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将佛教置于國家公權力的保護之下。
但他能夠利用皇權取得教權，
靠的卻并不是佛學造詣，
而是道教喜歡的方術。
道教興起
佛教在中國，一開始是被看作道教的。
這并不奇怪。中國原本沒有宗教，也沒有信仰。夏和夏以前大約隻有巫術。商代有上帝，卻是祖宗崇拜，不是宗教信仰。商的上帝也不是God，不是造物主，而是去世的帝王。與之對應的是“下帝”，即在任的商王。
下帝和上帝，都是人。
或者說，下帝是人，上帝是鬼，是死人。
之後的周人既拜祖宗也信天命。天的主要功能是授權天子管理天下，并對不合格的統治者進行革命。這樣一種既是Heaven（上蒼）又是Nature（自然）的存在其實是人，因此在以後的漫長時代也被形象地稱爲老天爺。
這同樣不是宗教，不是信仰。
事實上，中國并不可能自發地産生宗教（原因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二卷《國家》、第三卷《奠基者》、第九卷《兩漢兩羅馬》），正如我們不可能自發地産生資本主義一樣。也就是說，宗教之于中華，隻能是外來的異族文化。因此初入中華的佛教，也隻能被理解爲中國已有的東西。[1]
那麽，這東西是什麽？
廣義和初始的道教。
實際上，就像文化本是“用文明來教化”之意，宗教在漢語中也是“宗奉某種教化”的簡稱。于是，但凡“以道來教化”的理論和實踐，便都是廣義的道教。先秦的諸子百家，後來的佛教道教，都曾被這樣理解。[2]
這當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宗教（religion）。
初始的道教也不是。它一半是思想，即黃老道；一半是法術，即方仙道。道教，是黃老和方仙的雜糅。
先說黃老道。
黃老道又叫黃老之術，簡單地說就是打着黃帝和老子旗号的思想和方法。把黃帝和老子聯系起來是在戰國，大行其道則在兩漢。這時的黃老道内容龐雜，包括世界大同的社會理想，無爲而治的政治理念，再加上周易哲學、神仙思想和陰陽五行，是這些思想觀念的大雜燴。
這是一種思潮。
作爲思潮，黃老之術在漢初受到推崇，因爲當時的統治者主張清靜無爲與民休息。但即便如此，他們對黃老的态度也隻是信奉，不是信仰。而且就連這種信奉，在獨尊儒術以後也逐漸淡出。黃老道中的周易哲學和陰陽五行被儒家吸納，剩下的就隻有神仙思想。
神仙思想是中國獨有的，其他民族隻有神沒有仙。神與仙的區别在于：神是神，仙是人；或者神是死人，仙是活人。一個人，如果生前對國家和民族有大貢獻，死後便可封神，就像羅馬的恺撒。如果通過修煉或服藥而長生不老肉體飛升，那就是仙，比如韓湘子或呂洞賓。
很清楚，封神是國家民族的事，個人隻能成仙。
成仙是道教的核心。
實現成仙願望的方式和技術就是方術，掌握方術的則是方士。方士起源于戰國燕齊一帶沿海地區，共同特點是能爲一般人所不能爲，比如，秦皇時徐福能求仙藥，漢武時栾大能通鬼神，曹操時左慈神出鬼沒，總之是或有奇方或有異術，因此能行走江湖并且結交王侯。
很難說這些人當中誰是騙子誰是奇人，但可以肯定方術并不簡單地等于巫術，比如神醫華佗就是方士。實際上在中國古代，巫術與醫術往往密不可分，所謂方術則更有可能是被巫術化和神秘化的科學技術。
比如房中術。
房中術其實就是性科學和性技術。道教認爲，性生活是必需的，但應該講究方法。因爲性交的意義既不是生育也不是縱欲，而是養生。換句話說，做愛就是合氣，也就是把男人的陽氣和女人的陰氣進行調和，以達到“采陰補陽”和“采陽補陰”的雙重目的。
這就隻能通過肌膚之親和交換體液來實現，因此性生活必不可少。隻不過如果不合時宜，不知節制，不得要領，則會适得其反。因此要有禁忌，也要有技術。插入的深淺，抽動的快慢，性高潮的時機都有講究。總之掌握了房中術，就能益壽延年返老還童，甚至成仙。
如此方術，恐怕不少人都樂意奉行。是啊，即便不能成仙，也能飄飄欲仙，或欲仙欲死，何樂不爲？
方術與成仙的關系，大體如此。
這就是方仙道。
方仙道的内容當然遠遠不止于房中，至少還有服食和行氣。行氣其實是中醫倡導的一種呼吸方式，目的是吐出濁氣，吸取清氣，即吐故納新，簡稱吐納。吐納的同時還要配合體操，叫導引。再加上按摩，就是行氣。
