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以後的大唐似乎換了一個樣，不但皇帝不再是李世民和武則天那樣的，就連服飾也煥然一新：衣服由緊身窄袖變成長袍寬袖，眉毛則由又細又長變成又短又粗。難怪白居易這樣描述老宮女的過時落伍：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269]
社會上也是另一番景象。實際上德宗以後，上層風氣日趨奢華，淺斟低唱和車馬宴遊成爲新的時尚。英勇豪邁的慷慨悲歌不大有了，青春年少的直樸氣質不大有了，沖破傳統的反叛氛圍也不大有了，士大夫們更多地是癡迷于書法、圖畫、圍棋、占蔔，以及各種脍不厭細的精美飲食。[270]
這可真是恍如隔世。
變化與兩件事情有關，這就是科舉制和兩稅法。後者簡單地說，就是以田畝爲單位确定地稅，以貧富（戶等）爲标準确定戶稅，以貨币替代谷米和絹帛進行繳納，每年不晚于六月和十一月起征，其他苛捐雜稅全免。由于有地稅和戶稅兩種，又是夏秋兩季征收，所以叫“兩稅法”。[271]
平心而論，兩稅法的意義是積極的，因爲賦稅的征收由按人口計算變成了按資産計算。戶稅固然是大戶多納，小戶少交，地稅也是地多的稅多，地少的稅少。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廣大貧苦人民的負擔，有利于解放生産力，也促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272]
可惜在王朝時代，立法者的善意往往是一廂情願，中晚唐皇帝的诏令更未必能真正實行。貞元三年（787），全國大豐收，物價低到每鬥米一百五十錢，粟八十。爲了防止米賤傷農，帝國下令以平價收購糧食。這當然是中央政府的惠民政策，結果卻是農民苦不堪言，怨聲載道。
德宗皇帝得知這一情況完全是意外。十二月某日，他外出打獵路過一家農舍，便信步走了進去。也許，他是想順便做一次調研。當然，更可能是想聽到歌功頌德。
農戶叫趙光奇。
唐德宗問：怎麽樣？老百姓都很幸福吧？
趙光奇答：不幸福。
德宗奇怪：豐衣足食，爲什麽不幸福？
趙光奇說：因爲政府不講誠信。說是地稅和戶稅之外不取分文，其實額外收的比兩稅還多。後來又說什麽平價收購糧食，實際上是隻拿糧食不給錢，還要我們運到老遠，害得我們幾乎破産。我等愁苦如此，哪有幸福？
德宗歎息，下令補償趙光奇。
農民趙光奇确實光奇，皇帝唐德宗卻其實不德。趙光奇說得非常清楚：朝廷體恤民衆的所有诏令，到了地方上從來就是畫餅和空文。德宗不解決這個根本問題，隻是補償趙光奇一家，又有什麽意義？難怪司馬光很不以爲然。[273]
但，實行兩稅法以後，帝國變得安定富庶，官員也變得闊綽起來，則是事實。更重要的是，由于唐代科舉之盛始于高宗之時，成于玄宗之代，極于德宗之世，所以創造了兩稅法的德宗朝，便成爲曆史的一個分界點——此後的中華帝國将是庶族地主階級的政治舞台。[274]
沒錯，科舉制和兩稅法，都是有利于他們的。
新階級要有新文化。于是有了韓愈、柳宗元代表的古文運動，白居易的新樂府，以及唐傳奇。傳奇就是小說。小說原本不入流，唐傳奇的作者卻是大家，比如創作《枕中記》的是史官，創作《李娃傳》的是詩人，元代戲曲《西廂記》前身《莺莺傳》的作者更是大名鼎鼎的元稹。[275]
實際上傳奇與唐詩不但并行不悖，而且相輔相成。白居易寫了《長恨歌》，陳鴻就寫《長恨歌傳》；白行簡寫了《李娃傳》，元稹就寫《李娃行》。曆來被看作高雅藝術的詩與通俗文學傳奇，竟然毫無障礙地“同流合污”。
這是中晚唐的時代精神。
的确，由于越來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識分子通過科舉走上仕途，并逐漸成爲官僚隊伍的主流，文學藝術的平民化已是大勢所趨。事實上，正如歐洲的文藝複興指向未來，古文運動也是借複古之名，行創新之實。韓愈和柳宗元們反對四六骈文，則其實是要颠覆門閥士族的意識形态和話語權。
因此，韓、柳的文章都明白如話，決不晦澀難懂。比如韓愈的《師說》：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此而已。又如他的《雜說四》：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至于柳宗元的《小石潭記》，更是不押韻的白話詩：
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
白居易的新樂府就更是如此。據說，他的樂府詩是連普通民衆都能聽懂的。難怪同時代的日本人欣賞唐詩時更偏愛中唐，在中唐詩人中又最喜歡白居易。畢竟，那時他們正在向中華文明學習，而且“文化程度還不高”。[276]
但這并不妨礙白居易寫出極其高雅的七律：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
幾處早莺争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
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277]
與盛唐一樣，這裏面體現出的仍然是大唐精神，是個性的張揚和幸福的追求，隻不過個性更加鮮明，對幸福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所以，韓愈可以因堅持己見而得罪皇帝：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杜牧也可以不管不顧地流連忘返于紅燈區：十年一覺揚州夢，赢得青樓薄幸名。[278]
同樣，他們可以一面談情說愛，一面憂國憂民；昨日指點江山，今朝禮佛參禅。因此，盡管柳州城“驚風亂飐（讀如斬）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長安和洛陽的牡丹花下仍是遊人如織。那是一種時尚，與貴賤窮達無關。相反，官僚政治和派系鬥争時代的士大夫，早已習慣了宦海沉浮。君不見，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279]
牡丹也一樣。
隻不過，牡丹花會被代以黃金甲。
是的，黃巢用他的《菊花》詩，以批判的武器爲唐詩精神做了總結，也靠轉戰南北，用武器的批判爲世界帝國畫了句号。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十二月，他攻陷了大唐的東南口岸福州，又在次年兵臨廣州城下。擔任廣州節度使的要求被拒絕後，黃巢破門而入，屠殺了堅持抵抗的居民，其中便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和瑣羅亞斯德教徒。這些外國人是絲綢、瓷器、茶葉、樟腦等中國産品的出口商，黃巢卻連桑樹都砍掉了，讓阿拉伯人很久穿不上漂亮衣服。[280]
這一切，長安市上酒家眠的李白可曾想到？
應該想不到。但傳爲他所作的《憶秦娥》，卻不妨看作長安和長安所代表之時代的悼詞：樂遊原上清秋節，鹹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阙。
沒錯，大唐滅亡後，長安将永遠不再成爲帝都。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城市，也将是幾乎全新的文明。
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本卷終
請關注下卷《大宋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