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元年（1403）三月，蒙古軍隊進攻遼東，大肆搶掠了一通，當地的都指揮沈永是個無能之輩，既無法抵禦，又不及時向領導彙報，朱棣聽說此事，大爲惱火，立刻殺掉了沈永，并召集大臣，詢問北方軍事形勢惡化的原因。
朱棣質問他的大臣們，北方防禦如此之弱，蒙古軍隊竟然如入無人之境，這樣下去怎麽得了，誰該爲此負責？
然而出乎朱棣意料的是，大臣們雖然個個都不開口，卻并不膽怯，反而直愣愣地看着他。朱棣心頭一陣無名火起，正準備發作，突然心念一轉，把話又縮了回去。
爲什麽呢？
因爲他終于明白這些大臣們爲什麽一直盯着他了，該爲此事負責的人正是他自己！
在明朝的防禦體系中，負責北方防禦的主要就是燕王朱棣和甯王朱權，可是在靖難之戰中，朱權被他綁票，他也跑到了南京做了皇帝，北方邊界少了他們兩個人，基本上就屬于不設防地段了，怎麽怪得了别人呢？
南京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也很适宜建都，因爲這裏地勢險要，風水好，外加是主要糧食産地，由于當時中國的經濟中心已經南移，建都于此是很有利于維持明朝統治的。
但問題在于，明帝國的住宿地并不是獨門獨院，在帝國的北方有着幾個并不友好的鄰居，這些鄰居經常不經主人允許就擅自進屋拿走自己喜歡的東西，還從來不寫欠條。一次兩次也就罷了，長此下去怎麽得了？
出兵讨伐也沒有什麽效果，因爲這些鄰居基本上都是遊擊隊編制，使用的是你進我退，你退我再來的政策，他們自己屬于遊牧民族，又不種地，每天的工作也就是騎馬跑來跑去，閑着也是閑着，不搶你搶誰？
讨伐不行，不管更不行，這真是個難題啊。
軍事政治形勢固然是後來遷都的主要原因，但還有一些原因也是不可忽視的，這就是朱棣本人的特點。
難道朱棣個人與遷都也有關系嗎？
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還記得，我們之前曾經提過朱棣雖然是在南京出生，是南京戶口，但他21歲就去了北平，并在那裏生活了二十年，雖然并沒有轉戶口（當年進北平不難），但他的生活習慣已經完全北方化了。
據史料記載，朱棣偏好北方飲食，而且十分喜歡朝鮮泡菜，當時的朝鮮國王李芳遠曾派出朝鮮廚師（火者）侍奉朱棣，而他也欣然接受，想來喜好北方口味的朱棣對南方菜不會太感興趣。北方雖然多風沙，遠遠不如南方的秀美山水，但朱棣一直以來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對他而言，熟悉的才是最好的。
當然了，朱棣遷都的主要原因還是政治需要，既然下定了主意，那就遷吧。
且慢！這可不是說遷就能遷的，遷都不是搬家，絕對不是打好包袱，打個電話叫搬家公司來就行的。最大的難題在于，朱棣并不是一個人搬去北平，如果是這樣，那倒是省事了。
遷都不但要遷走朱棣，還要遷走他的大小老婆若幹人，王公大臣若幹人，士兵百姓若幹人，這些人也要找地方住，也要修房子。北平打了很多年的仗，街道、宮殿都要重修，城市布局也要重新安排。而且跟他去北平的都不是一般人，需要大筆的資金才能安置好這些人。其難度絕對不下于重新建都。
這些問題雖然難辦，但畢竟還是可以解決的，擺在朱棣面前的還有一個更大的難題，如果這個難題不解決，遷都就等于白遷。
我們知道，朱棣遷都的主要原因是爲控制北方邊界，保證國家安全。按說遷都就能解決這一問題，但諸位想過沒有，還有一樣東西是必需的。
那就是糧食。
北平附近不是産糧區，而遷都必然會有很多人口湧入（中國人向來有往大城市跑的習慣），這些人要消耗大量的糧食，而且要控制邊界，就必須養着大批士兵，雖然明朝實現了軍屯（軍人平時種地，戰時打仗），能夠解決部分軍隊的糧食問題，但京城的精銳部隊（如三大營）是不種地的，這麽多人吃什麽，總不能喝西北風吧。
更嚴重的問題在于，僅僅保證北平士兵百姓的糧食還不夠，因爲明朝政府将來可能會經常出去慰問一下那些不太友好的鄰居，給他們一點小小的教訓，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派十萬人去打仗，你就要準備十萬人的糧食，而北平附近的糧食産量是絕對不足以保障這些行動的。
