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李玮被刺，震動了長安。
長公主下令，調五百南軍衛士保護李玮的府邸和家眷，并請城門校尉何林親自負責李玮的安全。
這場刺殺讓李玮成爲朝廷全力保護的對象，同時也讓朝野上下都知道了朝廷改制的決心。現在就算殺了李玮，長公主也要繼續改制，絕不會半途而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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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三，在長公主的勸說和威逼下，大臣們同意修改國策。
丞相李玮随即提出了三個改制原則，隆禮重法、重本抑末、和諧穩定，國策的修改要在這三個原則上進行。
大臣們沒有異議，一緻同意。
太傅楊彪、太仆卿崔琰、少府卿許靖等人根據李玮的改制之策，也拟定了一個改制方案，但這個方案因爲修改力度太小，遭到了丞相李玮等大臣的猛烈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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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四，長公主下旨，命令丞相李玮即刻重訂改制方案，以便第二天和百名門閥富豪、官僚士人共同商讨改制之策。
當天晚上，李玮拿出了第二個改制之策。
此刻距離第二天朝議隻剩下四個時辰了，太傅楊彪等人根本沒有時間再做商讨，隻能勉強接受。
正月十五的麒麟殿議政是“國”和“民”在利益上的直接争奪，大臣們爲了朝廷利益，必須和天子、長公主保持一緻，這是最起碼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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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未央宮，麒麟殿。
長公主親自主持議事。
丞相李玮、大司馬徐榮、太傅楊彪、太尉張燕、禦史大夫荀攸等二十名公卿大臣出席議事。
鄭玄、王剪、許劭、胡昭、淳于嘉、劉和、楊奇、司馬防、趙溫、張喜等二十名鴻儒、大儒、老臣、名士出席議事。
徐陵、麴忠、衛固、崔林、王晨、韓銘、荀正等二十名“官商士”一體的大門閥、大商賈、大世族家主出席議事。
其它諸如皇親國戚、州郡縣官吏、各地高門大族和富豪、普通商賈、享有軍功爵的士家代表大約五十多人出席了議事。
一百多人聚集在麒麟殿上，共商中興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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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馬徐榮詳細解說了當前天下形勢，朝廷所遇到的種種困難，表述了改制的急迫性和必要性，闡述了朝廷的三個改制原則，希望通過這場辨議，拟定一套能迅速促進中興大業發展的國策。
接着丞相李玮仔細講解了朝廷的改制之策，學術、政事、民事、兵事等等無一不包，洋洋灑灑講了一下午，但最後歸根到底，重點就是鹽鐵官營和限田罰租。
李玮剛剛說完，晉陽大學堂祭酒王剪馬上站了起來，對朝廷的鹽鐵官營之策予以破斥，其中心論點就是與民奪利，認爲鹽鐵官營違背了古代聖賢“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财”的信條，敗壞了淳樸的社會風氣，引誘百姓走向背義而趨利的道路。
李玮針鋒相對，鹽鐵放開，導緻國庫空虛、軍資不足，軍隊既無力戍邊，又無力平叛，天下何時才能穩定？隻有實行鹽鐵官營、酒榷專賣、均輸平準，才能增加國庫收入，迅速平定天下。鹽、鐵之利是國家财賦的命脈，絕不能完全放開。
争論就此開始，雙方唇槍舌劍，針鋒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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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利”，誰更重要？
門閥大儒們認爲，鹽鐵官營是與民争利，産生了“本”虧“末”盛、驕奢貪鄙、百姓貧困等一系列弊端，主張“抑末利而開仁義”，強調禮儀教化，“義”比“利”更重要。
朝廷認爲現在國庫虧空，天下分裂，社稷和百姓都掙紮在生死線上，奢談這種沒有“利”的“義”有什麽意義？難道憑“義”能平定叛逆、穩定邊疆？能讓百姓吃飽穿暖？
