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
嵇康以他的生命爲代價，
維護了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從而赢得了永遠的尊崇和敬重。
名士派
諸葛亮第一次北伐那年，嵇康五歲。[1]
嵇康是魏晉名士的精神領袖，也是那個時期的重要人物。他跟諸葛亮之間，難道會有什麽關系？
當然沒有，隻不過都很漂亮。諸葛亮身長八尺（一米八四），嵇康七尺八寸；諸葛亮“容貌甚偉”，嵇康“風姿特秀”。不難想象，那是相當引人注目的。[2]
實際上出山之前的諸葛亮，是一位飄逸不群的翩翩美少年。他耕田，未必是爲了謀生；他讀書，隻不過觀其大略。他最喜歡的，或許并不是挑燈夜讀，也不是高談闊論，而是在清晨和夜晚抱膝長嘯于山林。[3]
這是什麽樣的風度？
魏晉風度。
的确，魏晉風度實際上開始于漢末，标志之一便是嘯的流行。嘯，就是雙唇收緊努起，讓氣流從舌尖吹出，大約相當于吹口哨。也可以用手指夾住嘴唇，或者将手指插入口中，發出的聲音會更加尖銳響亮。
原則上說，嘯是要有環境和條件的，而且一般在深山幽谷之間，茂林修竹之下，登高望遠之際，心曠神怡之時。這樣的嘯，是一種自我陶冶和自我沉醉，也是自我表現和自我欣賞，當然高雅至極。[4]
因此，嘯，便成了魏晉名士的身份标志之一。
名士中最擅長嘯的是阮籍，他的嘯聲據說可以傳出數百步遠。有一次，阮籍在蘇門山遇到一位名叫孫登的得道高人。無論阮籍跟他談什麽，他都抱膝閉目養神，阮籍隻好長嘯而去。走到半山腰，卻聽見嘯聲遠遠傳來，有如龍吟鳳鳴，群山響應。回頭一望，正是孫登。[5]
這樣看，諸葛亮抱膝長嘯時，豈非神仙似的人物？
正是。
不過，諸葛亮終于走進了滾滾紅塵，魏晉的那些名士們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很少有比魏晉時期更加身不由己的。各種政治勢力的明争暗鬥無時不有，名士們夾在當中其實左右爲難。他們也大多并不敢公然對抗，能夠寄托情懷的就隻有嘯。
比如阮籍。
阮籍跟他的朋友嵇康一樣，在魏末的政治鬥争中是傾向于曹家的。不過嵇康對司馬氏公開持不合作态度，阮籍卻不敢。司馬昭加九錫的勸進表，就是由他起草的。盡管爲了躲避這件事，他曾經喝得酩酊大醉。
然而阮籍依然希望能夠保持一定的獨立性，更不願意被看作司馬昭的普通僚屬。他的辦法是借酒裝瘋，在司馬昭的宴席上傲然長嘯。這其實并不簡單。因爲在大庭廣衆下面對尊者而嘯，是非常傲慢無禮的行爲；而宴席上的其他人，又無不正襟危坐莊嚴肅穆。
司馬昭卻默許了阮籍的猖狂。這不僅因爲他對阮籍原本有所偏袒，也因爲名士們的放肆已爲社會見慣不怪。後來謝安的哥哥謝奕，雖然在桓溫擔任荊州刺史時做了他帳下的司馬，宴席上卻同樣是披頭散發想嘯就嘯。桓溫哭笑不得，隻好說謝奕是自己的“體制外司馬”。
沒想到謝奕比阮籍還過分。他不但嘯，還發酒瘋，而且桓溫走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最後桓溫隻好躲進老婆南康長公主屋裏，公主則不無譏諷地說：稀客呀！如果沒有那位狂司馬，我都沒機會見到夫君了！[6]
請問這叫什麽做派？
名士的做派。有此做派的，就叫名士派。
什麽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滿天下的士人，這是戰國時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爲名士，并成爲社會群體和流行概念，是在東漢末年。黨锢之禍後，社會輿論以各種名目爲士人做排行榜（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後來，排行榜不做了，品評人物則成爲風尚，許劭就是這方面的名家。他不願意對曹操做點評，恐怕也因爲曹操實在不能算作名士。但稱曹操爲英雄，卻意義重大。
實際上漢末魏晉對社會影響最大的就是兩類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操、劉備、祖逖、劉琨、王敦、桓溫爲代表，後者的典型則有孔融、阮籍和嵇康。[7]
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
