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是唯美的時代。
愛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
甚至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死。
唯美時代
公主震怒。
怒火滿腔的殿下号稱南康長公主，是明帝的女兒、成帝的姐姐。憤怒的原因則任何女人都能理解：她的丈夫居然在書房裏偷偷藏了一個小妞。
小妞其實也是公主，哥哥李勢是成漢國的皇帝，隻不過此時已經亡國。率軍滅亡了成漢的征西大将軍桓溫順手牽羊，把李勢年輕貌美的妹妹作爲戰利品帶回了家中，背着妻子南康長公主“書屋藏嬌”。
公主當然不能容忍。
震怒的公主一把推開了房門，身後跟随着幾十個持刀的婢女。她們進門的時候，李勢的妹妹正在梳頭，長長的頭發拖到地上，皮膚像玉一樣溫潤。
所有人都看呆了。
李勢的妹妹卻不緊不慢繼續梳頭。她把頭發梳好盤了起來，這才起身向公主行禮，然後平靜而凄婉地說：國破家亡，無心至此，若能見殺，乃是本懷。
刀子被扔在了地下。南康長公主沖了過去，抱着李勢的妹妹說：好孩子，你實在是太漂亮太可愛了，就連我看見你都要動心，何況我們家那個老東西！[1]
這當然是傳聞，卻未必不真實。至少，它表現出來的風氣和風尚是真實的。那就是一個唯美的時代，愛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而且可以使人生，也可以讓人死。
比如孫策。
孫權的哥哥孫策，與周瑜同爲漢末有名的少年英雄和青年偶像。他們倆二十四歲迎娶江東美女大喬和小喬時，被吳人親切而欣賞地呼爲孫郎和周郎。那時的孫策，在戰場和情場都很得意，真能讓所有的男人都羨慕不已。
可惜好景不長，孫策被仇家刺傷。傷并不緻命，隻不過臉被劃破。孫策卻說：我的臉都變成這副樣子了，還能再建功立業嗎？說完大吼一聲，創口破裂而死。[2]
奇怪！建功立業與長相有關系嗎？
有，因爲當時的社會風氣就是以貌取人。一個人如果才貌出衆，就會受到追捧，比别人更容易成功。
比如潘嶽。
潘嶽字安仁，小名檀奴，是西晉的文學家，也是當時的頭号美男子。他甚至在後世成爲俊男的标準，正如西施是美女的代名詞。因此，一個男人如果長得漂亮就叫“貌若潘安”，女人則會把自己的最愛稱爲“檀郎”。
事實上潘嶽早就是“大衆情人”。他年輕的時候，隻要拿着彈弓坐車出去玩，洛陽城的女人便會老老少少全都跑出來，手牽着手圍着他看，還要往他的車裏送水果。潘嶽的風頭，絕不亞于今天的好萊塢明星。
這當然很讓人羨慕，因此另外兩位文學家左思和張載便見賢思齊，也拿一個彈弓坐車出來玩。可惜他們倆的長相實在對不起觀衆，于是所有的女人都沖左思吐口水，男孩子都向張載扔石頭。結果，潘嶽空着車子出去，一車水果回來。張載空着車子出去，一車石頭回來。[3]
如此風氣是否可取，當然不妨見仁見智。實際上潘嶽的人品十分可疑。爲了巴結讨好賈皇後的外甥賈谧，他和石崇每天都要等候在街頭，遠遠看見賈谧車子揚起的塵土便拜倒在地，叫“望塵而拜”，也叫“拜望塵”。
就連他的母親都對此嗤之以鼻，潘嶽自己最後也成爲政治鬥争的犧牲品。據說，臨刑前潘嶽曾對母親說：媽媽我對不起你！然而說什麽都已經晚了。[4]
潘嶽人頭落地，盡管那張臉漂亮至極。
相反，庾亮則死裏逃生。
與王導、桓溫和謝安相比，庾亮可能是東晉“四大執政”中最漂亮的。晉元帝司馬睿甚至就因爲庾亮光彩照人風情萬種，才決定聘他妹妹爲皇太子司馬紹之妃。庾亮也才得以在晉明帝司馬紹駕崩後，以國舅爺的身份執掌朝政，大權獨攬，盡管名義上的顧命大臣是他和王導兩人。[5]
然而庾亮的能力顯然不如王導、桓溫和謝安，他一意孤行的結果則是逼反了擁兵自重的地方官蘇峻。蘇峻兵臨建康城下，庾亮隻好狼狽逃竄，先去投奔溫峤，然後又和溫峤一起向陶淵明的曾祖父征西大将軍陶侃求援。[6]
陶侃卻要殺庾亮。
這并非沒有原因。于私，陶侃認爲顧命大臣的名單中沒有自己，是庾亮做了手腳。于公，蘇峻之亂确實是庾亮一手釀成。所以，當陶侃率領大軍來到溫峤的駐地時，便明确表示不殺庾亮兄弟，不足以謝天下。而且，也隻有殺了庾亮兄弟，蘇峻才會從建康退兵。[7]
