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是在他的時代，
統一了中國北方的北魏正式成爲北朝，
并開始了從胡漢融合到全盤漢化的曆史進程。
中國靴子
鮮卑正式出場時，應該有了馬镫。
而且，是雙镫。
很少有什麽發明像馬镫這樣既簡單又偉大了，它幾乎改寫了人類的曆史，至少改寫了戰争史。我們知道，馬參加戰争，起先都是用于車戰。後來有了騎兵，戰鬥力卻非常有限。因爲如果沒有馬镫，又想在狂奔時張弓射箭，交戰時揮刀殺敵，對不起，那一定會掉下來。
然而馬镫卻讓騎兵成爲最可怕的敵人。有了馬镫這個着力點，他們可以穩穩地騎在馬上且走且射，拔出劍來左劈右砍；而當他們揮戈前進時，奔馳的戰馬還将大大增強長矛的沖擊力。總之，馬镫讓馬上白刃戰成爲可能。
當然，他們或許還要穿上長筒靴。
但不管怎麽說，人馬合一的騎兵變得所向無敵。正是靠着這種極具殺傷力的快速部隊，唐王朝擊敗東西突厥和吐谷渾，創造了農業帝國大規模戰勝遊牧民族的奇迹。也正是馬镫，促使歐洲産生了騎士階層和封建制度。難怪有人會這樣認爲：曆史是由科學技術的進步造就的。[1]
也許吧，也許。
馬镫傳入西歐，一般認爲是在公元8世紀；馬镫的發明者，則一般都認爲是Chinese，因此，馬镫也被稱爲“中國靴子”。這種“靴子”在我國多有出土，而且與鮮卑也不無關系。比如最早的雙镫實物，以及繪有雙馬镫的陶俑，便是在鮮卑人或鮮卑化漢人的墓葬中發現的。
這兩個墓葬，一個屬于北燕，一個屬于北魏。[2]
毫無疑問，這并不意味着鮮卑就是馬镫的發明人。馬镫的發明顯然更早，而且起先是單镫。但如果把“中國靴子”的稱号送給鮮卑人，也許可謂恰如其分。因爲正是這雙“靴子”的筚路藍縷，爲中華民族蹚出了一條新路。
那就來看鮮卑人。
鮮卑是東胡系少數民族之一。他們原本居住在大興安嶺的森林中，也就是現在鄂倫春人居住的地方。而且他們叫鮮卑，很可能就因爲大興安嶺叫鮮卑山。至于他們使用的語言，則大約是突厥語再加早期蒙古語和通古斯語。
這是一個古老的森林民族。
後來，鮮卑人走出森林來到草原，接管了匈奴人的塞外故地，把自己變成了遊牧民族。南遷和西遷以後的鮮卑人與不同民族混血，形成了不同的部别，包括宇文部、慕容部、段部、乞伏部、秃發部、拓跋部等等。他們組成松散的政治軍事聯合體，占據了北方遼闊的土地。
混血的鮮卑各部是風情萬種的。其中最漂亮的是皮膚白皙的慕容部，他們也因此而被稱爲白虜。慕容部的姑娘則不少成爲東晉皇族和士族的女人，比如晉明帝司馬紹的母親就是。因此這位漢族皇帝便有着黃色的須發，甚至堅毅果敢的性格，終于使王敦的謀篡未能得逞。
慕容，是鮮卑的佼佼者。
實際上鮮卑中最先崛起的也是慕容部，他們建立的政權共有四個：前燕（337）、後燕（384）、西燕（384）和南燕（398）。此外，乞伏部和秃發部也各自建國一個，即乞伏國仁的西秦（385）和秃發烏孤的南涼（397）。
最落後的是拓跋部。
拓跋部跟宇文部一樣，男人都剃光頭，隻留頂部一撮頭發結成辮子，因此被稱爲索頭或索虜。甚至從大興安嶺遷徙到呼倫貝爾大草原後，這個部族也仍然保持着原始野蠻的習俗，自說自話地拒不接受漢人先進的文化。
後來北魏改革之難，不言而喻。
然而這個最落後的部族，卻終于成爲新時代和新文化的開創者。這裏面無疑有太多的故事，但公元258年肯定是重要的年份。這一年，鮮卑拓跋部在陰山南麓的盛樂（今内蒙古和林格爾）舉行大會，宣布他們完成了從部落到部落聯盟的轉換，并開始向國家時代進軍。
這時還是三國時期。曹魏以及之後的西晉、東晉和熱鬧非凡的十六國，都沒有注意到這個弱小部族的存在，更想不到他們從這裏出發，将來會雄霸北方。隻有拓跋人自己牢牢記住了陰山下的那些歲月，以至于在變成北魏又變成東魏的二百八十年後，還能夠這樣深情地歌唱：
敕勒川，
陰山下，
天似穹廬，
籠蓋四野。
天蒼蒼，
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這是怎樣的曆史滄桑，這是怎樣的家國情懷！