服食也包括兩種，即服藥和服丹。藥就是靈芝一類的草木，所以叫藥。丹則是以丹砂爲主的礦石，所以叫丹。藥能強身健體，丹能讓人成仙，所以叫仙丹。最好的仙丹吃下去以後，成仙隻需三日，叫九轉金丹。
九轉就是反複燒煉，煉丹的則是爐鼎。用丹砂等原材料煉出來的叫外丹，化學成分主要是鉛和汞，結果不但不能成仙，反而會中毒。因此道教又主張以人體爲爐鼎，用自己的精氣神爲藥石和爐火來燒煉，這就是内丹。後來南宋的全真教南北二宗，便都排斥外丹，主張内丹。
服食、行氣、房中術，是秦漢方術的三大派。此外，方術還包括天文（含占星術）、曆算、占蔔、命相、堪輿（看風水）、黃白（煉金術）等等。這些五花八門大多被道教照單全收，而且不少被附會爲黃帝的發明和老莊的主張。
方仙道與黃老道，由此合二爲一。
但這并不是宗教。事實上，方仙也好，黃老也罷，重中之重都是養生和成仙。這就隻與個人有關，宗教卻是社會有組織的行爲。黃老道和方仙道如果不能與社會大衆和國家事務發生關系，那就永遠不過方術而已。
于是，齋醮（讀如叫）和符箓（讀如錄）被發明了出來。
齋醮是一種祭禱儀式，程序有設壇、擺供、焚香、化符和念咒等等，目的則是求福消災。這就至少在理論上是利國利民的事，因爲齋醮的受惠者上至九五至尊，中至各級官員，下至平民百姓，完全一視同仁。
道教能有群衆基礎，齋醮的作用不可小看。
符箓則是用朱筆寫在紙上的似字非字的圖形，據說燒掉以後就能通神、驅鬼、求雨、治病。這就比成仙更能滿足社會的需求。實際上最早的道教組織天師道和太平道（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就是靠符箓的神秘作用吸引廣大信衆，并發展壯大起來的。
更重要的是，符箓在後來還成了一種制度。天師道規定，一個人如果在一定儀式上接受了正式授予的符箓并随身佩戴，便意味着他加入了組織，成爲這個教團的一員。我們知道，宗教的标志之一是教團組織，作用之一是身份認同（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二卷《國家》）。因此有了符箓制度，方仙道距離宗教也就隻有一步之遙。
然而這一步也可能是十萬八千裏。畢竟，宗教不可能在中國自發地産生，黃老道和方仙道也并不必然地要變成宗教。如果沒有外力的推動和他人的示範，那麽，天師道也好，太平道也罷，就算能夠産生，也隻能是靠巫術來維系的民間組織，弄不好還可能成爲邪教。
幸好，佛教來了。
佛法西來
佛教傳入中國的具體日子曆來有不同說法。學術界普遍認可的，是西漢哀帝的元壽元年（前2）。這一年，有一位博士弟子聽大月氏使者口授了《浮屠經》。浮屠其實就是佛陀（Buddha），大月氏使者講述的則是釋迦牟尼的生平故事，與後來所知的傳說并無出入。[3]
這是比較可靠的最早時間。
那麽，最晚是在什麽時候？
東漢明帝時期。盡管明帝派遣使者到印度尋求佛法隻是傳說，但他弟弟楚王劉英崇尚浮屠，在王宮中齋戒禮拜應是事實，可見當時佛教的影響已經不小。而道教第一部經典《太平經》的誕生，卻至少要在半個世紀之後。[4]
天師道和太平道成爲宗教組織，就更晚。
因此，道教創始人從佛教那裏受到啓發獲得靈感，甚至見賢思齊，是完全可能的。沒錯，從現存資料看，道教的創立似乎沒有受到佛教的影響。問題是，說佛教對這件事毫無影響，就有證據嗎？對不起，也沒有。[5]
事實上，隻有佛教的影響才能解釋，天師道和太平道爲什麽會不約而同地被憑空創造出來。也許，他們并不知道宗教爲何物，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創教，隻不過認爲别人有這麽個東西，我們也應該有，可以有。
也因此，道教在發展過程中還會繼續向佛教學習。佛有寺，道就有觀；佛有僧尼，道就有道士；佛有袈裟，道就有道袍；佛有釋迦牟尼，道教便隻好把老子擡出來。其實老子是否确有其人都是問題，跟宗教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但隻有這樣，道教才會看起來更像模像樣一些。[6]
