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重要了。”師父說，“這個案子已經手到擒來，沒有什麽挑戰性了。下面就該由我們去專案組和偵查單位交流一下，難題自然會迎刃而解。”
負責照相的技術人員被我們說得一頭霧水，問道：“等等，爲什麽你們能确定這是一起盜竊案件？”
“靠的是經驗，”胡科長說，“既然我們推斷出兇手肯定攜帶了起子，那麽就能肯定兇手的目的是盜竊。你想想，哪有尋仇殺人的還帶個起子？盜竊犯慣用的工具是起子，而菜刀反而是輔助防身的工具了。”
我沒有仔細聽胡科長的解釋，倒是埋頭苦苦思考師父說“手到擒來”的意思。我覺得這個案子還是一頭霧水，哪裏有什麽“手到擒來”的迹象呢？于是我忍不住問道：“通過我們之前的分析，犯罪分子很有可能是在現場附近的村落居住。但是您說了指紋比對難度很大，那麽哪裏來的手到擒來呢？”
“等會兒揭曉答案吧。”師父說，“目前我也不敢完全肯定自己的推斷，要和偵查組碰頭後才可決斷。”
我沒有繼續打破砂鍋問到底，默默地和師父一起，穿過夜色，走進省城市公安局專案組的大會議室。
“之前我們說了要徹查現場附近那個村口有灰燼的村子。”師父開門見山，“現在調查的情況怎麽樣？”
“隻有一下午的時間，太緊張了。”主辦偵查員說，“這個村子裏的人員名單梳理出來了，現在正在核查案發時間段附近仍在村裏居住的人，等這一輪核查結束後，才能逐一摸排可能具有作案時間的人。這個村子位于城鄉結合部，人口流動也非常頻繁，人太多太雜，不太容易查清楚。”
“目前對死者的矛盾關系排查也陷入僵局。”另一組主辦偵查員說，“這兩個人專心經營苗圃，接觸的都是生意上的人，目前正在逐個兒調查。通過下午的調查情況，反映這夫婦倆爲人忠厚，不與人發生矛盾。”
師父低頭想了想，慢慢地說道：“村裏是不是有戶人家有個精神病兒子？”
會場一片寂靜，突然，轄區派出所的所長說道：“沒有精神病，但是有一家的兒子是間歇性精神障礙。父親叫汪會。”
師父點了點頭，說：“那麽，這個汪會的兒子是不是身材矮小？”
派出所所長說：“是的。”
師父繼續問道：“這一家是不是很窮？”
主辦偵查員插話道：“今天我去了，家裏窮困潦倒，除了破床破桌子破電視什麽的，什麽都沒有，連冰箱、空調這樣的電器都沒有。家裏有個兒子，10歲時得了腦膜炎，沒有及時醫治，現在處于時而智障、時而狂躁的狀态。”
師父看着主辦偵查員說：“汪會是不是說案發那天他孩子一直在家？”
“那倒沒有。”偵查員說，“不過他倒是一直強調他的兒子從來不出門，都是憋在家裏吃了睡睡了吃。不過，這些情況，您是怎麽知道的？”
“是屍體告訴我的。”師父笑着說了一句陰森恐怖的話，“現在我來分析給你們聽。”
師父喝了一口水，慢慢地說道：“先說主要的，我們要從屍體身上奇怪的刀傷說起。第一，兩名死者的頭面部和頸部都被砍了幾十刀。這樣的情況見于兩類案件，一是深仇大恨、洩憤毀容，二是精神病殺人。第二，女死者的衣服被解開，乳房和肚臍周圍有多處起子形成的刺創，但是經屍檢确認死者并沒有遭受性侵害，這樣的情況也見于兩種案件，一是性變态殺人，二是精神病殺人。第三，現場發現了DVD機被剪斷的線頭，又确定本案是盜竊案件，什麽人盜竊就是爲了偷DVD和手機而不翻動現場、不拿女死者的金手鏈？隻有一種解釋，兇手沒見過DVD機，連拔線頭都不知道，要用刀割斷線頭，而且兇手沒見過手機或者認爲手機很值錢。這樣的人，隻能是智障或者精神病。結合三方面問題，隻有精神病患者才能做出這樣的現場。”
我贊許地點了點頭，說：“間歇性精神障礙，這樣的話，就可以解釋爲什麽整個作案現場有時讓人感覺兇手有反偵查意識，有時又像沒有反偵查意識，甚至作案時帶個梯子這樣不能讓人理解的行爲都可以做得出來。這是因爲他的行爲沒有清晰的思維去維系，時而清晰時而糊塗，所以整個案發現場都讓人費解。”
