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土耳其後，凱末爾規定：凡生活在土耳其土地上的人，一律爲土耳其人，教土耳其語，習土耳其文，沒有少數民族這種東西，宗教這派那派的一概不存在。
就像凱末爾說的：“我越是經曆戰争，便越是能體會到宗教對土耳其的傷害。我越是了解戰争，便越是厭惡憎恨宗教的無能和虛僞。我越是接觸文明，便越是要消除宗教對土耳其的影響。”
“軍事勝利對真正的解放是不夠的，在民族的政治，社會生活中，在民族的思想教育中，我們的指南将是科學和技術。能否成爲現代文明的國家，是關系土耳其生死存亡的問題。”-----凱末爾。
非常了不起的傑出領袖，大廈将傾之時，摧鋒于正銳，挽瀾于極危，沒有英雄的凱末爾，奧斯曼早崩成碎片了。
摒棄封建蘇丹制，建立義務兵役制，把土耳其變爲一個世俗國家，都是凱末爾幹的。
可宗教勢力，封建思想，傳統保守勢力，也會組織還鄉團的，三座大山搬走了，不耽誤再回來。
到了土耳其上任總統埃爾多安，那就與凱末爾的政治理想與治國方向南轅北轍了。
“宣禮塔是我們的劍，穹頂是我們的頭盔，清真寺是我們的兵營，信徒是我們的士兵。”-----埃爾多安。
這就不是開明的凱末爾了，又變阿訇了。
那土耳其不亂，誰亂？
土耳其還是叫土耳其，可前後不是一回事了。
從土耳其現總統阿裏.巴巴詹刻意表現出的做派上，榮克就知道談判的具體結果了。
因爲阿裏.巴巴詹在土耳其國内，是絕對不會表現出如此“诙諧幽默”的一面的。
阿裏.巴巴詹确實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是一個好演員。
他之所以在榮克面前刻意表現出“诙諧幽默”的一面，就是爲了在國際自由資本集團面前，表明他的“真實态度”。
無論這一“真實态度”是基于個人本性，國家利益，政治目的還是功利目的，無論這一“真實态度”是真是假，這就是他真實的政治态度。
這就是阿裏.巴巴詹爲自己的政治背書。
榮克心領神會，明白“維納斯”計劃中關于土耳其的部分，土耳其不會設置障礙！
要談的，僅是價碼問題了！
……
中國，和諧市。
二環路南，西便門國資委辦公樓會議廳内，座位上三三兩兩的人正在熱議。
正式會議未開始，通氣會開過多次，私下渠道的消息更是早就漫天飛了。
今天被叫來的除了開行等融資方，在座的全是中建，交建，電建等中央直屬的國有特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公司。
坐一起不是爲了開會，真正要談的東西在下面就談的差不多了，公開的會議不過是記錄公開态度的“小本本”，會議本身卻是不重要的。
這是由國資委的特殊屬性造成的。
國資委是中國特色的産物，屬于“特設機構”，至于“特”在哪裏，不要說外面，國資委本身都說不清。
爲什麽說不清？通俗來講，用社會主義的“政權形式”管理運作資本主義的“資産”，在理論層級與實際工作中，都缺乏固有的“曰”，隻能摸索着來。
中國的理論建設是從上到下的，三個代表等理論層級的建設，必須上面先建立了理論基礎，才能發表重要講話，認真學習貫徹，寫入教科書做必考題，從上朝下普及，是垂直式的。
可是在“資本”領域，就牽涉到法人治理結構，牽涉到資産擁有權，管理權，運營權，分配權，法人權力邊際，責任主體等諸多問題了，沒有政治理論那麽雲裏霧裏的好曰，産權與責任是必須要明晰的。
可由于中國的特殊情況，這個“資産”的諸多定性又是不好明晰的。
國有企業資本各項權利還比較容易明晰，大多國企董事會制度移植的就是中央政治局的“議決制”，就是由董事會九個人一起開會，進行戰略優劣勢SWOT分析。
可是國企的責任主體，由于是“議決制”，實際是無法确認責任主體的。
一個項目書上會，議決一出來，國家電網的董事長就說了：“依據大家的意見，項目通過，我們投10億。”
