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後來唐帝國的創始人一樣，
都是民族混血兒中的佼佼者，
身上既有華夏文明的遺傳基因，
也有少數民族的生命活力，
當然會創造出更具開放性和兼容性的新文明。
重歸一統
陳朝亡國前，有霧霾。
霧霾彌漫在建康城，鋪天蓋地無孔不入，每個人的鼻子裏都是又辣又酸。據正史記載，後主陳叔寶甚至在新年團拜會上昏睡過去，直到黃昏才醒了過來。[1]
這是隋開皇九年（589）的正月初一。霧霾中昏睡不醒的陳叔寶也許不知道，就在這天，隋文帝楊堅派出的大軍已兵分兩路渡過長江，很快就要兵臨城下。[2]
二十天後，這位亡國之君成爲俘虜。
俘虜做得很不體面。隋軍進入台城時，城中的文武百官跑得一幹二淨，隻有少數幾個人留在了宮中。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向陳叔寶建議：着正裝禦正殿，像當年梁武帝見侯景那樣接見隋軍将領，這樣至少還能保住尊嚴。
陳叔寶卻說：刀鋒之下怎麽相見？我自有辦法。
他的辦法是躲進井裏。
可惜陳叔寶并沒想到隋軍會“落井下石”，實際上他也是聽見對方揚言要扔石頭，才在井底發出聲音的。這回輪到敵人大跌眼鏡了。他們隻放下了一根繩子，卻同時拉上來三個人：後主陳叔寶，貴妃張麗華，貴嫔孔某某。[3]
後面的故事便既無趣味也無懸念。紅顔禍水張麗華被隋軍将領殺掉，據說這很讓對她有意的晉王楊廣（也就是後來的隋炀帝）感到不快。亡國之君陳叔寶則被帶到長安，靠着他的沒心沒肺和厚顔無恥活夠了歲數。[4]
曆史卻大爲改觀。之前的中華大地，有四個世紀是分裂和混亂的。三國，兩晉，五胡，十六國，南北朝，總體上是四分五裂，南北對峙，動亂不止。但，當陳叔寶從井裏被拉上來以後，這一切便都結束了。
一個時代，就這樣喜劇性地落下帷幕。
這是一個不能忽略的時代。我們知道，從秦并天下到董卓入京，秦漢“第一帝國”曆時四百一十年。從隋文帝滅陳到朱全忠滅唐，隋唐“第二帝國”曆時三百一十八年。二者之間這一段，剛好整整四百年。顯然，這就不能看作過眼煙雲，而應該引起深刻的反省和思考。[5]
是啊，我們爲什麽會有這樣的命運和選擇？
不妨來看陳和隋。
被隋文帝滅亡的陳朝是陳霸先建立的，時間則是在侯景之亂以後。這時由于蕭衍子孫的争權奪利、骨肉相殘和賣身投靠，南梁的國土大面積淪喪。淮南和廣陵被東魏所取，益州、漢中、襄陽爲西魏所得。南朝原本就隻有半壁江山，現在又再丢失一半，簡直就不成體統。
也就是說，陳國建立之初，便隻是小王朝。
更可怕的是，南方漢族政權得以偏安，原本靠的是從巴陵（今湖南嶽陽）到建康的長江防線。但是，由于江陵（今湖北荊州）實際上被西魏控制，長江天險便已不足爲憑，陳霸先的國家可謂危如累卵。[6]
因此，盡管陳朝前面幾任皇帝都很想振作，卻其實已經回天無力。于是就連一度收複的江北諸郡，最後也要再次淪入敵手，陳人也隻能再次縮回自己的小窩。[7]
到陳叔寶繼位，就隻能等着亡國了。
事實上隋文帝的伐陳是有備而來的，出征也是大張旗鼓的。他甚至發表了讨陳宣言，曆數陳叔寶二十條罪狀，抄寫三十萬份廣而告之。當時，有人認爲，兵以詐立，不宜張揚。隋文帝卻說：朕替天行道，爲什麽要保密？如果那小子看了檄文以後就改邪歸正，又有什麽關系？[8]
隋文帝底氣十足。
底氣是有依據的。當時，隋軍的兵力有五十一萬八千人之多，将士們也個個摩拳擦掌鬥志昂揚。陳叔寶又有什麽呢？按照隋文帝的說法，國土不過“手掌之地”而已，哪裏能夠抵擋天朝的雄師？[9]
陳叔寶卻嘻嘻哈哈。
實際上，隋文帝大軍壓境時，間諜的情報便源源不斷地送到了陳廷。然而朝中一位大臣竟說：這都是那些邊防将士想立軍功，故意誇大敵情。長江自古是天塹，北虜難道能夠飛渡？要是能，臣就該做太尉公了！[10]
陳叔寶哈哈一笑，繼續夜夜笙歌。
沒錯，此人治國雖然無能，寫情詩倒是十分在行，而且還有代表作，比如《玉樹後庭花》。[11]
難怪隋文帝給了他四個字的評價：全無心肝。[12]
看來，陳叔寶作爲亡國之君很是合格，隋文帝能夠滅陳則在情理之中。實際上，陳朝甚至南梁都早就該亡。他們能夠苟延殘喘，僅僅因爲北方也不太平。
問題出在北魏。
從開創了南北朝時代的那一年（439）起，北魏就是中國北方的主人。此後，他們又在那裏維持了差不多整整一個世紀的統一。這無疑要歸功于三個人：建立帝國的拓跋珪，開創北朝的拓跋焘，遷都洛陽的拓跋宏。