沒錯，名士與英雄不乏相通之處。至少，他們的内心深處都充滿了驕傲，也都不同于流俗。名士們固然放浪形骸，縱情任性，蔑視凡塵，不拘禮節，英雄們又何嘗把禮教和社會輿論真正放在眼裏？桓溫讀《高士傳》，看到某“道德楷模”的故事時，竟厭惡得把書都扔掉了。[8]
但，他們的角色并不一樣。
英雄是有可能創造曆史的，盡管曆史未必都由英雄來創造，以英雄自許的卻往往以此爲己任。在他們看來，成就大業原本前緣命定，奪取天下則不過囊中取物。因此英雄們大多豪氣幹雲，充滿自信，不憚于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來，此之謂“英雄氣”。
名士卻多半隻有派頭。因爲名士并不能創造曆史，隻能書寫或點評，還未必能夠由着他們來。于是名士的驕傲和自信，就隻能表現爲個人風采和人生态度。比方說，風流倜傥，超凡脫俗，恃才傲物，卓爾不群。
也許這就是區别：英雄氣，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風流。當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罷，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風流不是尋花問柳，盡管未必不尋不問。它更多的是指一種風度和标格，因此一定要表現爲派頭。東晉的王恭就說，做名士并不難，隻要無所事事，痛飲酒，熟讀《離騷》就可以了。這其實就是風流。[9]
仰天長嘯，則是派頭之一種。
毫無疑問，風流既然是風度，那就一定是風尚，也就一定會變化。大體上說，漢末重氣節，魏時喜放蕩，東晉尚超脫。魏晉之際的名士，不但要嘯，要飲酒，有的還要服藥。這種藥叫五石散，吃了以後皮膚發熱容易擦傷，所以隻能穿寬松的舊衣服，身上也會長虱子。[10]
于是，一邊抓着虱子，一邊高談闊論，就成爲名士的一種派頭，叫“扪虱而談”。後來成爲前秦皇帝苻堅之謀臣的王猛，就以此聞名于世。而這樣一種滿不在乎，表現出來的則正是狂傲的态度，以及不羁的人格。[11]
不過東晉以後，名士的狂傲便漸漸收斂了，他們更崇尚的是玄遠的清談。王導、桓溫、謝安和簡文帝，也都是個中高手，名士開始與統治者打成一片。
何況清談之所重，是高深的義理、敏捷的才思、優雅的姿态、動聽的談吐，講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而且絕不涉及時政，也不會觸犯權貴。在這種場合，大約是聽不到嘯聲，也不會有人發酒瘋的。
東晉與漢魏，豈非頗爲不同？
這當然有原因。
事實上，相對英雄，名士隻能算作弱勢群體。他們沒有公權力，也沒有槍杆子，隻有滿腹經綸再加上一肚子的牢騷，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槍舌劍。可惜批判的武器敵不過武器的批判，帝國也并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獨立的人格和主張。堅持狂傲和不羁，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價。
嵇康就是。
嵇康之死
嵇康被殺那年，四十歲。
已經無法确知這是哪一天的事情，隻知道當時出了太陽。嵇康看了看地上的影子，知道離行刑的時間還早，便讓人取來琴，演奏了一曲《廣陵散》。他說，過去有人要跟我學這支曲子，我沒答應他，現在成爲絕響了。
說完，從容就戮。
嵇康死後，普天之下的士人無不爲之痛惜，據說就連司馬昭也感到後悔。[12]
那麽，嵇康爲什麽會被殺？
直接的原因是得罪了鍾會。
鍾會出身高級士族，父親鍾繇（讀如姚）是曹魏的開國元勳，官居太傅，位列三公，而且是小楷的創始人，書法藝術的鼻祖之一。在這樣一個家庭成長的鍾會，天資機敏聰慧，更兼才藝超群，年紀輕輕就聲名鵲起。[13]
然而鍾會對嵇康卻似乎心存敬畏。他撰寫了一篇學術論文，想拿給嵇康看，卻又不敢面交。在戶外猶豫徘徊多時以後，鍾會将論文扔入嵇康院中，掉頭就跑。[14]
這裏面其實有政治原因。鍾會要讨論的哲學問題，就像“文革”後檢驗真理标準的辯論，實際上代表着兩條路線的鬥争。這兩條路線，就是曹魏主張的法家庶族和司馬集團主張的儒家士族。鍾會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都是站在司馬集團這一邊的。他不敢見嵇康，很可能是怯戰。