當然，也有人說陶侃并無這種表示，隻不過大家都這樣議論和猜測而已。但庾亮惶恐不安，則可以肯定。實際上這時的他，已經連逃跑的可能都沒有，隻能接受溫峤的建議，硬着頭皮去見陶侃。[8]
陶侃卻又意外地高擡貴手。
此事同樣是疑案，也衆說紛纭。其中最具有戲劇性的說法是：陶侃一見庾亮，就爲他的風度神采所傾倒。不但馬上改變了态度，還非常喜歡器重這個漂亮人物。[9]
美能救人一命，這似乎是一個例證。
這當然未必可靠。比較可靠的說法，是庾亮在陶侃面前主動而坦誠地承擔了釀成蘇峻之亂的責任，在“引咎自責”的同時又表現出極佳的風度（風止可觀），讓陶侃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看法，并表示出欣賞。[10]
可能嗎？
完全可能。
實際上此案與李勢妹妹的故事如出一轍。在那個案例中，真正打動南康長公主的，與其說是那姑娘的長發拖地和皮膚如玉，不如說是她的“神色閑正，辭甚凄婉”。或者說，正因爲她視死如歸，才格外地楚楚動人。
庾亮應該也如此。
事實上作爲魏晉名士和當朝宰相，器量和風度之于庾亮簡直就是起碼的修養。他在與蘇峻作戰兵敗逃亡時，手下的士兵射箭誤中了自己船上的舵手。當時衆人大驚失色如鳥獸散，庾亮卻從容鎮定不緊不慢地說：呵呵！這樣的技術水平，怎麽能指望他打敗賊兵！[11]
這就跟謝安在海上的表現一模一樣。
甚至直到晚年，庾亮也都維持着良好的風貌。蘇峻之亂後，庾亮離開中樞出任荊州刺史，駐節武昌（今湖北鄂州）。某天晚上，一群名士聚在南樓吟詩作曲。就在音調漸入高亢之時，庾亮帶着十幾個侍從來了。衆人正要起身回避，庾亮卻說：諸位請留步，老夫也興緻不淺。
于是舉座皆歡。
那是一個月朗風清的秋夜，參加聚會的也都是一時之選，包括後來被司馬昱用于制衡桓溫的清談家殷浩。庾亮和衆名士無拘無束地談笑風生，一任涼爽的江風把他們的高談闊論和歡聲笑語送到遠方。
遠在建康的丞相王導，後來是從王羲之那裏聽說這件事的。聽完，王導忍不住問：那時，元規（庾亮字）的風度恐怕不得不略有減損吧？
王羲之卻不容置疑地回答：唯丘壑獨存。[12]
這是很高的評價，王導也隻能默然。問題是，王羲之他們極爲看重的“丘壑”是什麽？爲什麽隻要心中存有“丘壑”就能風度不減，讓人不敢小看呢？
漂亮地活着
丘壑就是深山幽谷。
深山幽谷是隐居的地方。王羲之說庾亮的心中“丘壑獨存”，難道是說他有隐逸之心？
應該不是。
庾亮當然不會去做什麽隐士，他甚至也不會“大隐隐于朝”。所謂“唯丘壑獨存”，隻不過是閑靜超脫的胸懷情趣依然故我而已。這倒是魏晉名士必需的情懷。就連那位名士皇帝司馬昱，也要把皇家園林看成深山幽谷。
這其實是一個悖論。
我們知道，魏晉是士族的時代，東晉尤其是。而所謂“士族”，則是世代讀書做官的家族。這樣的族群或階層竟然以歸隐山林爲境界和情懷，豈非咄咄怪事？
當然奇怪，卻不能簡單地稱之爲“虛僞”。包括那位“望塵而拜”的潘嶽，在撰寫《閑居賦》的時候也未必就是虛情假意。也許，他确實願意過那種釣釣魚、種種菜的閑居生活，卻又無法抵擋高官厚祿的誘惑。這就像圍城：外面的人想進去，裏面的人想出來，很難說哪個更真實。
實際上在魏晉名士那裏，出來做官與向往隐逸并不矛盾。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最後不是官拜司徒，位列三公了嗎？贊美庾亮“丘壑獨存”的王羲之，不也擔任了右将軍的高級官職，因此被稱爲“王右軍”嗎？
不能說一點糾結都沒有。嵇康的兒子嵇紹，就曾經在出（出仕）處（讀如楚，隐退）之間左右爲難。這當然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司馬政權于他有殺父之仇。然而受嵇康之托撫養了他的山濤卻說：天地之間，尚且有日月盈虧的千變萬化、春夏秋冬的此消彼長，何況人事呢？[13]
意思很清楚：改朝換代不算什麽。
嵇紹終于做了西晉的官，而且是著名的忠臣。八王之亂時，官居侍中的他挺身捍衛晉惠帝司馬衷，結果被害于帝辇之側。事後，宮人給晉惠帝換衣服，惠帝卻說：朕這件衣服不要洗，那上面有嵇侍中的血！[14]