社稷和财賦，應該是什麽關系？
門閥大儒們認爲，國富不如民富。朝廷如果鹽鐵官營，必然“利蓄而怨積”，朝廷應該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使鹽鐵經營良好運轉獲取最大利益，使社稷各階層都能從中受益。
朝廷則強調社稷利益至上，認爲朝廷應該占有社稷最大财富。如果民比國富，則民強國弱，不利于社稷穩定，而國富國強，則能威儀四海，天下莫不臣服。鹽鐵官營，可以讓朝廷控制社稷命脈，确保社稷穩定。
“本”與“末”如何定位？
農耕爲本，工商爲末，朝廷實施鹽鐵官營，本質上就是崇末抑本，妨礙了農耕發展。
朝廷則認爲，本末之間本來就是相互依賴的關系，百姓生活所需的“養生送終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無末利，則本業無所業”，隻有農商交易，才能“以利本末”。鹽鐵官營，并沒有妨礙農、商并重的國策。
生産和消費的嚴重失衡是導緻百姓窮苦的主要原因嗎？
門閥大儒将古今生活進行對比，認爲古人質樸節儉，衣食足用，而本朝的奢侈消費（尤其是喪葬）非常嚴重，生活上的消耗遠遠超過了生産上的消耗，結果國庫虧空、百姓窮苦不堪，嚴重影響和阻礙了中興大業的發展。
朝廷則認爲節儉雖然可以積累财富，但同時也會失去發展動力。财富不能轉化爲消費，誰還有創造财富的動力？消費對生産是有促進作用的，至于百姓消費多少，那要依據自己的貧富情況而定，不能把百姓的窮苦簡單歸結爲消費過大。
官府營商，是否舍本逐末？
自戰國以來，法家就有重本抑末之說，認爲工商業不是“治國之本務”，主張“進本退末，廣利農業”。官府經營工商業，其實就是“與商賈争市利”。
朝廷則認爲，門閥大儒所提的“重本抑末”之說，是要抑官營工商業，爲私人工商業争奪利益，這是對“重本抑末”說的曲解。
朝廷堅持認爲官府應該控制工商業，發展官營工商業，這樣既可以增加财賦收入，又可以削弱富商大賈的實力，抑制他們兼并土地、掠奪百姓财富，非常有利于“使民務本，不營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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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夫窮苦，和鹽鐵是否有關系？谷價上漲，是否會導緻朝廷對農夫們的兩重剝削？
門閥大儒認爲，農夫窮苦，是因爲朝廷壓制糧價導緻的，和鹽鐵沒有關系。目前鹽鐵、耕畜價格已經很低了，尤其在這種戰事頻繁、對鹽鐵牲畜需求很大的情況下，各地鹽鐵、耕畜能保持現在價格，已經是充分考慮到了谷價太低對農夫造成的損害。沒有農夫耕地就沒有糧食吃，沒有糧食吃，誰還要鹽鐵？這種道理誰不懂？朝廷以谷價太低爲借口實施改制，目的是想搶奪鹽鐵商賈的财富，而不是爲了改善農夫的貧窮。
門閥大儒們還認爲，朝廷控制谷價，把谷價定的很低，對農夫們殘酷剝削，讓農夫們付出了巨大代價，現在朝廷還嫌财賦不夠，要提高谷價，要鹽鐵官營，要對農夫們實施第二重更殘酷的剝削。
農夫們田地有限，産出有限，田租賦稅徭役又很重，谷價就算漲一倍，他們的收入也提高不了多少。農夫們的主要消費是吃飯穿衣，是最基本的生活消費，谷價漲了，鹽鐵農畜衣物自然也漲，這些東西的漲價幅度要遠遠大于谷價的上漲幅度，農夫們會更窮。農夫們無法靠田地養活自己，就要另謀生路，就要棄田，糧食産量就會下降，谷價會漲得更高，而其它東西也跟着水漲船高，如此惡性循環，後果不堪設想。
鹽鐵官營最嚴重的弊端除了導緻吏治腐敗外，另外一個就是鹽鐵漲價，這是有曆史教訓的。按照朝廷的意思，鹽鐵先官營，谷價後漲，也就說，鹽鐵的價格要先漲起來，這樣谷價的漲幅肯定要小于鹽鐵價格的漲幅，如此一來，農夫們的财富就被更加快速地剝奪了，他們馬上就要遭到朝廷的兩重剝削了。
朝廷的兩重剝削将會把農夫們逼上絕路。
朝廷認爲門閥大儒們的這種說法是在威脅朝廷，是想拿自己囤積的鹽鐵和糧食挾持朝廷。朝廷既然官營了鹽鐵，難道還不能控制價格？退一步說，朝廷不漲糧價，隻降鹽鐵價，行不行？再退一步，朝廷拿鹽鐵官營得到的财賦補貼農夫，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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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殿上的議政曠日持久，從正月十五一直延續到二月初，還沒有任何結果，不過雙方開始妥協的迹象正在逐漸顯露。
鹽鐵的開采權基本上控制在朝廷和大門閥、大商賈手中，很多普通商賈富豪甚至連經營權都沒有，所以這些人關心的是限田數額、商稅和入粟拜爵。
李玮最近一段時間和他們頻繁接觸，做出了很多承諾，比如出讓鹽鐵經營權、擴大限田數額，适當提高商稅，酌情降低入粟拜爵的“門檻”，最大程度地保護和滿足他們的利益。