因此，當他自以爲有底氣時，就再次來見嵇康。
想來鍾會爲這次見面做足了準備。他甚至邀請了當時各界的社會名流，穿着名貴的衣服，駕着豪華的馬車，賓從如雲前呼後擁浩浩蕩蕩地一同前往。
嵇康卻在打鐵。
現在看來，嵇康的打鐵，就像諸葛亮耕田，劉備編織工藝品，未必是爲了謀生，更多的是一種生活情趣或政治态度。他的院子裏有一棵大樹，嵇康便在樹下打鐵。拉風箱的，則是爲《莊子》作注的著名哲學家向秀。
向秀和嵇康，都不理睬鍾會。
很沒意思地等了一陣子後，鍾會悻悻而去。
嵇康這才開口：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鍾會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15]
嵇康繼續打鐵。可惜他這種日子過不了太久，因爲鍾會已經下定決心要他的性命。
正好這時發生了一樁冤案。嵇康朋友呂安的妻子被哥哥呂巽（讀如迅）設計奸污，呂巽卻惡人先告狀，倒打一耙誣陷呂安不孝。嵇康爲了證明呂安的清白，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結果和呂安一起被捕入獄。[16]
鍾會報複的機會來了。他趁機向司馬昭大進讒言，聲稱像嵇康這樣的“卧龍”絕不能再留在民間。最後嵇康和呂安都被殺害，罪名是散布錯誤言論。[17]
這當然是典型的以言治罪，卻并不是第一次，曹操殺孔融就是如此。據稱，孔融曾說：父于子并無恩，因爲父親當時原本是滿足性欲。母于子也無愛，因爲十月懷胎就像一件東西暫時寄放在瓦罐裏。于是曹操以“不孝”的罪名将孔融殺掉，連他兒子都沒放過。[18]
說起來此事實在頗具諷刺意義。因爲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孫，曹操則是主張唯才是舉，無妨不仁不孝的。看來曹操的用心除了故意羞辱孔融，還要趁機打儒家士族路線一耳光：孔子的嫡孫都不孝，儒家倫理靠譜嗎？
嵇康的情況卻不同。
實際上，孔融是否散布過不孝的言論，并無證據。判決書上指認的證人是祢衡，而祢衡早被黃祖殺害，可謂死無對證。嵇康“非湯武而薄周孔”（非議商湯、周武，鄙薄周公、孔子），卻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證據，就是嵇康的代表作《聲無哀樂論》和《與山巨源絕交書》。
表面上看，《聲無哀樂論》隻是一篇美學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嵇康提出了一個類似于19世紀奧地利美學家漢斯立克的觀點：音樂隻是美的形式，與情感無關。[19]
這，又怎麽犯了忌諱呢？
因爲與儒家思想相沖突。儒家美學認爲，音樂是情感的表現。通過音樂，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也可以陶冶性情敦風化俗。因此，音樂可以也應該爲現實政治服務，統治階級則無妨利用音樂來實施治理，是爲“樂教”。
樂教和禮教相輔相成，共同組成禮樂文明。嵇康主張音樂隻是一種純粹的藝術形式，就是反對司馬集團的儒家士族路線，當然爲司馬昭等人所不能容。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公開表示不合作。
跟年輕時的謝安一樣，嵇康很不願意做官。隻不過謝安終于東山再起，嵇康卻當真歸隐山林。與之神交的，是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鹹、王戎。據說，他們七個人曾作“竹林之遊”，世人稱之爲“竹林七賢”。[20]
其實竹林七賢并不是組織或團體，就連所謂竹林是否确有其地都很可疑。七個人的命運、性格甚至人品也各不相同。王戎是有名的吝啬鬼，山濤則加入了司馬集團，并在調離尚書吏部郎崗位時，推薦嵇康接替自己。
嵇康斷然拒絕，并寫下了《與山巨源絕交書》。
巨源，是山濤的字。
絕交原本是朋友之間的事，并不關乎政治。然而嵇康宣布與山濤絕交，卻是爲了表明政治态度。事實上他們之間的友情依然存在，嵇康還在臨死前把兒子嵇紹托付給了山濤。他說：有巨源伯伯在，你不會成爲孤兒。[21]