據說，這首歌的原文是鮮卑語，翻譯成漢語後仍然雄渾大氣。翻譯者斛律金（斛讀如胡）是使用敕勒語的斛律部人，他是應漢人高歡的要求譯唱的，因此這首漢語的《敕勒川》本身就是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的見證和象征。[3]
大哉敕勒川！
定居陰山南麓的鮮卑拓跋部，緩慢進入了文明史。半個世紀後，部落聯盟的大酋長被西晉封爲代公，之後又升格爲代王。但這隻不過體現了晉人的懷柔政策，拓跋各部落的小酋長們卻并不歡迎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國王。就連把遊牧改爲定居，他們都有不同意見。
結果是脆弱的代國被強大的苻堅所滅，時間在公元376年，也就是西哥特人渡過多瑙河那年。代國的滅亡标志着中國北方完全由前秦統一，也意味着鮮卑拓跋人走向文明的重大挫折。此後十年，他們隻能痛定思痛，直到更加強有力的領袖帶領他們在草莽中勃然崛起。
領袖是拓跋珪（讀如歸）。
他建立的王朝國号魏，史稱北魏。
拓跋珪是在牛川（今呼和浩特）稱王建國的，時間是公元386年。十二年後（398），他又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并自稱皇帝。此後，直到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平城一直是北魏的首都。
這是完全不同于五胡十六國的政權。
十六國都是短命的，大多隻有二三十年，少數能有四十多年，最短隻有兩三年。超過六十年的隻有一個，還是無人理睬的偏遠小國（前涼），根本無足稱道。北魏卻存在了一個半世紀，還在将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内維持了中國北方的完全統一，這豈是十六國可以同日而語的？
更重要的是，北魏不僅是一個政權、一個國家，更是連漢族都承認其正統性的朝代。朝代跟國家是不同的。三國時期，隻有曹魏還可以勉強稱爲朝（魏朝），孫吳就不能叫吳朝，蜀漢也不能叫做蜀朝或漢朝。隻有北魏及其以後的四個政權，可以跟南方四政權并稱爲北朝和南朝。
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第一次。
十六國與南北朝，也完全不能相提并論。
可以與北魏相比拟的，大約隻有後來發展爲查理曼帝國的法蘭克王國。事實上，正如五胡中隻有鮮卑拓跋真正刷新了曆史，歐洲日耳曼諸蠻族中也隻有法蘭克人成就了千古大業。其中奧秘，難道不值得深思嗎？[4]
從聯盟到帝國
如果說曆史真有巧合，那麽中華與羅馬的命運就堪稱神似。西晉滅亡前後，有五個少數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以公元紀年，依次是匈奴的漢—前趙（304），羯人的後趙（319），鮮卑的前燕（337），氐人的前秦（351）和羌人的後秦（384）。當然，這裏說的鮮卑還是慕容部。
但緊接着就是拓跋部了。
同樣，西羅馬滅亡前後也有五個日耳曼蠻族建國，依次是西哥特（419），汪達爾（439），勃艮第（457），法蘭克（486）和東哥特（493）。這簡直就像是把中華史照樣演出了一遍，隻不過他們那邊剛好晚了一個世紀。[5]
日耳曼，就是歐洲的五胡。
法蘭克，則是他們的北魏。
實際上這兩個民族的道路也确實相似。他們都是先有王國後有帝國，也都在走向帝國時有過挫折。拓跋的代國被滅，法蘭克則陷入分裂。但到中國的中唐時期，法蘭克查理曼帝國之版圖，便已經包括了今天的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奧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
這就比北魏還讓人震驚。
其他日耳曼國家也無法與之相比，包括先後興起于西班牙的蘇維彙（Suevi，409），意大利的倫巴德（Lombard，568）。事實上，隻有法蘭克，才是破碎的羅馬世界中真正的新生力量。這種力量是曆史性的而非民族性的，因此注定還要從中再誕生兩大帝國：法蘭西和德意志。[6]
