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們本是同一類人，有着同樣的志向與抱負，我也不想坑你，但是很可惜，那個位置實在太擠。
大臣是我的棋子，皇帝是我的傀儡，天下在我的手中，世間已無人是我的對手。
好吧，那麽開始我的計劃吧，現在是時候了。
一般說來，當官能混到張居正這個份兒上，也就算夠本了。
高拱走了，内閣裏隻剩下他一個人，但凡有什麽事情，都由他批示處理意見，批完後，去找死黨馮保批紅、蓋章。他想怎麽辦，就怎麽辦。
而皇帝同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這位仁兄剛十歲，能看懂連環畫就算不錯了，加上皇帝他媽對他還挺暧昧，孤兒寡母全指望他，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也就是說，從高拱走的那一刻起，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張了。
綜觀中國曆史，一個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文官能做到連皇帝都靠邊站，可謂是登峰造極了，要換個人，作威作福，前呼後擁，舒舒坦坦地過一輩子，順便搞點政績，身前享大福，身後出小名，這就算齊了。
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張居正不是小名人，是大名人，大得沒邊，但凡有講中國話的地方，隻要不是文盲村，基本都聽過這人。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因爲他幹過一件事情——改革。
什麽叫改革？通俗的解釋就是，一台機器運行不暢，你琢磨琢磨，拿着扳手螺絲刀上去鼓搗鼓搗，東敲一把，西碰一下，把這玩意兒整好了，這就叫改革。
看起來不錯，但要真幹，那就麻煩了，因爲曆史證明，但凡幹這個的，基本都沒什麽好下場，其結局不外乎兩種：一種是改了之後，被人給革了，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辛辛苦苦幾十年，什麽不怕天變，不怕人怨，最後還是狼狽下台，草草收場。
另一種則更爲嚴重，是改了之後，被人革命了，代表人物是王莽。這位仁兄勵精圖治，想幹點事情，可惜過于理想主義，結果從改革變成了革命，命都給革沒了。
由此可見，改革實在是一件大有風險的事情，歸根結底，還是因爲兩個字——利益。你要明白，舊機器雖然破，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飯，你上去亂敲一氣，敲掉哪個部件，沒準就砸了誰的飯碗，性格好的，找你要飯吃，性格差的，抱着炸藥包就奔你家去了。總之是不鬧你個七葷八素誓不罷休。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台機器，那就大了去了，您随便動一下，沒準就是成千上萬人的飯碗，要鬧起來，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人都不動這玩意兒，動這玩意兒的人都不怎麽正常。
然而張居正動了，明知有壓力，明知有危險，還是動了。
因爲他曾見過腐敗的王爺、餓死的饑民、無恥的官員；因爲他知道，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爲他相信，窮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權利。
因爲在三十餘年的鈎心鬥角、官場沉浮之後，他還保持着一樣東西——理想。
在我小時候，一說起張居正，我就會立刻聯想到拉闆車的。拜多年的教育所賜，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裏，是天字第一号苦人，清正廉明，努力幹活，還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個改革，還沒成功，說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
一直十幾年後，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這位張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幫結派打擊異己，那都是家常便飯。要說奸人，那就是個笑話，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趕跑了，你說誰最奸。
更滑稽的是，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沒覺得他那個改革失敗了，要幹的活都幹了，要辦的事都辦了，怎麽能算失敗？
所以我下面要講的，是一個既不悲慘、也不陰郁的故事，一個成功的故事。
在張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應該就是王安石變法，當然，大家都知道，他失敗了。
爲什麽會失敗呢？
對于這個可以寫二十萬字論文的題目，我就不湊熱鬧了，簡單說來一句話：
王安石之所以失敗，是因爲他自以爲聰明，而張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爲他自以爲愚蠢。
在這個世界上，所有存在的東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則它就絕不會誕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這個道理，他痛恨舊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幫子吃閑飯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舊有的制度或許頑固，或許不合理，卻也是無數前人偉大智慧的結晶。制定制度和執行制度的人，都是無與倫比的聰明人，比所有自以爲聰明的人要聰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瑣也罷，但是，有效。
所以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麽青苗法搞得不亦樂乎、熱火朝天，搞到最後卻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張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實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時候，當時的領導宋神宗是個極不安分的人，每天做夢都想打過黃河去，解放全中國，恨不得一夜之間大宋國富民強，所以王安石一說變法，就要人有人，要錢有錢。
