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相關 漢朝沒有馬鞍馬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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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是中國古代曆史的第一個黃金時期，其初步奠定了中國後世2000年的大緻疆域，從此使“天下一統”的觀念深入漢民族的内心深處，并且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對周邊地區甚至遠至中西亞都産生了巨大影響，第一次使中國作爲一個穩固強大的帝國登上世界曆史的一級競争舞台。漢朝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強有力的軍事力量，這一力量的最重要來源就是它能征善戰的騎兵部隊。而對于騎兵來講非常重要的馬具，其最關鍵的馬鞍和馬镫在兩漢時代、尤其是西漢是否存在的問題也就成爲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事情。
對于這一問題，由于長期以來始終沒有在考古中發現西漢馬鞍和兩漢馬镫的實物和雕塑、繪畫等方面的證據，傳統觀點是這樣認爲的：“西漢時，馬鞍、馬镫仍未出現，多少影響了騎兵的戰鬥力”⑴、“……（西漢）但馬镫仍未出現，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騎兵的戰鬥力。”⑵而需要強調的是，這裏及本文所說的“馬鞍”并非指其廣義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開人體和馬背的物體，而是指其狹義，即兩端上翹的“高橋馬鞍”。那麽事實真的是這樣嗎？這裏就要對此進行一下粗淺的讨論。
馬鞍和馬镫是全套馬具中繼馬嚼和缰繩之後最重要的發明。在沒有鞍镫的時代，人們需要騎跨于裸馬的背上，僅靠抓住缰繩或馬鬃并用腿夾緊馬腹使自己在馬匹飛馳的時候不緻摔落。但這種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長時間騎馬容易疲勞，同時在奔跑的馬背上也難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戰中，騎手無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劍和長矛，劈砍或刺殺落空、雙方兵刃的撞擊等都随時會令騎手從馬上滑下。因此這一時期騎兵除速度占優外，其戰鬥力是遠不如腳踏實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騎兵到達目的地後，往往下馬作爲步兵投入戰場，亞曆山大時代的馬其頓騎兵就是如此。
第一個革新（這隻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實際的發明順序不一定是這樣）是高橋馬鞍的出現，馬鞍兩端從平坦轉爲高翹，限制了騎手身體的前後滑動趨勢，提供了縱向的穩定性。第二個則是馬镫的使用，它通過固定雙腳提供橫向穩定性，同時在馬鞍的協助下将人和馬結爲一個整體，使騎兵利用馬匹的速度進行正面沖擊成爲可能。西方學者這樣評論進入歐洲的匈奴人攜帶的新裝備：“馬鞍是人與馬完全結合在一起的關鍵。匈奴人獨特的馬鞍引起了羅馬人的驚奇。他們的馬鞍不像羅馬人的那樣由裹住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馬鞍的特别之處在于它有一個兩頭高的木制托架。這樣不論馬怎麽跑，騎士們都能穩穩地坐在馬背上。……相反，羅馬人笨拙的騎術使不少騎手經常在戰鬥中失去平衡，而從馬上掉下來，這通常很危險，有時甚至是緻命的。……除了馬鞍，匈奴人還從亞洲帶來了一項在當時具有革命性的創新：歐洲人從未見過的馬镫。爲了防止腿在長距離的騎馬後會疲勞，人們在馬鞍上系上了繃帶、皮帶或者用一種亞麻織成的腿帶。這樣，腳就有了可踏的地方。……盡管當時這種馬镫還不完善，但它給騎手們一種安全感，同時也能讓他們在馬上站起來向各個方向轉身。由于有了木馬鞍和馬镫，匈奴騎手們能在騎馬的過程中朝每個方向射箭。”⑶鞍镫的引進，在歐洲來講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騎兵取代步兵成爲中世紀戰争的主力，“一旦馬镫成爲8世紀的法蘭克人通用之物，馬匹不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來作戰了。速度可以轉化爲突擊。”⑷“馬镫使中世紀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騎士得以産生。”⑸由此可見其重要的程度。
