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之間動武，往往被視爲野蠻的行徑，不值得提倡。
更何況還有法律的制約，打傷了人需要負法律責任的。
但是，世界上各國之間的戰争不同，沒有法律制約，沒有世界警察，或者說沒有講道理的地方。
國家之間隻有一個結局，那就是戰勝國和戰敗國。
除非大家不想打，罷兵言和。
國民政府不想打，剩下的隻有講道理了。
所以，口水仗是免不了的，打不過你，我噴
正常情況下，文攻武衛是比較常見的方式，文明人嘛，當然要先動嘴理論一下，文的不行再來武力交鋒。不過在中國土地上演的這出戲是武攻文衛。
日軍從一開始就采取武攻，而國民政府則采取文衛，從九一八之夜開始一直都是如此。
這并不能說明民國有多麽文明，實實在在的是一種懦弱的表現。
習慣了彎着腰，骨頭不夠硬的後遺症。
曆史總是這樣的重複，好像也從不缺少這種現象，耳朵都長出繭子了：我國政府将嚴格按照國際法章程辦事，處理國際事務。有什麽事大家可以坐下來談，武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日本軍隊的武力進攻一直沒有停止的迹象，南方政府以及張學良似乎還是抱守殘缺，沒有真正改變自己的策略。
對于錦州，無論是張學良，還是蔣委員長從一開始對外都表明了要“死守”的态度，尤其是蔣委員長，他希望張學良守住錦州，卻又不想把自己卷進去。
張學良守住錦州通道，日本人就進不來關内，也就根本不可能威脅到蔣委員長的政府，天下無憂矣！
至于張學良如果與日本人拼個你死我活，蔣委員長倒是樂意看到。
畢竟，借日本人的手削弱東北這個大軍閥，對姜委員長隻有好處沒有壞處。
至少，蔣先生是這樣認爲的。
而張學良所謂的死守，其實也就保留在口頭上而已。
老百姓迫切希望政府以及東北軍奮起抵抗，趕走日本軍隊。
在東北有一個自發的武裝力量奉天義勇軍都可以打的日本人滿地找牙，爲何幾十萬的東北軍以及有百萬軍隊的政府軍反倒是不敢與日本對陣，老百姓真的糊塗了。
蔣委員長想耍什麽花招瞞不住張學良，大概張學良最擔心的恐怕也是這一點。
從九一八事變一開始，張學良就緊盯住民國政府的态度。
言外之意，隻要全國抗戰，東北軍沒有理由不抗戰。
想讓東北軍獨挑大梁，大概張學良壓根就沒有想過。
老百姓除了抗議似乎也沒有辦法改變政府的态度，盡管國内的罷工、此起彼伏，都難以動搖姜委員長攘外必先安内的決心。
盡管此時蔣委員長沒有統一全國的軍隊，但是，他占據大統，至少有義務号召全國抗戰。
他做了嗎？
沒有，姜委員長任由日軍在東北橫行，作爲國家首腦人物他卻沒有号令全國軍隊組織抗戰。
一個東北軍司令，一個全國統帥，他兩個人無論如何辯解都逃脫不了國土淪喪的罪責。
至于後人粉飾，說什麽民國政府沒有準備好，要用戰略的眼光看待，雲雲。
這是理由嗎？
兩國都這樣了，還等你準備好了再打，腦子有木有毛病？
戒急用忍，這個陳詞濫調真的很操蛋！
對于政府的忍，中國的老百姓真的見慣了。
專家們經常對老百姓說，中國還沒有準備好，戰争隻能打斷中國好不容易得來的經濟發展進程。
言外之意，還是要忍。
可你看一看，一個小國，芝麻大點的土地，很弱吧？
你若是動他一點土地試一試？小國也會呲牙咧嘴，擺出一副要拼命的架勢。
試問，他們準備好了嗎？
就算準備好了，有用嗎？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隻要涉及到領土，隻要是一個負責人的政府，他就沒有退路，隻有拼。
也隻有敢拼，才會讓對付不敢輕易妄動。
中國的決心越大，敵對一方便會衡量其侵略的後果，代價如果太大的話，也隻能收回利爪。
大概是中國土地太大，那些掌握國家命運的大人物大概不在乎領土少一點，所以，老百姓經常聽到政府的代言人告誡說，我們要忍。
甚至，連一些弱小的國家都想從這個大國身上挖點肉。
尤其是文人當政時期，曆代不乏這樣的例子，忍！
日本人占領了朝鮮半島，忍了。
日本人占領遼東，忍了。
現在進入遼西，還是忍了。
那麽，下一步就是河北，最終進軍中原腹地，達到吞并中國的目的。
曆史就是這樣上演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國的忍，鼓勵和放大了日本的野心。
中國人忍到骨子裏了，今天是，明天還是，見的多了。
吉林淪陷後，南方政府覺察日軍将進犯錦州，急令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國聯提出劃錦州爲中立區的提議。
12月2日，國民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國的公使說：它同意把自己的軍隊撤出錦州和山海關，但是有一個條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國滿意的保證，即要求三國保證中立區的安全。
尼瑪，是法、英、美三國滿意的保證，而不是中國的滿意。
這都算些什麽？
中國人的脊梁從宋朝開始一點點的彎曲，一直到現在簡直要彎到了地面，這是何其悲哀的境地！