但是，如果項目出現虧損，或是搞砸了，回頭一翻集體決議紀要，問誰負責？
都有責任，那就是沒人負責！
國企董事會已然如此，雖然不像是瑞典國企采取的是“公法”無限責任，由瑞典政府兜底，起碼國企還算明晰了有限責任。
但國資委的性質就不好明晰了，因爲國資委管理的資産都是“有限責任”，而國資委本身的性質又是“政權”，“政權”從來都是無限責任制的。
解不開這個邏輯扣，國資委就隻能是“特設機構”。
爲了明晰“資本”的各項權利與義務邊際，國資委也在不停的嘗試改革，有淡馬錫控股的道路，有董事會道路，有無限責任道路……
具體走哪條路，哪條路能走通，目前尚未有結論。
所以，仍舊隻能先“特色”着再說。
這種“特色”，造成了一旦有了超越“有限責任”，也就是國資委旗下的國有特大型企業都擔負不了的責任時，就隻能采取“決議制”，把大夥都召集來，集體決議一下。
什麽責任是連國有特大型企業都擔負不了的呢？一張涉及運河開鑿，高速鐵路，港口，公路，橋梁，隧道，電網等基礎設施建設的特大訂單。
這張訂單之大，大到連中建，交建，電建等特大型央企，世界500強企業，沒有上面進行融資擔保，都接不起的程度。
僅這張訂單中的分解項目之一，塞浦路斯“維納斯”港口與特區的基礎建設，環島450公裏的鐵路隧道橋梁施工，不包含商業樓面等房地産開發部分，預計就要超過2000億人民币。
“這個項目太大，單靠我們交建一家，連塞浦路斯一個小島上的基建項目總包都吃力。”
會議室是禮堂的格局，人卻稀稀落落的沒坐滿，座位間隔較大，坐在三排的交建總經理陳健，正在向一旁的坐在的一個圓臉中年人叫苦，“上面不擔保，我們想接都接不了。”
坐在一旁的圓臉是國資委黨委書記郝運，挂的是黨政的銜，卻是西工大工學學士出身，屬于工程師官員。
他是專門下來參與，或者說聽取“小組讨論”的。
包括國資委主任，黨委副書記肖大慶在内，本該坐在主席台的人，都在下面，聽取來自不同部門與企業的看法。
“無抵押啊，這麽大的工程要我們墊款，我們怎麽墊的起哦。”
一旁的中國電建的董事長晏雄，見郝運隻點頭不說話，與陳建對視了一眼，插言道，“照我說就沒必要讨論，這不是空手套白狼麽？這麽大的風險，咱不接。”
“…你别跟我來這套。”
郝運微微側頭，靜靜地看了晏雄一眼，面無表情的問了句，“會議正式表态的時候，你也會是這個态度，對吧？”
“那…那肯定不會。”
晏雄嬉皮笑臉的沖郝運一樂，搓着手朝前湊了湊，“書記，我爲祖國獻石油啊，多光榮！有訂單不接，那我們還是企業麽？我這不是接不起麽，有您擔保，别說個港口，運河我們電建都包鑿了。”
中國電建不是建電網的，主做的是水利水電，與中國港灣和中國路橋合并而成的中國交建一樣，都屬于業務分拆與合并重組後的産物。
早期的國有大型基建部門，基本都是37軍司令部一類轉過來的工程兵部隊，施工領域大體一樣，業務高度重疊。
爲了專業化，集約化，才陸續分拆合并重組了一批國有特大型基建企業，但業務重疊問題依然嚴重。
塞浦路斯“維納斯”港口的基建工程，就同時涉及中國交建，中國電建許多家。
“我工資才幾個，我擔保的起麽？”
郝運沒好氣道，“你們對項目編制設計任務書标定的範圍，調查結果怎麽樣？”
“老周。”
晏雄聞聲側了下身子，對後排的一人招呼道，“跟書記彙報。”
“郝書記。”
坐在後排的電建總工程師周平，從座位上站起，與回頭看過來的郝運打招呼。
“你坐下坐下。”
郝運也站了起來，先跟周平與其身旁一起站起來的電能安全總監宗一峰，辦公廳主任吳旭，科技部主任李謙等一一握手，而後作勢朝下的同時，伸手朝下壓了壓，“你們都坐下來，坐下來說話。”
周平幾人與郝運寒暄了兩句，很快進入正題，介紹道：“由于不是現彙工程，不是國際招标，SP的項目書并不完整，有關财務審計，工程審計與……”
“那個你不用管，你就從工程上講一講。”
郝運打斷道，“詳細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