]
有病的表現是嗑藥、酗酒和清談，它們的危害性則很難做出排行榜。就個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藥；就國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則是清談。清談當然自有價值，也未必一定誤國，但清談如果上瘾，那又與嗑藥何異？政府官員如果隻知清談不務正業，又豈非有病？
酒也一樣。飲酒當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兒阮鹹那樣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甕，諸阮圍坐甕前直接用嘴吸。如果豬聞到酒香趕來，便與豬共飲。這實在很難說是自由還是放任，解放還是堕落。[25]
問題是何以如此？
因爲他們并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彌天大網籠罩着世界，沒有誰能展翅飛翔。也許，隻有在藥性發作和醉生夢死之時，或者不切實際的高談闊論之中，才多少能感覺到自由吧？這是在不自由時代體驗的病态自由。[26]
顯然，心理有病，歸根結底是社會有病，因爲健康的社會是不會以病人爲美人的。現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當時的社會病到了什麽程度，病因又是什麽。
畸形的獨立
西晉永嘉五年（311），匈奴漢國将領羯人石勒大破晉軍于苦縣（今河南鹿邑），晉軍将士十萬多人無一幸免，王公大臣也悉數被俘，包括他們的元帥。
元帥叫王衍。
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晉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皮膚非常之白，以至于他的手跟麈尾的白玉柄很難區别。他也非常漂亮，王敦就說王衍跟衆人坐在一起，就像珠玉在瓦片石塊當中。[27]
何況王衍的風度也極好，王戎所謂“瓊林玉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說的就是他，王導則說他高峻秀拔，有如壁立千仞。所以，王衍在士林中威望很高，甚至成爲名士的标杆，人們一提起他幾乎都是贊不絕口。[28]
然而壁立千仞的王衍在被俘之後卻風骨全無。石勒問他晉軍爲什麽會戰敗，他卻回答自己并不管事，還勸那胡人趁機稱帝。如此诿過于人又賣身投靠，讓奴隸出身的石勒十分憤怒。他說：太尉名揚四海身居高位，怎麽能說沒有責任？我看破壞天下的罪魁禍首，正是您老人家！
結果，全身癱軟的王衍被扶了出去。
不過石勒倒也沒想殺他，因爲王衍實在漂亮。猶豫再三之後，心存恻隐的石勒問部下：本将縱橫天下，從沒見過這麽有風采的，能饒他一死不？
部下說：他又不會爲我們賣命，留着有什麽用？
石勒說：那也不能動刀。
王衍終于沒能像庾亮和李勢妹那樣死裏逃生，他的漂亮隻爲自己換得了一種死法：在夜裏被推倒的牆砸死。臨死前，王衍追悔莫及地說：我等當年如能勤勞國事，不癡迷于清談，也不至于會有今天啊！[29]
難怪桓溫認爲，北方的淪陷此人要負責任。[30]
很難說西晉的滅亡就該歸咎于王衍的空談誤國，實際上這個王朝從誕生之日起就已經該死。至少，恢複封建制度的司馬炎，釀成八王之亂的賈南風，還有他們在曹魏時期大搞陰謀詭計和宮廷政變的祖宗，也都是禍亂之源。
但王衍的兩面性，同樣毋庸置疑。
作爲名士的标杆，王衍無疑是漂亮的。據說，山濤看見童年的他，曾驚訝地說：誰家女人，能生出這樣的孩子！王衍也是潇灑的。由于痛恨老婆貪财，他發誓口中絕不提“錢”字。老婆不信，吩咐婢女用錢把床圍起來。王衍的辦法則是喊了一聲：來人呀！把這些東西拿走！[31]
不清高嗎？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實勢利。他的女兒原本嫁給了太子司馬遹爲妃，司馬遹受賈皇後迫害，王衍立即上表朝廷提出離婚。他擔任宰輔後，也不以國家安危爲念，而是費盡心機爲自己留後路，還自鳴得意地說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貪生怕死和賣國求榮，其實不足爲奇。[32]
看來追求真實的魏晉，也同時彌漫着虛僞。或者準确地說，魏晉的時代特征就是充滿矛盾：漂亮又醜陋，清高又貪婪，潇灑又勢利，高雅又庸俗，真實又虛僞。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鬥又溫和，喜新又守舊，崇尚武力又極其愛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禮。
沒錯，菊花與刀。[33]
隻不過在日本，菊是皇家族徽，刀是武士象征，魏晉則菊花和刀都在士族手中，既在陶淵明的東籬下，也在簡文帝的華林園，還在王敦和桓溫的軍營裏。因爲就連兩晉的皇族也原本是士族，并且以士族自居和自豪。
士族才是魏晉的主人翁。
的确，中華之有士族，正如歐洲之有騎士，日本之有武士。他們都是相對獨立的階層，圈子意識很強，有自己的一整套價值體系、行爲規範、道德觀念和審美标準。比方說，以尊重女性爲美德（歐洲騎士），以完成責任爲天職（日本武士），以血統純正爲高貴（魏晉士族）。
然而魏晉的士族，與歐洲的騎士、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後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個人身份和職業标志，士族卻相當看重家族的地位、血脈和傳統。由是之故，騎士離開軍團即爲劍客，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魏晉之士如果出身寒門，或家道中落，那就什麽都不是。