晉惠帝曆來是被視爲“白癡皇帝”的。現在看來，他的智商也許不高，情商卻肯定不低。[15]
成問題的，反倒是某些“高智商”的人。
實際上從一開始，嵇紹的出仕和死節就備受争議。争論的焦點，則無非在忠與孝、出與處的關系。在許多被認爲“有思想”的人看來，嵇紹根本就不該仕于晉，因爲出仕則必須盡忠；而嵇紹越是忠于晉，就越是不孝于父。于是連帶把嵇紹推薦給晉武帝的山濤，也備受诟病。[16]
但，這很重要嗎？
未必。因爲儒家倫理絕不代表魏晉風度。
那麽，魏晉風度的主旋律是什麽？
人要漂亮地活着。
的确，魏晉是唯美的時代；而在魏晉人看來，人物之美不僅是“長得漂亮”，更是“活得漂亮”。這當然并不容易。做到這一點，不但要有勇氣，可能還得付出代價。
比如夏侯玄。
夏侯玄是魏晉玄學的開山宗師之一，也是曹魏與司馬集團政治鬥争的犧牲品。他其實是被司馬師殺害的，隻不過表面上經過了司法程序。負責審訊的，則正是書法家鍾繇的兒子、當時的廷尉（公安部長）鍾毓（讀如育）。
這是一場讓帝國的審判官丢盡臉面的訊問。夏侯玄從走進審訊室那一刻起，就一言不發。嚴刑拷打之後，還是一言不發。鍾毓交不了差，隻好親臨現場。
跟随鍾毓一起來的還有他的弟弟，也就是後來害死了嵇康的鍾會。也許，鍾會想緩和氣氛；也許，他認爲可以跟夏侯玄套近乎。總之，鍾會自作聰明地上前握着夏侯玄的手說：太初（夏侯玄字）何至于此！
夏侯玄斷然拒絕。他毫不客氣地對鍾會說：鄙人雖是受刑的囚犯，也請鍾君放尊重點！
鍾會狼狽至極。
廷尉鍾毓就更加狼狽，因爲司馬師規定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惶惶不安之中，萬般無奈之下，鍾毓隻好親自捉刀代筆，按照司馬師要求的口徑替夏侯玄寫了供詞，然後流着眼淚拿給夏侯玄看。夏侯玄卻隻草草地看了一眼，便冷冷地說：難道不就該如此嗎？
此後直至走上刑場，夏侯玄都神色不變。[17]
對此，人們盡可做出道德的贊揚和評價：有風骨，有氣節，威武不能屈，等等。但如果換個說法，就叫“活得漂亮”。沒錯，論态度，是有節；論風度，是漂亮。
事實上夏侯玄也是漂亮人物，當時人們對他的點評就是“朗朗如日月之入懷”。他的漂亮甚至讓魏明帝曹叡十分難堪，因爲曹叡讓自己的小舅子毛曾跟夏侯玄并坐，竟被時事評論員們稱爲“蘆葦靠在了玉樹旁”。[18]
這就又讓人想起了嵇紹。
嵇紹同樣活得漂亮。他在前去捍衛晉惠帝時，有人勸他帶上一匹好馬。嵇紹卻說，此事隻有兩種結果：要麽逆賊伏法，要麽忠臣死節，帶好馬幹什麽？
那人隻能一聲歎息。[19]
實際上嵇紹原本漂亮，他甚至給我們留下了“鶴立雞群”這個成語。事情的原委是：有人對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說，嵇紹真是漂亮呀！那昂然挺拔的風度，就像野鶴獨立于雞群。王戎卻說：那是因爲你沒見過他爹！[20]
那麽，嵇康又漂亮到了什麽程度？
跟夏侯玄以及夏侯玄的“同案犯”李豐一樣。隻不過夏侯玄是“玉樹”，李豐和嵇康是“玉山”，或“玉山之将崩”。當時的說法是：李豐萎靡不振，或者嵇康酩酊大醉的時候，就像一座玉山将要轟然倒塌的樣子。[21]
不難想象，那是怎樣的風度和風采！
其實漂亮得像玉樹的還有一個人，他就是庾亮。庾亮去世後，一位參加葬禮的名士十分痛惜地說：就這樣把玉樹埋在了黃土中，讓人怎麽受得了！[22]
什麽樣的人，才能獲得如此評價？
外表清朗俊秀，風姿安詳文雅，内心澄明透徹，處世超凡脫俗，沒有一點污染。用王戎的話說，就叫“風塵外物”（超脫于世俗之外的人物）。[23]
沒錯，瑤林瓊樹，原本就不該在世間。
按照這個标準，庾亮似乎段位還不夠，謝安的伯父謝鲲（字幼輿）就這麽認爲。有一次，還是太子的晉明帝司馬紹問他：衆人都拿庾亮跟您相比，您覺得怎麽樣？
謝鲲說：居廟堂之高，爲百官典範，臣不如亮。處江湖之遠，一丘一壑寄情山水，亮不如臣。[24]
這大約是實話。八王之亂時，長沙王司馬乂曾下令鞭打謝鲲，謝鲲坦然脫衣就刑，面不改色。後來被赦免，同樣面無喜容。如此泰然處之，恐怕就因爲“丘壑獨存”。所以後來顧恺之畫像，便幹脆把謝鲲畫在了岩石裏。這位中國的達·芬奇說：幼輿先生就該待在深山幽谷之中。[25]