可惜遷都洛陽五年後（499），拓跋宏就去世了。他的後繼者跟不上他的理想和思路，也把握不了未來的曆史走向，更無法掌控改革後的政局。結果，宮廷政變和政治陰謀延綿了三十年。終于，在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的第二年（528），北魏大亂。然後，是分裂。
分裂後的北魏變成了東魏（534）和西魏（535）。兩魏表面上都由拓跋後裔繼承，實際上東魏的掌權者爲鮮卑化的漢人高歡，西魏則由漢化的鮮卑人宇文泰控制。正因爲大權其實旁落，所以禅讓形式的政變還會發生。最後，東魏變成了北齊（550），西魏變成了北周（557）。
也就在這一年，南梁變成了陳。
齊、周、陳，三國鼎立。
三國當中，北周地盤最大，能量最小——武裝力量比北齊弱，政治地位不如陳，文化更是相對落後。然而最後勝出的卻是北周。公元577年，北齊首都邺城（今河北臨漳）被攻陷，北周重新統一了中國北方。就連陳宣帝從北齊手裏奪回的江北諸郡，也被他們奪走。
天下，眼看就是北周的了。
可惜滅亡北齊才一年半，壯志未酬的周武帝就一病不起，享年三十六歲。失去了靈魂的北周立即陷入黑暗和混亂之中，直到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來收拾局面。[13]
我們知道，他就是隋文帝。
隋文帝楊堅是鮮卑化的漢人，鮮卑姓普六茹，鮮卑名那羅延（意爲金剛不壞），爵位隋國公。不過，當這位普六茹·那羅延由隋公晉升爲隋王，并改回到他的漢族名字楊堅時，又一出禅讓的好戲就上演了，北周也變成了隋。完全統一中國的使命當然也由隋來承擔。
于是，四百年的曆史就可以這樣來概括：統一的大帝國一分爲三，這就是三國。短暫統一之後再次大分裂，這就是魏晉十六國。然後是四分五裂變成南北對峙，這就是南北朝。最後是西方戰勝東方，北方統一南方，誕生新的中華大帝國，其路線跟當年的秦并天下幾乎一樣。[14]
奇怪！四百年分裂動蕩之後，爲什麽會重歸一統？
統一的進程，爲什麽是從北到南？
在此之前，北方爲什麽還要再分裂一次？
從未分裂過的南方，爲什麽不能完成統一大業？
最後實現統一的，爲什麽隻能是鮮卑化的漢人？
這正是我們想知道的。
淮河南北
北緯33度對于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或許有着特殊的意義。在這個緯度上下，中西部海拔2000米的秦嶺阻隔了南北的冷暖氣流，其勢延伸到東部即是淮河。淮河與秦嶺共同構成了中國800毫米降水線的分野：以北，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下；以南，在800毫米以上。
以此爲界，中華大地被分爲南方和北方。
屬于暖溫帶半濕潤地區的北方是遼闊的旱作平原，肥沃的黃土地上生長着小麥和大豆，以及落葉的闊葉林，比如苻堅在前秦的國道旁種植的槐樹。每到秋冬之際，漫山遍野便是一片金黃，然後又在轉眼之間變成枯黑。當河流和空氣都被凍結時，天地間更是充滿了肅殺之氣。
這是出産血性男兒的地方。
南方卻是亞熱帶濕潤地區，即便一月份的平均氣溫也在攝氏零度以上。樹木多爲常綠的闊葉林，農作物主要是水稻和油菜。并無結冰期的湖泊裏還有菱角和蓮藕，當然也有魚蝦和螃蟹。在那風吹稻花香兩岸的季節，多情的女子便會爲自己的男人獻上輕歌曼舞和美味佳肴。
難怪北方建立的政權一旦撤到了南方，便會變得文恬武嬉起來，直把杭州作汴州。也難怪從古到今，一統天下的總是來自北方靠小米和棍棒養大的武裝力量。
呵呵，勁草朔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
淮河南北，是兩樣的風景。
十六國與南北朝，也是不同的時代。
區别是顯著的。從政治的立場看，十六國大分裂，南北朝半統一。從文明的角度講，五胡不如東晉，北朝勝過南朝。也就是說，分裂的十六國變成統一的北魏後，曆史進程就發生了逆轉：胡人的北方不斷進步，漢族的南方每下愈況。北進南退，統一大業便隻能由北方來完成。[15]
這一切，又都與那條南北分界線有關。
事實上從東晉開始，淮河就既是地理分界線，也是軍事分界線。後趙與東晉、前燕與東晉、前秦與東晉，都是隔淮而治。淮河南岸從東到西今之淮陰、蚌埠、淮南、信陽一線，也幾乎一直是東晉的邊防前哨和國境線。
可以說，沒有淮河就沒有東晉。
同樣，沒有隔淮而治，也就沒有南方和北方。