毫無疑問，這并不奇怪，也不丢人，因爲文化原本就是需要學習甚至模仿的。吊詭的是，盡管道教對佛教亦步亦趨，後者卻在東漢被看作類似于前者的東西。當然，是被看作初始的道教，即道教前的道教——前道教。
這樣的佛教，叫浮屠道。
浮屠道就是外國的黃老道，這是東漢時期上流社會的普遍看法。因此楚王劉英和後來的漢桓帝，都是黃老與浮屠并尊。他們的宮中，則既有黃老祠，又有浮屠廟。[7]
不能說這樣做沒有道理。事實上，從未見過宗教的中國人隻能按照已有的知識去理解那舶來品，比如把僧尼稱爲道人（道教的神職人員則叫道士）等等。更何況佛教主張的四大皆空，與道家哲學的無中生有；佛教主張的常樂我淨，與道家哲學的清靜無爲，又何其相似乃爾！[8]
然而差别，也不能以道裏計。
區别之一在目的。
道教的目的是成仙，佛教的目的是成佛。仙和佛都不是神，而是人。所以，這兩個漢字也都是單人旁。這是道教與佛教的共同之處，也是他們與其他宗教不同的緊要之處。也就是說，佛教和道教都是人本的，這很符合中華文明的精神（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
但，仙與佛又大不相同。
仙的特點是不死，佛的特點是覺悟。一個人，隻要悟得無上正等正覺（最高智慧），就可以立地成佛。當然，嚴格地說，隻有做到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才是佛。隻能做到自覺和覺他的，是菩薩（菩提薩埵Bodhisattva）。唯獨自己一個人覺悟的，是羅漢（阿羅漢Arhat）。
羅漢、菩薩、佛，都會死。釋迦牟尼就是八十歲時去世的，但他生前卻已經成佛。他的去世，也被稱爲涅槃（Nirvana）或圓寂（Parinirvana）。
這是一種委婉的說法。
實際上，死亡是死亡，圓寂是圓寂，涅槃是涅槃。圓寂的本義是“圓滿的寂滅”，涅槃則是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它在梵文中的原意是風的吹散，火的熄滅，卻絕不是死亡。相反，是一種超越了生死也超越了時空、苦樂以及一切經驗的狀态。這種狀态是不可言說的，隻能稱之爲涅槃。
涅槃有四種德性，叫常樂我淨。簡單地說，不生不死就是常，永無痛苦就是樂，本性不變就是我，一塵不染就是淨。顯然，佛教的目的不是把人變成仙，而是改變人的精神狀态。精神狀态變了，至少也是羅漢。
羅漢與神仙，是兩碼事。
佛教與道教，也是兩碼事。
目的不同，方法和途徑也不同。比如道教講守一，佛教講禅定，都要求精神的專一和專注，看起來很像，其實不同。簡單地說，守一是爲了防止精氣神擴散和洩漏，從而保證長生不老；禅定卻是要集中精力觀想某個特定對象（比如蓮花或諸佛），這樣才能獲得最高智慧。
顯然，守一是養生，禅定是修心。
所以，佛教講定慧雙運，道教講性命雙修。性命就是性和命，神和形，心靈和身體。換句話說，性命雙修就是既要身體健康，更要心理健康，是身心都健康。
這當然是很可貴的思想。
禅定則是禅和定的合稱。禅（Dhyana）就是禅那，也就是靜慮。定（Samadhi）就是等持，也就是專注。慧（Mati）則是明察，也是決斷。這三個詞連起來，就是安安靜靜地想（禅），專心緻志地求（定），然後斬斷迷惑，做出明察，獲得佛教之所追求——般若（讀如波惹）。
般若（Prajna）就是智慧，或通過智慧到達涅槃的彼岸，所以也叫般若波羅蜜多。佛教認爲，生死是迷界，是此岸；涅槃是解脫，是彼岸。從此岸到彼岸，就叫波羅蜜多（Paramita）。而能夠如此，是因爲有智慧。智可以認識世間事，慧能夠證悟出世法，合起來就是般若。
當然，這不是凡夫俗子能有的。
實際上，般若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智慧，而是成佛所需的特殊認識。擁有最高智慧“無上正等正覺”的，甚至隻有佛陀一人。但不能成佛，還可以做羅漢。關鍵在于有沒有覺悟，能不能從無邊苦海中解脫出來。[9]
這就隻能從長計議了（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四卷），但佛教與道教的區别卻一目了然。不妨這樣說：佛教是心靈的宗教，道教是生命的宗教。道教希望人活着就能過上神仙般的日子，佛教卻更關注靈魂的安頓和寄托。因此，服食和行氣等等，佛教也是不講的。