然而謝鲲卻其實是在朝的。他也好，庾亮也罷，恐怕都隻不過把那深山幽谷藏在了心中。問題在于，人要活得漂亮，與那山山水水又有什麽關系？當這種情愫、情結或情懷成爲風尚時，又意味着什麽呢？
也許，我們還得再借用一下謝鲲的眼睛。
人與自然
謝鲲最欣賞的除了嵇紹，就是衛玠。[26]
玠讀如介，是一種玉器。衛玠自己也人如其名，像玉一樣漂亮。據說，少年時代的他曾經坐一輛白羊車在洛陽城裏走，結果滿街議論紛紛：這是誰家玉璧般的孩子？
從此衛玠号爲“璧人”。
可惜璧人兒不經看。衛玠二十七歲那年到建康時，由于四面八方趕來觀看的人圍得像一堵牆，竟不堪其擾一命嗚呼，當時的說法叫做“看殺衛玠”。[27]
當然，漂亮得像玉的并非隻有衛玠。夏侯玄和庾亮是玉樹，李豐和嵇康是玉山，此外與王戎齊名的裴楷，夏侯玄的遠房侄兒夏侯湛，還有美男子潘嶽，也都被稱爲“玉人”，夏侯湛和潘嶽還被稱爲“連璧”。[28]
如此看來，以玉比人，乃是當時的風尚。
那麽，魏晉名士爲什麽如此看重玉？
或者說，玉的品質是什麽？
純潔而高貴。
實際上這就是魏晉風度的追求，因爲這種風度的創造者是士族。士族這個概念常常讓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曆史學家感到爲難，因爲在他們的話語系統中沒有相應的詞語可供翻譯。出于無奈，便隻好使用“貴族”這個稱謂。
然而士族與貴族并不能畫等号。根本的區别，在于貴族有世襲的爵位，士族沒有。他們甚至不像歐洲中世紀的騎士，還有一個君主将劍放在右肩的冊封儀式。因此，士族要實現彼此之間的身份認同，以及與其他階層和族群的區别，除了靠族譜，還得靠外在風度和内在精神。
那麽，什麽樣的精神和風度能夠代表士族？
高貴和清純。高貴是爲了與卑賤者相區别，清純則是爲了與混濁者劃清界限。這兩條缺一不可，因爲士族是一個優越感極強的階層。他們通婚必須門當戶對，也不能跟身份不配的人坐在一起，即便後者貴爲皇親國戚。毛曾被稱爲靠着玉樹的蘆葦，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出身寒門。
出身寒門必定寒酸，寒酸則必無氣度和品位，這就是高級士族的觀念。盡管這種觀念未必正确合理，卻爲名門望族所堅持。結果，位高權重的桓溫爲兒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兒，便被老爺子王述拒絕；謝安家由于在西晉以前不是一流大族，竟也被譏爲“新出門戶”。[29]
不過士族的優越感是血緣的，更是文化的。因此他們更看重的不是貴賤，而是清濁。這是東漢末年就開始産生的觀念，一般的理解大體是：正直爲清，邪惡爲濁；高雅爲清，鄙俗爲濁；讀書人爲清，暴發戶爲濁。
清純而高貴，就叫清高。
所以，那些堅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不跟權貴和暴發戶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就叫清流。他們的聲譽叫清望，品格叫清标，言論叫清議，就連揚起的塵土也叫清塵。
這就必須超凡脫俗。
因此，魏晉名士酷愛的對象、形象和意象，便或者是清純的，或者是明亮的，或者是晶瑩剔透的，或者是風姿綽約的，或者是楚楚動人的，而且幾乎無不用于人物的鑒賞和品評。比方說：軒軒如朝霞舉，濯濯如春月柳，朗朗如百間屋，爛爛如岩下電，肅肅如松下風。[30]
是啊，一個人，氣宇軒昂有如朝霞升起，明淨清新有如春柳初綠，開闊明朗有如高屋建瓴，目光炯炯有如岩下閃電，那是怎樣的風采和風度！
還有清風朗月，那幾乎是魏晉風度的形象代言人。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松。
松，原本是道德的象征。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就是這個意思。這種象征意義魏晉也有，一位名叫和峤的大臣就被點評爲“森森如千丈松”，意思是國家的棟梁。因此他的去世，也被稱爲“峨峨若千丈松崩”。[31]
