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地講，日本人之所以能夠成爲倭寇軍的主力，絕非是智商有何過人之處，隻是因爲他們腦子一根筋，打仗不怕死，總是沖在最前面，正是所謂好用又結實。
而根據史料記載，這幫遠道而來的日本搶劫犯基本不識路，腦袋也不好使，如果讓他們自己上岸轉悠，沒準就被人販子給賣了。
其實日本人到中國沿海混飯吃，從朱元璋時代就已經開始了，但兩百多年你搶我抓，也沒出什麽大亂子。嘉靖年間，倭寇之所以如此龐大，且有組織、無紀律，實在要拜兩位仁兄所賜，這兩個人，一個叫汪直，另一個叫徐海。
汪直，是明史上的稱呼，其他史書大都稱王直，十分湊巧，這位兄台正是胡宗憲的老鄉，他也是徽州人，要說起這位兄弟的傳奇經曆，那實在是三天三夜都講不完。
在許多史書上，汪直的定義大緻如此：生性狡詐偷雞摸狗，後遊蕩到日本，勾結倭寇，爲日本人帶路進犯中國，是罪大惡極的狗漢奸。
這的确是一個極其醒目，且振奮人心的結論，但在我看來，它很有可能是錯誤的。
而且至少我可以肯定一點：汪直不是漢奸。
這裏特别聲明：本人不是翻案一族，也無意向這方面發展，下此結論，隻是因爲汪直不符合漢奸的定義。
什麽是漢奸？在嘉靖年間，所謂漢奸，就是給日本倭寇幹活的人。
按此标準，汪直實在不夠格，因爲這位兄台确實沒幫日本人幹活，恰恰相反，是日本人給他打工。
汪直，号五峰，其實那一切傳奇風波的起始，隻是因爲一樁生意。
作爲胡宗憲的最強對手，汪直自幼就是一個十分聰明的人，不過很可惜，他的聰明并不在讀書上。
汪直的腦袋似乎很難接受四書五經的信号，讀書對他而言是一種折磨，所以機靈的他很快就給自己找到了另一條出路——做生意。
一般人做生意，都是由小做起，先得擺地攤、開雜貨店，慢慢地才能倒鋼材、賣軍火。而汪直卻大爲不同，從經濟學的角度講，汪老闆的生意起點相當高——國際貿易。
所謂國際貿易，說穿了就是把國内的貨賣到國外，再倒回來。汪直很明白，在街頭賣香煙是很難發财的，隻有轉口貿易才能緻富。在明代，海上貿易是被明令禁止的，所謂“片闆不得下海”，抓住了不是鬧着玩的，但是曆史無數次證明，棍棒打不倒經濟規律，發家緻富的意志和決心是無法阻攔的。
汪直就是早期下海的發起人之一，他找到了一個叫徐惟學的合夥人，說服他一同外出經商。這個徐惟學也不是善類，早年還幹過幾年強盜，心一橫變賣了家産也下了海。
汪直的第一筆貿易是在廣東進行的，他帶着貨物在一個深夜悄悄出海，向着更遠的南方駛去。
在今天的東南亞一帶，汪直以極爲懸殊的價格賣出了他的貨物，當巨額的利潤流入口袋的時候，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興奮。
于是他下定決心，賭上自己的一切，把這筆生意做到底。
随着生意的不斷進行，汪直的船隊越來越龐大，手下越來越多，利潤也越來越豐厚，汪老闆終于成功緻富，成爲衆人模仿的榜樣。
如果事情就此打住，應該還不算太壞，汪直的行爲從法律上定義，應該算是走私，而最壞的結果無非是樹大招風，被省長兼海關關長胡宗憲盯住，然後在某一次走私中被緝私大隊長俞大猷抓住，之後判刑、流放或是殺頭。
但汪老闆的欲望是無法滿足的，見好就收也絕不是他的人生信條，不久之後，他終于做出了一個改變許多人一生的選擇。
東南亞的業務潛力已經不大了，爲了獲取更多的利益，汪老闆決定轉向日本市場。原因很簡單——日本人的錢好賺。
就地理而言，日本實在是個鳥不生蛋的地方，除了火山和地震外，差不多什麽都缺，汪直販運貨物到這裏，想開多高價就開多高價，獨此一家，愛買不買。