是的，在華夏文明的思想體系中，原本沒有南北兩方的概念。南北和東西一樣，都是“中國”的外圍，而非對峙的兩半。從商周到秦漢再到魏晉，華夏民族從來就認爲自己住在天下的正當中，全世界也隻有這一個中心。這個中心在魏晉之前就叫中國，魏晉之後則叫中原。[16]
中心首先是文化的。也就是說，文化先進的夏族和華族爲中，東西南北是蠻夷和戎狄。統一大帝國誕生後，中心又有了政治意義，即帝都所在爲中，東西南北是帝國的郡縣。換句話說，秦漢以前隻有中國和四方，秦漢兩代則隻有中央和地方，沒有以淮河爲界的南方和北方。
漢的中央就是長安和洛陽，魏晉則隻有洛陽。洛陽的地理位置，正好在秦嶺至淮河南北分界線的中間偏北。看來周公他們把洛陽稱爲“中國”（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并非沒有道理，甚至堪稱慧眼獨具。何況從東漢到西晉，洛陽還做了近三百年帝都，當然是中心。[17]
然而公元311年洛陽的失守，以及五年後長安的淪陷把這一切都改變了。一方面，這兩座文明古城像日耳曼蠻族刀鋒下的羅馬和米蘭一樣慘遭蹂躏；另方面，大批中原士族紛紛南下，試圖把建康變成中國的拜占庭。
這時，我們就有了多種選擇。
第一種是放棄長安和洛陽，華夏文明全面南移，以建康爲中心重振旗鼓，并向更南邊的福建、廣東、廣西和海南發展，實現這些地區的徹底華夏化，就像亞曆山大之後北非的希臘化。中原地區則讓給胡人，讓他們發展壯大建立自己的文明，就像希臘北邊的羅馬。
可惜這并不可能。入主中原的并非隻有一個民族，而是五個。他們當中也沒有誰堪比羅馬。偏安江左的漢族人民和士大夫也不願意拱手相讓，甚至直到陳朝時期仍然希望收複中原。事實上他們也未必沒有這個能力，隻是由于後面将要講到的原因，這一願望總也未能實現。
因此其他的選擇同樣沒有可能。比方說，由北方胡人統一中國，實現全中國的全盤胡化。或者反過來，入華的五胡尊奉建康政府爲宗主，組成以晉皇帝爲天子的中華聯邦，然後融入華夏文明，實現他們的全盤漢化。
顯然，這都無異于癡人說夢。
不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秦嶺、淮河的阻隔以及雙方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的勢均力敵。更重要的是，無論胡漢都認同華夏文明，争執僅僅在于誰更有代表權。建康方面和漢民族當然不會自動棄權，北方胡人如前秦苻堅或拓跋北魏，則宣稱隻有他們才代表華夏正宗。
胡與漢，都認爲自己是中華，是老大。
于是，一個中心變成了兩個，隻不過一南一北。
結果是有了南北朝。
有了南北朝，這才有了南方和北方。
地分南北并無不妥，兩個中心卻有問題。因爲從商周到漢魏，華夏文明從來就是先聚焦于一處，然後再向文化氣息稀薄的外圍擴散。更何況多中心即無中心，除非它們能像長安和洛陽那樣，相互依存又各有分工：長安融合東西，洛陽溝通南北；長安代表進取，洛陽代表穩定。[18]
建康與北方的“胡都”卻不是這樣。
何況胡人們的首都星羅棋布，還飄移不定。[19]
這樣看，拓跋宏的遷都洛陽就意義重大。事實上，正是在這裏，他爲後來的隋文帝和唐太宗理順了思路，進行了試點，積累了經驗，聚集了人氣，也留下了希望。盡管後來的東魏和西魏都放棄了洛陽，也盡管隋文帝創立新帝國，唐太宗建設新文明，都不在洛陽而在長安。
其實長安也地位尊貴。畢竟，關中是周、秦和西漢的龍興之地。五胡中的四大天王——匈奴的前趙，羯人的後趙，氐人的前秦，羌人的後秦，竟有三個以長安爲都（前趙劉曜，前秦苻健，後秦姚苌），恐怕并非沒有原因。
隻有隋炀帝和武則天，更喜歡洛陽。[20]
相比較而言，建康就差得遠了。
現在叫做南京的建康，原本也是氣象非凡的。諸葛亮就曾這樣贊歎：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然而怎麽樣呢？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從西晉滅吳起，此間建立的政權便都是短命的小王朝。[21]
北魏将建康政府稱爲“僭晉”，也并非沒有道理。
然而即便不算孫吳，建康作爲帝都也有連續二百七十年的曆史，時間并不比洛陽短多少，北魏反倒在遷都洛陽之後不久就陷入内亂。更何況南方的潛力早在三國時期就已經顯示出來。曹操蕩平北方群雄一如秋風掃落葉，卻始終不能跨過長江一步，便是證明。
