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創造一個真正純淨的王朝，一個官員們人人清廉、百姓安居樂業的王朝。所以他盡一切努力去實現這個夢想。
可是夢想不一定會成爲現實。
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經對他的大臣們說過這樣一番動感情的話：“從前我當老百姓時，見到貪官污吏對民間疾苦絲毫不理，心裏恨透他們，今後要立法嚴禁，遇到有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決不寬恕！”
朱元璋是說到做到的，他頒布了有史以來最爲嚴厲的肅貪法令：貪污六十兩以上銀子者，立殺！
即使在開國之初，六十兩銀子也不是什麽大數目，這個命令顯示了朱元璋肅貪的決心。
爲了增加震懾力度，朱元璋還設置了一項駭人聽聞的政策。
自唐宋以來，政治制度、機構設置多有不同，但縣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門、戒石、鼓樓、二門這些結構，但在明朝卻在大門和二門之間多設置了一個土地祠。此土地祠切不可晚上去看，着實吓人。
這個土地祠是幹什麽用的呢？不要吃驚，這個地方是剝皮用的，剝的就是人皮。
朱元璋命令官員貪污處死後，還要把貪官的皮剝下來，然後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供衆人參觀。這個稻草人不是用來吓唬鳥的，而是用來威懾貪官的。
較早享受到這一高級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開國大将，立有大功，被封爲永嘉侯（侯爵），鎮守廣州，可謂位高權重。但此人有一個緻命的缺點，驕狂。
當時的番禺縣（今廣州番禺區）縣令叫道同，是一個很清廉的官員，由于執法嚴厲，與當地的土豪劣紳發生了矛盾。這些土豪吃了虧又拿道同沒辦法，便拉攏朱亮祖，希望他爲自己出頭。頭腦簡單的朱亮祖收了好處，居然就答應了。
此後，朱亮祖多次與道同發生矛盾，幹涉道同的正常執法，還派黑社會暗中設伏，打了道同一頓。但道同并未屈服，與朱亮祖進行着不懈的鬥争。
雙方矛盾一步步升級，終于達到頂點。道同抓住了惡霸羅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動用軍隊包圍縣衙，強行将人犯給搶了出來。并且還向皇帝上奏，彈劾道同一大堆罪狀。
道同終于忍無可忍，也随後向皇帝遞送奏章說明情況，但他忘記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備的優勢——快馬。
道同派人送奏章的馬是驿站的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軍馬，朱亮祖也料到道同會告狀，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馬，飛快地趕到京城，狠狠地告了道同一狀。朱元璋是個頭腦容易發熱的人，一看到朱亮祖的告狀信，就立馬派人去斬殺道同。
就在朱元璋發出命令後不久，道同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對照就發現了問題，連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經來不及了，朱亮祖就這樣殺掉了道同。
道同爲官清廉，家裏沒有錢，他死前最擔心的就是自己的母親無人供養，便委托好友贍養他的母親，然後從容就死。
他被殺時，無數百姓前來送行。
公道自在人心。
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終于鬥倒了道同，他和那些土豪惡霸可以高枕無憂了。
話雖如此，但朱亮祖仍然有些不安，他跟随朱元璋打過仗，深知此人要麽不做、要麽做絕的性格。不過道同隻是個小小的知縣，而自己卻是開國大将，禦封侯爵，想來朱元璋不會爲了一個芝麻官對自己下手的。
朱亮祖的估計似乎是對的，過了一段時間，始終未見朱元璋有何反應，他終于安心了。
也正是因爲這個原因，當大理寺的官員手持朱元璋的手谕來抓他時，朱亮祖才會那樣的吃驚。他雖然手下有兵，卻還沒有神經錯亂到敢于和朱元璋對抗。他十分老實地把自己的兵權交出，和大理寺的官員一起前往京城請罪。
然而大理寺的官員并不急于上路，卻詢問他：“你的兒子朱暹呢？”
這下朱亮祖驚呆了，他明白這句話的含義。
因爲朱元璋的人生哲學正是：要麽不做，要麽做絕。
一路上，朱亮祖還存有幻想，他認爲自己勞苦功高，隻不過殺了一個知縣，朱元璋最多是責罰一下他而已，并不會殺他。
但現實和想象總是有差距的。
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三，朱亮祖與長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沒有跟他廢話，充分發揮了自己動手的精神，上來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衛們一看皇帝親自上陣，士氣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許後，紛紛開始動手。朱亮祖與他的兒子朱暹就這樣被活活鞭死。
“鞭死”二字，細細品味，實在讓人膽寒。
殺掉朱亮祖和朱暹後，朱元璋下令将參與此事的惡霸全部殺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給他留了全屍，但其他人就沒有這麽好運氣了，朱暹等人的皮都被剝了下來，懸挂在鬧市，供衆人參觀，以爲後世警戒。
朱元璋對這件事情的處理讓很多官員膽戰心驚。而朱亮祖也在無意中創造了一個紀錄：他是第一個被當廷打死的大臣。
不過他并不是最後一個。此後，當廷打死大臣這一明朝獨特的現象就此延續了下去。終明一朝，很多直言大臣都被這種極端的刑罰打掉了性命。