除了提高日本的生活水平外，汪老闆還爲減少日本人口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因爲在提供日常物品的同時，他還走私一種十分特别的貨物。
其實這種貨物大家并不陌生，在國家貿易品的排名中，近幾百年來，它始終盤踞排行榜第一名——軍火。
在東南亞貿易中，汪直和葡萄牙人成了鐵哥們，葡老外們喜歡中國的瓷器、茶葉，口袋裏卻沒錢，隻好拿槍去換，且唯恐汪直不收，所以價格便宜，算是半賣半送。
汪直充分發揮了奸商的本色，每次都表現得極其爲難，還經常表示下不爲例，結果一轉手，就把它們送到了日本，以十倍的價格。
别說十倍，就是一百倍，估計日本人也照買不誤，當時正是戰國時代，彼此之間打來打去不亦樂乎，大刀長矛也用膩了，大家都改玩槍了。
在汪直的訂貨名單中，島津、織田等諸侯都是大客戶，汪老闆還比較講信用，有時還會去調查戰争殺傷情況，确保售後服務。
當然了，在貿易進行中，也有一些不和諧的插曲，東南亞和浙江沿海向來是海盜聚集地，汪直的船隊經常由于目标太大，被人搶劫，汪老闆氣得不行：我運的是軍火，你竟敢搶我？！
一怒之下，他組織了私人武裝，開始還隻是護航，後來發現海盜這活兒來錢更快，索性兼職幹起了海盜，就這樣，汪直由一個海外淘金者變成海商，最後又成爲了武裝走私集團的頭目。
然而這遠不是終點，随着業務的不斷擴大，汪氏海外貿易有限公司兼海盜無限集團急需尋找一個固定的辦公場所。當然困難是存在的，嘉靖先生雖說忙着修道，但絕不會允許汪老闆在他鼻子下面開辦事處。
爲了公司的長遠發展，汪直決定把總公司搬到日本，具體位置在日本九州南部（今日本沖繩附近），他在那裏占據了一片地方，作爲自己的基地。
汪老闆的生意做得很大，他不但有大型船隊，私人武裝，還過了一把皇帝瘾，在他的轄區内，住着四千多名中國移民，服從他的管理，他還雇用了很多來找工作的日本人，身體好的擔任保镖或是打手，體格差的就安排掃大街，當下人使喚。
汪直對公司的發展十分滿意，還給自己的這片自留地取了個名字——“宋國”。
必須說明的是，汪老闆在日本開公司，是沒有經過當局允許的，也沒有到有關部門注冊，成立多年一分稅錢也沒交過。這事往大了說，就是非法侵占他國領土，是對國家尊嚴的大膽挑釁。
但從頭到尾日本人連個屁都不敢放，原因很簡單，他們不敢。
在日本史書裏，戰國被描述成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無數勇猛之士在萬軍之中橫沖直撞，着實壯觀。
但是實際情況可能并非如此，比如日本曆史上著名的桶狹間戰役，那位威震日本，号稱無人可擋的大諸侯今川義元，手底下的全部兵力不過四五萬人，僅此而已。
當時，一般戰役兩方人數加在一起也就五六千人，要擺在中國，這也就是個儀仗隊，不過倒怪不得日本同志們，畢竟人口有限，要組織個大規模戰役難度太大，說句寒碜話，能戰死個幾千人已經很不容易了。
汪老闆之所以如此嚣張，也正是欺負日本人少，當時光隸屬于他的軍隊人數已經近萬，而且都配備最新型火槍，其所在的九州地區民風剽悍，諸侯十分好戰，汪直卻對他們毫無顧忌，還經常派幾千人拿着洋槍，開着戰船，從他們的海岸招搖過市，這幫人别說武力對抗，連吱都不敢吱一聲。
恰恰相反，他們對汪直十分客氣，逢年過節還要送禮上供，唯恐得罪了這位有錢又有槍的大爺。
公正地說，汪直确實算不上漢奸，因爲估計日本也沒人能用得起他這樣的漢奸，倒是很多日本人要眼巴巴地求他，靠他吃飯。
這就是汪直，這就是胡宗憲即将面對的頭号對手，遠比任何日本劍道高手都要可怕的對手。
相對而言，第二号人物的實力要差一些，但他卻比汪直更具傳奇色彩——因爲一個女人。
徐海，徽州人，胡宗憲的第二強敵。