于是士族的獨立，就無可避免地具有雙重性。
實際上從漢末起，士大夫階層就一直在尋求獨立。這固然因爲要反對外戚和宦官幹政，更因爲在他們看來，自己才是最能維護文化價值的人。這是他們的曆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因此當仁而不讓于皇帝。
這就爲皇權政治所不能容忍，因此有黨锢之禍。也就是說，在地方集權于中央，中央集權于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許任何人結黨的。但不準結黨，卻不能不準成家，甚至還得鼓勵。于是，一個家族如果世代爲官又繁衍不息，他們就成了世家。當世家越來越多時，士族就獨立了。
當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實現獨立。
沒人能夠阻擋這一趨勢，更何況司馬睿的東晉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來建立。結果，是士權開始抗衡皇權，士族與皇族共治天下。至于政治生活以外的領域，更是天高皇帝遠，文化的發展也就有了相對自由的空間。魏晉成爲春秋戰國以後又一思想活躍期，這是原因之一。
可惜，這種獨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兩層含義。第一，士族隻是作爲整體和群體相對獨立，士族中的個人是不獨立的。第二，士族作爲群體的獨立，也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國的統治者動辄可以将其族滅，哪怕他是名門望族。在這個問題上，舉起屠刀的人并無顧忌。因爲滅了九族，還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晉其實沒有安全感。而且，正因爲他們與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沒有資格參與政治的其他人更沒有安全感，盡管那個時代據說是他們的。
這實在是一個悖論。
時代的悖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晉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無常。何況沒有個體的獨立，就沒有人格的獨立；沒有人格的獨立，就沒有意志的自由。結果，便隻有無窮無盡的糾結和煩惱。因爲他們獨立了，卻弄不清站在哪裏；他們自由了，卻不知路在何方。
那麽，不想也罷。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反過來，近憂無法破解，就隻能訴諸遠慮。于是玄學應運而生并大行其道。因爲玄學之爲玄學，就在玄遠。玄遠在政治上沒有風險，反倒爲思想的馳騁開辟了廣闊天地，豈能不大受歡迎？
更重要的是，玄學爲魏晉追求的核心價值提供了理論依據。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觀點，萬物以無爲本，無是最高的真實。要想不虛僞，就隻能虛無。一無所有，當然真實；無爲則無不爲，這就自由。自由而真實，也就漂亮。至于獨立與否，可以暫時不管。
玄學取代儒學，原因即在于此。
但這是具有諷刺意義的。因爲士族成爲士族，原因在獨尊儒術。熟讀儒家經典，才能世代爲官爲宦。因此，爲了壟斷仕途，就必須堅持儒家路線，讓士族成爲統治階級。現在，士族占領了上層建築，儒學卻丢失了輿論陣地，豈非悖謬？如此悖謬，人心豈能不亂？
當然如此。隻不過，亂有亂的意義。
非病不可
中華文明早該大病一場。
人都是要生病的，文明也一樣。而且嚴格地說，沒有哪種文明能夠一成不變地長久維持良好狀态，正如沒有誰能萬壽無疆永遠健康。相反，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會開始糜爛，從成熟走向爛熟，從鼎盛走向衰亡。這時，命運和選擇就隻有兩種：要麽一病不起，要麽浴火重生。
幸運的是，我們民族選擇了後者。
實際上中華文明能夠三千七百年不中斷，成爲人類曆史上唯一延續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爲我們能夠通過大動蕩實現大整合。這就像一個人病後産生了抗體，獲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未必不是好事。
魏晉南北朝，就是這樣一次大動蕩。
之前則是春秋戰國。春秋戰國動蕩的結果，是産生了第一帝國（秦漢）和漢文明。魏晉南北朝動蕩的結果，則是産生了第二帝國（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将二者相比較：魏晉相當于春秋，南北朝相當于戰國。
這當然有道理。事實上，兩次大動蕩都因爲前一種文明出了問題。春秋面臨周文明的崩潰，魏晉面臨漢文明的危機，總之是老祖宗風光不再，新問題層出不窮。不同之處僅僅在于：周的差錯在制度，漢的麻煩在文化。
因此春秋戰國以後，誕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晉南北朝以後，誕生的則是新文化。與漢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開放性和兼容性，就連獨尊儒術也變成了三教合流（儒釋道），盡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識形态仍是儒學。