沒錯，智慧與方術無關。
宗教需要的，也不是裝神弄鬼點石成金。
所以釋迦牟尼本人是反對巫術的。他甚至規定，弟子如果實施咒術就算違反了佛戒。不過這項規定并未在他的後繼者那裏得到嚴格的遵守。小乘佛教也好，大乘佛教也罷，都以附屬的方式保留了咒術。至于與婆羅門相結合的密教，更是以高度組織化了的巫術爲特征。[10]
然而宗教在本質上卻不是巫術。如果它依然與巫術勾勾搭搭難解難分，那就沒有必要變成宗教。因此，一種宗教越是純粹，就越是遠離巫術。中國的禅宗就是如此，盡管禅宗也不是真正和純粹的宗教，而是哲學。
事實上禅宗之所以誕生，是因爲佛教作爲外來文化必須中國化。儒學化的禅宗是中國化的第三步，玄學化的般若學是第二步，巫術化的浮屠道則是第一步。第一步雖然看似荒唐，但沒有它，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國落地生根。
當然，也不可能成爲中華史的故事。
那就來看這一步。
一步登天
大和尚到！
随着典禮官一聲高呼，所有的王公貴族都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包括他們的皇帝。
無疑，這是爲了表示對一個人的崇敬。
這個人叫佛圖澄。[11]
佛圖澄是後趙佛教界的領袖，“大和尚”則是後趙皇帝石勒給他上的尊号，意思是“偉大導師”。[12]
僧人地位之尊貴，于此爲最。
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佛圖澄獲得這一地位，靠的并不是他的佛學造詣，而是道教喜歡的方術。
佛圖澄是西域龜茲（讀如秋慈，即今新疆庫車）人，也可能是天竺（印度）人。他九歲出家并熟讀佛經，進入内地前曾在敦煌逗留。西晉懷帝永嘉四年（310），佛圖澄到洛陽傳教，卻趕上了西晉滅亡前的兵荒馬亂，隻好潛伏在石勒的一個部将家中。
有一天，石勒召見這位部将。
石勒說：據我所知，你這個人并沒有什麽奇謀，也沒什麽異術。可是最近一段時間，每次行軍打仗，你都能預測到結果。實話告訴我，這是什麽原因？
部将說：是一個沙門預測的。
沙門（Sramana）就是佛教的出家人。
部将還說：這個沙門預測到将軍會得天下。
于是石勒召見了佛圖澄。
這時的佛圖澄自稱已經一百多歲，可以不吃不喝隻靠呼吸空氣過日子。據說，他的肚子上有一個小洞，平時用棉絮塞住。晚上要讀書時，隻要拔出棉絮，洞中放射出來的光芒便足以将整個房間照耀得一片明亮。
呵呵，這哪裏是和尚，明明是道士，或巫師。
石勒卻不在乎是佛是道，他關心的是這個沙門能給自己帶來什麽好處。因此他問：佛道有什麽靈驗？
佛圖澄很清楚，跟這個沒文化的羯人講什麽般若智慧是沒有用的，他的辦法是要來一盆清水并焚香念咒。結果轉眼之間，水中便長出了蓮花，光彩奪目熠熠生輝。
所有人都大爲歎服。
實際上這恐怕是一種魔術，當時的許多僧人和道士也都會玩。東漢末年一個名叫左慈的方士，就曾當着曹操的面從空空如也的銅盆裏變出吳淞江的鲈魚。另一次，他一個人自斟自飲，在座上百個士大夫都覺得酒足飯飽，街市上所有飯店的酒和肉則都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飛。
可惜曹操不信邪，他決定殺了這妖孽。
左慈看破了曹操的心思，立即穿牆而出，街市上的行人也統統都變成了左慈的模樣，讓曹操的兵丁無從下手。最後，被追捕的左慈竟然逃入羊群，又變成了羊。
曹操隻好說：不殺你，不過試試你的法術罷了。
于是一頭老公羊像人一樣站起來說：何必如此！
話音剛落，數百隻羊都變成了老公羊，也都屈着前蹄像人一樣站起來說：何必如此！何必如此！
曹操終于沒能殺了左慈。[13]
同樣，石勒也沒能殺掉佛圖澄。
石勒頓起殺心并不奇怪，統治者總是不願意讓别人知道自己底細的，而佛圖澄又總是料事如神。當然，這一次也一樣。石勒剛剛有了一閃念，佛圖澄就逃之夭夭。更讓石勒大吃一驚的是，當他感到後悔并想念這僧人時，神秘失蹤的佛圖澄卻又笑眯眯地出現在他面前。
石勒問：你昨晚爲何出走？