這些人的群體很大，尤其是市藉商賈，他們今日的地位和待遇相比過去，那簡直是天壤之别。他們最怕的就是政策反複，想當年孝武皇帝的告缗令讓幾萬商賈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而董卓的屠刀至今還曆曆在目。他們不同于大商賈，大商賈沒有市藉，權勢大，應對突變的能力強，而他們不行，隻要朝廷要對付他們，那就是風卷殘雲，一掃而空，所以他們無條件地支持朝廷。至于普通富豪在這場改制中隻有好處沒有壞處，他們當然不會冒着掉腦袋的危險跟在大門閥、大商賈後面搖旗呐喊，所以他們也支持朝廷。
朝廷有了這些人的支持，底氣十足，可以放開手腳對付大門閥、大商賈。實在不行，找個借口來次血洗，正好可以打擊異己，抄沒家常，充實國庫，安撫農夫，順便培養一批新的大商賈幫助自己推行新制，可謂一舉多得。
大門閥、大商賈看出了危機，他們不再堅持，也試圖做出讓步，但他們的背後有龐大的軍功階層做支撐，他們的讓步隻是一種象征性的，讓的太少，條件太苛刻，無法滿足朝廷的要求。
他們向遠在西涼的大将軍求援，向和自己有姻親關系的軍中将領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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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軍早在去年年底就接到了李玮的書信，年初，又接到了長公主、徐榮和張燕等人的書信，對朝廷要求改制一事表示理解和支持。
應李玮的懇求，大将軍書告各地統軍大将和各州刺史，詳細解說了朝廷改制情況，請他們無條件支持朝廷。
至于限田罰租一事，大将軍還專門做了解釋。侯爵級的文武大吏都有封邑，不在限田罰租之列，影響不到私人利益。卿爵級，包括大庶長至左庶長九級，其中最高級的大庶長在曆次封賞之後，受田最多的還未到百頃，而朝廷此次限田數額是一百五十頃，也就是說，所有軍功階層的人都不在限田罰租之列。目前朝廷拿出來的方案是初案，不是最後的《限田律》，所以你們無需擔心，盡管上表支持即可。
二月上，在京将軍，各地統軍大将，各州刺史、部分太守、國相，紛紛上書，支持朝廷改制，這讓大門閥、大商賈意識到，朝廷這次改制的背後是大将軍，而大将軍的目的顯然不是爲了籌措軍資打仗，他是爲了大漢的将來，爲了小天子主政。如果大家繼續和朝廷對抗，堅持不讓步，後果難以預料。
二月十五，在衆人的期盼之中，大将軍的書信到了。
大将軍的書信勸告大家以社稷爲重，以大漢爲重，以天子爲重。大漢如果不能中興，如果再次走向傾覆的深淵，又有誰能保住自己的家園，保住自己的田地，保住自己的财富？今日形勢下，諸公唯有齊心協力，才能确保大漢振興。
他又給徐陵、麴忠、衛固各自寫了一份信。北疆能夠崛起，大漢能走到今天，你們居功至偉，但十幾年來，你們賺了多少錢，從中獲取了多少利，相信你們比我更清楚。我們抛開朋友關系，抛開同僚關系，我們就從利益角度來說，十幾年來，因爲我們共同的努力，朝廷得利了，百姓得利了，你們也得利了，大家都得利了，大家處得很融洽。現在呢？現在你們還在得利，甚至把朝廷和百姓的利都搶到了自己的腰包裏，朝廷和百姓已經不得利了，大家的相處已經不融洽了，這種不融洽的關系如果繼續下去，結果是什麽？百姓不能活了，朝廷又沒有錢财赈濟和幫助他們，那麽他們就要以命相抗，結果是玉石俱焚。
回頭去看看二十一前的黃巾起事、西疆之亂，回頭去看看十六年的董卓之亂。
黃巾起事，摧毀了大半個冀州，摧毀了穎川和南陽，摧毀了青兖兩州，請問，現在這些地方還有多少高門大族？西疆大亂，摧毀了整個涼州，請問，涼州現在還有幾個世家富豪？董卓之亂，摧毀了洛陽和關中，雖然關洛的門閥世族、商賈富豪四散而逃，勉強保住了身家性命，但現在還剩下多少顯赫門第？關西的楊家比你們有錢嗎？關中的馬家還有昔日的奢華嗎？
好好想一想，想想你們的财富是怎麽來的？朝廷既然能給你們積累财富機會，保護和幫助你們賺取财富，那麽也能讓你們一夜之間一無所有。百姓既然能忍受你們的盤剝，忍受你們的欺淩和壓迫，那麽他們也能一怒之下砍下你們的腦袋。
自古以來，富可敵國的大家族、大商賈比比皆是，但你們現在四下看看，看看還能找到他們的後代嗎？富不過三代這句話雖然太誇張了，但人如果因爲權勢、因爲錢财而忘記了做人的本份，那麽他距離敗亡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如果你們想明白了，願意繼續和朝廷、和百姓保持過去那種融洽的關系，你們還是能得利，隻不過财富的積累要慢一點，賺錢要辛苦一點。朝廷和百姓得利了，日子好過了，相信你們賺取的财富不會比過去少，隻不過相對于你們的财富總量來說，财富增長的速度不夠快而已。
總之，竭澤而漁未免太短視了，激化矛盾更是不可取，你們應該把目光放長遠一點，不要把眼睛總是盯在錢财上迷失了心智。賺取錢财的方法很多，前提是和氣生财，你們把賴以保護自己的朝廷丢棄了，把賴以生存的百姓丢棄了，你們還有活路嗎？