比和峤更早得到這種好評的是李膺。李膺是東漢名士的領袖，位居名士排行榜“八俊”的榜首（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他得到的評價，是有如勁松之下強勁的清風（谡谡如勁松下風）。[32]
這是風骨的象征。
嵇康也獲得了類似評價。山濤就說嵇康平時有如“孤松之獨立”，醉倒有如“玉山之将崩”，其他人則認爲嵇康“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也就是說，李膺的風清冽強勁（谡谡），嵇康卻是慢慢吹上去的。這樣的松下風，顯然更有一種飄逸潇灑甚至自由散漫的神韻。[33]
實際上，這也是東漢與魏晉的區别，即東漢更重道德而魏晉更重審美。而且，審美的前提是“丘壑獨存”。難怪一個人優秀漂亮，就叫“長松下當有清風”；也難怪人們對山濤的觀感有如“登山臨下”，但覺“幽然深遠”。[34]
這可真是活得漂亮。
沒錯，漂亮得就像大自然。
魏晉名士對自然界的熱愛，确實超過了前人。簡文帝那一句“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道盡了他們的心曲。他們不但以清風明月、春柳勁松來品評人物，更親自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并從中體驗到難以言表的愉悅。
比如顧恺之和王獻之。
顧恺之是畫家，王獻之是書法家，但他們最喜歡的都是會稽郡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一帶的山山水水。顧恺之的描述是：千岩競秀，萬壑争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王獻之的說法則是：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
兩位都是藝術家，感受當然敏銳，不過這種感受能力卻未必沒有普遍性。有一位僧人從建康回會稽路過吳中遇到下雪，事後對當時情景的描述便同樣富有詩意：郊邑還在紛紛揚揚，山林卻是一片潔白。[35]
對于這樣的文字，任何解釋都會顯得多餘。要說的僅僅是：這已經完全不同于之前《詩經》和《楚辭》對風景的描寫。在那裏，自然和自然現象隻不過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在這裏，卻是獨立和純粹的審美對象。
同樣，魏晉人眼中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孔夫子那裏的道德象征、董仲舒那裏的政治籌碼。它跟現實生活中的人物一樣可以觀賞和品評，隻不過也許更漂亮。
天人依然合一，然而意味不同。
這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大轉折，人與自然的關系從道德和政治的一變而爲審美的，由此産生的文明成果則是山水畫和山水詩。盡管它們要到隋唐以後才蔚爲大觀，但東晉卻無疑在觀念上開啓了先河。
轉變并不奇怪，因爲魏晉是一個唯美的時代，而最漂亮的活法則莫過于自然。事實上魏晉人熱愛自然界，就因爲它自然。自然在漢語中，原本就是“天然如此，無須人爲”的意思。能做到這一點的，則非自然界莫屬。所以日本人用“自然”來翻譯nature，也很自然。
然而正如中國的山水畫不能理解爲西方的風景畫，魏晉對自然的發現也與科學無關。在人們眼裏，自然界仍然是人類社會的一部分，是有意志力和人情味的。因此，當他們不再将自然界道德化和政治化以後，發展起來的便是自然科學以外的兩種精神文明。
這就是哲學和藝術。
魏晉世界杯
魏晉的哲學是玄學，玄學的表現是清談。清談和唯美是當時的兩大風尚，東晉四大執政王導、庾亮、桓溫、謝安，還有前面提到的漂亮人物比如夏侯玄，也都同時是清談家。璧人兒衛玠更不但被看死，還差點被談死。
衛玠是在西晉戰亂時陪着母親南下的。他先到了江夏（今湖北武漢），後到了豫章（今江西南昌），最後被看死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實際上他在被圍觀前就已經大病一場，原因則是遇到了謝鲲。
