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岐和李玮出龍山三十裏迎接骠騎大将軍。
李弘遠遠下馬，恭恭敬敬地對趙岐說道：“天氣寒冷，怎敢勞老大人親自來迎？愧不敢當，愧不敢當。”
趙岐客氣了一番。李玮站在一旁說道：“大人請上車。在大人進龍泉之前，老大人有話對你說。”
李弘笑笑，請趙岐先上車。他心裏有算，太傅劉虞大人離開晉陽後，朝廷的權力需要重新分配，老大人要談的，無非就是這個最棘手的問題。
趙岐待李弘坐好後，笑着說道：“近兩百多年來，我大漢曆經劫難，其中尤以王莽之禍、梁翼之禍、奸閹之禍和現在的董卓之禍對大漢社稷的摧殘最爲嚴重，大人知道發生這些劫難的主要原因是什麽嗎？”
李弘稍加思索，恭敬地回道：“因爲外戚、奸閹把持權柄，禍亂綱紀。”
“那外戚和奸閹爲什麽能攫取到國家權柄？”趙岐又問。
“因爲内廷權重，皇權至上。”李弘立即回道。對這些事，李弘還是非常清楚的。自從被先帝拽進皇統之争後，他爲了生存，幾年來不斷地向趙岐、李玮這些士人讨教，自己也持之不懈地學習，許多事情他已經知道來龍去脈。随着官爵和權勢的逐漸增大，尤其是最近一段時期，李弘也在開始思考律法、國策中的利弊和振興社稷之道了。
趙岐贊賞地點點頭，繼續問道：“内廷爲什麽權重？外廷爲什麽權輕？皇權爲什麽會淩駕于相權（相權，宰相之權，泛指朝廷的權力）之上？爲什麽皇權和相權不能互相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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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想了一下，搖搖頭。這個問題，他想過，如果皇權和相權能夠互相制約，能夠象軍權一樣被層層分割和互相監督，外戚和奸閹或許很難竊取權柄，但事實上，本朝除了建國初期皇權和相權有過很短時間的制衡外，其他時間都是皇權淩駕于相權之上，皇帝一個人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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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統一六國後，廢除了封土地建諸侯的制度，改爲朝廷統治下的郡縣制度，這時出現了一個困擾秦始皇和大臣們的巨大難題：皇室和朝廷應該是什麽關系？皇室是朝廷，還是朝廷的一部分？若把皇室和朝廷分開，那這兩者之間的權力又如何劃分？
秦始皇和李斯等大臣們一緻認爲，皇室和朝廷應該分開。皇帝是國家唯一的最高的統治者，是國家的象征，而朝廷主掌國家的實際政權，負責一切實際的責任。朝廷的最高首領是丞相，其次是主掌軍權的太尉（太尉有帶兵權，沒有調兵權），主掌監察大權的禦史大夫，就是“三公”。皇權和相權便依此原則而劃分。
本朝依秦制，在建國之初，也是皇權和相權分開，互相制約。
本朝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的意思，相當于現在的秘書，尚書台相當于秘書處。）分别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與尚書。前五尚負責皇帝的衣服飲食起居，隻有尚書是管文書的，算是皇帝真正的“秘書”。從這裏可以看出，皇帝隻有一個職權有限的尚書台。
本朝丞相府有十三曹，組織龐大，職權廣泛。比如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并包括軍吏在内。秩俸二千石的官在當時已經包括九卿了，由此可見朝廷一切官吏任免升降，都要經過丞相。再比如奏曹，它負責管理朝廷的一切章奏。還有其他諸如戶曹、詞曹、法曹等等，各有主掌，幾乎攬括了國家所有政務。從這十三曹的名稱、職權就可以看出，國家政務主要由丞相和丞相府諸曹處理，而并不是由皇帝親自處理。
皇權和相權分開、皇室和朝廷分開的一段時期，正是本朝最輝煌的一段時期。
到了孝武皇帝後，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孝武皇帝雄才大略，要建萬世功業，他嫌丞相礙手礙腳，把丞相的權力搶去了。外廷的九卿大臣直接接受内廷指令，内廷随即權重，尚書台幾乎代替了丞相府的所有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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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武皇帝既然把丞相的權力搶去了，當然也不會讓丞相幹涉皇室的事了，所以孝武皇帝駕崩前，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将軍輔政，這樣一來，外廷有丞相，内廷有大司馬，皇室和朝廷時常發生沖突。這種沖突到了孝昭皇帝死後，達到了極緻。