法蘭克人可以自豪。
更值得他們驕傲的是，法蘭克人不像拓跋珪或者之前的劉淵、石勒、苻堅那樣自己稱帝，而是得到了上帝通過其代理人的授權。教皇利奧三世在公元800年的聖誕節爲查理大帝舉行了加冕禮，并授予他奧古斯都的稱号。
此事引起了東羅馬皇帝的強烈不滿，因爲在他看來自己才是帝統的唯一繼承人，何況法蘭克首任國王的王銜還是羅馬皇帝授予的。但到公元814年，拜占庭也不得不承認了查理的帝号，正如主張“天無二日，人無二君”的中國漢族士大夫，不得不承認北魏也是王朝。[7]
這真是何其相似乃爾！
法蘭克人的拓跋珪叫克洛維（Clovis），原本是撒利克法蘭克人的酋長，就像拓跋珪是拓跋鮮卑人的首領。克洛維甚至也曾遷都，把都城從蘇瓦松遷到巴黎，就像拓跋珪從牛川遷都平城，盡管他倆并沒有彼此商量過。
但他們的曆史使命是一樣的，那就是将野蠻的部落改造成文明的國家。面對的現實問題也是一樣，那就是如何酬勞和安撫那些追随他們打江山的弟兄。畢竟，克洛維也好，拓跋珪也罷，都是靠武力奪取政權和地盤的。
克洛維的辦法是把土地分封給親兵、廷臣和主教，這并沒有耗費他太高的成本。因爲這些土地原本屬于羅馬皇室和羅馬國庫，是他沒收來的，用不着自己掏腰包。
如此慷慨大方，當然讓軍事貴族們感到滿意，甚至大得高盧地區主教們的歡心。然而這種完全私有的賜地，卻終于讓王國囊中羞澀。因此到二百年後，法蘭克不得不誕生了自己傑出的改革者，并創造出一種新的制度。
改革者叫查理·馬特（Charles Martel）。
查理·馬特的辦法，是把賞賜變成了交易。封臣可以獲得土地，叫采邑。但條件是必須盡義務，服兵役。采邑可以層層分封，但不能世襲。封臣去世後，封主就将其收回。封臣的子孫要想繼承，必須重新注冊再立新功。
這就叫采邑制。
采邑制的主要受惠者是騎士，由此，便誕生了騎士階層。靠着騎士們奮勇殺敵，查理·馬特打敗了阿拉伯人，并使法蘭克王國成爲抵擋伊斯蘭文明滲入歐洲的屏障。他本人也獲得了“馬特”的稱号，意思是鐵錘。
與采邑制同時誕生的是封建制。
封建制也是必然要誕生的。因爲羅馬帝國和文明崩潰以後，失去主心骨的芸芸衆生已不能再指望委員會，隻能層層依附于比自己強大的人。這就形成了封建關系，而層層分封的采邑制，則成了這種關系的現實支持。
法蘭克終于成爲封建大帝國。[8]
然而這種方案并不可能成爲拓跋珪的選擇。因爲封建制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被周人發明，又在六百年前被秦始皇徹底廢除。拓跋珪的道路，隻能是一步就從部落聯盟跨入帝國時代，迅速完成從野蠻到文明的轉換。
可惜這并不容易。
我們知道，以遊牧和掠奪爲生的鮮卑拓跋部，原本是一個松散的部落聯盟。聯盟中擁有實權的，是各部落的酋長（部大人）。這些家夥就像黑社會各幫老大，手下有衆多馬仔和小弟，并不認爲國王有什麽意義。即便有，那也隻是土匪聯席會議的主席，可以輪流坐莊的。
拓跋珪要對付的，就是這幫人。
不過首先還得酬勞和安撫。拓跋珪的辦法是建立“班賜”制度，由國王按照等級和戰功賞賜牲畜和奴隸，實際上是坐地分贓的合法化和制度化。因此，盡管賞賜的額度并不大，秩序卻建立起來，這就邁出了第一步。
第二步是利用鮮卑人對政治的無知，大量起用漢族知識分子擔任文官，遷都平城後還建立太學祭祀孔子。這就赢得了被統治民族的好感，也讓拓跋珪有了底氣。他甚至對鮮卑将領表示：有民就有國，在哪兒不能爲王？意思也很清楚：不要以爲我就離不開你們的支持。
與此同時，農業也越來越替代畜牧業成爲了北魏的經濟命脈。也許，這才是最關鍵的一步。事實上，一個民族的生産方式如果從遊牧變成了農耕，他們就必須接受或建立文明。走到哪吃到哪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複返，作爲負責任的丈夫和父親，不能不考慮房産證和電冰箱。
拓跋珪決定遷都。
遷都是在公元398年，也就是羅馬帝國分裂的三年後。此前，拓跋珪已奪取并州，攻陷中山（後燕首都），擁有了黃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繼續實行遊牧時代的部落聯盟制度，顯然是不合時宜的。[9]