可能有人會說，這算什麽難題，從南方産糧區運輸糧食到北方不就行了？
如果你這樣想，那就恭喜你了，你終于找到了這個問題的難點所在。
糧食問題之所以成爲遷都的最大障礙，難就難在運輸上，在那個年代，既沒有火車汽車，也沒有飛機，要運送糧食隻能靠人力。今天我們搭乘現代化交通工具從南京到北京也要花費不少時間，而當年的人們走一趟要花一個多月，而且大家可不要忽略一個問題，那就是運輸糧食的人也是要吃飯的。無論他們多麽盡忠職守，你也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他們在吃光自己所運的糧食之前，是絕對不會餓死的。
所以如果你找人從陸路上運輸糧食，你就必須額外準備運輸者的口糧，讓他推兩輛糧車上路，運一輛，吃一輛，等到了目的地，交出還沒有吃完的那部分，就算交差了。而你額外準備的那部分口糧可能比他運過去的糧食還要多。
如果有哪個政府願意長期用這種方式來運輸物資，那麽等待這個政府的命運隻有一個——破産。
所以，明朝政府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河運（又稱漕運）。
是啊，問題似乎已經解決了，答案很簡單嘛，用船來運輸糧食不就能又快又多的完成運輸任務嗎？那你幹嗎還要兜那麽大的圈子呢？
我可以保證，絕對沒有戲弄大家的意思，關于這個問題，我可以用兩個字來回答：
不通。
在當時，從南方主要産糧區到北方的河道是不通暢的，運河栓塞，河流改道給當時的河運帶來了極大的不便，除非明代的船隻是水陸兩用型，否則想一路順風是絕對不可能的。明太祖朱元璋就在這上面吃過大虧，想當年他老人家打仗的時候，需要從南方向遼東、北平一帶調集軍糧，但河運不通，無奈之下，隻好取道海路，經渤海運輸，繞遠路不說，還因爲風浪太大，很不安全，十斤軍糧能送到一半已經是謝天謝地了。
可是修整河道絕不是一件可以随便提出的事情，大家應該還記得，元朝滅亡的導火線就是治理河道。水利工程無論在哪個年代都絕對是國家重點投入的項目。需要大筆的金錢和衆多的勞力。而且萬一花錢太多，動搖了國家根本，問題可就嚴重了（隋炀帝的京杭大運河就是例子），所以這件事情和修書一樣，不是強國盛世你連想都不要想。
朱棣的時代就是盛世。
經過洪武年間的長期恢複，加上朱棣正确的治國方略，當時的明朝已經有了足夠的經濟實力去完成以前無法想象的事情。《永樂大典》也修出來了，搞點水利自然不在話下。
永樂九年（1411），朱棣命令工部尚書宋禮治理會通河，以保證河道的暢通，宋禮是一個很有能力的水利專家，他完成了任務，此後漕運總督陳瑄進一步疏通了河道，從此南北漕運暢通無阻，所謂“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餘裏”，糧食問題最終得到了解決。
而遷都的其他工作也一直在緊張地進行之中，中央各部門的辦公單位早在永樂七年（1409）就已經修好，而京城的建設工作于永樂十五年開始，一直進行了三十餘年才結束。
眼見機會成熟，朱棣于永樂十九年（1421）正式下令：遷都！
原先的京師改名爲南京，北京作爲明帝國新的都城被确定下來，從此北京這個城市正式成爲了明朝首都，并一直延續了二百餘年，但它的曆史卻并未随着明朝的滅亡而結束，相反，它一直富有生氣地存在和發展着，并最終成爲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城市之一。
當今天的我們徜徉在北京這個現代化都市，看着高樓林立、車水馬龍的繁華景象時，不應該忘記，正是五百多年前的一個叫朱棣的人奠定了這一切的基礎。
要說明的是，朱棣在建設北京時，是有着相當的現代意識的，他十分注意城市的整體規劃，分别修建了數條主線和支線，把北京市區規劃成形狀整齊的方塊，并制定了嚴厲的規定，禁止亂搭亂蓋，還鋪設了完整的下水道系統。