徐陵、麴忠、衛固從這份書信裏看到了血腥。大将軍還是過去那頭豹子，把他惹急了，他要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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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徐陵、麴忠、衛固上表，願意把手裏的鹽鐵開采權交出來，但要求保留鹽鐵的經營權，同時建議朝廷把限田數額提高到五百頃，超過限田數額部分的田地征繳兩倍田租。
李玮很高興，馬上做出了讓步，鹽鐵經營權可以讓出一半，但限田數額隻能提高到一百頃。
随着大門閥、大商賈交出鹽鐵開采權和部分經營權，麒麟殿的議事馬上進入高潮，各方勢力爲了利益，和朝廷讨價還價，争論再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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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李玮拿出了他的第三個方案，在這個方案裏，李玮把提高谷價的議案撤下了。
門閥大儒們的話是有道理的，朝廷目前所定的谷價低賤，已經嚴重剝削和傷害了農夫，如果盲目提升谷價，而朝廷又不能絕對掌控鹽鐵價格，那麽極有可能導緻各類物價同步飛升，繼而對農夫造成第二重剝削和傷害。
可憐的農夫連遭兩重剝削，境遇将更加悲慘，這完全背離了朝廷改制的初衷。
第三個方案還是不能讓大門閥、大商賈滿意，雙方争執不下，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僵持。改制之策需要朝野上下齊心協力才能得到很好的推廣和實施，尤其在中興初期，更需要團結所有的力量，不能有絲毫的大意。這樣的僵持對朝廷非常不利，時間越長越不利，李玮爲此憂心如焚。
那些大儒、名士們不急，他們跑到太學，和博士、諸生們辯議經文，縱論時政，談詞說賦，閑暇時切磋琴棋書畫，悠閑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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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中，骠騎将軍鮮于輔禀奏朝廷，遼東戰事再起，上谷郡方向也是戰雲密布。扶羅韓聽說漢軍在西疆取得了大捷，擔心漢軍征伐大漠，和烏丸人能臣氐、修武盧結盟，打算攻打代郡和上谷郡，以逼迫大漢天子承認他的大鮮卑王地位。
如果扶羅韓喪心病狂，出兵攻打邊郡，北疆就有一場大戰，朝廷需要征調更多的軍隊和糧草軍械，而錢糧的籌措很可能成爲大門閥、大商賈要挾朝廷的武器，爲此，朝廷必須盡快完成改制之策商議和制定，并下诏頒布執行。
大司馬徐榮、太尉張燕急了，連連催促李玮。李玮急得團團亂轉，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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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四，朱穆和丁立到府中看望李玮，閑聊之中說到了太學的事。
這段時間，當代鴻儒、通儒、大儒、諸多名士幾乎都在長安，這可是非常難得的事，所以三輔、河東、關西、洛陽等地的儒士紛紛慕名而來，一則想看看大儒名士們的風采，二則想聆聽大儒名士們講授經學，三則如果有機遇，得到他們的一句點評，馬上就能“一飛升天”，最差也能步入仕途，幸運的還能入辟公卿府。
太學裏人滿爲患，每場講經、辨議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辨論經文的時候，很多儒士爲了吸引大儒們的注意力，都費盡心思提出一些尖銳、新奇的問題。
“昨天，有位千裏迢迢來自穎川的儒生，突然指責鄭玄大師在注經的時候，不專守一師之說，尊一家之言，違背了師法、家法，結果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朱穆說道，“鄭玄大師初從第五元先大師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屬于今文經學派的，後來他又拜張恭祖大師學習《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書》，在馬融大師門下又受業多年，屬于古文經學派，而他注經的時候，并不專用古文經學家的釋義，同時也采用了許多今文經學家的解釋，即以古文爲主，兼采今文，擇善而從，由此可見他的确并不專守一師之說，尊一家之言，更不遵守師法、家法那一套……”