建立農業大帝國的時機到了。
拓跋珪大刀闊斧。他将被征服的後燕吏民工匠五十萬人遷入平城京畿内外，按照戶口分配土地。拓跋各部落也遷徙到這裏，然後就地解散，分土定居。管理這些地區和臣民的将不再是部落的酋長，而是朝廷的命官。原來占山爲王的各部大人，則成爲北魏的編戶齊民。
換句話說，酋長都變成了老百姓。
至于幫主們手下的馬仔，當然也跟酋長對部民的統率權一樣被收歸國有。他們成爲北魏君主的直屬部隊，被組建成一支既骁勇善戰又服從中央的國軍。
這就是拓跋珪的“部落解散政策”。這個政策，是之前五胡十六國中從來沒有的。[10]
也就在這一年年底，拓跋珪稱帝。
稱帝是實至名歸的。事實上當拓跋珪遷都平城時，從聯盟到帝國的走向便已經不可逆轉。之後的北魏，将跌跌撞撞地向前邁進。隻不過，那是一條鋪滿荊棘的道路，途中将有一個又一個人倒下，包括漢人和胡人、改革派和保守派，也包括他們的皇帝，甚至包括拓跋珪自己。
喋血蕭牆
拓跋珪是三十九歲那年被謀殺的。[11]
兇手是他的兒子拓跋紹，十六歲。
此案的直接原因，是拓跋紹的生母受到威脅。爲了救母親，拓跋紹隻好殺了父親。這當然未嘗沒有可能。事實上拓跋珪死前已經精神失常，許多人僅僅因爲一言不合甚至呼吸不暢，便被疑神疑鬼的他親手殺死在天安殿。因此即便拓跋紹不去行刺，恐怕也會有别人動手。[12]
那麽，拓跋珪何以如此？
史家的說法是嗑藥，也就是吃了五石散（五石散詳見本中華史第十一卷《魏晉風度》），但更大的可能是心理負擔過重。他發病時數日不食，徹夜不眠，對着空中自言自語讨論建國以來的成敗得失，就是證明。[13]
看來，做一個開國之君也不容易。
拓跋珪就更不容易。因爲他的族群不但是戎狄，就連在鮮卑人中也是最落後的。保守勢力頑固堅持陳規陋習，完全不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漢族士大夫則離心離德，以至于請他們出來做官還得動粗。比如一位名叫崔宏的高級士族，就是在逃跑後被抓回來強行戴上官帽的。[14]
這實在讓他崩潰。
拓跋珪的悲劇既是民族性的也是曆史性的，因此注定還要重演，以後也還有皇帝不斷被殺。實際上北魏皇帝十四個，倒有九個死于非命。他們有的是兒子殺的，有的是太後殺的，有的是宦官殺的，有的是權臣殺的。其中，就包括第三任皇帝世祖拓跋焘。
不過，人們更習慣于叫他太武帝。
太武帝拓跋焘是太祖拓跋珪的長孫，太宗拓跋嗣的長子。他十六歲登基，在位三十年，享年四十五歲。後兩項紀錄在北魏都是最高的，既空前，也絕後。[15]
何況還有業績。繼位後九年，拓跋焘便在胡夏滅亡西秦之後又滅胡夏（431），繼而一鼓作氣滅北燕（436），亡北涼（439），破柔然（449），伐劉宋（450）。至此，北魏真正成爲北朝，十六國結束，南北朝開始。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人物。
但，此人也一身是謎。
最大的疑團是他的死。我們隻知道，拓跋焘是在北魏正平二年（452）二月初九被害的，兇手是宦官宗愛，具體細節卻一概不知。更可疑的是，這個逆賊不但事後當了宰相，還在八個月後又殺了自己新立的皇帝。直到這時，新的政變集團才把他送上斷頭台。[16]
這就奇怪！北魏不是東漢，也不是後來的晚唐，宦官哪來這麽大的權勢？事實上宗愛能夠得逞，就因爲當時執政的朝臣沒把他放在眼裏。拓跋焘死後，這夥人原本是要立另一個人做皇帝的，卻被宗愛騙入宮中殺掉。就連他們藏在秘室中的那位儲君，也被宦官搜出來處死。[17]
由此可見，朝臣們原本大權在握，實際上決定秘不發喪另立新君的也是他們。既然如此，血案發生後他們爲什麽不立即抓捕兇手，反倒進宮與宗愛相見？就算鮮卑不像漢人那樣視弑君爲滔天大罪，也不至于對太武帝之死無動于衷，讓那個殺人犯逍遙法外吧？
凡此種種，豈不可疑？
然而官史卻諱莫如深。
吞吞吐吐，當然是有太多的不可告人。實際上此案的背景相當複雜，甚至可以追溯到另外兩個人的死亡。這兩個人，就是皇太子拓跋晃和司徒崔浩。