八年抗戰之後，中國人湧現出多少抗戰勇士，可見，我們的民族不缺血性男兒。
那麽，我們缺什麽？
我們所缺乏的是有擔當、有魄力的領導者而已。
不難看出張學良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看到了奉天義勇軍堅決抵抗日軍，并取得了輝煌戰績，似乎日軍也沒有多麽的可怕。
張學良有兩次機會保住東北，第一次是九一八事變的開始，日軍在東北的兵力空虛，在第二師團主力被消滅的時候，東北軍迅速出兵，切斷朝鮮半島通往東北的路徑。
第二次是奉天義勇軍消滅了第二十師團的時候，日軍後續軍隊還沒有抵達東北，如果東北軍迅速出關。
畢竟，日本政府處于曆史最困難的時期，當看到東北軍強硬的立場之後，這種不利的形勢下，恐怕日本政府很難做出開戰的決定。
可惜，張學良沒有抓住機會。
當然，國民政府也沒有做出正确的決定，緻使中國付出慘痛的代價。
另一方面張學良還緊盯着南方政府的姿态，希望姜委員長動員全國抗戰。
姜委員長的态度自始至終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還是堅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内心卻希望張學良自己承擔起阻止日軍行動的責任。
面對關東軍咄咄逼人的攻勢，南方政府不想與日本展開全面戰争，仍然在努力尋求政治解決方案。
雖然張學良在錦州陳兵擺出一副決戰的架勢，一旦獲知南方政府尋求國聯和西方勢力調解，企圖在錦州建立中立區，張學良馬上放棄了抵抗的決心，轉頭積極尋求設立中立區。
南方政府剛剛表明了表态，張學良急不可待地直接與北平日本公使館參事就此事進行具體交涉。
11月底，張學良和日本駐北平公使館參事矢野真開始就“錦州中立化”問題展開直接交涉。
但這種交涉不僅受到南方方面的反對，而且也無法從日本方面獲得妥協的條件，日方堅持東北軍必須全數撤出錦州。
日本陸軍中央部和關東軍對設置中立地帶的方案都不感興趣，他們要拿下的是錦州。
錦州中立案曝光後，也遭到各界人士和學生群起反對，極其被動的國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電施肇基聲明放棄中立案，同時還表示：日軍如進攻錦州，中方将實行自衛。
國民中央政治會議也就此作出決議，強調“如日軍進攻，應積極抵抗”。
張學良明顯地傾向于和平方法解決，鍾情于“錦州中立化”方案。
1931年11月29日，張學良緻密電，稱“惟個人對此（指中立案）亦頗贊成”，并在與日方代表談判之同時，開始秘密安排從錦州一線自動撤軍。
顧維鈞于1931年12月3日電文中極力勸阻道：“兄（指張學良）拟将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後1931年12月5日顧維鈞又與宋子文聯名緻電張學良：“現在如日人進兵錦州，兄爲國家計，爲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禦。”
姜委員長亦于1931年12月8日緻電張學良：“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
但張學良12月21日緻電第二軍司令部：“當最近日本進攻錦州之時，我軍駐關外部隊理應防範，但若現政府方針未定之時，自然不用錦州部隊進行防守，因而撤至關内”，“部隊駐地爲遷安、永平、灤河、昌黎”。
1931年12月25日、26日，張學良又緻電國民政府，稱：“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将同時牽動。屆時日本以海軍威脅我後方，并擾亂平津，使我首尾難顧，非但錦州不可守，連華北地盤亦不保。”
張學良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但是，他更多的心思是希望南方政府參與作戰，而不是僅僅依靠東北軍單獨抵擋日軍。
張學良在這裏耍小心眼，可惜，姜委員長不上套，一邊讓張學良守住錦州，政府軍卻按兵不動。
攘外必先安内，剿匪重于一切。
姜委員長是鐵了心地剿滅盤踞在江西的兵匪，語重心長地勸說小張子肩負起抗日的重任。
這兩位各懷鬼胎，置國家危亡于不顧，唯獨讓日本人鑽空子，輕而易舉奪下錦州。
因此張學良不顧勸告，稍事抵抗便一意孤行将軍隊從錦州撤退。
自從日本陸軍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軍隊進入東北，擺在錦州面前的也沒有多少軍隊，僅僅是一兩個混成旅團爲先導抵近錦州，并從朝鮮調重轟炸飛行中隊以增援關東軍。
到了12月28日，混成第7旅渡過遼河進攻錦州。
而東北軍主力早已遵從張學良的命令撤離到河北灤河地區，至1月2日錦州失守，日軍兵不刃血拿下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