這就是魏晉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說，漢文明的危機，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機。
儒學原本沒有危機。當它作爲民間思想存在時也是生機勃勃的，孟子甚至還有一種咄咄逼人的氣勢。這種表現爲“浩然之氣”的正義感和責任感，恰恰是儒學中最可寶貴的東西，即便在魏晉也并未泯滅。
就說周顗（讀如義）。
周顗也是魏晉名士，名士的派頭和毛病一點不少，比如嘯、飲酒、口出狂言等等。他落難時，曾經得到過王敦的幫助，跟王導的關系更是好到十分随便。有一次，王導枕在他膝蓋上指着他的肚子說：這裏面都有些什麽？周顗回答：空洞無物，但像你這樣的能裝幾百個。[34]
然而王敦兵變時，周顗卻堅決維護中央政府，與王敦交戰陣前。戰敗後又奉命出使王營，與王敦當面交涉。
王敦問：你爲什麽辜負我？
周顗答：大人的戎車冒犯朝廷，下官很慚愧地率領六軍出戰，沒想到王師不能振作，因此辜負了大人。
王敦又問：近來作戰還有餘力嗎？
周顗又答：隻恨力不足，哪有餘？
王敦聽了當然咬牙切齒，于是有人勸周顗逃亡。周顗卻說：身爲朝廷大臣，豈能在國家危難之際苟且偷生？結果周顗被王敦殺害。死前，周顗大罵王敦亂臣賊子。奉命前來抓捕他的人用戟砍他的嘴，鮮血一直流到腳下，周顗依然神色自若，旁觀者無不淚流滿面。[35]
于是，王彬站了出來。
王彬是王導和王敦的堂弟，也是周顗的朋友。雖然周顗生前并不看重王彬，王彬卻仍然滿懷敬意，不顧王敦的淫威到周顗靈前痛哭一場，然後去見王敦。[36]
王敦問：你的臉色怎麽這樣難看？
王彬說：剛剛哭過伯仁（周顗字）。
王敦說：他自己找死，再說人家也看不上你。
王彬抗聲回答：伯仁忠厚長者，又是您的親友，無辜被害誰不悲傷！反倒是哥哥您，犯上作亂，陷害忠良，圖謀不軌，恐怕要禍及滿門。我們王家麻煩大了！
王彬說得聲淚俱下，王敦聽了暴跳如雷。他說：你小子如此狂妄悖謬，以爲我不敢殺你嗎？
旁邊的王導趕快打圓場，勸王彬下拜謝罪。
王彬說：腳疼，跪不下來。
王敦說：下跪和砍腦袋，哪個更疼？
王彬卻不理不睬，毫無懼色。[37]
這實在讓人肅然起敬。
周顗和王彬的表現，在魏晉風度就叫雅量，在儒家倫理就叫氣節，可見魏晉風度跟儒家倫理未必沖突，甚至還有相通之處。但不管怎麽說，人要有一點精神。這種精神讓人敬重，也讓人敬畏。實際上，周顗被害前，王敦是一見到他就要以扇遮面，或者拼命扇扇子的。[38]
儒家思想恰恰能夠培養這種精神。事實上，儒學對漢文明的貢獻，就是提供了核心價值和一整套可操作的行爲規範，比如仁義禮智信。這些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是否需要和可以繼承，自然不妨從長計議。不過在當時，卻無疑保證了社會的安定和人心的穩定。
這正是儒學的意義所在。至少，有這麽一些觀念作爲全民共識，統一的帝國就有了統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夠實現書同文，還能實現行同倫。因此，漢曆史雖被王莽攔腰砍斷，漢文明卻不但沒有斷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倫理不是信仰，勝似信仰。
然而儒學又畢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講道理，因爲信仰是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堅定不移的相信，因此要麽堅信不疑，要麽不予理睬，沒什麽可讨論的。
相反，儒學則是純世俗的。儒家雖然也講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實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則不但不超自然，還與人合一。所以儒學不是宗教。它能夠成爲維護王朝統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權威。一旦王綱解紐，儒學就會權威頓失，漢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會轟然倒塌。
魏晉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禮教也罷，誰都不是老大，誰都沒有權威。簡文帝司馬昱去世後，十一歲的孝武帝繼位，到日暮時分仍不舉喪。身邊人說：皇上，依禮該哭了。孝武帝卻說：想哭就哭，哪能規定時間？[39]
禮崩樂壞啊！
崩壞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學的獨尊自有原因。事實上，正因爲獨尊的儒學失去了權威，我們民族才迎來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榮，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晉），後有文化大繁榮（隋唐）。
獨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獨尊，豈非可以不要？
當然。如果是小國寡民的城邦時代，就不會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現代國家，就不需要。由農業民族建立的統一大帝國，卻不能沒有政治和思想的權威。一旦失去，就會人心渙散，國家分裂，變成一盤散沙。
三國和兩晉，十六國和南北朝，便是證明。