拓跋晃是在太武帝被害前八個月神秘去世的，死因據說是得了抑郁症。官方史書稱，當時太武帝聽信宦官宗愛的讒言，震怒之下誅殺了太子身邊的諸多屬官。拓跋晃驚恐萬狀，竟在惶惶不安和有苦難言之中憂憤而死。
太武帝則很快就發現拓跋晃受了委屈，追悔莫及的他開始懷念兒子。現在輪到宗愛心驚膽戰了。爲了保命，這個小人便铤而走險謀殺了皇帝。[18]
這就是所謂正史的說法。
可惜這并不能自圓其說。以拓跋焘之英武果敢，如果發現太子是被宗愛誣陷，豈能讓這家夥活到變成兇手那天？因此南朝方面對北魏公布的說法表示存疑，民間的小道消息更是不胫而走，吵得沸沸揚揚。
懷疑是有道理的。事實上太子死前半年，拓跋焘正在南征。志在必得的他勢如破竹，軍進瓜步（在今江蘇六合），飲馬長江，還在那裏建起了行宮。然而在沒有任何征兆的情況下，拓跋焘卻突然撤軍。這就讓嚴陣以待的劉宋大惑不解，并認爲拓跋焘一定是後院失火。
于是南方傳言：魏太子拓跋晃謀反。
謀反的說法細節豐富言之鑿鑿。據說，當時拓跋焘得到情報，留守平城的太子圖謀不軌。因此，他便在大宴群臣後立即撤兵，并在回國途中派人送信到平城，謊稱皇帝已經駕崩。太子不知是計，匆匆趕來迎喪，結果在空空如也的靈柩前被捕，并被關進鐵籠秘密處決。[19]
這個說法由于缺乏證據而不被《資治通鑒》采信，事實上它也疑點甚多。我們知道，皇太子拓跋晃到魯口（今河北饒陽）迎駕是在二月二十日，官方宣布的死亡時間則是六月五日。當中這麽長的時間都幹什麽去了？皇太子三四個月不露面，難道竟然無人置疑？
拓跋焘的态度也很怪異。如果太子謀反屬實，他就應該慶幸，宗愛也不必緊張。就算謀反是冤案，也沒有宗愛什麽事，除非假情報是他發出的。但同樣，他也早就該因爲欺君之罪而被怒不可遏的太武帝碎屍萬段。
然而這樣的事情并沒有發生。北魏宮廷隻是匆忙埋葬了那位死得不明不白的太子，後來還追認他爲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則既沒有追究謊報軍情的責任，也沒有追查可能存在的謀反集團，隻是想起兒子就淚流滿面。
這哪裏像是發生了謀反案？
看來事實可能是：皇帝和太子之間沒有個人恩怨，也沒有權力鬥争，卻存在政見分歧。這種分歧決定着帝國未來的走向，當然不能含糊。太武帝在東宮大開殺戒，就是爲了剪除太子羽翼。區區宗愛，其實不足爲道。
那麽，他們的分歧又在哪裏？
在宗教。
宗教是南北朝的大問題，牽涉到文化，也牽涉到政治，隻能從長計議（詳見本書第四章）。至于此刻的分歧，簡單地說就是皇太子崇佛，太武帝滅佛。但這與信仰無關。實際上太子拓跋晃他們信佛，很大程度上在于釋迦牟尼也是“胡人”，因此對佛教天然地抱有親切感。
太武帝拓跋焘卻并不認爲自己是胡人。相反，他要做的是“中華皇帝”。或者說，是道教鼓吹的救世主“太平真君”。因此，他不能接受佛教，隻能尊崇道教，因爲道教才是中華本土的。拓跋焘甚至用“太平真君”四個字做了自己的年号，而且正是在他統一北方之後的第二年。[20]
拓跋焘之心昭然若揭。
然而奇怪的是，崇佛的拓跋太子受到打擊，反佛的漢人崔浩也不得好死。崔浩是北魏的三朝元老，輔佐過拓跋珪、拓跋嗣和拓跋焘三代皇帝，拓跋氏的江山差不多有半個是他幫着打下來的。可惜他的結局卻是滿門抄斬，還連累三個姻親一并滅族，這究竟又是爲什麽呢？
轉折關頭
崔浩是由于撰寫國史而死的。
此案發生在皇太子拓跋晃死前一年，但似乎與太子并無關系，盡管恃寵而驕的崔浩從來不把這個未來的皇帝放在眼裏，兩人的矛盾也是連南朝都知道的公開秘密。不過崔浩也好，太子也罷，都無法決定對方的命運。掌握着他們命運前途的仍然是太武帝，也隻能是太武帝。[21]
那麽，太武帝爲什麽要殺崔浩？
因爲憤怒，因爲失望，而拓跋焘對崔浩原本是寄予厚望的。在蕩平了北方諸國之後，太武帝覺得偉大的北魏已經不能再沒有一部國史。于是他給崔浩下達诏書，讓他領銜完成這個任務。給出的指令是：務從實錄。[22]
崔浩欣然命筆。
學富五車又曆仕三朝的崔浩信心滿滿，然而這種自信心卻讓他身首異處。國史完成後，頭腦發熱的崔浩在他人慫恿下，竟将這部得意之作刻于石碑，耗資三百萬做成方圓百步的碑林，任何人都可以前往觀看閱讀，等于是自作主張地公開發表了未經審閱的北魏國家史。