佛圖澄答：因爲将軍有了惡意。
石勒又問：今天爲什麽又來了？
佛圖澄答：因爲将軍改變了主意。
石勒呵呵大笑說：你這道人信口開河！
沒錯，這時佛圖澄的稱呼還是“道人”。
佛圖澄獲得信任，是在他幫石勒建功立業之後。這些事業無一例外地都被說得神乎其神，比如聽見寺廟的鈴響就能預見某某敵将必敗，在手掌上塗抹麻油就能看見前趙皇帝被擒，這就讓石勒不得不信。更有可能的是，聰明的石勒發現，這個僧人對自己的帝業是幫得上大忙的。
因此稱帝之後，石勒尊佛圖澄爲“大和尚”。
現在看來，佛圖澄能夠參與軍政運籌帷幄，并非因爲他真有什麽“五眼六神通”，而是見多識廣老于世故，更兼弟子衆多消息靈通，再加上必要和适當的故弄玄虛，這才讓他的建議和判斷看起來像是神機妙算。結果，石勒和後繼者石虎都對他心悅誠服，言聽計從。
可惜世界上沒有誰總能一帆風順，羯人的政權就更是難免命運坎坷。公元343年，東晉出兵相逼，伐前涼又出師不利。後趙連遭挫折人心惶惶，石虎也怨氣沖天怒火滿腔。他發脾氣說：奉佛供僧卻招來外敵，佛有什麽用？
佛圖澄卻自有說法。
說法來自輪回。佛圖澄說：陛下前世是大商人，曾經舉辦法會供養了六十個阿羅漢，所以才轉世投胎來到中華做了皇帝。這就是善有善報呀，爲什麽要抱怨呢？
石虎聽了轉怒爲喜，跪下來答謝佛圖澄。
不過，石虎還是有問題。
有一次他問：什麽是佛法？
佛圖澄答：不殺。
石虎說：朕爲天下之主，豈能做到不殺？
佛圖澄說：該殺的當然要殺。關鍵是不能有殺心，更不能濫殺無辜。隻要陛下心懷慈悲，就能福祚延綿。殺幾個惡貫滿盈罪該萬死的，不是問題。
石虎很滿意。[14]
其實，佛圖澄的說法很成問題。請問什麽叫該殺？又有哪些人該殺？如果這世界上是有些人不該殺，有些人卻該殺可殺的，不殺生的主張又有什麽意義？
然而佛圖澄卻不會去糾纏這些問題，就算想清楚了也不會告訴我們。對于他來說，要緊的是把石虎争取到佛教這邊來，哪怕他徒有弟子之名，并無慈悲之心。
事實證明，這很重要。後來，石虎鑒于僧人太多良莠不齊，曾經下诏要求有關部門治理整頓。于是，某些人便趁機提出要全面禁止佛教，石虎卻予以駁回。他說，趙國人民有信奉自由。任何人都可以信佛，哪怕是漢人。[15]
有了最高當局的力挺，佛圖澄的事業蒸蒸日上，佛教的傳播也星火燎原。後趙短短幾十年間，國内建立的寺廟多達八百九十三所，是佛教傳入中國以來的最高數。
佛圖澄成功了。
更重要的是，他改變了佛教的生态環境。過去，佛教的譯經、建寺、傳教，主要靠民間信徒的支持，再加鄉紳富豪和知識分子的資助。佛圖澄卻讓最高統治者把佛教置于國家公權力的保護之下，利用皇權來取得教權。
這在中國佛教史上，是第一次。[16]
佛圖澄也因此成爲劃時代的人物。他的曆史地位，也許隻有讓羅馬皇帝狄奧多西跪下來忏悔的那位米蘭大主教才能相比（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更何況佛圖澄的成功雖然空前，卻并不絕後。在他之後直到清代，都不斷有僧人走進宮廷，高僧的參政議政甚至成爲一個傳統。被視爲方術的佛教，終于一步登天。
拾階而上
與此同時，道教也登堂入室。
如果說佛教是從外國到中國，那麽，道教便是從下層到上層。從東漢順帝時期（125-144）于吉著《太平清領書》，到北魏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440）并親至道壇接受符箓（442），這三百年的曆程也很漫長。
路漫漫其修遠兮，隻能拾階而上。
事實上，正如佛教的中國化有三個步驟，道教的合法化也有三個台階。第一個是民間道教，這就是天師道和太平道。它們雖被看作道教誕生的标志，卻其實隻是“類宗教”或“準宗教”，而且是底層的甚至地下的。[17]
因此，天師道和太平道不但沒有合法地位，還可能遭到取締和鎮壓，尤其是在太平道變成黃巾軍以後。
孫恩的組織，也一樣。
幸運的是，由于教長張魯投降曹操，天師道躲過一劫并得以傳播。更幸運的是，它受到了部分魏晉名士的關注和歡迎。大批高級士族加入道教，甚至出現了世代尊奉道教的天師世家，比如王羲之、葛洪、陶弘景。領袖和主力由方士變成了名士，道教也就上了第二個台階。
沒錯，民間道教變成了士族道教。[18]