所以，這封信其實是寫給司馬昭他們看的。
換句話說，與山濤絕交，就是與當局公開決裂。
這就已經讓司馬昭不快，何況嵇康的态度和語氣更是堪稱惡劣。他陳述自己不願做官的理由居然是：愛睡懶覺不能早起；有警衛員和秘書跟進跟出不好玩；開會辦公要正襟危坐，不能抓虱子；不喜歡看寫公文；不愛參加婚禮和追悼會；讨厭跟俗人做同事；不想多費腦子。[22]
呵呵，這簡直是拿官場開涮。
更爲嚴重的是，嵇康明确亮出了“非湯武而薄周孔”的旗号，而且聲稱不會改變觀點，隻能辭官不做。這當然是挑釁。據說，讀完這封信，司馬昭震怒。[23]
鍾會得志，不過“逢彼之怒”而已。
對此，嵇康其實是有思想準備的。他在信中說，自己的毛病，是剛直倔強，嫉惡如仇，直言不諱，而且遇事便會發作，完全管不住自己。
嵇康并非沒有自知之明。
實際上嵇康也沒打算管住自己。也許在他看來，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比生命更加寶貴的。一個人，如果活得窩窩囊囊，戰戰兢兢，有話不能說，有屁不能放，還要在權貴面前唯唯諾諾，那還不如死了好！
也許吧，也許。
然而嵇康之死，對士林的震撼相當之大。當年拉風箱的向秀，就在嵇康死後投靠了司馬昭。司馬昭問：先生不是要學堯舜時期的那些隐士嗎？怎麽會在這裏？
向秀卻回答：他們哪裏值得羨慕！
司馬昭大爲滿意。[24]
這不難理解。畢竟，多數人還是怕死的，包括阮籍。
阮籍之醉
阮籍幾乎是泡在酒壇子裏度過一生的。
這并不奇怪，因爲飲酒是魏晉名士的标志之一，要酒不要命的故事也層出不窮。比如有個名叫畢卓的，跟山濤一樣官居尚書吏部郎，隻不過是東晉的。某天晚上，他嗅到隔壁官署有酒香，竟翻牆過去偷酒，還拉着抓他的巡夜人一起喝。最後，這位老兄終因酗酒而被免官。[25]
阮籍就聰明得多。他的辦法，是向司馬昭申請去做步兵校尉，因爲步兵校尉官署的酒特别好。司馬昭當然立馬批準，阮籍也因此而被稱爲“阮步兵”。[26]
比阮籍更像酒鬼的則是劉伶。他常常讓仆人扛着鋤頭跟在身後，自己帶一壺酒坐在鹿車上邊走邊喝，并對那仆人說：我醉死在哪裏，就把我埋在哪裏。[27]
辛棄疾詞“醉後何妨死便埋”，說的就是劉伶。[28]
實在看不下去的劉太太便勸他戒酒。
劉伶說：很好！不過我管不住自己，得請神幫忙。
太太也隻好備酒備肉祭神。
劉伶卻跪下來禱告說：天生劉伶，以酒爲命。一飲一斛（讀如胡，十鬥），五鬥去病。女人的話，怎麽能聽？于是趁機大吃大喝，直到爛醉如泥。[29]
酒鬼總是能找到說法的，劉伶也一樣。
這讓人想起了劉昶（讀如廠，劉昶字公榮），此公的特點是跟什麽人都能在一起喝酒。他的說法是：遇到比我強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我差的，不好意思不喝。如果遇到跟我差不多的，那就更得喝了。[30]
不過，阮籍和王戎卻另有說法。他們說：遇到比公榮強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公榮差的，也不好意思不喝。隻有遇到公榮本人，可以不跟他喝。結果，在阮籍和王戎那裏，劉昶一杯酒都喝不上，但談笑風生如舊。[31]
劉伶和劉昶這樣的，大約是純粹地愛酒，阮籍的酗酒則恐怕另有原因。一個可供參考的史實是：司馬昭想跟阮籍聯姻，阮籍卻連續大醉兩個月，此事隻好作罷。[32]
于是，到司馬昭加九錫，需要有人寫勸進表時，阮籍便故伎重演。可惜這回大家都不放過他，阮籍被叫醒後也馬上就一氣呵成，寫了一篇文詞清壯的錦繡文章。衆人看過以後，都說是神來之筆。[33]
九錫
據《禮緯·含文嘉》。
一曰車馬 指金車大辂和兵車戎辂；玄牡二驷，即黑馬八匹 其德可行者賜之
二曰衣服 指衮冕之服加上配套的赤舄一雙 能安民者賜之
三曰樂則 指定音、校音器 使民和樂者賜之
四曰朱戶 指紅漆大門 民衆多者賜之
五曰納陛 有兩種說法：一是登殿時特鑿的陛級，二是階高較矮的木階梯 能進善者賜之
六曰虎贲 守門之軍虎贲衛士若幹人，或謂三百人；也指虎贲衛士所執武器，戟、铩之類 能退惡者賜之
七曰弓矢 彤弓矢百，玄弓矢千 能征不義者賜之
八曰钺能 —— 能誅有罪者賜之
九曰秬鬯 指供祭禮用的香酒 孝道備者賜之