可惜崔浩并非生活在網絡時代，動用國庫經費建成的碑林也不該是他的自媒體。更何況崔浩爲了彰顯自己的職業道德和學術良心，對某些必須“爲尊者諱”的故事一概秉筆直書。這就觸動了鮮卑敏感的神經。要知道，作爲曾經的野蠻人，他們的祖上可是并不怎麽文雅的。
投訴信雪片般地飛到了禦前。
太武帝勃然大怒。他萬萬沒有想到，崔浩竟會如此辜負聖恩。修史诏書從“我太祖道武皇帝”說起，一直說到“豈朕一人獲濟于此”，意思難道還不清楚嗎？務從實錄是不要漏掉豐功偉績，誰讓你“肆意诽謗”來着？
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人不殺又該殺誰？
崔浩血濺刑場。[23]
此案常常被看作胡漢矛盾沖突的典型，其實不然。崔浩之死應該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國史案不過是導火索。事實上太武帝對“诽謗”一事并未深究，參與撰寫此書的漢人也并非全都被殺，比如高允就幸免于難。[24]
漢人高允是這部《國書》的主筆，也是皇太子拓跋晃的老師。因此案發之後，太子便把并不知情的老師請進東宮住下。第二天帶他去見皇帝時，又特地交代高允：一會兒皇上問起來，我怎麽說，老師就跟着怎麽說。
高允問：什麽事呀？
太子說：進去就知道了。
進殿以後，拓跋晃便極力爲高允開脫。太子說：高允從來就小心謹慎，不敢自作主張。此番雖與崔浩同事，但崔浩專橫跋扈，高允人微言輕，請皇上赦免其罪。
太武帝問高允：這部書都是崔浩寫的嗎？
高允回答：除了太祖那部分，都是臣與崔浩寫的。不過崔浩隻是總裁，著述方面臣多于浩。
太武帝大怒：高允罪過大多了，怎麽能不殺？
拓跋晃忙說：天威嚴重，高允剛才是吓糊塗了。
太武帝問高允：真是太子說的那樣嗎？
高允卻回答：不是的。臣以不才，謬參其事，罪該萬死。太子殿下不過因爲臣陪讀東宮，想爲臣讨一條小命罷了。皇上不問，臣不敢說。皇上垂問，臣也不敢糊塗。
太武帝大爲感動。他回過頭來對拓跋晃說：如此正直和誠信，豈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于是不但赦免高允，還讓他擔任專案組的組長，起草國史案的處分決定。
高允卻遲遲不能下筆。
猶豫是可想而知的。因爲按照有關部門的意見，自崔浩以下涉案人員一百二十八人，統統都要滅五族。于是，高允面見皇帝據理力争。高允直言：有沒有漏網之魚，臣不敢說；這麽多人都判死刑，臣也不敢同意。
結果，高允救下了幾千條人命。[25]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功德無量的高允健康地活到九十八歲，五任皇帝都對他禮遇有加。國史案也好，太子黨也罷，也都沒對他造成任何影響。因爲高允終其一生都堅守道德底線，甚至清貧到隻有草屋數間鹹菜幾壇，讓後來的文成皇帝拓跋濬（讀如俊）感慨不已。[26]
道德，是可以超越民族界限的。
何況此時的民族關系已不同于前。崔浩的父親崔宏是被拓跋珪抓來做官的，崔浩卻爲北魏殚精竭慮。實際上崔浩的問題不在于他有抵觸情緒或敵對情緒，反倒在他太把北魏當成自己的國家。這就引起了那些真正主人即鮮卑貴族的反感。當反感找到突破口時，崔浩便不能不死。
沒有證據顯示，後來皇太子拓跋晃的去世，與崔浩之死有什麽關系。但如此之多的奇案頻頻發生，則證明此時的北魏已經到了轉折的關頭。這個轉變将因太武帝的被殺而減緩，直到一個神秘的女人再來啓動新的程序。
這個女人就是馮太後。
跟太武帝拓跋焘一樣，馮太後也一身是謎，隻不過這些謎團同時伴随着绯聞。按照正史的記載，馮太後是文成皇帝拓跋濬的女人，十四歲進宮，兩年後成爲皇後，九年後成爲太後。這時的她，隻有二十五歲。[27]
二十五歲的馮太後表現出了奇特的愛情觀。她先是跳進火裏要爲文成皇帝殉葬。被人救出當了太後，卻又傳出绯聞。結果是繼位的獻文皇帝拓跋弘忍無可忍，處死了她的兩個情夫。作爲報複，馮太後則毒死了這個皇帝。[28]