士族道教是民間道教的升級版，也是士族階級的奢侈品和麻醉劑。實際上，由于門閥制度和黑暗政治，士族作爲階級固然享有法定特權，可以養尊處優不勞而獲，作爲個人卻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更可怕的是，沒人知道什麽時候會禍從天降，又會落到誰的頭上。
閑暇的日子需要打發，高貴的身份需要顯示，這就有了清談（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一卷《魏晉風度》）。不安的心靈需要撫慰，空虛的精神需要寄托，于是道教走紅。
那麽，爲什麽是道教，不是佛教？
因爲東晉以後，偏安江左的士族心之所系已不再是國家興亡和民族盛衰，而是既得利益和個人安危。他們并不想普度衆生，隻希望健康長壽。因此，道家學派中楊朱主張的及時行樂，莊子主張的逍遙自在，與道教宣揚的服食行氣養生成仙，便一并成爲士大夫的首選和最愛。
更何況，佛教是胡人的，道教是漢人的。
所以，盡管道教的士族化與佛教的玄學化幾乎同時（都完成于東晉），士族化的道教卻并沒有變成玄學，變成玄學的是佛教的般若學。也就是說，對于佛教，名士們更看重的是義理，是哲學意味和思辨精神。對于道教，他們的态度卻是實用主義的，與秦皇漢武并無二緻。
很好，清談有佛，成仙有道。
于是東晉的風氣，便是沙門談玄，名士煉丹。飄逸不群如王羲之，則既談玄也煉丹。至于民間道教，當然毫無疑問地被視爲邪門歪道，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
從此，道教開始兩極分化。轉入地下的民間道教繼續以通俗的形式傳播，甚至從中産生出秘密組織，成爲農民起義的旗幟和紐帶。進入上層社會的士族道教則從書齋和道觀走進宮廷，最後青雲直上變成皇家道教。
這是第三個台階。
皇家道教的誕生是必然的。事實上，沒有皇帝這把保護傘，任何宗教都不可能獲得合法性。因此，道教也要将自己置于皇權的羽翼之下，借助最高權力來求得生存和發展。隻不過他們走出這一步，比佛教晚了将近百年。但異曲同工的是，道教依靠的也是北方少數民族政權。
當然，他們也有自己的佛圖澄。
道教的佛圖澄叫寇謙之。
寇謙之是北魏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人，祖上也是世家大族，自己則從小就癡迷于仙道。可惜這位候補神仙雖然熱情洋溢态度虔誠，卻一直不得要領，經年累月服藥練功全都沒用，直至遇見一位高人。
高人叫成公興。
成公興說：先生有意學道，能隐居嗎？
寇謙之說：當然能。
于是，寇謙之被帶到華山的一間密室，吃了成公興給他的一種藥，從此沒有了饑餓感。但是，當寇謙之來到嵩山的密室，被要求吃第二種藥時，他吓得掉頭就跑。
那種藥，是毒蟲和一些讓人嘔吐的東西。
成公興歎了一口氣說：看來先生與成仙是無緣了，不過卻正好可以安邦定國，成爲帝王之師。
沒人知道寇謙之當時怎麽想，隻知道後來某一天，成公興走進第三重密室死去，又在第二天複活，并被來到嵩山的兩個仙童接走。原來，成公興本是神仙，是因爲犯了錯誤才被貶下凡塵的，刑期既滿自然重返天庭。
呵呵，原來神仙也會犯錯誤。
寇謙之則在成公興“仙逝”之後繼續留在嵩山，直到被太上老君和他的玄孫親自接見。兩位上仙傳給寇謙之道教秘笈和各種方術，授予他“天師”職稱、方圓萬裏的教區以及統領人鬼之權，同時還賦予他兩項神聖的使命，那就是治理整頓道教，并輔佐北方的太平真君。
顯然，這是隻能當作武俠小說來看的故事，卻被隆重地載入史冊，因爲故事編得像模像樣言之鑿鑿：太上老君下凡是在北魏神瑞二年（415）十月二十二，他的玄孫降臨嵩山則在泰常八年（423）十月初五。[19]
這樣的造假水平不能不讓人佩服。
實際上這兩個日子很可能真實地存在，隻不過是寇謙之完成準備工作的時間。當然，那兩項使命也是他自己賦予自己的。然而這正是寇謙之的過人之處，他非常清楚自己該幹什麽，也十分明白道教該向何處去。這是他深刻反省天師道近三百年曆史和當前現狀的結果。
那麽，當時的道教問題在哪裏？