而現在我們看到的故宮和天壇等北京著名建築，都是朱棣時代打下的基礎（此後清朝曾經整修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故宮，它占地十七萬平方米，征用無數勞力，用了十四年完成，它原先隻是供皇帝居住的地方，老百姓絕對與之無緣，也沒有買票參觀這一說，但這并不能影響它在曆史上的地位。現在故宮已作爲中華民族的曆史瑰寶成爲我們每個中國人的驕傲。
無可否認，這正是朱棣的功績，不能也無法抹殺。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的遷都絕不是一帆風順、衆人響應的，實際上，根本沒有幾個人贊成朱棣的這一決策。
原因很簡單，除了朱棣靖難帶過來的那些人之外，朝廷大部分大臣都是長期在南方生活的，老婆孩子都在南京，狐朋狗友、社會關系也都在這裏，誰願意跟着朱棣去北方吹風？
恰好在遷都後不久，皇宮發生火災，而且全國很多地方都出現自然災害，當時人們稱爲“天災”，大臣們自然而然地就把這些事情歸結爲——都是遷都惹的禍。
朱棣爲人雖然夠狠夠絕，但畢竟自然科學理論知識修養不足，他也有點慌亂，便向群臣征求意見，以便彌補過失。
但他沒有想到的是，大臣們卻借此機會對他發起了猛烈的攻擊。
許多大臣上書，陳說遷都的害處，并表示之所以有天災，就是因爲遷都造成的。其中主事蕭儀的言辭最爲激烈，史料記載“儀言之尤峻”，至于他到底說了些什麽并未列出，但估計是罵了朱棣，大家知道，朱棣從來就不是個忍氣吞聲的人，他的回應也很幹脆，直接就把蕭儀殺掉了。
這下可捅了馬蜂窩，要知道讀書人可不是好惹的，自幼聆聽聖賢之言，以天子門生自居，皇帝又怎麽樣？怕你不成？
于是衆多大臣紛紛上書，言論如潮，還在午門外集會公開辯論，說是辯論會，但會上意見完全是一邊倒，其實就是針對朱棣的集會，如果換個一般的皇帝，看到如此多的手下反對自己，很可能會動搖，但朱棣不是一般的皇帝，他堅持了自己的看法，堅定了遷都的決心。
“你們都不要再說了，遷都是我作的決定，一定要遷，我說了算，就這麽辦了！”
朱棣這樣做是需要勇氣的，他在反對者占多數的情況下，還敢于堅持觀點，毫不退讓，事實上，很多大臣提出的意見也是很中肯的，如遷都勞民傷财，引發貪污腐敗等，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曆史将會證明，朱棣的選擇是正确的。
在曆史上，經常會出現一些十分有水平的人物，他們能夠在形勢尚不明朗之前預見到事物将來的發展，如諸葛亮在破草房裏就能琢磨出天下将來會三分等，但諸葛亮的這種琢磨是不需要成本的，即使他琢磨得不對，也沒有人去找他麻煩。
容易出麻煩的是抉擇，也就是說，必須犧牲某些眼前的利益去換取将來更長遠的利益。這種抉擇往往是極爲痛苦的，因爲眼前的利益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長遠的利益卻是看不到的。就好比你讓大家丢下手中已有的鈔票，跟着你去挖金礦，金礦固然誘人，但是否真有卻着實要畫個大問号，你說有就有？憑什麽？
一百多年後偉大的改革家張居正就是栽倒在這種抉擇上的，因爲那些大臣們甯可抱着手上的那點家當等死，也不肯跟他去走那條未知的道路。
朱棣就是這樣一個很有水平的領導，也是一個敢于抉擇的領導，他知道遷都是一項大工程，耗時耗力，但他準确地判斷出，影響明帝國的長治久安的最大因素就是北方的蒙古，要想将來平平安安過日子，就必須舍棄眼前的利益，遷都北京。否則明朝将難逃南宋的厄運。
與張居正相比，朱棣有一個優勢——他是皇帝，而且還是一個鐵腕皇帝，一個敢背罵名我行我素的皇帝，所以他能夠一直堅持自己的信念，所以他終于完成了遷都這項艱難的工作。
朱棣遷都的行爲招緻了當時衆人的反對，很多人也斷言此舉必不可行，但十九年後站在北京城頭遙望遠方的于謙應該不會這樣想。
曆史才是事物發展最終的判斷者，在不久之後，它将毫無疑問地告訴每一個人：朱棣的抉擇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