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實在是豪雄之極。
豪雄與性格有關，更與經曆有關。進士及第的岑參曾兩次出塞，先後在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安西北庭節度使封常清手下任職，足迹遠至今天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吉木薩爾和庫車縣，最近處也到了甘肅武威。唯其如此，他才寫得出這樣铿锵有力扣人心弦的詩句：北風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将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着。[247]
這是西北重鎮和軍旅生涯的真實寫照。
同樣，也隻有親曆者才會道出邊防軍的特殊感受：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幹。
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248]
的确，西域山高路遠，征戰前途未蔔，回家的日子遙遙無期，平安書信當然彌足珍貴。但，邊防将士卻并非都是強征入伍，自願從軍的也不乏其人，這又是爲什麽呢？
高适回答了這個問題：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将辭家破殘賊。
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顔色。[249]
這是真實的心理。如前所述，大唐是一個好舞台，爲各色人等提供着自我實現的多種可能性，遠赴邊疆建立軍功便是其中之一。那裏固然火山炙熱，冰河寒徹，卻也有濃郁的異國情調，多情的外族姑娘，旦夕可至的揚名機會，一馬平川的廣闊疆場，确實能讓熱血男兒躍躍欲試摩拳擦掌。
更重要的是：天子非常賜顔色。
事實上，從太宗到玄宗，包括女皇的時代，成爲世界中心就一直是帝國的夢想。有此夢想也不奇怪。因爲長安和羅馬一樣，都曾經是世界首都，隻不過一個是東方的，另一個是西方的。因此，盡管羅馬再也回不到從前，卻不等于長安的新主人不可以再造輝煌，尤其是在重歸一統之後。
獎勵邊功，也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
結果是大唐雄辯地證明自己不輸于兩漢。在王朝最強盛的時期，太宗皇帝的繼承者們成功地将伊犁河流域以及今天哈薩克斯坦境内的巴爾喀什湖（Balkhash）、吉爾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Issyk-Kul）和托克馬克（Tokmok，碎葉）都置于掌控之中。據說，李白就出生在那裏。
但是到唐玄宗天寶十載（751），情況就變了。
說起來這也是帝國最沮喪的一年，三員大将幾乎一齊在前方遭遇失敗：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在雲南敗于南诏，東北三鎮節度使安祿山敗于契丹和奚人。至于另一場敗仗，則應由岑參曾經的頂頭上司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負責。[250]
這就是著名的怛羅斯戰役（Battle of Talas）。
怛羅斯（怛讀如答）的準确位置已無法确定，一般認爲在今天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城。這雖然算不上世界大戰，意義卻是世界性的。交戰雙方是當時的兩個超級大國——大唐和阿拉伯帝國，卷進來的則是夾在當中的大小城邦。
顯然，這裏面有着錯綜複雜的民族和國際關系。簡單地說，就是吐蕃和阿拉伯帝國都對絲綢之路的某些必經之地表現出強烈的占有欲，盡管那裏是大唐的勢力範圍，當地人民也更願意接受大唐的保護，成爲中華帝國的藩屬。
吐蕃和阿拉伯卻咄咄逼人。前者一度讓大唐失去了安西四鎮，二十二年後才被武則天收回。阿拉伯帝國則在征服波斯帝國之後，又把前沿陣地延伸到布哈拉和撒馬爾罕，而且進軍塔什幹（Tashkent），騷擾費爾幹納（Fergana）。[251]
這就隻能武力解決了。
天寶六載（747）七月，兵分三路的高仙芝部一萬騎兵會師今天阿富汗境内的連雲堡，然後乘勝追擊，生擒小勃律王和他的吐蕃王後，讓青藏高原的極西地區重歸大唐。創立奇功的高仙芝，也因此被任命爲安西四鎮節度使。[252]
不過，高仙芝立了功，也惹了事。天寶九載（750）十二月，他以簽訂和約的名義誘騙塔什幹（石國）國王，從而使後者成爲自己的戰俘。破城之日，高仙芝還屠殺了當地的老弱病殘，并把大量戰利品用駱駝運回了家中。
石國王子逃到其他城邦，向粟特同胞控訴高仙芝的背信棄義，所到之處一片怒火。于是，這些原本依附于大唐的印歐語系民族，決定請阿拉伯人來主持公道，這當然是後者求之不得的。剛從白衣大食（伍麥葉王朝）變成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帝國派出了他們在中亞的部隊，高仙芝則率領遠征軍深入七百裏迎戰，怛羅斯戰役因此打響。
兩軍相持五天之後，戲劇性的變化發生了。高仙芝帶來的鐵勒同盟軍臨陣倒戈，與阿拉伯武士一起夾攻唐軍。猝不及防的高仙芝一敗塗地，大批将士不是陣亡就是被俘，就連随軍的造紙工匠也被勝利者順手牽羊帶回了伊拉克。[253]
阿拉伯人從此掌握了造紙術。
大唐卻丢失了抵抗東進勢力的邊防前哨，隻得将中亞的控制權拱手相讓。四年半以後，安史之亂爆發，高仙芝和他的親密戰友封常清被殺，再也回不到那片綠洲。
怛羅斯變成了東方滑鐵盧。
這是一個轉折點。從此，伊斯蘭文明在中亞和西域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大唐卻節節敗退步步緊縮。到唐德宗貞元六年（790）秋天，就連準噶爾（北庭）和塔裏木（安西）也都徹底失聯，成爲已非長安可以羁縻的斷線風筝。
曆史不能假設，因此無法斷定如果沒有安史之亂，大唐還能不能在中亞重建權威。也許，作爲農業帝國，對外擴張在天寶十載已經走到頭了，三場敗仗就是警示。
那麽，有人意識到這一點嗎？
有。在《兵車行》中，杜甫對帝國連年不斷的征伐提出了質疑：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是啊，沒人從事生産，國力從何而來？親人暴屍荒野，百姓難道願意？
當然不願意。杜甫這樣描述了普通民衆像雞狗一樣被驅趕着強征入伍，以及親人們撕心裂肺生離死别的慘狀：車辚辚，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254]
于是詩人悲憤地說：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255]
這就幾乎是指名道姓的批判了，表現出的正是人道主義和現實主義精神。事實上，偉大作品的背後，總是橫卧着人類亘古的苦難。真正的詩人，也總是時代敏感的神經。杜甫的《兵車行》有可能寫于天寶十載，他的《麗人行》則應該寫于十二載。等到十四載冬天，他喊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時，漁陽鼙鼓便終于驚破了霓裳羽衣曲。[256]
唐詩就這樣成爲唐史。
同樣，杜甫也成爲另一個時代的代言人，盡管通常都認爲他屬于盛唐。但，杜甫的盛唐已不同于李白。他開辟的道路則将由新的群體繼續前行，并創造出新的局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