既然馬鞍和馬镫是以騎兵爲主力的作戰方式産生的前提，從中國古代騎兵運用的情況中就大緻可以發現一些端倪了。可以認爲，在中國至遲到秦代，馬鞍和馬镫仍未産生。作出這一判斷不僅是由于始皇陵兵馬俑中具有表現細緻的馬具，卻惟獨沒有高橋馬鞍與馬镫（圖1），而且還因爲在兵馬俑戰陣的布局上，騎兵數量相對很少，且被布置在遠離主陣的側面角落裏，這說明在秦代以前，騎兵的作用隻是偵察、側翼包抄、騷擾遮斷、偷襲和追擊，并不能成爲作戰主力，更不用提獨立承擔整個戰役了。
能夠爲此提供佐證的是孫膑對騎兵作戰的叙述：“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虛背敵；三曰追散擊亂；四曰迎敵擊後；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關津，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蓄，虛其市裏；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騎戰之利也。”⑹可見這一時期騎兵擔任的隻是輔助任務，擁有鞍镫的可能性不大。
那麽曆史記載中漢朝騎兵的作戰情況又是如何呢？
文帝時，“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爲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将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将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将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于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将軍，威侯赤爲内使，栾布爲将軍，擊匈奴。匈奴遁走。”⑺可以看出，此時漢軍的騎兵在單場戰役中的參戰規模和所占兵力比例明顯增大，已經不再僅僅擔任輔助作用了。
自武帝以後，騎兵的地位進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将軍衛青将三萬騎，出高阙。”⑻“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裏，夜圍右賢王。”⑼“其明年春漢複遣大将軍衛青将六将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裏擊匈奴。”⑽“其明年春，漢使骠騎将軍去病将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裏，擊匈奴，得胡首虜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騎将軍複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餘裏，擊匈奴，過屠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⑾“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軍青、骠騎将軍去病出将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骠騎。”⑿“秋，蝗。遣浚稽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⒀“夏五月，貳師将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與天山，斬首虜萬餘級。”⒁“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貳師将軍李廣利将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杼将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遊擊将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⒂“冬，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将範明友爲度遼将軍，将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⒃在這些戰例中，可以看到兩個趨勢。一是騎兵在總兵力中所占份額不斷增大，随着車兵的逐漸退出戰場，騎步兩兵種在數量上的比率關系從十萬比數十萬，上升到七萬比十四萬，騎兵明顯已經取代步兵而成爲戰鬥主力，相反步兵則下降到“踵軍”即跟随在後助戰的地位，緻于隻由騎兵獨立參加的戰役更是屢見不鮮。二是往往一次戰役就長驅奔襲數百裏乃至一兩千裏進行會戰，長時間騎馬帶來的疲勞問題愈發突出，如果騎手不能以充沛的體力投入戰鬥，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規模決戰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沒有鞍镫的情況下，這樣的戰役幾乎無法想象。