相比而言，嘉靖就懶得出奇了，反正全國統一，他也沒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興趣就是讓下面的人鬥來鬥去。張居正就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從小翰林到大學士，他吃過苦頭，見過世面，幾十年夾縫中求生存，壯志淩雲，那是絕對談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開始，他就抱定了一個原則——讓自己活，也讓别人活。具體說來，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飯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貪點，各吃各的飯，互不幹擾。
改而不革，是爲改革。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張居正。他剛接任首輔，大權在握不久，就獲知了另一個好消息——高儀死了。
高儀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實人，自從高拱被趕走後，便開始寝食不安，唯恐張居正手狠心黑，連他一鍋端了，日複一日，心理壓力越來越大，一個月後就吐血而死，去閻王那裏接着做老實人了。
對高儀的死，張居正絲毫不感到悲痛，因爲從根子上說，他和高拱是同一類人，卻比高拱還要獨裁，看見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覺得不爽，管你老實不老實，死了拉倒。
其實這也怪不得張居正，因爲在中國曆史上，共同創業的人大都逃不過“四同”的結局：同舟共濟——同床異夢——同室操戈——同歸于盡。
于是自嘉靖登基時起，經過五十餘年的漫長鬥争，張居正終于一統天下，上有皇帝他媽支持，下有無數大臣捧場，外有親信戚繼光守邊界，内有死黨馮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無視，他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比真皇帝還皇帝，一呼百應，真正實現了團結。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聲就滅了他，所有人都認你當大哥，這就叫實現團結。
團結之後的張居正終于可以實現他的理想了，這就是後來被無數史書大書特書的“張居正改革”。
說起改革，總有一大堆的時間、地點、人物以及背景、意義等等。當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就不啰嗦了，簡單說來，張居正幹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叫做一條鞭法。這個名字很不起眼，但這件事情卻極其重大，用今天的話說，那是具有跨時代的意義。
因爲這個跨時代的一條鞭法，改變了自唐朝以來延續了八百餘年的稅制，是中國賦稅史上的一個具有裏程碑意義的轉變。
上面這段話是我在曆史論文中用的，看了頭暈也别見怪，畢竟這話不說也不行，把偉大意義闡述完了，下面說實在的，保證大家都能看懂：
自古以來，國家收稅，老百姓交稅，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畢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得有個盼頭。
怎麽收稅，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稅的種類還是比較固定的，主要分爲三塊：
一是田稅，皇帝拼死拼活搶地盤，你種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錢。
二是人頭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都是他的資源），有幾個人交幾份錢，這是義務。
三是徭役，說穿了就是苦力稅，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遇到修工程、搞接待的時候，國家不但要你出錢，有時還要你出力。兩手一起抓，一個都不能少。
有人可能會說，要是我那裏都是山，沒田怎麽辦呢？或者說我有田，但不種糧食，又怎麽辦呢？這個你不用擔心，國家早就替你想好了，權利可以不享受，義務絕對跑不掉。
簡單說來是有什麽交什麽，山裏産蘑菇，你就交蘑菇，山裏産木材，你就交木材，田裏要種蘋果，你就交蘋果，要種棉花，你就交棉花，收起來放倉庫，反正一時半會兒也壞不了。
個把“刁民”可能會問：那我要是捕魚的漁民呢，你又沒冰箱，魚總不能放着發臭吧？
嘿嘿，放心，朝廷有辦法，做成鹹魚不是照樣交嗎？跑不了你小子。
中國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這麽三座大山，苦巴巴地熬日子。
實事求是地講，在中國曆史上，大一統王朝的統治者，除了某一些喪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錢的人外，對百姓負擔還是很重視的，田賦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5%），或是十比一（10%），能收到五比一（20%），就算是重稅了。
從這個數字看，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論上，還是能夠過下去的。
不過很可惜，僅僅是理論上。
說起來是那麽回事，一操作起來就全亂套。
因爲在實際執行中，各級官吏很快發現，能鑽空子撈錢的漏洞實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蘋果，他可以挑三揀四，拿起一個，說這個個頭小，算半個，那個有蟲眼，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說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隻能回家再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