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争是激烈的。從憲宗到宣宗的半個世紀中，除少數潔身自好或人微言輕者外，朝臣泾渭般地分爲兩大派系（當時的說法叫朋黨），各自拉幫結夥，彼此互不相讓。如果牽涉到人事安排，更不惜在禦前會議上臉紅脖子粗。
比如開成三年（838）正月的某日。
本次會議讨論的，是一位被貶官員的工作安排。這時的皇帝是文宗。由于反抗宦官亂政失敗，他實際上已成爲模範監獄中的體面囚徒，因此一開始就按照某派系與宦官達成的共識提出：某某貶到外地好幾年了，給個官位吧！[176]
另一派系的宰相鄭覃（讀如談）立即亮出紅牌：陛下可憐他，就讓他移動幾百裏。如果要提拔，臣申請讓位！
鄭覃的同夥也說：那家夥專搞派系，是小人。
對立面則說：做事要公道，不能講個人好惡！
文宗也說：給個刺史還是可以的。
鄭覃卻說：頂多讓他做洪州司馬。
洪州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距離長安三千裏，而且那人原本就是衡州（今湖南省衡陽市）的司馬。衡州司馬調任洪州司馬，隻不過從中州調到了大州，保他的人當然不幹。于是兩派在皇帝面前吵成一鍋粥，互相攻擊，不可開交。
退朝後，文宗問身邊人：宰相這樣，像話嗎？
身邊人說：是不像話，但鄭覃他們也是一片忠心。[177]
文宗沒有再說什麽，也無話可說。他早已領教了兩派的勢同水火和意氣用事，以及自己的無能爲力，因此曾經不無感慨地說：消滅朝中派系，比消滅河北叛賊還難。[178]
朝臣們卻不承認這一點。
有一次，憲宗皇帝問：派系鬥争這麽嚴重，爲什麽？
宰相李绛回答說：因爲曆朝曆代的帝王，最痛恨的就是派系鬥争。因此，小人要攻擊君子，就說他們搞派系。派系這東西，說起來可惡，查起來沒影，最方便用來整人。何況君子和君子，本來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難道一定要讓君子和小人苟且在一起，才叫沒有派系嗎？[179]
結論是：沒有派系鬥争，隻有君子小人。
或者說，君子在一起叫同道，小人在一起叫朋黨。[180]
這話聽起來似乎在理，實際操作卻很困難。至少，我們無法分辨當時的兩派，究竟誰是君子，誰是小人，甚至不能通過對無辜者的同情心來進行判斷。因爲在唐文宗感歎“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之後不久，兩派的領軍人物都被打壓排擠出京，而且一貶再貶，罪名則都是莫須有。[181]
同樣，我們也很難指控那些實施排擠誣陷的人，因爲他們以反對宦官亂政爲己任，而且爲此獻出了生命。何況如果這幾個是小人，豈非證明受打壓的是君子？都是君子，又爲什麽要弄得勢不兩立，你死我活？講不通吧？[182]
君子小人論，可以休矣！
但，朝臣分爲兩派卻是事實。比如李绛，就跟另一位宰相李吉甫是死對頭。吉甫主張什麽，他就反對什麽。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跟李宗闵、牛僧孺又是死對頭。前面所說鄭覃要打壓的那個被貶官員，就是李宗闵。所以，中晚唐的派系鬥争，便又叫“二李黨争”或“牛李黨争”。[183]
牛僧孺和李德裕都不是小人。前者拜相，是因爲唐穆宗意外發現他是拒絕賄賂的清官。後者則在得勢之後，不顧唐武宗的意願，頂着宦官仇士良的壓力，竭盡全力爲自己的政治對手請命，終于在刀下救回了兩位前任宰相的性命。[184]
那麽，兩派窩裏鬥，又是爲什麽呢？