看來，建康和洛陽都不必對曆史負責，需要負責的隻能是人。實際上中原的混亂和南北的對峙會持續二百七八十年之久，恐怕就因爲南方和北方都有問題。隻不過在十六國那會，北方麻煩更多，所以五胡不如東晉；到南北朝時代，則南方問題更大，因此北朝勝過南朝。
那麽，他們的問題是什麽？
長城内外
先看北方。
北方的邊界是長城，正如南北的分野在淮河。淮河是天然的，長城卻是人爲的。早在南北朝之前，長城就已經成爲一條分界線，把内地與外族區分開來。那個時候，長城以外的地老天荒才是北，長城以内淮河以北則是中，是文化先進文明璀璨的中國和中華，也叫中土和中夏。[22]
與夏相對應的是夷，是蠻夷戎狄，也叫胡。
毫無疑問，在這種并不禮貌的稱謂背後，有着文化的優越感，也有着民族的自信心。隻不過誰都沒有想到，有一天事情竟會變成這樣：長城之外的戎狄成了内地的主人，原來的主人則被攆到東南一隅，并被稱爲島夷。
長城内外，天翻地覆。
這樣的變化誰都無法适應，包括那些勝利者。面對突然出現的權力真空和曆史舞台，他們隻能各自占山爲王或者次第登場，淋漓盡緻地表現出自己的血性和蠻野，并把好端端的中原大地變成破碎的山河。
五胡十六國之亂，原因就在這裏。
然而即便在這空前的動蕩之中，文明的力量也仍在頑強地生長，從混亂走向有序則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願。于是前有後趙石勒的小統一，後有前秦苻堅的大統一。盡管兩次統一都很短暫，未來的走向卻毋庸置疑。而且無論羯人的後趙，氐人的前秦，鮮卑的北魏，都自稱中華。
這就跟羅馬不同。
曾經的世界領袖西羅馬帝國，是在北魏馮太後開始體制改革那年（476）滅亡的。命喪黃泉的西羅馬分裂爲諸多的碎片，隻有東邊的拜占庭帝國活到了中國明朝的景泰年間，最後在1453年被奧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也就是在這一年，英國和法國打完了他們的百年戰争。
不過，拜占庭雖然号稱東羅馬，卻其實是另一個國家，也是另一種文明。至少，它的初期更像是亞曆山大帝國的起死回生，希臘傳統的借屍還魂，再加上基督教會的社會革命，而不是羅馬文明的偉大複興。真正的羅馬文明，從遷都君士坦丁堡那天起就已經死了。
事實上羅馬也是先分裂後滅亡，而且這種分裂跟三國和南北朝也不可同日而語。三國都是漢族政權，北朝則實行雙語制，東西羅馬卻分别是希臘語和拉丁語文化區。于是東羅馬漸行漸遠，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則在西羅馬破碎的土地上由日耳曼人創造出來。
中華與羅馬，是不同的裂變。
也許，隻有一樣東西是大家都喜歡的，那就是皇帝的稱号，隻不過羅馬叫恺撒。德意志和奧地利的Kaiser其實就是恺撒，俄羅斯的沙皇也是。但，他們似乎并沒像拓跋焘自命爲中華皇帝那樣，說自己是羅馬皇帝。[23]
不是羅馬皇帝，就沒有義務複興羅馬文明，也不必重新統一帝國的天下。何況羅馬文明原本就是次生的，之前早就有西亞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臘文明。因此，羅馬境内的日耳曼人即便已經羅馬化，也不一定要對羅馬文明從一而終，完全可以分家自己過日子。
中華文明卻是原生的。由于喜馬拉雅山脈和帕米爾高原的阻隔，西亞和印度文明對中國其實影響甚微，至少在魏晉之前是這樣。而且在當時的東亞地區，中華也是唯一的文明。因此，長城之外的遊牧民族就隻有兩個選擇：要麽繼續停留在部落時代，要麽越過長城與中華認同。
五胡選擇了後者。
而且，他們也早就越過長城了。
羅馬卻沒有長城，隻有大道。條條大路通羅馬與長城内外分夷夏，是兩種不同的模式和取向。前者意味着文明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新建，哪怕付出代價。後者卻認爲世界隻有一個中心，文明隻有一種形态，我們也隻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守住自己的根基，哪怕重新整合。
否則，就隻有毀滅。
四百年動蕩分裂之後還得重歸一統，重新統一後建設的也隻能是中華文明，原因大約在此。
問題僅僅在于誰來統一。
曆史選擇了鮮卑拓跋部。