被顧恺之畫在岩石裏的謝鲲是野心家王敦的屬下。當時王敦鎮守豫章，衛玠前去拜訪，與謝鲲一見如故。結果衛玠居然置主人王敦于不顧，跟謝鲲大談玄學，一連幾天通宵達旦，終于一病不起，無可救藥。
看來，衛玠其實是“過勞死”。他在建康，恐怕是躺在病床上或車子裏被人圍觀的。一個人，重病在身還能受到那樣的追捧，實在堪稱漂亮至極。
被衛玠冷落的王敦表現得也很漂亮。他對謝鲲說：當年王弼的言論可謂金聲，此番衛玠的清談要算玉振。這是很高的評價，因爲王弼是魏晉玄學創始人之一。他如果參加清談會，是幾乎沒有對手，隻能自問自答的。
可惜王弼更短命，隻活了二十四年。
好歹活到了二十七歲的衛玠，同樣是多愁善感的少年天才。據說，他未成年時便開始思考各種哲學問題，還專門去請教了當時的美男子兼清談家樂廣。
衛玠問：夢是什麽？
樂廣答：想。
衛玠說：夢中之事根本就沒經曆過，怎麽是想呢？
樂廣又答：因緣。
小小年紀的衛玠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因緣是什麽，竟然抑郁成疾。樂廣聽說大吃一驚，立即乘車前往衛玠家爲他分析解說，衛玠這才轉危爲安。
此事讓樂廣頗爲感慨。衛玠成年後，樂廣便把女兒嫁給了他。由于翁婿二人都聰明漂亮玲珑剔透，因此被評價爲一個冰清（樂廣），一個玉潤（衛玠）。[36]
美與智，竟是這樣的關系。
不知道樂廣當年怎樣爲衛玠解說，但樂廣的清談水平卻毋庸置疑。某次，一位客人跟他讨論《莊子》提出的“指不至”問題。這句話的意思是：概念與事物不可能完全相稱，叫“指不至”；相稱是沒有止境的，叫“至不絕”。因此人類的認識也永無止境，不可能達到真理的彼岸。
問題是，概念與事物如果完全不能相稱，那又要它幹什麽？真理的彼岸如果不能到達，那又何必追求？爲什麽我們使用概念時，多少總能有所認識？概念與事物，認識與真理，到底是什麽關系？
客人想不明白，來問樂廣。
樂廣卻舉起了麈尾。
麈讀如主，是鹿群的領袖。鹿群的行動，則全看鹿王尾巴的擺動。因此，麈尾有指揮棒的意思。名士們手中的麈尾，是類似于羽扇和拂塵的東西，有手柄和麈尾毛。它是清談時的道具，後來更成爲清談領袖和高級士族的身份标志。至于本次，樂廣則把它變成了說理的工具。[37]
客人問：指，究竟是至，還是不至？
樂廣用麈尾觸及幾案說：至不？
客人說：至。
樂廣又把麈尾移開：既然到了，怎麽拿得走？
客人恍然大悟。
這是典型的清談。事實上，盡管魏晉的清談未必每次都像這樣涉及深刻的哲學問題，但清談必須富有哲理和充滿智慧，則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它在魏晉是一件不可小看的事情。那些一流清談家的聚會很久以後還廣爲傳頌，表現突出的名士則會像國際影星一樣出盡風頭。
比如殷浩。
殷浩就是後來被司馬昱用來制衡桓溫的人。此人的政治和軍事能力雖然一般，卻因擅長清談而享有盛名。所以他在早年以庾亮屬下的身份來到建康時，王導竟然以丞相之尊專門爲他召開清談會，還親手解下懸挂于帳帶的麈尾與之對談，直至半夜三更興盡方散。
這次清談會的内容無從知曉，但應該相當精彩。因爲根據第二天早上桓溫的回憶和評論，會上自始至終都沒人插得上話，聽得懂的則隻有他自己和謝安的堂兄謝尚，另外兩個名士就隻能像小母狗似的乖乖待着。
不過，王導地位尊貴，殷浩則跟庾亮關系密切。因此盡管唇槍舌劍，也一定彬彬有禮，殷浩更是要收斂。等到他跟劉惔辯論時，可就火藥味十足。跟另一位名叫孫盛的清談家辯論時，更是雙方都用力甩動麈尾，結果是飯菜冷了又熱，熱了又冷，裏面落滿了麈尾毛。
這樣的辯論，就叫“劇談”。
其實哪怕不是劇談，也會讓人緊張。因爲清談的知識和智慧含量極高，聽不懂和跟不上都是丢人現眼的。所以謝尚向殷浩讨教時，才聽了寥寥數語便已汗流浃背。殷浩則不緊不慢地說：來人呀，拿條毛巾給謝郎擦汗！[38]
但即便如此，魏晉名士仍趨之若鹜。事實上，清談既是風流人物展示聰明才智的手段，也是上流社會重要的社交活動，因此老成持重如王導，飄逸潇灑如庾亮，野心勃勃如桓溫，從容鎮定如謝安，也都樂此不疲，因爲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