九錫是帝王賜給有大功或有權勢的諸侯大臣的九種物品，是最高禮遇的表示。通常天子才能使用這些禮器，受九錫之禮，形式上的意義遠大于使用價值。後世權臣圖謀篡位，辄先邀九錫。
如此神筆，恐怕是早有準備的吧？也許，阮籍的打算是能躲就躲。實在躲不過去，酒也就醒了。他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真把腦袋變成酒壺。婚姻是私事，司馬昭也不好意思硬來。加九錫是公務，阮籍豈敢搪塞？
這樣看，他其實從來就沒真醉過。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司馬昭也給了阮籍最大限度的寬容甚至袒護。阮籍在居喪期間飲酒吃肉被人彈劾，司馬昭卻替他辯解說：你看他悲痛得都沒有人形了，爲什麽不能跟他分憂？身體有病而飲酒，是符合禮制的嘛！[34]
然而阮籍哪裏是身體有病？他的病在心裏。實際上阮籍跟嵇康一樣，對司馬昭他們借禮教之名行謀篡之實是心懷不滿的，對那些禮俗之士也極爲蔑視。因此，阮籍也會像孔融那樣口出狂言，甚至故作驚人之語。
有一次，阮籍說：殺父可以，殺母不行。
衆人大驚。
司馬昭也說：弑父乃滔天大罪，怎麽可以？
阮籍卻解釋說：比如動物，都是隻知道母親不知道父親的。所以，弑父是行同禽獸，殺母是禽獸不如。
衆人又都歎服。[35]
阮籍這樣說話，并不奇怪。事實上，從東漢末年到東晉末年，禮教幾乎成爲虛僞的代名詞。比如桓溫的小兒子桓玄，最後是篡位了的，然而他在公衆面前的表現卻是大孝子。有一次，一位客人在席間要求溫酒，桓玄竟痛哭流涕起來，因爲“溫”是他亡父的名字，提都提不得。
難怪阮籍要故意跟禮教唱反調。他家附近酒店的老闆娘很有姿色，阮籍和王戎便常常去店裏買酒，喝醉了就睡在那女人身旁。對此，店主人曾大爲起疑。但經過細心觀察，卻發現阮籍一點邪念都沒有，也就釋然。[36]
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這樣的吧？[37]
一個有着赤子之心的人可能活得很快樂，也可能會很痛苦。因爲成年人不可能真是小孩子，所謂“像孩子”不過是率性和率真。阮籍就是這樣。據說他會青白眼，遇到欣賞的人用青眼看，不喜歡的就給他白眼。嵇康和哥哥嵇喜在阮籍那裏，享受到的就是這兩種不同的待遇。
然而毫不掩飾自己好惡的阮籍，卻終其一生“口不臧否人物”，也就是不對任何人發表評論。這一點讓司馬昭極爲贊賞，他甚至認爲天底下最謹慎的人就是阮籍。[38]
這就是阮籍了：率真而又自律，率性而又謹慎。這樣的人，心裏面是會郁結成疙瘩的。因此有人認爲，阮籍酩酊大醉，就是爲了用酒來澆那心中塊壘。[39]
他的哭，也如此。
阮籍一生，應該哭過多次。某個非親非故素不相識的女孩子死了，他也前往痛哭一場。原因，據說僅僅因爲那姑娘才貌雙全，卻未嫁而亡。這确實是很不幸的人生。以阮籍之詩人氣質和哲人敏感，不能不爲之恸哭。
但，他更可能是哭自己。想想阮籍這輩子，跟那女孩在本質上又有什麽區别？他的人生價值當真實現了嗎？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詩，有多少人看得懂呢？他爲司馬昭寫的勸進表，會是自己想說的心裏話嗎？
難怪阮籍要跟劉伶一樣，駕一輛車攜一壺酒漫無目的到處亂走。不同之處在于，劉伶吩咐“死便埋我”，阮籍卻一定要走到路盡頭，再恸哭而返。[40]
沒人能夠确切知道他們的想法。也許，劉伶已經清楚地意識到，無論一生一世如何度過，最後終歸于死。那又何妨走到哪裏算哪裏，死到哪兒埋哪兒？同樣，人生既然并無意義，那又何妨想怎麽活就怎麽活？
所以劉伶之狂甚于阮籍。有一次朋友去看他，卻發現他全身赤裸一絲不挂地坐在那裏。朋友們大爲怪異，劉伶卻很坦然。他滿不在乎地說：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諸位爲什麽要走進我的褲子裏來？[41]
這實在要算是瘋話。
其實劉伶并不瘋癫。他的心裏比誰都明白，也很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次酒後與人發生口角，對方卷起袖子就要動手，瘦瘦小小的劉伶馬上讓步。他的說法是：我這幾根雞肋恐怕不值得安放您那尊貴的拳頭。
對方當然一笑了之。
實際上這也是劉伶的處世之道。對司馬政權，他不像嵇康那樣公開對抗，也不像阮籍那樣委曲求全，而是在被招聘時大談虛無，讓執政者覺得自己百無一用。所以劉伶最後的的結局，竟是壽終正寝。[42]
