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五年（1577），張居正一生中最爲嚴峻的考驗到來了，因爲一件看似毫不相幹的事。
就在這一年，張居正得到了一個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
張文明一輩子沒啥出息，卻有了這麽個有出息的孩子，雖說他沒給兒子幫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亂（此人在地方飛揚跋扈，名聲很差），但無論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他死也想不到，自己的死，将會讓兒子張居正生不如死。
張居正的爹死了！消息傳來，滿城轟動，因爲表現忠心的機會到了。無數官員紛紛上門，哭的哭，拜的拜，然後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摸出門，最後再說兩句“節哀順變”，完事，收工。
這并不奇怪，自古以來，當官的如果死了爹媽，自然是萬人空巷，賓客盈門，上門的比自己全家死絕還難受。但你要相信，如果你自己挂了，是沒有幾個人會上門的。
對此，張居正也十分清楚，雖說父親死了他很難過，但此時此刻，他的腦海裏思考的，卻是另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名字，叫做丁憂。
在當時的中國，張居正已經是近似于無敵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讀書人議論，剽悍無比。
但他仍然隻是近似于，因爲他還有一個不能跨越的障礙——祖制。
所謂祖制，就是祖宗的制度、規矩。雖然你很牛，比皇帝還牛，但總牛不過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規則，你再牛也沒轍。
丁憂就是祖制，具體說來，是朝廷官員的父母親如若死去，無論此人任何官何職，從得知喪事的那一天起，必須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個月，這叫丁憂。到期之後可以回朝爲官，這叫起複。
這個制度看上去有點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給扒得幹幹淨淨，負責的那攤事情也沒人管，不但誤事，還誤人心情。
但這個制度一直以來卻都是雷打不動，無論有多麻煩，曆任皇帝都對其推崇備至，極其支持。如果你認爲這是他們的腦子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錯了。人家的算盤，那是精到了極點。
因爲根據社會學常識，隻有出孝子的地方，才會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個人連他爹都不忠，怎麽能指望他忠于老闆（皇帝）呢？
但貪官們自然是不幹的，死了爹，我本來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爲貪欲，搞點錢來安慰我無助的心靈，你竟然還要罷我的官，剝奪我的經濟利益，太不人道！
于是很多人開始鑽空子，你不是規定由得知死訊的那天開始計算嗎，那我就隐瞞死訊，就當人還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爲止，就算最後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釋的嘛，人死了，我沒有上報，那是因爲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當然，一次兩次是可以理解的，時間長了朝廷也不幹了。自明英宗起，就開始正式立項，打擊僞報瞞報的行爲，規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報的，全部免官爲民。
如此一來，貪官們也沒辦法了，隻好日夜祈禱，自己的老爹能多撐幾年，至少等自己混到夠本再含笑而逝，到時也能多搞點紙錢給您送去。
但也有一個群體例外，那就是軍隊。領兵打仗，這就絕對沒轍了，總不能上陣剛剛交鋒，消息來了，您喊一聲停：大家别打了，等我回去給我爹守二十七個月，咱們再來，還是老地方見，不打不散。
張居正不是軍人，自然無法享受這個優待，而他的改革剛剛才漸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這一大攤子事情就沒人管了，心血付之東流且不說，沒準回來的時候就得給人打下手了。
于是他隻剩下了唯一的選擇——奪情。
所謂奪情，是指事情實在太急，絕對走不開的人，經由皇帝的指示，在萬般悲痛中恢複職務，開展工作。由于考慮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強行（一般不會反抗）拉回來，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将其命名爲“奪情”。
然而張居正并不願意走這條路，當然，并不是因爲它“很不人道”。
其實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過類似的經驗，比如著名的“三楊”中的楊榮，還有那位幫于謙報了仇的李賢，都曾經被這麽“很不人道”過，除了個把人罵了兩句外，倒也沒啥問題。但到了嘉靖年間，奪情卻真的成爲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奪情，就會被看作禽獸不如。
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變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賜，這人的名字叫做楊廷和。