另一方面，從具體的戰鬥方式上看，早在楚漢戰争時期，“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于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将。……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複圍之。項王乃馳，複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複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⒄能夠采用此種在敵陣之中沖突的戰鬥方式，說明騎者在馬上已經具備了相當的穩性，否則極易摔下。
西漢時期，弓箭是匈奴和漢軍騎兵最重要的作戰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馬具的嚴重制約。沒有馬鞍的時候，在奔馬上射箭極爲困難，因爲騎手一邊要雙腿使勁夾住馬腹并保持平衡，一邊還要雙臂用力拉開弓并盡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馬背上的遊牧民族，這一作戰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難于實行的，這時候最好的辦法是停住馬射箭或幹脆下馬發射；當高橋馬鞍投入應用後，它給予騎手一個縱向的穩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飛馳時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橫向上無有效支撐，朝左右方向甚至轉身向後射箭時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險的，前面引用西方學者的評價中就可看出這一點。但是，在史料中卻有這樣的記載：“匈奴追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⒅這種轉身後射的情況，說明此時應已有馬鞍和馬镫的使用。況且在漢代的史料中，除個别故意表示輕蔑漢軍者外，從未見到有關匈奴下馬作戰的記錄，假如沒有鞍镫的應用，這不能不說是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古代弓箭的使用還受到天氣影響，弓弦如果被雨水澆濕，作用将會大減，而假若遇上嚴寒天氣，威力也會嚴重下降。宋人就曾記載：“契丹将耶律遜甯号于越者，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戰于君子館，會天大寒，我師不能彀弓矢，敵圍廷讓數重。”⒆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圍中，“于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圍高帝于白登。”⒇“會天寒，士卒堕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21)在如此寒冷的境況下，匈奴和漢軍的弓箭很難說還會保持威力，雙方一旦接陣就會爆發激烈的白刃戰。在短兵相接的戰鬥中，沒有鞍镫的騎兵戰鬥力不可能趕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馬迎擊，也不會是曆來擅長步戰的漢軍的對手，要阻止漢軍突圍便是件困難的事情，那麽長達七天的輕松圍困就變得難以解釋了。更何況此戰匈奴的兵力雖據《史記》所稱有四十萬，卻很可能是個虛數，因爲在《史記》中原本就提到冒頓時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22)，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來如此之多的人馬？再說縱使“四十萬”之數是準确的，由于遊牧民族參加出征的人數中經常要包括大量婦女、老人、兒童等非戰鬥人員，其真正的作戰兵力也遠不會有那麽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戰中的質量劣勢，應付起漢軍的突圍來更加捉襟見肘了。既然如此，不懼戎馬的劉邦爲什麽還遲遲不敢突圍呢？對此隻能有一種解釋，就是當時的匈奴騎兵已經裝備了馬鞍和馬镫，對步兵具有強大的近戰優勢和沖擊力，冒險突圍隻會導緻全軍覆沒。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兩漢史料中出現了“突騎”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桡亂也”(23)“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将吳漢、寇恂等将突騎來助擊王郎”(24)“賊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25)對于《漢書》中“突騎”一詞的含義，顔師古注爲：“突騎，其言骁銳可用沖突敵人也。”