阮籍卻一直處于痛苦的掙紮之中。據說他在觀看劉邦與項羽的楚漢戰場時，曾說過一句名言：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可見他是認爲要有英雄的，也希望能爲那沒有英雄的時世找到一條出路。他的途窮而哭，則因爲發現上下求索的結果，是仍不知道路在哪裏。[43]
我們也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不會在陶淵明的田園裏。
陶淵明之隐
跟劉伶、阮籍一樣，陶淵明也嗜酒如命。
陶淵明就是陶潛，淵明是他的字。因爲短時間做過彭澤（今屬江西九江）縣令，所以又稱陶彭澤。彭澤縣令依法享有三頃公田，陶淵明竟然吩咐全部種上釀酒用的高粱，聲稱隻要能常醉于酒，就心滿意足。後來隻是由于太太的強烈抗議，才同意撥出五十畝改種粳稻。[44]
可惜陶淵明并沒能等到高粱成熟，因爲上級機關派來了督郵。督郵是郡守派遣到各個縣，監察縣官和縣吏的巡視員，官不大權不小，架子也足。劉備做安喜縣尉時，就因爲受不了督郵的氣焰嚣張，才挂冠而去。而且，一怒之下鞭打督郵的也不是張飛，而是劉備本人。[45]
這回輪到陶淵明。
督郵來到彭澤時，縣裏的下屬就提醒長官：大人得穿戴整齊規規矩矩恭恭敬敬前去拜見。陶淵明同樣受不了這窩囊氣，當即解下官印和绶帶離職走人。隻不過，他沒讓督郵挨一頓鞭子，而是留下了一句名言：
吾不能爲五鬥米折腰，拳拳事鄉裏小人邪！
陶淵明回家了，從此再不做官。
現在看來，不再做官很可能是他早已産生的想法。據陶淵明自己說，這位隻在任上待了八十多天的縣令，原本是想等到一年後再走的。但他的妹妹突然去世，隻好辭職奔喪，時間是在義熙元年（405）的十一月。高粱也好粳稻也罷，恐怕還沒種下去呢！[46]
于是就連陶淵明爲什麽要突然辭職，是因爲督郵還是因爲妹妹，都成了無頭案。三頃公田六分之五種高粱，六分之一種粳稻，也隻是說說而已。
但辭官以後的陶淵明，心情似乎特别舒暢。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回歸：小船一搖一擺緩緩行駛在江上，江風吹拂着身上的衣裳。遇到岸邊的行人，便詢問前面的路程還有多遠，隻覺得晨曦出現得太晚太晚。
歸心似箭啊！
到家以後更是欣喜。仆人和孩子在門前迎候，自己則看見家門便一路狂奔。庭院裏的小路已經荒蕪，所幸松樹和菊花還在，更讓人高興的是窖中有酒盈樽。那就坐在南窗下自斟自飲吧！你看那山谷中飄出的雲可有心機？那紛紛回巢的鳥兒也不過是累了而已。[47]
一切都那麽自然，回家的感覺真好！
決心永不做官的陶淵明開始了自己的田園生活。實際上他在擔任彭澤縣令之前就已經參加農業勞動，此番不過重操舊業。然而陶彭澤的技術水平似乎不敢恭維，因爲“種豆南山下”的結果，竟然是“草盛豆苗稀”。[48]
好在陶淵明的躬耕不是爲了謀生，而是爲了謀心。一個有着僮仆的家庭，大約也不會指望男主人在農業生産方面的貢獻。所以他可以在自家院子裏閑庭漫步，他筆下的田園生活則雖然艱苦，卻充滿詩意：
暧暧遠人村，依依墟裏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颠。[49]
清晨，雞鳴狗吠之中，遠處的人家若隐若現，自己的村落炊煙袅袅，這是農村最尋常不過的景象，在陶淵明的眼裏卻是那樣的清新、恬靜、怡然自得。
當然，他眼中的田野也十分迷人：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50]
疇（讀如籌）就是田地。平曠的田野上吹着遠來的清風，茁壯成長的禾苗欣欣向榮，這是怎樣地讓人陶醉！
如此詩句當然是不朽的，陶淵明也因此而獲得了“田園詩人”的桂冠，甚至被視爲真隐士的典型。因爲他不像某些号稱隐士的人，隐居的目的是擡高身價。陶淵明可是再也不曾出山的，交往的對象也隻有農夫：
時複墟曲中，披草共來往。
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51]
好一個“但道桑麻長”！他關心的竟隻有收成。
這就連農夫都看不下去。據說某天早上，有位農民拎着一壺酒來看望陶淵明。這位好心腸的農夫誠懇地對那田園詩人說：我們這種地方不該是先生您屈就的。現在舉世都在同流合污，先生又爲什麽不可以随波逐流呢？