應該說，這位楊兄弟的能量實在是大，鬧騰了三朝還不夠，死了還要折騰别人。當初他在正德年間的時候，父親死了，皇帝說楊先生你别走，留下來幫我辦事，他說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結果幾番來回，他還是回去了。從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這位仁兄結結實實地曠了三年工，才回來上班。這要擱在現在，早就讓他卷鋪蓋回家了。
由于他名聲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從此以後，朝廷高級官員死了爹媽，打死也不敢說奪情。就這麽一路下來，終于坑了張居正。
張居正沒有選擇，隻能奪情，因爲馮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媽也不想他走，當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奮鬥三十多年，才混到這個份兒上，鬼才想走。
雖說奪情比較麻煩，但隻要略施小計，還是沒問題的。
老把戲很快上場了。萬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張居正要求回家守制，兩天後皇帝回複——不行。
一天後，張居正再次上書，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複——一定不行。
與此同時，許多大臣們也紛紛上書，表示張居正絕不能走，言辭激烈，好像張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謂用心良苦。
行了，把戲演到這裏，也差不多該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費紙張。
準備收場了，事情已經結束，一切風平浪靜，擦幹眼淚（如果有），再次出發！
已經沒有敵手了，我親眼看着嚴嵩淪落、徐階下台，我親手解決了高拱、劉台、何心隐，天下已無人能動搖我的地位。
對于這一點，他始終很自信。然而事實證明，他錯了，錯得相當厲害，真正的挑戰将從這裏開始。
萬曆五年十月，翰林院編修吳中行、翰林院檢讨趙用賢上書——彈劾張居正奪情。
編修是正七品，檢讨是從七品，也就是說，這是兩個基層幹部，也就能幹幹抄寫工作，平時連上朝的資格都沒有。而張居正以前的敵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學界首領，并且還特别不經打，一碰就垮，這麽兩個小角色，按說張大人動根手指，就能把他們碾死。
然而就是這麽兩個小角色，差點把張大人給滅了。
因爲這二位仁兄雖然官小，卻有個特殊的身份：他們都是張居正的門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驚奇地發現，原來吳兄弟和趙兄弟都是隆慶五年（1571）的進士，和之前開第一炮的劉台是同班同學。
這就隻能怪張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這麽幾個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這下好了，當年隻有一個二愣子（劉台），已經搞得狼狽不堪，這回竟然出了兩個，那就收拾不了了，因爲一個二愣子加另一個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還沒等張居正反應過來，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們出擊的第二天，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書彈劾張居正，希望他早早滾蛋回家，去盡孝道。
當張居正看到這兩封充滿殺氣的奏疏時，才終于意識到，真正的危機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經過長達三十餘年的戰鬥，他用盡各種手段，除掉了幾乎所有的敵人，坐上了最高的寶座，然而在此君臨天下之時，他才發現一個新的、更爲強大的敵人已經出現。
那些原先乖乖聽話的大臣們似乎一夜間突然改變了立場，成爲了他的對手，不是一個，是一群。而他們攻擊的理由也多種多樣，經濟問題、作風問題、奪情問題；方式更是數不勝數，上書彈劾、私下議論，甚至還有人上街張貼反動标語，直接攻擊張居正。
對于眼前的這一切，張居正感到很吃驚，卻并不意外，因爲他很清楚，帶來這些敵人的，正是他自己，具體說來，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當張居正将寫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給皇帝時，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時，還附帶了一個陰謀。
因爲在那封奏疏中，有着這樣幾句話：
“撫案官有延誤者，該部舉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舉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舉之。”
這句話的意思是：地方官辦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來管；中央各部辦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監察機關來管；六科監察機關不利索，由我來管！
事情壞就壞在這句話上。
根據明代的體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給事中以及禦史監察各部，也正常；内閣大學士管理言官，這就不正常了。
兩百年前，朱元璋在創立國家機構的時候，考慮丞相權力太大，撤銷了丞相，将權力交給六部，但這位仁兄連睡覺都要睜隻眼，後來一琢磨，覺得六部權力也大，爲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設立了六科，這就是後來的六科給事中。