孝昭皇帝死後，立昌邑王爲帝。昌邑王劉賀在即位的二十一天内做了一千一百二十一件不該做的荒唐事，于是被廢，改立孝武皇帝時的廢太子劉據之子劉詢爲帝。霍光當時召集九卿商議廢黜天子重建皇統的事，說皇統繼承是皇室私人的事，把丞相抛到了一邊。
皇室之存在，是因爲有皇帝，皇帝之存在，是因爲有朝廷，所以皇統繼承是朝廷的事，并非皇室私事。皇帝世襲，乃依據大漢律法，如果遇到皇帝沒有子嗣或者其他變化的時候，皇統繼承一事應該由朝廷公議，但霍光無視律法祖制，恣意妄爲。
霍光以大司馬大将軍輔政的名義掌領内廷的尚書台，他不讓朝廷參與皇室事，卻代表皇室過問朝廷事，如是則皇室超越在朝廷之上。本來尚書台的尚書隻是皇帝的内廷秘書，而内廷諸職又隸屬于禦史中丞，現在禦史中丞成了擺設，皇帝成了聾子，皇帝當然不願意了。于是孝宣帝便恢複舊制，仍有禦史中丞統領尚書，諸事由禦史中丞呈禦史大夫，再到丞相，内廷與外朝随即聲氣相通。如此則大司馬大将軍權柄漸輕。
孝宣皇帝親政二十年，吏治清明，百姓安居，國家昌盛，有“中興”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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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宣皇帝駕崩後，霍始一族也就立即灰飛煙滅了，但孝宣皇帝的改制也随即失敗，皇權獨大，相權沒落，大司馬大将軍等外戚依舊輔政，内廷依舊權重，外廷依舊權輕，于是積弊成災，就有了王莽篡漢之禍。王莽便是由大司馬大将軍輔政，繼而獨攬權柄的。
光武皇帝中興社稷後，吸取了前朝敗亡的教訓。他先把尚書台的權力加重了，自己獨攬權柄，然後把丞相、太尉、禦史大夫“三公”改爲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一個“公”統領三個卿。三公隻是名位崇高而已，實權則在尚書手中，換句話說，國家權柄都是皇帝一個人的，他把皇權和相權、皇室和朝廷分開的原則徹底抛棄了。
光武皇帝中興了社稷，也埋下了傾覆社稷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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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李弘突然意識到趙岐問這句話的真正意思，“老大人的意思，是要仿效孝宣皇帝，恢複舊制，重建皇權和相權的制衡？”
趙岐驚喜地看着李弘，大聲贊道：“大人真乃奇才。”李玮臉顯敬佩之色，不禁脫口問道：“大人怎麽想到的？”
李弘不好意思地笑笑，“難道你們忘記了，當初籌劃建朝的時候，太傅劉虞大人，張溫大人，還有老大人，其他諸位大人，都反複對我解釋，爲什麽要用舊制三公爲朝廷構架。其中一個理由，就是要削弱皇權，把皇權和相權分開，以控制外戚和宦官專權。”
趙岐高興地連連點頭。
幾十年來，士人和奸閹爲了争奪權柄，屢遭失敗，究其原因，不是因爲沒有武力，而是因爲皇權至上，皇權淩駕于相權之上，完全失去了制約。
太傅袁隗大人和一幫大臣們策劃并發動了讨董，從表面上看，是爲了争奪國家權柄，但其實真正的目的是要利用這個國家權柄，恢複舊制，重建皇權和相權的平衡，從而鏟除沉疴積弊，重振社稷。說得難聽一點，就是要限制皇權，擴大相權。
袁隗大人爲什麽要給袁紹那份承制诏書？袁紹、韓馥和讨董聯盟的大吏們爲什麽要執意重建皇統？我們幾個老家夥想了很久，終于從這個問題上，想到了袁隗大人突然改變既定讨董之策的原因。因爲當今天子已經十歲了，再過十年，天子行了冠禮之後，就要主政。用十年的時間重建舊制，根本不可能。
“爲什麽？”李弘問道，“難道恢複一個舊制，十年時間都不夠？”
趙岐歎了一口氣，“大人，你要知道，孝宣皇帝的改制失敗了，否則，怎麽會有後來的王莽篡國之禍？”
李弘遲疑了一下，問道，“孝宣皇帝的改制爲什麽失敗了？”