清談，是名士們的世界杯。
這并不奇怪。因爲魏晉是士族的時代，而士族正是通過掌握知識和擁有智慧成爲特權階層的。無論是要顯示自己的文化優勢，還是要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他們都必須借助清談。哪怕貴爲相王如司馬昱，也如此。
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魏晉玄學。
玄學當然也是“中國式哲學”，而且一開始還披着儒學的外衣，包括重新爲《論語》這樣的儒家經典作注。然而無論世界觀還是方法論，玄學與儒學都南轅北轍。我們甚至可以說，孔夫子他們要的，就是玄學不要的；孔夫子他們不要的，則正是玄學想要的。
那麽，玄學與儒學的區别何在？
借用康德的術語，儒學是“實踐理性”的，玄學是“純粹理性”的。儒家思考的那些現實世俗問題，比如政治和倫理，恰恰爲玄學所不感興趣。實際上玄學之“玄”，就在于研究課題的高深玄遠和無關實際。比方說，世界的本體是什麽，思辨的方法又是什麽。
玄學形而上，儒學形而下。
很清楚，儒學最終要做，玄學卻隻需要說。這才有“清談誤國”的批評。對此，謝安曾嗤之以鼻。他說：秦任商鞅不尚空談，怎麽也二世而亡？[39]
事實上魏晉的清談家中并不乏實幹家，他們對玄學興趣盎然也并非不務實，甚至也未必當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體是有是無，隻不過欣賞和喜歡那高談闊論之中體現和蘊含的智慧。是啊，當一群聰明絕頂的人聚在一起，揮舞着麈尾唇槍舌劍時，豈非極其高雅的智力遊戲？
沒錯，這是一種活法，一種人生态度。
這種态度是哲學的，也是藝術的。
無弦琴
據說，陶淵明的琴沒有弦。
不清楚他爲什麽要有這樣一張無弦琴。如果是因爲不懂音樂，或認爲大音希聲，固然可以無弦，那張琴豈非也是多餘？然而陶淵明卻偏偏要有琴。而且但凡有酒，就要撫弄那無弦琴，演奏着誰也聽不見的樂曲。[40]
也許，琴就是他的麈尾。
沒有證據顯示陶淵明參加過清談，但這絕不意味着他是另類。相反，作爲魏晉最後一位名士，陶淵明的人生态度也是哲學和藝術的。隻不過殷浩他們要以其他清談家爲交流對象，陶淵明的對象卻是田園和自己。
這一點，可以從他的詩中讀出。是啊，爲什麽村子裏的雞鳴狗吠，鄰居家的炊煙袅袅，田野中的良苗遠風，農耕時的帶月荷鋤，這些再普通尋常不過的情和景，會變成他心中和筆下的情之所鍾？詩人其實已經做了回答：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41]
辯就是言說，不是辨别。人類需要言說，是因爲有心意要表達。心意可以是情感，是意志，是認識，但都需要通過概念性的語言來傳遞。然而概念性語言（言）能不能充分地表達心意（盡意），卻是一個問題。爲此，魏晉玄學分成了兩派，一派主張可以，一派認爲不能。
這就是“言盡意”和“言不盡意”之争。
也因此，此處的“辯”不能寫成“辨”。
陶淵明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他隻是告訴我們，當他采菊東籬下，悠悠然無意間看見了南山，看見那緩緩西下的秋陽和結伴而歸的飛鳥時，就已經領悟到了什麽（此中有真意），但想說的時候卻忘了該怎麽說。
當然，更重要的是：不必說。
所以，他的琴也不必有弦。因爲重要的是真意，忘言則無關緊要。有此真意，則即便“結廬在人境”，也能“而無車馬喧”，何況還有那菊花，那南山，那飛鳥。
這其實是藝術化的玄學。
實際上玄學的終極目的，就是要探究真意，隻不過這真意是世界和宇宙的。這就更非一般概念性語言所能把握和表達，隻能訴諸“玄言”，還得“玄之又玄”。當這種玄之又玄的語言也無法盡意時，就隻能訴諸藝術了。
藝術也是言說，卻是“非概念性”的。藝術語言無論抽象如音樂、書法，具象如雕塑、繪畫，都多少具有不确定性。然而這種特性對于無法窮盡的真意卻是福音。因爲确定即限定，限定則有窮，那又豈能是衆妙之門？
玄學的藝術化，勢在必然。
而且，也隻是換了一種言說的方式。