這似乎沒有道理。因爲鮮卑在五胡當中是文化最落後的，拓跋在鮮卑各部中又最落後。但，戰國七雄中，秦國不是相對遜色嗎？西方國家中，美國不是崛起最晚嗎？看來文化落後并不要緊，關鍵在善于學習并勇于創新。
何況先進有先進的問題，正如大有大的難處。事實上羅馬和東漢終于滅亡，就因爲這兩種文明都已經由成熟而至于爛熟，走到了發展的盡頭。這個時候，依靠自身的力量已無法革故鼎新，隻能借助外力來再造輝煌。遺憾的是，日耳曼人沒能給羅馬輸血，他們把它肢解了。[24]
之後，便有了歐洲五彩斑斓的版圖。
鮮卑人卻進退兩難。
表面上看，他們可選的道路很多。上策是稱霸中原蕩平天下建立統一大帝國，中策是割據一方安營紮寨保住小政權，實在不行則退回漠北，像其他那些遊牧民族一樣繼續充當劫匪，寇略中原，滿載而歸，來去匆匆。
但，進入内地定都平城變成農業民族以後，第三條道路在事實上已無可能。像鮮卑同胞慕容部的前燕等等那樣昙花一現，則等于坐以待斃。置于死地而後生，已無退路的鮮卑拓跋部隻能朝着成爲中華帝國的目标挺進。
問題是，作爲少數民族和後起之秀，北魏即便能夠實現統一，也無法将中國鮮卑化。這不可能，也不應該。他們唯一能做的，是先改變自己，再改變中國。
要想得天下，必須中國化。
馮太後銳意革新，拓跋宏全盤漢化，原因即在于此。
實際上，這也是必由之路。
然而這就意味着數典忘祖傷筋動骨，也意味着改變鮮卑人的文化傳統，損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統一了将近一個世紀的北方還得再分裂一次，變成東魏和西魏。東魏和西魏也得各自再政變一次，變成北齊和北周。
北齊與東魏，北周與西魏，名爲兩朝，實爲一體。因爲掌握實權的，東魏和北齊都是高歡一族，西魏和北周都是宇文泰一家。宇文泰是漢化的鮮卑人，高歡則是鮮卑化的漢人。漢化的鮮卑和鮮卑化的漢，最後誰能勝出？
鮮卑化的漢人。
但，不是高歡，而是楊堅。
楊堅知道，黃河九曲十八彎，最終要流入大海。天下不定，根本問題在民族關系。高歡調和民族矛盾，結果被北周所滅；宇文泰要漢人鮮卑化，結果爲隋所亡。隻有做到了“漢胡互化，以漢爲主”的隋，才最後成功。[25]
隋唐帝國的人民是一個新的民族。這個新民族融入了匈奴、羯、氐、羌和鮮卑各部，因此可以叫做新漢族。在下一階段，他們将是中華文明的主要創造者。
三四百年的民族大混血，至此功德圓滿。
鮮卑脫胎換骨，北魏鳳凰涅槃，新誕生的隋帝國其實是拓跋魏的升級版。他們和唐帝國的創始人，都是民族混血兒中的佼佼者，身上有着華夏文明的遺傳基因，也有着少數民族的生命活力。創造新曆史，他們當仁不讓。
這可是南人無法匹敵的，何況他們自己還有問題。
那麽，南朝的問題又在哪裏？
沼澤地
北方的問題在民族，南方的問題在階級。
階級鬥争是南朝政治的主旋律。宋文帝劉義隆即位後一年多，就誅殺了把自己推上帝位的徐羨之和傅亮（請參見本書第三章），便正是鬥争的表現：慫恿劉義隆殺掉這兩個人的都是名門望族，徐羨之和傅亮卻是庶族寒門。
這很不尋常。
前面說過，作爲門閥政治的掘墓人，宋武帝劉裕依靠的主要是皇族和庶族。後者掌握朝政，前者則掌握軍權和政區。此後，寒門掌機要，外藩托宗室，便成爲南朝的基本國策。這固然因爲宋、齊、梁、陳的開國之君都出身寒門庶族，也因爲士族已經腐朽沒落，不堪重任了。[26]
那麽，劉義隆爲什麽要殺徐羨之和傅亮？
也許是因爲恐懼。
事實上，當徐羨之和傅亮迎奉劉義隆入京爲帝時，義隆的許多部将都表示擔憂和疑慮，隻有出身名門的一些人力主成行。他們的說法是：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這樣的泥鳅根本就翻不起大浪，何足爲懼？[27]
劉義隆卻很清楚，事情沒有那麽簡單，寒門也未必就是省油的燈。作爲顧命大臣，徐羨之和傅亮既然膽敢謀殺皇上和王爺，又豈能保證他們不會再起圖謀？這些靠着僥幸和投機進入上層的小人，根本就沒有道德底線。因此劉義隆坐穩江山之後，那兩個家夥便必須人頭落地。
南朝的階級鬥争，也血淋淋地拉開了帷幕。
血案的背後是深刻的曆史背景和糾結，那就是士族地主與庶族地主兩個階級的權力和路線之争。這種鬥争表現爲皇族與士族、庶族的三角戀愛，也表現爲他們的三國演義，因此波詭雲谲，卻又并無道理。因爲按照商鞅變法和秦并天下的邏輯，帝國根本就不該有階級。
的确，作爲地主階級與領主階級鬥争的産物，帝國的意志原本是要消滅階級的。在這種新的制度下，原來的封建貴族沒有了。皇族以外的所有人無論貴賤賢愚，統統成爲帝國的編戶齊民，包括後來當了皇帝的劉邦。