低俗、混亂、危害政權。比方說，以修煉房中術之名淫亂苟且，以授人符箓之名勒索錢财，以進行宗教活動之名散布流言蜚語聚衆鬧事等等。這就爲士大夫所不齒、統治者所不容，道教也遲早會被鎮壓或取締。
宗教改革，勢在必行。
改革是全方位的。從“掃黃打非”（廢除房中術，清理僞書）、制度創新（增訂齋戒儀範和戒律）到整頓組織（改革教職父死子繼的陳規陋習），不一而足。但最重要的，是堅決維護國家政權，嚴禁妖言惑衆，犯上作亂。
這才是關鍵所在。
改革後的道教被稱爲新天師道，也稱北天師道。它的核心價值其實就是儒家主張的三綱五常，宗教形式和觀念則大量模仿照搬佛教，包括立壇宇、修功德、誦經文、持戒律等等，也包括宣揚六道輪回。也就是說，實現改革目标其實靠的是兩手：兼修儒教和引佛入道。[20]
寇謙之左右逢源。
如此識大體顧大局，當然頗得統治者的歡心、士大夫的贊同。公元424年或425年，也就是劉義隆成爲宋文帝那年或次年，寇謙之在北魏首都平城建立了天師道場。十六年之後，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兩年後，他又親至道壇接受符箓，并使之成爲新皇帝即位時必須舉行的儀式。[21]
道教正式成爲北魏國教。
寇謙之則成爲北魏國師。
這時，距離佛圖澄被尊爲大和尚已近百年。在中國北方曾經風靡一時的佛教，現在命運又如何？
太武與梁武
佛教大難臨頭。
公元446年，也就是太武帝拓跋焘親至道壇接受符箓的四年後，他下令在全國範圍内全面禁佛。太武帝的指令十分明确：所有的寺廟和佛像都必須搗毀，所有的經書都必須燒掉，所有的僧人無論老少都必須坑殺。而且，帶兵離京平叛的太武帝，在長安就已經這樣做了。
幸運的是，留守平城的皇太子拓跋晃不以爲然。于是他一面上書父皇力陳不可，一面故意洩露消息，讓各地的僧人帶着經書佛像藏匿起來。不過，無法藏匿的寺廟還是被毀于一旦，太子本人也付出了慘重代價。但，如果不是他的暗中維護，佛教面臨的将是滅頂之災。
這是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大法難。
造成法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以後再說，直接原因則有兩個：一是太武帝發現長安某寺廟居然私藏武器、财寶、酒具和女人；二是他的身邊有人撺掇。[22]
撺掇太武帝的是崔浩。
崔浩是拓跋焘的親信，也是寇謙之的盟友。當時，寇謙之帶着編造的神話和經書來到平城，卻沒想到當局并沒有那麽好哄騙。太武帝隻是給他安排了食宿，朝野上下也将信将疑。如果沒有崔浩，寇謙之肯定一事無成。
那麽，崔浩爲什麽要幫助寇謙之？
志同道合，或利益相關。
出身名門望族的崔浩是華夏文明的維護者，他的理想則是實現鮮卑民族和拓跋政權的全盤漢化（請見本書第二章）。因此，崔浩對佛教這種外來文化和外國宗教很是反感。他要尊崇的是儒家學說，哪怕這儒學已不純粹。
對此，寇謙之深表理解和同情。
這同樣并不奇怪。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新天師道可以說是披着道教外衣的新儒學，寇謙之的宗教改革則是道教的儒學化。他甚至向崔浩虛心求教說：太上老君賦予我的使命，是輔佐太平真君，承繼千古絕統，因此令我兼修儒教。可惜我才疏學淺孤陋寡聞，還請你多多指導！
于是，崔浩便幫寇謙之惡補儒學。
寇謙之則向崔浩傳授養生秘方。[23]
弄清楚可以互利雙赢之後，崔浩便在太武帝面前爲寇謙之鼓吹。崔浩的長篇大論其實隻有一個要點：像寇謙之這樣的清德隐仙居然不請自到，隻能說明陛下所受的天命可以相當于當年的軒轅黃帝了。
聽了這話，太武帝豈有不動心之理？
寇謙之能夠成功，崔浩功不可沒。
然而崔浩要滅佛，寇謙之卻不同意。沒錯，道教與佛教确有意見分歧和利益沖突。但這隻能打口水戰，不能動真格的。趕盡殺絕的事，佛祖和老君都不會支持。因此寇謙之對崔浩說：你這樣毀佛殺生，會禍及滿門的！[24]
後來，崔浩果然被滅族。
佛教則死灰複燃。太武帝去世後，繼位的文成帝便下诏複興佛法，并把此前滅佛的責任，歸咎爲有關部門錯誤地領會了先帝意圖。于是，由于前太子拓跋晃暗中保護而藏匿起來的僧人、佛像和經書，都重見天日。佛教再度在中國北方興盛，直至遭遇第二次大法難（請見本書第五章）。