“我知道了，我有辦法了……”李玮突然一躍而起，沖着朱穆、丁立大聲叫道，“快，快去把郗慮、趙松兩位大人請來，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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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書籍甚少，學者難得，訓诂句讀皆賴口授，所以一般博士講經重視傳授關系，由此形成了師法和家法。
孝武皇帝時，官學有五經（《易》、《書》、《詩》、《禮》、《春秋》）博士。後博士逐漸增加，《易經》分四家，《書經》分三家，《詩經》分三家，《儀禮》分兩家，《公羊春秋》分兩家，共十四家，故稱爲五經十四博士。
某一經的大師，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樣，把本經陰陽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爲博士，這個大師的經說便成了權威，嚴守經師之說毫不走樣，就叫師法。弟子們按照師法講經，又别爲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講經），便成家法，同一經師的不同學生各自爲家，這樣師法之下又講家法。當然了，在遵從師法的前提下才能成爲一家之言。
朝廷規定，太學博士隻能依師法、家法傳授，違背師法家法者則罷用。
師法要追溯淵源的，家法則是對師說的引伸與發展，如此一來，“疏不破注”，疊床架屋，緻使一經就有數家之言，一家又有若幹學說，大家各講各的一套，謬誤百出，使後學者不知所從，所以經學的繁瑣、支離、教條，成了突出弊病
幾百年來，本朝經學極盛，大師前後多至千餘人，有些經書的解釋增加到了一百餘萬字。章句的繁多，使儒家經學走上繁瑣的道路。例如《書經》大師秦延君，用十多萬字解釋《堯典》兩個字，用三萬字解釋“曰若稽古”四個字。光武皇帝朝的經學大師桓榮的《尚書章句》達四十萬言，朱普之解三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
一個士人從幼年開始學一經，往往到頭白了才學會說經。有個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因爲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于燭下。博士以章句浮辭煩多算作學問，要省簡他們的浮辭好似要他們的命。王莽曾令博士删五經章句，每經都是二十萬字，但阻力太大，隻好對博士讓步。光武皇帝曾命令儒臣議減省五經章句，也沒有議出結果來。
這樣又苦又難的經學，太學裏卻經常聚會着成千成萬的學生，甘願受苦受難從大師受學，爲什麽？因爲士人求利祿，隻有經學是一條主要的道路，而章句之牢不可破，也是因爲它和仕途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師法、家法在谶緯成爲顯學，大行其道之後，儒生們在谶緯的影響下，逐漸很少有人堅守一家一派之說了，大多兼治今、古文經學，但這樣做的結果是一些儒生爲了某種特殊目的而不惜牽強附會，以合己說，緻使經文章句更加難懂，并導緻儒學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
鄭玄大師的新經成爲官學後，一則師法、家法漸漸廢棄，二則章句大量删簡，有利于經學的傳授和儒學的發展，所以其很快成爲“天下所宗”之儒學，但今、古文經學兩派并不甘于退出官學，他們時時刻刻打算擊敗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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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慮、趙松匆匆而至。
“現在有一個鞏固新經地位，徹底擊敗今、古文經學，讓儒學迅速發展的機會。”李玮笑着說道，“兩位大人是否願意把握住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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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如欲知後事如何，請登陸，章節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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