(26)顔師古是唐人，其注釋未必就能代表漢代“突騎”的真正意義，那麽在漢代史料記載中它的作用又是什麽呢？“光武北擊群賊，（吳）漢常将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陳。”(27)“劉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将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堕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28)可見至少在東漢初年，騎兵已經能夠擔當站在頭排正面沖鋒、“先登陷陣”的任務了，利用騎兵的沖擊力沖垮敵陣、步兵随後跟進決定勝負的作戰方式已經确立。如果說在同匈奴的近戰中僅僅是用騎兵對抗騎兵，雙方彼此處境相同，對騎手穩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話，那麽在此要面對的則是以步兵爲主力的敵軍，若想正面沖擊其陣，隻有同時裝備了馬鞍和馬镫才有可能辦到。
盡管有這麽多的文獻證據證明漢代鞍镫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實證卻是不争的事實。在中國所發現的最早表現高橋馬鞍的文物是東漢末年作品，如雷台漢墓出土的騎俑（圖2）和鞍馬彩繪木雕；而最早具備馬镫的雕塑作品是長沙西晉永甯二年墓中的騎馬樂俑（圖3），因這批俑中有馬镫者隻是在馬身左側鞍下有一個三角型镫具，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側則沒有，且騎者的腳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認爲是馬镫的雛形，即用于上馬的器具；緻于最早的實物雙馬镫，則是遼甯北票十六時期北燕馮素弗墓的鎏金銅裹木質馬镫（圖4）。但迄今爲止，對于西漢和東漢初年的高橋馬鞍及兩漢馬镫，卻始終沒有發現其實物和能夠證明它們存在的藝術作品。
未發現不等于沒有。既然通過史書可以推測出它們的存在，就應該從“爲什麽這些東西沒有出現”的方面去思考。
鞍镫産生于東亞是肯定的，但它們的發明是否來自中原漢地呢？從需求促成發明的角度上講，很難想象一個以稼穑爲生的農耕民族會比終年騎在馬背上的遊牧民族對此有更急切的需求。從而可以推斷，最早發明鞍镫的榮譽更應該屬于匈奴等北方民族。這樣，尋找其實物證據爲何不存的方向就應轉向匈奴。
如前面所說，公元4世紀入侵歐洲的匈奴人使用木制的馬鞍，而他們所使用的原始馬镫也隻不過是繃帶、皮帶或者用一種亞麻織成的腿帶。由于無論是原來居住還是西遷途中經過的地域，多半是稀樹草原和沙漠，缺乏樹木，這必定會限制制作高橋馬鞍的數量而僅供貴族和作戰士兵使用；同時在需要将供應不足的木材用于制造馬鞍和弓的情況下，也不大可能再改進制造木質馬镫，緻于主要用于打造武器的金屬則更加缺乏，用其制造馬镫更加不可能。因此4世紀時的軟式原始馬镫應與兩漢時代的匈奴馬镫無大差别。反觀馮素弗墓的雙馬镫，已經是很成型的東西，自然不會是後世馬镫的祖先。那麽在此之前，必定經曆過一個相當長階段的原始狀态。因爲西方記載中匈奴的“繃帶”狀軟式馬镫已具備了後世馬镫固定雙腳的功能，因而與長沙西晉墓騎俑僅用于上馬的單镫相比，它更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馬镫的祖先，而上馬用的镫具隻不過是爲真正的馬镫提供了外型上改進的榜樣而已，因雙镫也有幫助上馬的功能，所以在它改進之後單镫就被取代了。說到這裏，一看便知，原始純木質馬鞍和用皮革、麻纖維制作的馬镫（或者說隻是一種“綁帶”而已），甚至是後來使用木制而無金屬外皮的馬镫，都是極易腐朽而難于保存至今的，即使能夠保留下來，那些外表僅僅是一條麻布、皮帶的物品，要準确判斷它們的用途也是難上加難。這就是爲什麽始終沒有發現漢代馬鞍尤其是馬镫的原因。
除去這些，還有一些國外考古發現和國内存在争議的藝術作品。如上世紀初蒙古匈奴墓地的發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諾音烏拉山脈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随葬品，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采金工程師偶然發現的，1924年對它進行了科學性發掘。……幸運的是發現了一隻中國漆杯，上有兩段銘文，因此得以确定六号墓的年代：公元一世紀初左右。事實上，這是匈奴單于烏珠留的墓。……主要的運輸工具是備鞍的馬匹。馬勒、馬嚼和馬鞍類似于斯基泰時代阿爾泰地區的同類物件。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兩塊皮墊構成，不過少數馬鞍配有一個木框，前後裝有鞍頭，并且配備馬镫。