陶淵明謝絕了農夫的好意。他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們還是一起喝了這杯酒吧！我不會改變主意的。
後來，陶淵明把這件事寫進了詩中：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
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52]
詩是好詩，事可存疑，也不必較真。但，一大早聽見有人敲門，連衣服都來不及穿好就去迎接，這種心情和心理是真實的。顯然，陶淵明渴望與人交往。他也許躲避官場躲避政治，卻并不躲避社會。
其實就連對政治，也未必毫不關心。據說，陶淵明寫詩作文标注日期，絕不使用劉宋的年号。也就是說，他并不承認劉裕的宋是合法政權，他的心目中隻有晉。[53]
那麽，他又爲什麽不做晉官？
官位太小。
田園詩人真隐士，會嫌官小？
會的，因爲陶家祖上極爲顯赫。曾祖父陶侃，官居大将軍，位進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兼任兩州刺史（其中一州還是荊州），被時人評價爲英明神武似曹操，忠誠勤勞如孔明。這是何等豪雄的風雲人物！[54]
難怪陶淵明要稱督郵爲“鄉裏小人”。
也難怪他“不堪吏職”，要辭官而去。
沒錯，他彎不下那高貴的腰。[55]
可惜到了淵明這一代，陶家已經敗落，變成了破落貴族或破落士族。但，血性、精神和性格，卻似乎是可以隔代遺傳的。因此陶淵明的内心深處，有着一般人不易覺察的高傲和高貴。隻不過，這種内在力量在陶侃那裏表現爲英雄氣，在淵明這裏則看起來像是平常心。
然而最不平常的，恰恰就在看似平常之中。辭去彭澤縣令職務的第二年重陽節，已無酒喝的陶淵明坐在宅邊菊花叢中，滿手把菊，寫下了這一千古名句：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56]
也許，這就是陶淵明的真實形象。在這裏，“見”是不能錯爲“望”的。望，就刻意了，也不悠然。隻有不經意間看見了南山，平淡之中才蘊含着絢爛至極。
也隻有如此，才是魏晉風度。
名士皇帝司馬昱
陶淵明辭去彭澤縣令時，簡文帝已去世二十多年。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位死後被尊爲太宗的東晉皇帝，其實比陶淵明更像隐士，也更像名士。
沒錯，他才真是“大隐隐于朝”。
簡文帝司馬昱的身世，前面已經說過。他是東晉開國皇帝司馬睿的小兒子，差點被司馬睿立爲繼承人。隻是由于王導等人的堅持，長子司馬紹才成爲第二任皇帝。
其實晉明帝司馬紹并不簡單。某次，有人從長安來見晉元帝司馬睿，隻有幾歲的他正好坐在父王腿上。晉元帝便問兒子：長安和太陽，哪個遠，哪個近？
司馬紹回答：長安近。因爲長安來人了，沒聽說過有人從太陽那裏來。
晉元帝很得意，第二天在宴會上又故意問了一遍。
司馬紹卻說：太陽近。
晉元帝大吃一驚，問他爲什麽改口。
司馬紹說：舉目即見太陽，不見長安。[57]
這件事當時就傳遍了天下，因爲司馬紹的回答和改口都很精彩。實際上晉元帝第一次問他之前，就已經把洛陽和長安淪陷的事情講了一遍，還潸然淚下。司馬紹爲了安慰父親，才故意說長安近。但是第二天面對群臣，他就必須說隻見太陽不見長安。這才是領袖說的話，盡管當時他還是小孩子，他父親也還隻是琅邪王或晉王。
所以，此事如果屬實，司馬紹是有政治天賦的。
簡文帝司馬昱的政治才能卻相當一般，政績更是乏善可陳。他以會稽王的身份執掌朝政時，制衡野心家桓溫的辦法竟然是起用清談家殷浩，讓殷浩去北伐。隻會談玄學的殷浩哪裏是北方蠻族的對手？也隻能一敗再敗。
結果是殷浩被廢爲庶人，内外大權盡歸桓溫之手。可惜桓溫并不領情，因爲他收複中原的計劃被耽誤了。殷浩更是怨氣沖天，說哪有把人送上高樓又撤走梯子的！于是成天在空中反反複複寫四個字：咄咄怪事！[58]
殷浩是不是說過那些話，曆史上有争議。但司馬昱被桓溫推上皇位後，那皇帝當得可憐兮兮，則恐怕是不争的事實。就連火星出現在太微，他都惶惶不安。因爲前任皇帝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桓溫廢掉時，星象就是這樣。