此後，朱元璋對待貪官污吏的态度越來越嚴厲，他創造了一個以往封建統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規定普通百姓隻要發現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們綁起來，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檢查站必須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擋，不但要處死，還要株連九族！這在中國法制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但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強，明代的實施者并不多。
與這種群衆檢舉揭發相比，朱元璋肅貪的主要線索來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我們上面介紹過的檢校。這些人遍布全國各地，一旦發現官員有貪贓枉法等問題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報送到京城已經是半夜，他也會立刻起床辦理。
甚至有的貪官今天剛收紅包，第二天就會有紀檢官員來找他，并将他抓回論罪。其效率不可謂不高。
朱元璋使用了這麽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說貪污行爲應該絕迹，然而情況遠沒有他想象得那麽簡單。
朱元璋制定了法律，規定當時的刑罰限于笞、杖、徒、流、死五種，從字面上也很容易理解這五種刑罰，客觀來說，在封建社會這些刑罰并不算重。這也是朱元璋考慮到前朝的刑罰過重而做出的一種改進。
但朱元璋并不是個按規矩出牌的人，在對付貪官污吏和反對他的大臣上，他用的絕不是這幾招。
在他實施的刑罰中，最有名的莫過于淩遲，把人綁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術好，那受刑者就要受苦了，據說最高紀錄是割三千多刀，把肉都割完了人還沒死。
除此外，還有所謂抽腸（顧名思義）、刷洗（用開水澆人，然後用鐵刷子刷）、秤杆（用鐵鈎把人吊起風幹）、閹割、挖膝蓋等等。
然而在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藝術前，官員們仍然前“腐”後繼，活像一群敢死隊，成群結隊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
自明朝開國以後，貪污不斷，朱元璋殺不盡殺，據統計，因貪污受賄被殺死的官員有幾萬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國十三個省從府到縣的官員很少能夠做到滿任，大部分都被殺掉了。在當時當官未必是件好事，能平平安安地活到退休就已經很不錯了，是完全可以自豪一把的。
朱元璋十分不理解，爲什麽這些人飽讀詩書，以所謂“朝聞道，夕可死”爲人生信條，卻在當官之後成了“朝獲派，夕腐敗”。
他想破腦袋也不明白，但怎麽對付這些人他是清楚的，殺！
可是殺完一批，又來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頒布了更嚴厲的法令：“我想殺貪官污吏，沒有想到早上殺完，晚上你們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後貪污受賄的，不必以六十兩爲限，全部殺掉！”
可就是這樣也沒能止住，官員反倒是越來越少，于是在當時的史料中出現了這樣一個滑稽的記錄：該年同批發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皆爲進士監生，一年後，殺六人。
似乎這個數字并不多，别急，後面還有：戴死罪、徒流罪辦事者三百五十八人。
明白了吧，這三百多人一個沒漏，再說說這個戴死罪、徒流罪。
什麽叫戴死罪、徒流罪辦事呢？這可是明朝的一個奇特景觀。很多犯罪的人過堂，上到衙門才發現當官的也戴着鐐铐，和自己一模一樣，後面還有人監視。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脫脫就是個犯人。
這種情況的出現就是因爲官員被殺的太多，沒有人幹活了，朱元璋雖然勤勞，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員。于是他創造了這樣一個戴死罪、徒流罪辦事的制度，具體操作方法是，官員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幾十闆子，就在官員給傷口塗藥、估計自己小命不保的時候，牢裏突然來了個人，不管死活地把受罰官員拉出去，塞到馬車上，送到各個衙門去處理公務。
想死？便宜了你，活還沒幹完呢！
結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員給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後自己再到朱元璋那裏去領死。
活幹完了，要殺要剮您看着辦吧。
該殺的殺掉，該徒刑、流放的也執行吧，别再折騰了。
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氣肅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這是很值得分析的，大凡在封建朝代開國時期，官吏是比較廉潔的，而洪武年間出現如此大範圍的官員因貪污被殺，是很不正常的。
應該說，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執行出現了問題，官員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們自己的不法行爲，但官員待遇過低、朱元璋肅貪手法過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們下面要講述的兩個案件就很能說明一些問題。這就是被稱爲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和郭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