趙岐搖搖頭，捋須說道：“因爲石渠閣之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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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宣皇帝雖然尊崇儒學，但他采用的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的治國之策，所以他力主恢複舊制，認爲把皇權和相權分開，把皇室和朝廷分開，更有助于國家的繁榮昌盛，不過，随着時間的推移，國力的增強，權力鬥争的激烈，朝堂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
一部分大臣說要獨尊儒術以德治國，要修改一些治國之策。一部分大臣則堅持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輔之策治國，拒絕修改既定國策。于是，朝堂上下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經學辨議。
孝宣皇帝爲了統一儒家學說，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在長安未央宮北的石渠閣，召集了二十餘位當代各類經學的碩儒講論“五經”異同。名士碩儒們論述了他們對經學的不同诠釋，再經過長時間的辯論後，由孝宣帝決定采取一種最合适的解釋，并把這種經學解釋作爲官學。
參加石渠閣經議的有學《禮》的通漢、戴聖，學《詩》的張生、薛廣德、韋玄成，學《書》的周堪、林尊、歐陽長賓、張山拊（fu），治《易》的梁丘臨、施雠(chou)，治《公羊春秋》的嚴彭祖，治《穀(gu)梁春秋》的尹更始、劉向等。
經議由梁丘臨提問，諸儒回答，太子太傅肖望之平奏其議，孝宣皇帝親自裁決評判。石渠講論的奏疏經過彙集，輯成《石渠議奏》一書，又名《石渠論》，共輯奏議一百五十五篇。經過這次會議，博士中《易》增立“梁丘”，《書》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穀梁”。本朝博士經說的分家，除《詩》學原有魯、齊、韓三家外，其餘均始于石渠閣經議。
孝宣皇帝重視《穀梁春秋》，因爲它有利于加強宗法禮儀的控制力量，可以糾正《公羊春秋》學片面強調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适應了當時“稽古禮文”的要求，所以石渠閣經議的結果，就是《禮》學和禮治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大戴和小戴《禮記》，就編成并盛行于這一時期。
石渠閣會議使孝宣皇帝的權威變成了經學的權威，經學的學術觀點随即變成了國家的最高律法，于是“以德治國”成爲制定國策的基礎，“臣事君以忠”，皇權至上，相權就此被徹底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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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宣皇帝時有“石渠閣之議”，孝章皇帝時有“白虎觀之議”，這是本朝經學的盛事，李弘一清二楚，但他不知道這經學竟然決定着國策的制定，決定着國家的命運，決定着社稷的興亡。
李弘躬身受教，輕聲問道：“老大人到底要對我說什麽？”
“一是官學。自孝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劉歆作《移讓太常博士書》，要求立古文經學爲官學之後，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開始争鬥，至今已有近兩百年。這兩百年來的事實證明，今文經學是禍國之學，應該立即予以廢除，官學改爲古文經學。”
“二是國策。朝廷要立即以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爲制定國策的基礎，大量修改既定國策。”
“三是官制。皇權和相權必須分開，皇室和朝廷必須分開，否則，社稷振興無望。”
趙岐看看神情凝重的李弘，鄭重問道：“大将軍能否承擔起中興社稷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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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