編戶齊民，就是編入戶籍，一律平等的意思。
當然，是在皇權面前人人平等。
這是一場深刻的政治和社會革命。有此革命，天下才能真正歸于一統。于是有劉邦的誅滅功臣，晁錯的削藩之策，武帝的推恩之法（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七卷《秦并天下》、第八卷《漢武的帝國》）。究其所以，就是不允許在皇帝與平民之間，再有一個階級或階層。
士族卻把這個制度破壞了。
首先，他們有做官特權。其次，他們有免稅特權。更嚴重的是，根據兩晉政府頒布的占田令和占客令，他們合法地占有一定規模的土地和一定數量的佃客。佃客則不自立戶籍，也不負擔國家課稅，完全是豪門的依附人。[28]
佃客之外還有部曲，也就是家丁和莊客。他們平時種田、戰時打仗，實際上是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裝。從東漢末年起，部曲就作爲親兵跟随主人南征北戰，往往在關鍵時刻起着重要作用。而且由于曆屆政府對部曲的數量從無限制，招募部曲就成了土豪們擴軍備戰的重要手段。[29]
此外還有食客和門生。他們是出身卑微的士人，依靠攀龍附鳳在豪門那裏分一杯羹。由于士族壟斷了仕途，這些人是有利可圖的，比如主人做刺史，他們做縣令。因此食客和門生雖然地位比幕僚低，情誼卻更親近。[30]
佃客、部曲、食客、門生，就是依附人。
世家大族與依附人之間，是君臣關系。就連某些地方官自己招聘的僚屬，雖然不是依附人，也視長官爲君，終身追随不離不棄，隻知有家不知有國，跟春秋時期的家臣與大夫一樣（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四卷《青春志》）。[31]
也就是說，漢末魏晉俨然退回到秦漢以前，國家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士族無諸侯之名而有諸侯之實，難怪日本學術界有“六朝貴族政治”一說。[32]
實際上，士族雖然沒有世襲的爵位和封地，因此并非真正的貴族，派頭卻絕不亞于春秋的大夫。表現之一，就是與寒門庶族嚴格劃清界限。士族如與寒門通婚，便會成爲駭人聽聞的事情；寒門若想與士族同坐，即便有皇帝的旨意也不能如願，因爲士族根本就羞與爲伍。
這實在是沒有道理。
無理是顯然的。且不說士族與庶族同爲帝國子民，就算有士農工商之别，世族與寒門也都是士人，難道也要分高低？然而讓人大跌眼鏡的是，不但士庶有如天壤，士族内部也有貴賤之分。比如，說洛陽話的北方士族就高于說吳語的南方士族，南下的北方士族又要分先來後到。
于是，階級和等級被人爲地制造了出來。而且，正如北方之有五胡，南方的社會階層也變成了五個：世家大族、寒門庶族、編戶齊民、依附人、奴隸。[33]
這是一種怪異的結構。
怪異是肯定的。士族和庶族原本都是地主，卻變成兩個階級；佃客和部曲原本都是編戶，卻變成依附人；率土之濱原本莫非王臣，豪門大族卻自成體系逍遙法外。這樣怪異的現象，也隻有在那亂世才會成爲現實。
結構的怪異隻能造成心理的變态和社會的畸形，何況這種毫無道理的森嚴等級和階級壁壘，已經嚴重威脅到政權穩定和國家安全。統治集團内部既不能精誠團結，士族憑借種種特權和衆多依附，也足以與皇室分庭抗禮。長此以往，豈非國将不國？是如可忍，又有孰不可忍？
東晉政權卻隻能忍氣吞聲。因爲司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時，所有的資源都在士族手裏，自己隻是徒有其名的光杆司令。因此他和他的後繼者别無選擇，隻好讓出實權和實惠，甚至尊嚴和體面，與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可惜就連這都是一廂情願。
實際上，士族對于皇室的态度，是隻共治不共存。在他們看來，家族的門第聲望遠比國家政權重要，因此，可以爲了保全家門而擁護中央，卻絕不會爲了服從中央而犧牲門第。爲此，即便放棄中央或改換門庭甚至賣身投靠，也在所不惜。要知道，當時無論南北胡漢，都承認門閥制度和士族特權。既然如此，誰當皇帝又有什麽關系？[34]
這樣的士族，簡直就是帝國的癌細胞。