事實上陶淵明并沒有否認言說的必要，否則他連這詩也可以不寫。這就正如麈尾不是清談的目的，清談卻仍然需要麈尾助興。哲學也好，藝術也罷，都需要載體，也需要道具。所以，琴不能沒有，哪怕無弦。
同樣，圍棋也不能沒有子，哪怕隻有黑白兩種。
圍棋與音樂、書法、繪畫并稱爲琴棋書畫，從分類學的角度看是很怪異的。但如果清談也能變成遊戲，圍棋又爲什麽不能變成藝術？實際上在魏晉，圍棋就是“無言的清談”，叫“手談”；也是“坐着的隐居”，叫“坐隐”。手談睿智，坐隐清高。這豈止是藝術，簡直就是哲學。[42]
當然，也是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
書法和繪畫亦然。
如果說圍棋是從遊戲變成了哲學，那麽，書法就是從實用變成了藝術。二者之間的區别，就在那字寫出來是爲了傳遞信息，還是僅僅爲了好看。這就正如繪畫作品是不是藝術，不能看功能，隻能看審美。審美是有個性的。沒有個性，就隻有畫工和畫匠，沒有畫家。
這當然有一個漫長和漸進的過程。就連琴棋書畫并稱爲四藝，也要到唐。但魏晉無疑是重大轉折期。以顧恺之和王羲之爲代表，不同于前人的觀念開始産生，作爲純粹藝術的繪畫和書法已是嶄露頭角或呼之欲出。[43]
毫無疑問，這首先得益于唯美的風尚。或者說，這種轉變本身就是唯美風尚的組成部分。但書法成爲獨立的藝術門類，卻很可能與玄學有關。因爲隻有經過哲學訓練的頭腦，才有可能從一撇一捺的線條組合中看出真意來。那樣一種審美眼光，是要稱之爲“玄心妙鑒”的。
甚至就連琴棋書畫在魏晉的大行其道，也許都要拜玄學所賜。至少，音樂、圍棋和書法的共同特點，就是素雅和抽象。因此，它們與“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以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争美”的老莊思想是相通的，與玄言和清談的風尚也是合拍的。[44]
看來，玄學藝術化的同時，藝術也在玄學化。
自然美的發現，同樣如此。
跟藝術一樣，晉人眼裏的自然界也是玄學化的。玄學探究的是宇宙的規律，這規律被《老子》表述爲“道法自然”。這句話的意思不是“道”之外還有一個什麽“自然”供它效法，而是說“道”的法則就是“自然而然”。唯其如此，天地才會“有大美而不言”。[45]
那麽，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什麽樣子？
林無靜樹，川無停流。
這是兩晉之交郭璞的詩，在後世備受推崇。有人甚至這樣說：風聲蕭瑟，水聲泓峥，那意境實在不可言傳。每次讀到這兩句，便覺得神超形越。[46]
爲什麽會有這樣的感覺？
因爲深長意味盡在不言中。
很清楚，如果說玄學的藝術化是換了言說方式，那麽自然的玄學化就是換了審視眼光。這種眼光就叫“玄對山水”，前提則是“方寸湛然”（方寸即心，湛即清澄）。[47]
也就是說，内心世界一片純淨。
現在，我們已經不難理解魏晉名士的審美取向，理解他們爲什麽那麽喜歡玉，喜歡春月柳，喜歡松下風。我們也能理解，爲什麽秋冬之際的山陰道尤難爲懷，而郊邑還在飄雪，山林卻已皓然，會那麽讓人感動。
沒錯，所有這些都純淨而自然。
自然就真實，真實則率性。某個大雪紛飛的晚上，王獻之的哥哥王徽之一覺醒來打開房門，發現那雪不知什麽時候已經停了。初晴的雪夜月色清朗四野皎然，于是當即決定去見畫家戴逵。然而船行一夜來到戴家門前，徽之卻吩咐返航。他說：乘興而來，興盡而去，何必見戴？[48]
也許，這就叫真性情。
有此真性情，人與人的交往也會變得純淨而自然。有一次，王徽之去建康，船停在碼頭上，正好精通音樂的名士桓伊在岸邊路過。并不認識桓伊的王徽之，居然派人傳話說：先生能爲我吹笛子嗎？當時已經名滿天下的桓伊也二話不說，坐在胡床上吹奏三曲，然後轉身上車而去。自始至終，兩人沒有一句客套和寒暄。[49]
什麽叫性情中人？這就是。
真性情，美儀容，尚自然，愛智慧，重門第，所有這些加起來，也許便是魏晉風度。問題在于，這樣一種風度有價值嗎？如果有，又是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