于是司馬昱把中書郎郗超（郗，舊讀如癡，今讀如希）拉進偏殿問：天命的長短原本就無法估計，隻不過會不會又有以前那樣的事情發生呢？[59]
這當然是個問題，但爲什麽要問郗超？
因爲郗超是東晉重臣郗鑒的孫子、郗愔（讀如音）的兒子，更是桓溫言聽計從的謀臣。讓自己的老爸交出兵權退居二線，把皇帝換成司馬昱，都是郗超的主意。所以謝安和王坦之對郗超，都得小心翼翼地讓他三分。[60]
郗超對司馬昱倒是不敢不客氣。他回答說：大司馬（桓溫）正在對外鞏固邊防，對内安定社稷，一定不會發生什麽非常之事，臣願以身家性命爲陛下擔保！
司馬昱則對郗超說：請向令尊大人緻意！家國之事到了如此地步，都是由于朕的無能，真是羞愧難言！
說完，淚流滿面。[61]
至尊天子地位的安穩，竟然要靠一個小小的郎官來擔保，這樣的皇帝也實在是窩囊透了。難怪謝安認爲司馬昱不過是晉惠帝之流，頂多清談的水平要高一些。[62]
實際上司馬昱更應該去做名士。成爲皇帝之前，他的府邸高朋滿座，常常聚集着當時的各界名流。包括桓溫和殷浩，也包括其他清談家和僧侶，都是他的座上客。他們的清談會不但勝友如雲，還往往通宵達旦。司馬昱甚至自己也成爲清談家，盡管被認爲隻是二流的。[63]
不過，名士們倒都認可司馬昱。當時一位名望很高的詩人就說：隻有非常精通的人，才能跟他剖析義理，劉真長（劉惔）可算一個。也隻有非常深沉的人，才能跟他安閑相處，簡文帝（司馬昱）就是這樣。[64]
這是很高的評價。
司馬昱也确實堪稱名士風流。他美儀容，大器量，高智商，雅趣味，更重要的是有名士的心境。登基後，他步入皇家的華林園，竟發表了這樣的點評：
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65]
濠就是濠水，在今安徽鳳陽。濮則是濮水，在今河南省境内。在濮水，莊子拒絕了楚王的招聘，表示甯可做一隻在泥潭裏打滾的烏龜，也不願意從政。在濠水，莊子則怡然自得地對惠子說：你看那魚兒在水裏從容不迫地遊來遊去，那就是魚的快樂呀！[66]
所謂“濠、濮間想”，就是這個意思。
一個皇帝，把皇家園林看作了莊子隐居并體驗自由的濠水和濮水，還說這“會心處”并不需要太遠（意思是皇宮之中也行），豈非“大隐隐于朝”？隻要置身于幽靜深邃的林木溪水間，就能油然感到大自然和小動物自發地與人親近，豈非典型的名士心态和藝術家氣質？
當然是。盡管他和陶淵明一樣，都不嘯。
毫無疑問，“大隐”是被桓溫逼出來的。但從皇族變成名士，則很可能是他的華麗轉身。事實上，司馬昱并沒有想到後來會當皇帝；而隻要不參與政治惹是生非，做一個名士并不比做皇帝差，甚至還更體面。
這應該是司馬昱最好的選擇。
可惜司馬昱比誰都身不由己。陶淵明可以辭官，他卻不能。他隻能硬着頭皮跟桓溫這樣的枭雄周旋，在皇宮裏提心吊膽地度日如年。幸運的是，他的眼淚終于擋住了桓溫的咄咄逼人，東晉王朝也沒在他手裏被革除天命。
野心勃勃的桓溫，在漢獻帝般的司馬昱面前放慢了篡位的步伐，這事常常讓人費解。但如果了解魏晉，便會覺得不足爲奇。沒錯，這是一個黑暗和混亂的時代，卻依然有着自己的精神。在它面前，桓溫也好王敦也罷，都得有所收斂甚至卻步，因爲那也是他們的精神。
那麽，魏晉的精神是什麽？
對人格力量的敬重。
很難說簡文帝司馬昱有多大的人格魅力，但他的氣質确實華貴，氣度也确實不凡。有一次，桓溫、司馬昱和武陵王司馬晞同車出行。桓溫暗中讓人進行騷擾，儀仗隊頓時亂作一團，司馬晞也吓得要求下車。司馬昱卻端莊靜穆，安詳閑适，不爲所動，讓桓溫肅然起敬。[67]
後來桓溫敢廢了司馬晞，卻不敢硬逼簡文帝殺人，原因之一也許就在這裏。否則我們實在不明白，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司馬昱，有什麽可讓桓溫顧忌的？要知道，司馬晞是有兵權的，司馬昱卻連稻子都不認識。[68]
然而司馬昱有器量，這恰恰是魏晉人最爲看重的。這樣一種人格力量，嵇康有，王戎有，王導有，庾亮和謝安也有，司馬昱則更兼以華美。晉廢帝時，諸公上朝總覺得朝堂昏暗。隻有會稽王兼丞相司馬昱走進來時，人們才眼前一亮。因爲他氣宇之軒昂，竟有如朝霞升起。[69]
實際上，這也是一種力量：美的力量。
而且，這種力量也是無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