不過治療的方案卻讓統治者爲難。篡晉的桓玄，建宋的劉裕，都主張動手術；後來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則似乎傾向于保守療法。事實上，正是由于劉義隆和蕭衍在起用寒門的同時也善待士族，這才各自有了數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東晉就病入膏肓。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監之治也罷，都不過回光返照，之後則是更加不可救藥的堕落。梁亡前，國土面積已經最小，社會風氣已經最壞，世家子弟已經最不中用。侯景殺進來時，他們毫無還手之力和自救之方，隻能抱着玉器餓着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裏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他并非不努力，卻無論怎樣都事與願違：善待宗室卻衆叛親離，調和士庶卻勢同水火，以德治國卻道德淪喪，建立信仰卻失魂落魄。他就像陷入了沼澤，越是掙紮，滅頂之災就來得越快。隻不過這沼澤不是他個人的，而是整個時代、民族和社會的。
那麽，我們能夠走出這片沼澤地嗎？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裏？
整合的力量
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那年（529），拜占庭帝國頒布了《敕法彙集》。由于這部法典是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下令編纂的，因此也叫《查士丁尼法典》。
之後，十六人的委員會又完成了《法學彙編》、《法學總論》和《法令新編》。其中，《法學彙編》被稱爲“羅馬法的聖殿”，《法令新編》則用希臘語寫成。四部法典合起來統稱《民法大全》，并被公認爲是西方法律之母。[35]
如此浩大而重要的工程，無疑是對人類文明的卓越貢獻，查士丁尼也因此被稱爲“最偉大的立法者”。盡管他還有别的遺産，比如索菲亞大教堂；也還有别的頭銜，比如“大帝”的稱号，但《民法大全》肯定最爲不朽。[36]
那麽，這是一位怎樣的皇帝？
跟劉裕等人一樣，查士丁尼一家子都出身貧寒。那位收他爲嗣子的前任皇帝甚至目不識丁，隻能用木刻的圖章來代替簽名。他自己的皇後狄奧多拉（Theodora）則是馬戲場粗魯無禮的看門人或馴獸師的女兒，婚前的形迹十分可疑，在上流社會的眼裏完全不夠資格母儀天下。
查士丁尼卻被這來曆不明的女人深深吸引，盡管她可能曾經與多個男人有染。爲此，他請求父皇修改了相關法律。沒錯，門當戶對在中國隻是風俗習慣和思想觀念，羅馬帝國卻明文規定元老院議員不得與下層女子結婚。
狄奧多拉也沒有辜負查士丁尼。在後來那些艱難的歲月裏，她不但堅定不移地站在夫君一邊，而且成爲查士丁尼的精神支柱。在一場類似于侯景之亂的暴動中，她隻用一句話就鎮住了主張棄城出逃的那些人：帝王的權力是最好的殓屍布，統治者一旦成爲逃亡者那就連死都不如。
聽完這話，查士丁尼重新變成了男人。
平息暴亂或鎮壓起義的一年後，意氣風發的查士丁尼重整山河。公元533年，滅亡汪達爾王國；535年，占領西西裏和意大利南部；536年，收複羅馬城；554年，滅亡東哥特王國，同時将西哥特人占有的西班牙東南部等地收入囊中。至此，地中海重新變成了羅馬的内湖。[37]
當然，是東羅馬帝國的。
羅馬夢實現了，查士丁尼如願以償。
不能不說查士丁尼是一個幸運兒。上帝不但賜給他狄奧多拉，還賜給他足夠多的時間：享年八十三歲，執政三十八年。這在羅馬帝國的曆史上實屬罕見，跟享年八十六歲執政四十八年的梁武帝相比，也隻是略爲遜色。[38]
甚至就連兩人的時代背景和奮鬥目标都極爲相似。查士丁尼有羅馬夢，梁武帝有中華夢。爲了重建羅馬或振興中華，他們也都借助于宗教，隻不過梁武帝禮拜佛祖，查士丁尼信仰上帝。他的理想，是一個國家（羅馬帝國），一部法典（民法大全），一個教會（基督教會）。
查士丁尼是羅馬人的梁武帝。
當然，他們也都清楚，宗教不能代替一切（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是以後的事，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四卷）。因此，查士丁尼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名義”編纂法典，梁武帝則在大興佛教的同時制禮作樂。[39]