這裏面的恩恩怨怨已經無法弄清。事實上，作爲馮太後名義上的兒子，獻文帝也可能是她的男人。因爲按照鮮卑人“收繼婚”的習俗（納娶父親去世後留下的不是生母的其他女人），獻文帝是可以這樣做的。甚至就連他的兒子孝文帝拓跋宏，也可能是他跟馮太後所生。[29]
如此說來，獻文帝的殺人便可能是吃醋，馮太後的報複則難免“最毒婦人心”之嫌。
當然，不會有人追究。
但毫無疑問，馮太後是強悍的。作爲皇太後和現任皇帝可能的情婦，她在獻文帝繼位的第二年（466）就以霹靂手段發動宮廷政變，殺死丞相，架空皇帝，迅速掌握了北魏政權。那時，她應該還沒有懷孕。[30]
不過，這并不妨礙她跟皇帝會有一個孩子，也不妨礙她後來殺了那皇帝，如果這些猜測屬實的話。
呵呵，馮太後可不是崔浩。
當然不是。事實上，除了拓跋宏出生前後的那些短暫的時間，馮太後都牢牢把握着權力。作爲北燕王室的後裔，她似乎有着極高的政治天賦，可以在頃刻之間做出生殺予奪的決斷，讓許多男人望塵莫及。最後，心灰意懶的獻文帝隻好去做太上皇，盡管當時隻有十八歲。
孝文帝拓跋宏繼位，五歲。
這是北魏承明元年（476）的事。也就在這年，日耳曼雇傭軍将領廢掉了末代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西羅馬帝國日落地中海，一個古老的文明就此謝幕。
北魏王朝卻華麗轉身。三十六歲的馮太後以太皇太後的名義臨朝稱制，開始了政治和社會的全面改革。這些改革将從根本上改變鮮卑和北魏。幸運的是，這不但是拓跋焘和崔浩的遺願，也是馮太後和拓跋宏的共識。
全盤漢化
拓跋宏更像一個漢人。
這并不奇怪。無論拓跋宏是馮太後名義上的孫子，或者實際上的兒子，都是她一手撫養成人的。作爲鮮卑化的漢人，馮太後理所當然地用漢文化的乳汁哺育了這個原本混血的孩子。因此馮太後去世後，拓跋宏不但繼承了她的改革事業，還幹脆把首都從平城遷到了洛陽。
不難想象，這件事阻力重重。
沒有人會喜歡無緣無故地搬家，更何況遷都會損害不少人的既得利益。拓跋宏隻好曲線救國，宣布要出兵讨伐南齊。爲此，他裝模作樣進行了占蔔，結果蔔得革卦。故太子拓跋晃之孫任城王拓跋澄說：革就是革命。這是改朝換代的卦，不是讨伐逆賊的，不吉利。
拓跋宏說：卦辭稱“大人虎變”，怎麽不吉利？
任城王說：陛下早就是龍，爲什麽還要做虎？
拓跋宏大怒：國家是朕的，任城王想幹什麽？
任城王說：江山社稷當然是皇上的，但臣等也有做臣子的責任。陛下既然征求意見，臣當然要實話實說。
拓跋宏無奈，隻好在散會後留下任城王說悄悄話，并告訴他自己的真實意圖是要遷都。忠心耿耿的任城王恍然大悟，原來皇帝是要一統海内，這才選擇了東周和東漢的京城作爲帝都。于是立即轉變立場，積極支持南征。
公元493年（北魏太和十七年），也就是東哥特人建國的那年，拓跋宏率領群臣和大軍來到洛陽。當時正是農曆九月，天降大雨不止，所有人都畏首畏尾不肯前進。拓跋宏卻一身軍裝騎在馬上，擺出了準備一個人南征的架勢。
群臣齊刷刷地跪在了馬前。
拓跋宏說：不想南征，那就遷都。
相對于遷都，鮮卑貴族更怕南征，隻好妥協。
第二年，拓跋宏正式遷都洛陽。[31]
這是北魏王朝的第二次遷都。上一次遷都平城，他們徹底實現了從遊牧部落到農業帝國的轉變。那麽，這一次遷都洛陽，意義又何在呢？
全盤漢化。
應該說，這正是馮太後要做的事情。隻不過，她更側重于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改革，比如實行俸祿制（官僚制度改革）、三長制（基層政權改革）、均田制（土地制度改革）、租調制（稅收制度改革）等等。這些制度創新，有的甚至來自她漢族情人李沖的建議。[32]
拓跋宏卻還要進行社會改革。
實際上在與任城王談話時，拓跋宏就說得很清楚：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文治之都。後來，他又對一位鮮卑名士說：朕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何必一定要住在中原？但子孫後代如果永在漠北，又怎麽能有良好的教育環境？因此拓跋宏說，移風易俗，勢在必行！[33]
