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是格律詩的一種，在後世更是常用的一種。但在初唐和盛唐，詩人們更喜歡的是古體，比如李白和岑參；或者五絕和五律，比如孟浩然和王維。王昌齡的名作更清一色都是七絕，包括我們耳熟能詳的“秦時明月漢時關”和“一片冰心在玉壺”。創作七律的也有，卻乏善可陳。
讓事情發生變化的，是杜甫。
杜甫當然是全才。他的五古如《羌村三首》，七古如《飲中八仙歌》已于前介紹，其餘則五律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五絕如“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七絕如“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也全都脍炙人口。[257]
但真正超越了前人的，還是他的七律。
比如《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裏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艱難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濁酒杯。
這是被稱爲古今七律之冠的作品，因爲不但完全符合格律，而且做到了極緻：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簡直就是既可以學習又無法企及的範本。[258]
也許，必須稍微講點這方面的知識。
跟所有格律詩一樣，七律最重要的是平仄。平，大體上就是現代漢語四聲中的陰平和陽平。仄，則是上聲（上讀如賞）和去聲，再加古代的入聲。所以，某些現在讀平聲的字比如發、七、出，也是仄，因爲在古代是入聲。
平仄的要求叫粘對。粘就是相同，對就是相反。一般地說，一句當中，第二個字與第四個字，第四個字與第六個字都要平仄相反。一首詩當中，第一句和第二句要相反，否則叫失對。第三句和第二句卻要相同，否則叫失粘。以下由此類推。不過，韻腳的字，平仄是一樣的。句中某些字，也可以馬虎，但平腳的句子不能除韻腳外隻有一個平聲。[259]
符合要求，又怎麽樣呢？
就會錯落有緻。因爲字與字，句與句，都是相反之後又相同，相同之後又相反，讀起來特别好聽。
這是音樂之美。
平仄之外是對仗，包括名詞對名詞，動詞對動詞，副詞對副詞，形容詞對形容詞。比如杜甫的“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就是每個字都對上了，可稱工對。[260]
這是文學之美。
詞性要相同，平仄要相反，這當然很難。但，由于我們這個世界原本充滿了矛盾，對仗的使用便可能因爲張力而産生奇效，比如“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或者“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261]
至于七律，也有它的優越性：七言較之五言，八句較之四句，空間更大，餘地更多，可以遊刃有餘地起承轉合，盡管難度也因此更大。所以中唐以後，七律便佳作頻出，金句疊現。比方說，劉禹錫的“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許渾的“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以及李商隐的“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262]
當然，更多的名句應該還是出自七絕。比方說，韋應物的“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韓愈的“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元稹的“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以及白居易的“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263]
杜牧就更是堪稱七絕之王，他的許多佳作恐怕是必須整首照錄的：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這實在讓人愛不釋手，更不用說“停車坐愛楓林晚”和“牧童遙指杏花村”了。[264]
七言和律絕成爲主流，已是趨勢。
這當然有原因，有道理。五絕太短，不能盡興，長歌又不便于記憶。包括張若虛《春江花月夜》那樣的名作，也沒有多少人背得下來。真正流傳千古的，恰恰是那些明白如話讓人一見傾心的七絕，比如杜牧的《江南春》：
千裏莺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265]
再就是七律了。七律其實是七絕的疊加，隻不過三四兩句（颔聯）和五六兩句（頸聯）都必須對仗，四五兩句又平仄相同，因此讀起來回腸蕩氣，比如李商隐的《無題》：
相見時難别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
曉鏡但愁雲鬓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
在這裏，看要讀如堪。
無疑，正如杜甫不同于李白，被稱爲“小李杜”的杜牧和李商隐也各有千秋。商隐耐人尋味，杜牧清新可人，體現出的時代精神卻相當一緻，那就是沉穩、多樣和内向。
沉穩是必然的。安史亂後，人心思治，天下求穩，受夠了動亂的君臣都希望過安生日子。所以，盡管有藩鎮時不時地叛亂，卻很快就平息；盡管朝中派系針尖對麥芒，也最多隻是把對手貶到地老天荒，趕盡殺絕的事不大發生。
穩定壓倒一切，可謂朝野共識。
于是，盡管有藩鎮割據、宦官亂政和派系鬥争，中唐的統治集團仍然緻力于國家管理的有序化，包括财政收入實行兩稅法，人才選拔完善科舉制。這兩種制度及其深遠意義是下面一節要展開讨論的，但可以肯定，較之初盛唐生龍活虎的開拓進取，中唐更希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程式化規範化的七律，便很符合這種心理。盡管它因爲過于工整而難免呆滞，但嚴守格律卻能保證基本品質，至少讀起來抑揚頓挫。可見平仄和對仗很有意義，呆滞的缺憾則可以由晚唐五代興起的“長短句”（詞）來彌補。
何況沒有誰隻寫七律，即便同爲七律也氣質不同。事實上，中晚唐文壇人才之輩出，個性之鮮明，風格之多樣，均遠勝于前，甚至有幽奇詭異如李賀：昆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女娲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266]
這可真是堪稱“鬼才”。
個性鮮明是因爲感情細膩。的确，如果說初盛唐更關注外部世界，那麽中晚唐便更在意内心感受。因此，就連邊塞詩的調性也不同于高适和岑參，比如李益：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267]
沒錯，反映戍邊之苦，批判相關政策的不合理，曆來是邊塞詩的主題之一。高适就說：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但，高詩是陳述事實，表達的是譴責；李作是描寫氛圍，表達的是傷感。區别是微妙的，也是明顯的。[268]
隻不過，這也是時代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