然而有此一劫，卻該額手稱慶。因爲事實證明，此前帝國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盡頭，再無生命活力。否則區區一董卓，又豈能讓好端端的大漢王朝土崩瓦解？
不難想象，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一切，我們的文明便大約隻能慢慢老去，一點一點地枯萎、衰敗、腐朽，最後爛死，或者被外來的蠻族徹底摧毀，就像羅馬。
這是文明的生命規律，除非你能關機重啓。
魏晉南北朝，就是這樣一次機會。
但，誰又能刷新頁面呢？
走向南北朝
重建核心價值和實現文化複興的使命，照理說應該由士族來承擔。因爲他們是知識精英，也是兩漢以後時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們建設，又該是誰，能是誰？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産生于東漢延續到初唐的士族，是中華帝國獨有的曆史現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沒有。歐洲的騎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罷，都隻是獨立階層，不是統治階級。成爲統治階級的隻有中華的士族，時間則主要在魏晉。
可惜這個階級很不稱職，因爲他們統治的方式就是不統治，既不主張也不作爲。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時，都不知道自己擔任何官何職，或者故意裝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職務是參軍（相當于參謀），起先在大司馬桓溫帳下，後來任桓溫之弟車騎将軍桓沖的騎兵參軍。但無論在哪裏，都蓬頭垢面，衣冠不整，無所作爲。
有一次，桓沖來視察工作。
桓沖問：你在哪個官署任職？
徽之答：經常看見有人牽馬來，好像是馬曹。
桓沖又問：有幾匹馬？
徽之答：不問馬。
桓沖再問：近來死了幾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40]
兩句話都出自《論語》，牽涉到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馬廄失火，孔子隻問傷人了沒有，不問傷沒傷馬。第二件事是子路問什麽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兩處引用，都是故意斷章取義，賣弄小聰明。[41]
對此，桓沖無可奈何，徽之則更加放蕩不羁，有一次甚至坐進桓沖的車裏，還說長官豈能獨占一車！桓沖拿他沒有辦法，隻好在某次見到王徽之時對他說：你來的時間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盡快提拔你！
王徽之卻不回答，隻是看着高處，然後用手闆支着臉蛋說：大清早到西山去，那裏的空氣很清新。[42]
呵呵，這就是魏晉風度。
這樣的風度當然誤國誤民，也是自掘墳墓。試想，一個政權如果号稱屬于某個階級，而這個階級中的人卻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對待它，請問還不該亡嗎？
擋都擋不住。
實際上兩晉之亡在于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與貴族的區别，在于貴族靠血統世襲爵位，士族靠門第壟斷仕途。保證這一特權的制度，則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體地說，就是把官職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選人的基本條件和綜合評估也分成九等，叫鄉品。評定鄉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則比照中正評定的鄉品給予官品。這就是薦舉制，既不同于兩漢的察舉，也不同于隋唐以後的科舉。
薦舉是曹魏時期陳群的發明，鄉品的評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條件和本人的表現。但是到了東晉，就隻看門地。門地就是門和地，即門第和郡望（籍貫）。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晉名門，琅邪王氏是東晉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沖面前傲慢無禮，就因爲他屬于琅邪王氏，是王導的族人。
門第和郡望決定着人的命運。名門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給予較高的官品，叫“門地二品”（一品永遠空缺）。寒門和庶族則相反，隻能做低級官員。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43]
結果又如何呢？
帝國沒有了激勵機制，個人沒有了奮鬥目标。一個世家子弟，幾乎剛生下來就有做官的資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奮鬥？因此即便爲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認真工作，還要被嘲笑，被譏諷，被視爲俗氣。