隻不過誰都沒想到，他的力度會那麽大。
改革是與遷都同步的。太和十八年（494）三月，北魏朝廷舉行了最後一次遷都聽證會。四月，祭天儀式和地點由鮮卑的西郊改爲漢人的南郊。十月，太廟神主和皇帝先後啓程。十二月，尚在遷都途中的拓跋宏頒布了社會改革的第一道诏令，禁止士農工商再穿鮮卑服裝。[34]
鮮卑人大爲不滿。
不滿是可想而知的，拓跋宏也明白隻能循循善誘再加恩威并施。于是，次年（495）五月二十六日，已經到達洛陽的他跟群臣有了一次深入耐心而又驚心動魄的懇談。
拓跋宏說：請問諸位的心願，是希望朕和朕的國家能夠超過商、周呢，還是比不上漢、晉？
群臣說：當然是超過前王。
拓跋宏又問：那麽應該移風易俗呢，還是因循守舊？
群臣答：當然應該日新月異。
又問：隻是朕一人刷新呢，還是子子孫孫？
答：當然要傳之萬代。
再問：這麽說諸位不反對改革了？
衆人異口同聲：上令下行，誰敢反對！
于是拓跋宏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從今天起，朝堂之上禁止再說鮮卑話。三十歲以上的一時半會兒改不過來，可以從緩。三十歲以下的現任官員，如若膽敢違令，那就是明知故犯，必須撤職查辦，諸位以爲然否？
群臣說：謹奉聖旨！
拓跋宏又說：朕曾經跟李沖讨論過此事，李沖居然說四方之音無所謂誰是誰非。僅僅這一句他就該死！
李沖趕忙免冠磕頭。
拓跋宏拿李沖開刀殺雞儆猴，确實用心良苦。因爲李沖是馮太後的情夫，又是漢人，還是改革派，而且一向爲拓跋宏所敬重。如果李沖都該死，其他人呢？
當然都噤若寒蟬。
拓跋宏又責問宮官：朕已明令禁止胡服，但是宮中女人仍然夾領小袖，你們爲什麽陽奉陰違？
衆人都磕起頭來。
幾天後，改革官方語言的诏令正式下達。
接下來就是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比方說，遷入内地的鮮卑人死後一律葬在洛陽，這就等于改變了籍貫；按照漢制使用長尺和大鬥，這就改變了度量衡。然而，拓跋宏意猶未盡，他還要改變鮮卑人的姓氏，比如拓跋改成元，步六孤改成陸，等等。所改之姓，多達上百。[35]
下一步，是分定姓族。
姓族其實就是門第，或者說就是高門，隻不過一等的叫姓，二等的叫族。姓族名單由官方嚴格審核，組織部門則按圖索骥授予官職。姓族子弟天生就有做官特權，八姓更不得授予低級職位，跟東晉的“上品無寒門”一樣。
顯然，這是魏晉門閥制度的鮮卑化。這個制度一旦實行，鮮卑人便也就有了門第。結果是什麽呢？是門當戶對的胡漢兩族可以通婚。事實上拓跋宏緊接着就下達了一紙诏書，命令他的六個弟弟娶漢人四大家族的女兒爲妻。
皇族與漢族通婚，示範作用當然顯著。當其他鮮卑人也紛紛效法時，民族融合就得到徹底實現。當然，是作爲少數民族的鮮卑像鹽一樣溶化在漢民族的水中。
更何況，他們還都得着漢服，說漢語。
這可真是大混血。
混血是種族的，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實際上，姓族制度建立以後，士庶之别就取代了胡漢分野。民族界限模糊了，身份認同從族别變成了門第。鮮卑的豪門與漢人的望族共同組成統治階級，下層則混爲一談。這正是當年崔浩的理想，拓跋宏則把它變成了現實。[36]
與此同時，洛陽也再度成爲華夏文化的中心。拓跋宏遷都三十多年後，一位名叫陳慶之的南梁将領曾這樣描述他親赴洛陽的切身感受：我原本以爲兩京淪陷之後，長江以北便都變成了戎狄之鄉。這次到洛陽，才知道衣冠人物盡在中原，根本不是我們江東可比的。[37]
拓跋宏成功了。他其實已是中華皇帝，雖然也隻有半壁江山。但他開創了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由胡漢混血的北方來統一中國，從而創建新的中華文明。
這就是鮮卑人的曆史功績。
那麽，原本代表華夏正宗的南朝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