師父接着說：“我之所以分析這個人家裏很貧窮，是因爲即便兇手有精神障礙，如若生活條件一般也都應該能認識什麽是DVD機，這個時代，連DVD機都不知道是什麽的，他的家裏可想而知有多窮。”
我又插話道：“是啊，分析身材矮小是因爲現場二樓的窗戶狹小，能鑽進去的人，自然身材矮小。”
胡科長在一旁補充道：“嗯，聽你這樣一說，所有的疑點幾乎都可以解釋了。之前我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男性死者沒有經過任何掙紮就被打死在床上，甚至連抵抗的動作都沒有，這非常奇怪。因爲盜竊殺人，通常都是進屋翻動東西驚醒受害人後，不得已而殺人。而本案中，兇手幾乎是進了卧室就殺人，這非常不好理解。”
師父接話道：“很簡單，我覺得這個兇手應該了解柏長青一家的習慣。受害者通常是周五回家，周一才回來，而恰巧案發當天是25号，周五。很有可能是兇手以爲柏長青回了城，于是晚上來盜竊。哪知周方腳踝受傷，恰巧這天晚上他們沒有回城。兇手進入卧室後，對于卧室内有人大爲驚訝，但是因爲受害人此時并沒有醒來，如若是正常人可能會逃離或者繼續悄悄盜竊。但如果兇手是精神障礙患者，這種程度的受驚，會嚴重刺激他的精神狀況，很有可能就誘發了狂躁症。所以，這樣的思維其實都是不正常的。”
大家都在似信非信地點頭。
師父接着說：“進一步考慮，兇手是精神障礙，殺人後引發了他的狂躁症，雖然可能在作案後用挂鎖鎖閉現場大門，但不太可能想到焚燒血衣、銷毀證據。那麽，如果他們村口的焚燒灰燼确定是血衣的話，很有可能是他的家人幫忙銷毀證據，既然證據都銷毀了，他自然會極力隐瞞他兒子是有作案時間的。”
就在這時，DNA檢驗室的技術人員走進會議室，低聲和張局長耳語了幾句。
張局長說：“灰燼裏發現的衣服碎片，檢出死者血迹。”
“那就抓人吧。”師父和張局長說道。
張局長顯得有些迷糊，說：“我們還沒有直接指向他的證據，嫌疑人又是精神障礙，貿然抓人，可靠嗎？”
“相信我，屍體不會說謊。”師父說，“屍體上奇怪的刀傷，已經說明了一切。”
張局長想了想，一聲令下，3輛警車駛出了公安局大門。
師父、胡科長和我在專案組會議室裏靜靜地等待着回音。
1個小時以後，張局長的手機突然響起，電話的聲音很響：“張局長，是他幹的，他家的床底下發現了割斷電線的DVD機和兩部手機！另外還有一把鑰匙，懷疑是死者家大門挂鎖的鑰匙。”
“好吧，把嫌疑人和汪會一起抓回來。”張局長說，“這個汪會涉嫌包庇。”
夜還未深，專案組就得到了好消息。汪會在證據面前很快低下了頭。原來26日早晨，汪會發現自己家的梯子橫着放在院子裏，頓時有了不祥之兆。待他跑到兒子的房間時，發現兒子滿身是血地躺在自己的床上呼呼大睡。汪會也不知道兒子幹了什麽事，隻覺得不好，于是把兒子身上的血衣和床單、被褥悄悄地拿到村口焚燒。可是他不知道自己兒子盜竊來的DVD機、手機和鑰匙放在床下，留下了緻命的證據。
對汪會之子的審訊難度很大，他贅述了很多不相幹的問題，但是提到男死者的時候，他咬着牙，眼露兇光地說：“殺！殺！”而提到女死者的時候，他卻隻會流着口水說：“奶子，奶子。”
“從這個嫌疑人的陳述碎片中，已經明确反映出了他的作案過程。”師父說，“既然汪會承認血衣是他兒子身上穿的，血衣上又有死者的血迹，那麽這就是直接證據。”
“不僅如此。”胡科長說，“剛從痕檢部門得到消息，汪會承認燒毀了犯罪嫌疑人的鞋子，我們已經從他交代的地方買到了一雙一模一樣的鞋子，鞋底花紋和現場一緻。現場提取的兩枚指紋，也都和嫌疑人對上了。這是鐵案。”
“鐵案又能如何？”我郁郁寡歡，“精神病殺人，不負刑事責任。可憐了這一對苦命的夫婦，那麽年輕就枉死了。”
“是啊。”師父也受到了我情緒的影響，“住在偏遠地區，本身就有風險，夜間關緊門窗太重要了，如果他們二樓的窗戶也扣緊，就不會有這樣的悲劇發生。僅僅是百密一疏，疏忽了一扇窗戶，卻釀成慘案，真是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