第二次是在公元574年。此間一百三十年，佛教一直受到北方統治者的尊崇。北魏一位臨朝聽政的太後不但建寺禮佛，鬥争失敗後還準備削發爲尼。可惜她并沒受到佛祖的保佑，依然被憤怒的政變者扔進了黃河。[25]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然而這位太後在新都洛陽修建的永甯寺，卻是北魏佛教繁榮的象征。據說，當時洛陽有佛教僧院一千多處，被稱爲伽藍（僧伽藍Sangharama，伽讀如茄），永甯寺無疑堪稱最壯觀的寺院之一。它金盤炫目光照雲表，就連中國禅宗的初祖菩提達摩見了，都不能不頂禮膜拜合掌數日。
四月初八的佛誕節，就更是盛況空前。旗幡如林，寶蓋如雲，香煙如霧，飄散的金花在陽光下熠熠生輝，梵樂和誦經之聲響徹雲霄。洛陽，簡直就是佛國之都。[26]
實際上太武帝滅佛幾年後，首都平城西郊的雲岡石窟便已開鑿。此後曆時一百多年，鑿出佛像十萬多個，最大的高達七丈。遷都洛陽後，又在城南開鑿龍門石窟，工程期延續四百年之久。再加上前秦開鑿的敦煌石窟等等，佛陀那慈祥的面容和目光，可謂無處不在。
北朝千千窟，堪比南朝四百八十寺。[27]
不過佛教受到的最高禮遇和尊崇，是在太武帝滅佛的八十一年後。這一年（527），有一位南朝皇帝來到建康的一座寺廟，脫下皇袍，披起袈裟，以普通信衆的身份在佛寺裏服雜役，誦經文，講佛學，一如在教堂裏素服下跪的狄奧多西（請參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隻不過，那羅馬皇帝是要忏悔，這中國皇帝是要舍身。
舍身，就是舍去凡身，供奉佛祖。
自願舍身的是梁武帝，地點則是同泰寺，它的舊址上現在是明代所建的雞鳴寺。梁武帝的舍身共有四次，當然每次都被群臣贖回，贖金是一個億。也就是說，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便爲寺廟募得四個億的國家捐款。[28]
這可真是佛教的最大贊助商。
梁武帝洋洋得意，他甚至以“皇帝菩薩”自居。然而菩提達摩卻嗤之以鼻，認爲他并無功德（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四卷）。事實上也沒有——這些功德錢并非他個人所得，一分一厘都是民脂民膏。[29]
更何況梁武帝對佛教的狂熱扶植，已經嚴重影響到國家财政和國計民生。要知道，按照當時的政策，寺廟的土地是不要錢的，和尚尼姑是不納稅的。結果，正如一位官員所說，天下戶口已經丢失一半。而且長此以往，勢必處處建廟家家剃發，不會有一寸土地和一個人屬于國家。[30]
梁武帝當然明白這一點，他的辦法是廢除小乘佛教允許吃肉的規定，嚴禁酒肉并帶頭吃素。可惜這種假慈悲并不能解決問題，何況梁武帝的素菜也不便宜。[31]
實際上佛教的多次被滅，包括滅佛的同時滅道教，原因之一也在這裏。是的，沒有哪個政權會願意自己的勞動力和戰鬥力，統統變成了在統治者看來毫無用處的出家人。
控制宗教的規模，是統治者不能不考慮的。
除了經濟原因，還有政治原因。事實上，宗教如果對政治介入過深，統治者就不能不有所防範和忌憚。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放心的隻有儒學。因爲按照儒家的教導，居家則爲孝子，出門則是忠臣，這樣的子民誰不喜歡？
可惜儒學不是宗教，也隻适合治世，不适合亂世。亂世無秩序，無權威，無希望，靠得住的隻有神。是啊，統治者要借鬼神之威，造反派要假靈異之力，草民們期盼着救世之主，于是佛法大行，道教大興。
剩下的事情就是選擇。
選擇也可以有各種标準，包括統治者的個人好惡，但在魏晉南北朝卻還有民族問題。石虎就說，佛是戎神，理當供奉。如此，則北方重佛南方重道，才是當然。[32]
然而怪異的是，北魏太武帝是胡人，卻滅佛；南朝梁武帝是漢人，卻媚佛。這豈非颠倒？太武和梁武，爲什麽會有這樣的選擇？在颠倒的背後，又有什麽玄機呢？
也許，答案在南北朝謝幕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