說來真是湊巧，他也是徽州人，老天爺實在很公平，誰惹出的麻煩誰來收拾，最終的決戰将在這三個徽州人之間展開，隻有一個勝利者。
汪直不是漢奸，但徐海是漢奸，貨真價實的漢奸。
徐海的别号叫做普靜，這個稱呼看上去很像是和尚的法号，而實際上，它确實是一個和尚的法号。
在少年的時候，徐海曾經是杭州寺廟的和尚，每天撞鍾念經，過着平靜的生活，然而有一天，他的叔叔跑來，告訴他自己已經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還有個非常可靠的朋友做合夥人，隻要你參加，管保前途遠大，衣食無憂。
徐海考慮了很久，終于接受了叔叔的邀請，離開了寺廟，去幹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應該說，這個邀請并非全是忽悠，這份工作确實讓他衣食無憂，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講，也可以說是前途遠大。
但問題在于，他的叔叔名叫徐惟學，那位非常可靠的朋友叫做汪直，而那份有前途的工作，自然是走私。
徐海就這麽下了水，開始跟着汪老闆跑船，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的收入越來越多，相關業務（駕船、搶劫）也越來越娴熟，如無意外，他将很有可能成爲汪直手下的走私頭目，其結局無非兩種：要麽攢點錢，回家買房子娶老婆；要麽一直幹下去，直到被抓住或是被打死。
可是命運之手卻将他推向了第三條路，一條更爲奇異的道路。
徐惟學原本是汪直的合夥人，雙方初始合作愉快，可慢慢地，這位兄台不滿意了，兩人雖然一同下海，但汪直的能力超過他，生意大過他，利潤也高過他，思前想後，徐惟學決定分出去單幹。
單幹，要有資本，徐老闆的錢不夠，便四處找人借，而其中最大的一筆借款，債主恰好是日本倭寇。有了錢，徐老闆就開始幹起了走私兼海盜，但事實證明，他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問題：任何帶有商業性質的活動，都是有風險的，走私和海盜也不例外。
徐惟學運氣不太好，他的船隊經常遇上風暴和明軍，好幾次血本無歸，買走私貨要錢，手下的搶劫犯們也要領工資，加上倭寇催款，徐惟學焦頭爛額。
欠銀行的錢，還不了最多不過是坐牢，可是欠倭寇的錢，還不起就沒那麽簡單了，那可是拿命換來的，絕不容許變成壞賬，可是徐惟學的家産已經賣光了，也沒有什麽可抵押的，于是無奈之下，他幹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抵押自己的侄子。
在徐叔叔看來，侄子也算是他的财産，就這樣，徐海成爲了倭寇的财産人質。
此時的徐海倒還不以爲然，以爲不過是多吃幾頓日本料理，不久後叔叔就會把他贖回來，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徐惟學實在沒有做生意的命，回去後不但沒翻本，反而賠得更多，最後還因債務糾紛丢了性命。
當這一消息傳到徐海耳朵裏時，面對着血本無歸、暴跳如雷的倭寇，他沒有慌張，鎮定地用一句話挽救了自己：
“留下我的性命，我跟你們一起幹。”
反正錢也沒了，爲了不緻人财兩空，徐海就此成爲了倭寇的一員，當然，在那些日本人的眼裏，他們不過是多了個端茶倒水的人而已。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徐海的能量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