與藩鎮有關，與出身也有關。李德裕和鄭覃代表着北朝以來延續數百年的關東世族，牛僧孺和李宗闵一派則多半是進士出身的科舉官員。在對待藩鎮和外族（主要是吐蕃）的問題上，前者持強硬态度，後者主張和平解決。[185]
換句話說，世族系是鷹派，科舉系是鴿派。
政見加門戶，當然針鋒相對。世族系甚至恨不得廢了進士科的考試，隻留下明經科。鄭覃就對文宗說：官員有能力就行，何必還要才藝？陳後主和隋炀帝倒是文采斐然，結果國破家亡。進士也一樣，輕浮淺薄，不堪重用。
文宗弱弱地說：也不能一概而論吧？輕薄的人未必都是進士出身，科舉官員中也有敦厚的。再說了，進士科的設立已經二百年，總不能說廢就廢。
鄭覃說：那也不能太擡舉。[186]
呵呵！态度如此強硬，底氣從何而來？
宦官。
沒有證據表明，鄭覃與宦官有什麽勾連。但朝臣的派系與宦官的幫派，則大約确有瓜葛。主戰的世族系李吉甫一派在憲宗朝得勢，就不僅因爲憲宗皇帝要遏制藩鎮，也因爲宦官頭子吐突承璀（讀如崔）是鷹派。相反，當憲宗皇帝和吐突承璀死于非命，皇帝和宦官頭子都換了人時，用兵就變成了裁軍，掌權的也變成科舉系的李宗闵和牛僧孺了。[187]
此後的發展同樣令人沮喪。殺了吐突承璀的宦官王守澄也被殺掉，把持内廷的是專橫跋扈的仇士良。結果，李宗闵和牛僧孺都被貶到千裏之外，李德裕則再次拜相，直至官居太尉，封衛國公，達到他政治生涯的頂峰。
兩派勢力的消長，幾乎與宦官頭子的更換同步。
但，要說政局完全由宦官左右，皇帝和朝臣不過傀儡和演員，則未免言過其實。要知道，勢焰熏天如仇士良，後來也遭到李德裕抵制，并因爲感到恐懼而申請退休。[188]
進行道德批判就更沒有必要。事實上，不管人們是喜歡還是不喜歡，都得承認宦官是長安政界的組成部分。一個順理成章和毋庸置疑的結論是：官員如果不跟宦官進行廣泛的接觸，達成某種幕後的和解默契，就将一事無成。[189]
何況皇帝也并非無所作爲。宣宗聽政第二天，李德裕就被免去相職，而且一貶再貶。最後，由于制造冤案的醜聞東窗事發，被貶爲崖州司戶參軍，也就是在今天的海南省瓊山市做管民政的小吏，級别從八品下。[190]
這可真是一跟頭栽到底。
想當時李德裕在崖州恐怕悲憤滿腔。據說，在他常常登臨的望阙亭上留下了這樣一首詩：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191]
的确，他是回不去了。
不可能再回長安的李德裕在崖州孤獨地走來走去，有次走到一座禅院，看見内壁挂着十幾個葫蘆。于是他問：方丈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可以救救弟子麽？
方丈一聲長歎：哪裏是什麽藥，是骨灰。這些人，都是太尉您當年爲了洩私憤，貶死在這裏的。
李德裕聞言，怅然若失，心痛如絞。
當晚，他與世長辭。[192]
此後沒過多久，由于内廷的宦官不再發生沖突，也不再與外朝的大臣分别勾連，朝中派系也在宣宗去世之後自行解體煙消雲散。隻不過，那時離亡國已經不算太遠。
如此看來，鬧得沸沸揚揚，前後持續半個世紀之久的派系鬥争，其實無聊透頂。原本應該成爲帝國中流砥柱的士大夫階級，除了充當宦官的應聲蟲和附屬品，便隻能在結黨營私和鈎心鬥角中發揮聰明才智，結果不但扼殺人才，而且消耗國力。因此，當内讧終于結束時，能夠改變國家命運的内部力量已經蕩然無存。虛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沒有力氣爲自己挖一個墳墓，隻能依靠外來力量合上棺蓋。[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