六科的領導，叫做都給事中，俗稱科長，下屬人員也不多，除了兵部給事中有十二個人之外，其餘的五個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這幫人品級也低，科長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說了。
但他們的權力卻大到讓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說部長下令要幹什麽事，科長不同意，二話不說，把命令退回給部長，讓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滿意，就再退，直到滿意爲止。
别說部長，連皇帝的某些旨意，給事中也是可以指手畫腳一番的。所以雖然這幫人品級低，地位卻不低，每次部長去見他們，還要給他們行個禮，吃飯的時候别人坐下座，他們可以跑去和部長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張。
給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禦史就更不得了。這夥人一天到晚找碴，從謀反叛亂到占道經營、随地大小便，隻要是個事，就能管。
六部級别高，權力小；言官級别小，權力大，誰也壓不倒誰。在這種天才的創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無事，而到了張居正，情況被改變了。
在張居正看來，六部也好，給事中也好，禦史也好，都該歸我管，我說什麽，你們就幹什麽，不要瞎吵。
因爲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約固然是一種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講一句他講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說得振振有詞，其實一點業務都不懂，結果十天半個月，什麽都沒辦，而對于這些人，張居正一貫是深惡痛絕。
所以他認爲其他人都應該靠邊站，找一個最聰明的人（他自己）指揮，大家跟着辦事就行，沒有必要浪費口水。于是在他統治期間，連平時監督他人的六科和禦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績。
然而遺憾的是，大臣們卻不這麽想。在他們看來，張居正是一個破壞規則的人，是一個前所未見的獨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後，他們已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習慣了沒事罵罵皇帝，噴噴口水，然而現在的這個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爲可怕，如果長此以往，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所以無論他要幹什麽，怎麽幹，是好事還是壞事，爲了我們手中的權力，必須徹底解決他！
一個精心策劃的陰謀就此浮出水面。
耐人尋味的是，在攻擊張居正的四人中，竟有兩人是他的學生，而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這四個人竟沒有一個是言官！
該說話的言官都不說話，卻冒出來幾個翰林院的抄寫員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簡單——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學生開罵，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來，說他們是心有靈犀，真是殺了我也不信。
所以還是那句老話，奪情問題也好，作風問題也罷，那都是假的，隻有權力問題，才是真的。
張居正不能理解這些人的思維，無論如何，我不過是想做點事情而已，爲什麽就跟我過不去呢？
但在短暫的郁悶之後，張居正恢複了平靜，他意識到，一股龐大的反對勢力正暗中湧動，如不及時鎮壓，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毀于一旦。而要對付他們，擺事實、講道理都是毫無用處的，因爲這幫人本就不是什麽實幹家，他們的唯一專長就是擺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滿口仁義道德，唾沫橫飛攻擊别人，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對這幫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個字——打！
聽說此事後，皇帝随即下達命令，對敢于上書的四人執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張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訓一下這幫人，但後果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來後，原先不吭聲的也坐不住了，紛紛跳了出來，搞簽名請願、集體上書，反正法不責衆，不罵白不罵，不請白不請。
但在一群湊熱鬧的人中，倒也還有兩個比較認真的人，這兩個人分别叫做王錫爵和申時行。
這二位仁兄就是後來的朝廷首輔，這裏就不多說了，但在當時，王錫爵是翰林院掌院學士，申時行是人事部副部長，隻能算是小字輩。
輩分雖小，辦事卻是大手筆。人家都是簽個名罵兩句完事，他們卻激情澎湃，竟然親自跑到了張居正的府上，要當面求情。
張大人哪裏是說見就見的，碰巧得了重病，兩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見人，隻能從哪裏來回哪裏去。
申時行回去了，王錫爵卻多了個心眼，趁人不備，竟然溜了進去，見到了張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