配有馬镫的馬鞍象征了一大進步。”(29)烏珠留單于死于東漢初年，如果能夠證實這真是烏珠留的墓，無疑是給漢代鞍镫的存在增加了一個有力的證據。另外據稱大英博物館藏有一個貴霜（公元1~5世紀）銅壺，壺壁浮雕花紋上有兩個手持長矛的騎馬騎士，馬上均有繩索狀腳镫。(30)而雲南石寨山發現的處于西漢時期的古滇文化青銅戰争場面貯貝器的頂部，也有一個騎無鞍馬者的鎏金塑像，其雙腳拇趾套在鞍前垂下的繩圈中，起到馬镫的作用（圖5），雖然其形制決定了隻能用于跣足民族，但它的存在至少說明馬镫的早期形态應近乎于此，而不是由上馬用具發展而來，同時也表明了高橋馬鞍的發明不一定早于馬镫。西漢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中，有一頭橫卧的石牛，在其背部即有線刻的鞍镫，是歐亞大陸能見到的最早騎镫，但其制成年代受到懷疑，原因是有人認爲其上騎镫系後人所刻。而證據确鑿的反映西漢馬鞍和兩漢馬镫的文藝作品一直都沒能找到。鞍镫的實物不易保存是客觀現實，可爲何漢代的雕塑、繪畫等藝術作品中也沒有它們的影子？這個問題比較令人費解，但至少有一種解釋可以初步說明其緣由，那就是審美方面的原因。在曆史傳統中，一件新物品投入應用後，經常可能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在美學上被人們——尤其是藝術工匠——所接受，在此之前制作的很多作品都仍然會保留它出現前的樣子，即藝術創作上的“慣性”。如果仔細觀察的話，中國晉代以後也不乏表現沒有鞍镫或有鞍無镫之騎手和馬匹的作品。比如圖6中的持槊騎兵和圖7的披铠騎士，皆無鞍镫的痕迹，而使用長槊的作戰方式與加劇騎手不穩定性的重甲騎兵的産生，都是以鞍镫的使用爲基礎的。再如在唐朝，馬镫的使用已經很普遍了，“昭陵六駿”身上的镫具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圖8），但圖9中的騎馬隊伍卻都未裝備馬镫，如果說是平民百姓缺乏财力倒還罷了（其實一副馬镫也不見得是什麽很貴的東西），而這裏卻是堂堂王家的盛裝出行，且其所行路程也不會很短，否則規模如此浩大、擎着衆多旌旗就沒有意義了，那爲什麽所有的人還都讓雙腳空垂在那裏受累呢？這隻能說明繪制這幅畫的人無視馬镫的存在，也許他是感覺不美觀，或是有其他什麽原因，但終歸是未将其畫上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僅中國，在西方中世紀以後的美術作品中，也往往出現忽視馬鞍和馬镫的傾向，如圖10中的匈奴王阿提拉，既無馬鞍又無馬镫。衆所周知，正是匈奴人的三棱椎箭、高橋馬鞍和原始馬镫打敗了羅馬人的大盾、投槍和短劍。此種“疏忽”如果不是故意的，很難說得通。這種東西方藝術創作**有的“慣性”對鞍镫進入藝術作品起到了相當大的阻礙和遲滞作用。
通過對以上文獻和考古文物的資料觀察，可以看出，盡管至今爲止尚沒有實物和藝術作品來證明它們的存在，高橋馬鞍和馬镫這兩項對騎兵來講至關重要的發明，在兩漢時代仍然應該是已經投入應用的。正是它們使匈奴成爲草原霸主，也正是它們推動了漢帝國在政治、軍事上的大幅度擴張，爲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穩固帝國的政治和文化影響擴散到北亞和中亞奠定了基礎。相信随着漢代考古的進一步發展，兩漢時期的馬鞍和馬镫最終會揭開它們朦胧的面紗。
⑴《百卷本中國全史_中國秦漢軍事史》史仲文胡曉林主編顔吾芟著人民出版社
⑵《中國古代兵制》黃水華商務印書館出版
⑶《阿提拉的傳奇——匈奴人入侵歐洲》[德]艾克_施米茨收于《斯芬克斯——曆史的秘密》系列叢書[德]克裏斯蒂安_胡夫主編
⑷《歐洲曆史上的戰争》[英]邁克爾_霍華德
⑸《全球通史》[美]斯塔夫裏阿諾斯
⑹《通典》卷一四九
⑺《史記》卷十_孝文本紀
⑻、⑿《史記》卷一一一_衛将軍骠騎列傳
⑼、⑽、⑾、⒇、(22)《史記》卷一一○_匈奴列傳
⒀、⒁、⒂《漢書》卷六_武帝紀
⒃《漢書》卷七_昭帝紀
⒄《史記》卷七_項羽本紀
⒅《史記》卷一○九_李将軍列傳
⒆《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十七_太宗
(21)《史記》卷八_高祖本紀
(23)、(26)《漢書》卷四九_爰盎晁錯傳
(24)、(25)《後漢書》卷一_光武帝紀
(27)、(28)《後漢書》卷一八_吳蓋陳臧列傳
(29)《中亞東部的遊牧人》N_伊什詹茨收于《中亞文明史》第二卷雅諾什_哈爾馬塔主編
(30)E.ErringtonandCribb，TheCrossroadofAisa，London:theAncientIndiaandIranTrust，1992，pp.163~164摘自《古道西風——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林梅村著三聯書店2000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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