沒錯，一個講法治，一個講禮治。
禮治和法治，是傳統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重大區别，其中的成敗得失一言難盡。要說的是，查士丁尼實現的羅馬夢隻是昙花一現，梁武帝則在活着的時候就一敗塗地。他的理想其實是在中國北方實現的，靠禮治獲得成功的也是另外一位武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讀如雍）。
這是一件發人深省的事情。
前面說過，在鼎立的陳、齊、周三國中，北周原本是最弱的，然而，最後勝出的卻是他們。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歸功于周武帝。畢竟，再次分裂的北方是因爲他而重新統一，新帝國的基業也其實由他生前奠定。他的不幸是壯志未酬英年早逝，但一統天下卻是他的畢生追求。[40]
當然，北周的創始人宇文泰尊崇周禮的治國理念，以及他奉行的仁義、孝悌、忠信、禮讓、廉平、儉約等儒家倫理，也被全盤繼承。換句話說，禮治天下的設想在周武帝這裏得到了很好的實現。從這個意義上看，周武帝不愧宇文泰的後繼者，隋文帝則不過是政治遺囑的執行人。[41]
他們實現的，也都是梁武帝曾經的夢想。
那麽，梁武帝爲什麽失敗？周武帝爲什麽成功？
抓住了根本，找對了路徑。
根本就是人心，人心需要凝聚。事實上，四百年的動蕩既表現爲國家分裂，也表現爲人心渙散。胡人與漢人有民族矛盾，庶族與士族有階級鬥争，佛教與道教有門戶之見。要想平定天下，必須先把他們都整合起來。
這需要力量，也需要旗幟。
力量隻能來自統治者，當時的民間沒有這個能力。旗幟則不能是某種宗教，因爲宗教并非中華傳統。實現大一統的中華夢，本土的道教無能爲力，北魏太武帝已經證明；外來的佛教也無濟于事，南朝梁武帝也已經證明。
唯一可行的，是整合儒、釋、道。
梁武帝就是這樣做的。隻不過他的辦法，是把孔子和老子說成佛陀的弟子，即“三教同源源于佛”。周武帝也想兼容三教，隻不過他排定的座次，是儒學爲先，道教爲次，佛教最後，盡管他曾經一度以道教爲最上。[42]
可惜三家誰都不服，世俗地主與僧侶地主的矛盾則日益加深。更重要的是，富國強兵的需要逼得他“求兵于僧衆之間，取地于塔廟之下”，再也不能溫良恭儉讓。[43]
周武帝決心斬斷争論。
公元574年，也就是北周滅北齊的三年前，周武帝下诏同時禁止佛、道兩教，不但燒毀經書偶像，還命令僧人和道士一律還俗，是爲中國佛教史上第二次大法難。[44]
手無寸鐵的僧侶當然無法抗拒。據說，周武帝在被兼并的北齊宣布滅佛令時，大殿裏聆聽訓示的五百僧侶全都低頭垂淚，隻有一位僧人抗聲争辯：陛下仗着皇權破滅佛門，就不怕進阿鼻地獄嗎？那地方可是不分貴賤的。
周武帝卻不爲所動。他兩眼直視那位僧人，毫不客氣地回答：百姓若有人間之福，朕也不辭地獄之苦。[45]
這實在很有氣魄。
毫無疑問，利用公權力來幹涉宗教信仰，并不是一件可取的事情，但在當時卻有着非凡的意義。我們知道，北周政權的鮮卑色彩原本很濃，許多漢族将領甚至都被迫改用鮮卑姓氏。周武帝卻把這件皇帝的新衣脫了下來。他原話是：朕非五胡，爲什麽要信佛？[46]
這就對了。現在已經沒有五胡，隻有中華。後來的曆史則證明，民族融合要以漢爲主，漢胡互化；意識形态要以儒爲主，并容佛道。這是最适合當時國情的選擇。
周武帝遠見卓識。
其他人也沒有錯。實際上，太武帝之尊奉道教，梁武帝之皈依佛門，周武帝之推崇儒學，都是在爲将來的三教合流長期共存做準備。這三位武皇帝也都有着開放的心态和長遠的目光，這才置自己的族别于不顧，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因此，當隋文帝楊堅改回漢姓并再度崇佛時，一種更具開放性和兼容性的新的文明，便已是呼之欲出。
我們知道，那将是偉大的世界性文明。
本卷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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