至于國家的興亡，自然不必也不會關心。因爲他們的榮華富貴是家族的門第和郡望決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國的死活？因此高級士族中人大多隻知有家，不知有國。國難當頭，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衛國，王衍的狡兔三窟和賣主求榮就是證明。
有趣的是，帝國似乎也沒指望這些家夥保衛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職，地位高，待遇好，事務少，責任輕。繁雜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給庶族寒門。久而久之，上層社會便充斥着無能之輩。除了清談誤國和腐化堕落，其他什麽都不會，隻能做寄生蟲。
然而待遇和特權卻一點也不少。根據西晉政府頒布的占田令，官員可以按級别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頃，依次遞減到九品十頃。更重要的是，法令頒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畝并不需要清退，沒占夠數的卻可以“依法”補足，真不知道帝國中央對貪腐的态度是遏制還是鼓勵。[44]
至少，也是默許。
西晉占田制
在占田制的法令中，對平民、貴族和一般官員各有所規定。
平民
受田人 年齡 占田數（自有耕用） 課田數（供完稅用） 共計耕作數
丁男 16—60 70畝 50畝 120畝
次丁男 13—15/61—65 70畝 25畝 95畝
丁女 16—60 30畝 20畝 50畝
次丁女 13—15/61—65 30畝 —— 30畝
王公貴族
封國大小 近郊占田畝數
大國 1500畝
次國 1000畝
小國 700畝
對于貴族在京城近郊的占田數額，西晉政府作了明文規定；至于貴族在封國或食邑内的占田數額，則并無明确限制。
一般官員
官品 占田數 佃客數 每戶佃客平均耕數 惠帝元康元年贈給
一品 5000畝 50戶 100畝 榮田1000畝，田騶（役隸）10人
二品 4500畝 50戶 99畝 榮田800畝，田騶（役隸）18人
三品 4000畝 10戶 400畝 榮田600畝，田騶（役隸）16人
四品 3500畝 7戶 500畝
五品 3000畝 5戶 600畝
六品 2500畝 3戶 833畝
七品 2000畝 2戶 1000畝
八品 1500畝 1戶 1500畝
九品 1000畝 1戶 1000畝
據《晉書·食貨志》，《晉書·職官志》，金家瑞《西晉的占田制》。
社會不公的結果，是兩晉比東漢更加迅速地腐朽。東晉倒數第三個皇帝孝武帝司馬曜，甚至在三十五歲那年被自己的寵妃張貴人謀殺。原因則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歲的她開玩笑說：你這把年紀，就該廢掉了。
結果，他自己當夜先被幹掉。[45]
被謀殺的司馬曜，其實是東晉最後一個皇帝，因爲此後的安帝癡呆得不辨寒暑，恭帝則被劉裕廢殺。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意識到末日将臨。他被殺前不久，天上出現了彗星，這在古人眼裏是不祥之兆。于是孝武帝說：敬你一杯酒吧，彗星呀彗星！自古以來哪有萬歲天子！[46]
當然，也不會有萬歲王朝。
這個時候，如果儒家倫理還有權威，事情也許會好辦一些。因爲儒家倫理盡管問題多多，卻好歹是國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晉卻隻有門第觀念，沒有精神支柱。他們追求的真實、自由和美，隻是少數人的專利和特權，沒有也不可能成爲全民共識，又豈能支撐帝國的大廈？
支柱倒塌的結果，是精神的空虛、心理的變态，比如酗酒和嗑藥，再加奢侈和鬥富。最離譜的，是晉武帝司馬炎爲了幫舅舅比闊，賜給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樹。洛陽富豪石崇見了，卻不屑一顧地将其砸碎，然後擺出自己的珊瑚樹任由那位國舅爺挑選，株株更高更漂亮。[47]
如此炫富，豈非變态？
變态并不奇怪，因爲靠壟斷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實是文化暴發戶。暴發戶都是要炫富的，因此連同名士們自鳴得意的雅量、清高和灑脫，都帶有炫耀和标榜的意味。他們追求的真實、自由和美，竟隻能通過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來實現，這說明這個階級完全沒有底氣。
士族注定隻能是文明的過客。
這就跟春秋戰國的大夫和士并不相同。後者是生機勃勃的新生力量，代表着方興未艾的地主階級，腐朽沒落的隻是上層的領主階級。這時，華夏文明當然可以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實現自我修複和自我更新。但即便如此，也仍要借助華夏化的蠻夷，比如齊，比如楚，比如秦。
因此，新文化的創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階級，甚至不能單靠漢民族來完成。種種事實都證明，政治需要新制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動蕩和分裂隻不過意味着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
中華的曆史，勢必走向南北朝。
本卷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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