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崇祯年間，海上貿易依舊是萎靡不振。民間走私猖獗，沿海一片混亂狀态。甚至于，沿海的百姓活不下去，隻能聚衆造反。
洪武三年，朝廷“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洪武七年，朝廷下令撤銷自唐朝以來就存在的，負責海外貿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大明對外貿易遂告斷絕。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迹，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
自此，連與明朝素好的東南亞各國也不能來華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再次發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爲徹底取締海外貿易，又一律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等。洪武三十年，再次發布命令，禁止大明百姓下海通番。
那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一點朱慈烺做法是錯誤的。
爲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規定了嚴酷的處罰辦法:“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将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向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枭首示衆，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将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洩軍情律，爲首者處斬，爲從者發邊充軍”。
同時朝廷對參與買賣外國商品的居民也不放過，“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銷盡。”
在嚴厲海禁的政策下，民間私人海外貿易被視爲非法行經，被迫走上畸形發展的道路，即被迫轉入走私和武裝走私，并出現了一些大的海上武裝走私集團。嘉靖年間，最大的武裝走私集團頭目王直，成爲衆多走私集團的公認首領，“三十六島之夷，皆聽指揮”，擁衆數十萬，先稱“靖海王”，後稱“徽王”，甚至“南面稱孤”。
倭寇之亂實際上是嚴禁民間海外貿易政策的必然結果，具有禁止與反禁止鬥争的性質。倭寇之亂屢打不絕，甚至越打擊反而越劇烈，使明王朝消耗了大量兵力物力，疲于應付，成了心頭大患。
直到隆慶元年，隆慶帝發現了海禁的弊端。于是宣布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
從此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明朝出現一個全面的開放局面。
此時海外無數的白銀流入了大明，使得大明國庫出現了短暫的充裕。然而，隆慶開關畢竟有其局限性。
隆慶開關是一次扭扭捏捏的改革，海上貿易隻是開了一條小小的縫隙，隻有福建海澄的月港被作爲唯一的開放“特區”。沿海所有對外貿易的商船，都必須到這裏辦理繁瑣的手續，并從這裏裝貨出港、入港驗貨。所有船隻都必須申領“船由”、“商引”也叫“文引”，，才能出海。
這一制度發展到後來，甚至對出海船隻的建造和運營實行總量控制，“東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隻”，嚴禁彼此間越境販貿，出海後逾期未歸者，即使證件齊全，“仍坐以通倭罪”。
所以說，朱慈烺上台第一件事就是，直接幹脆全面的放開海禁。不但放開了海禁，同時朝廷大力鼓勵民間貿易。
隻有貿易的興起，才能盤活經濟。以農業爲本的大明王朝若是想要發展，放開海禁是必然的選擇。
此舉，在朝中雖掀起不小的波瀾。許多朝中舊臣，紛紛站出來痛哭流涕。
“萬歲萬萬不可啊，海禁乃是太祖皇帝制定下的國策。擅自違背祖制，與國本不利啊。”
“是啊萬歲爺，海禁萬萬不可放開。不然，又會造成倭寇猖獗。”
朱慈烺并沒有生氣，臣子們能夠發表不同的意見這是好事。集思廣益，方可找到治國之道。
“李岩，你有何話說？”端坐在龍椅上的朱慈烺，看着下首的李岩。
此時的李岩早已與紅娘子生兒育女，已過中年的李岩，依舊保持着儒雅之風。看起來，倒是愈發的成熟了。
在朱慈烺登基之後，便将李岩提拔爲内閣首輔。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朱慈烺登基，自然要配置一些自己的勢力。
李岩抱着笏闆站了出來，想了想然後說道：“臣以爲放開海禁乃是大勢所趨，此一時非彼一時也，當年太祖皇帝禁止片闆下海國策沒錯。然放到如今，卻隻能緻使沿海百姓因生計而發愁，加之倭寇禍亂沿海，使得沿海有不少奸商勾結倭寇，給沿海安全造成了極大的隐患。太祖皇帝之所以制定其國策，并非是讓後世僵化保守。而是應靈話運用，祖制亦是如此。若是太祖皇帝在天有靈，也必然會大力支持。”
不愧爲當朝内閣首輔，李岩極是聰明。他并沒有說朱元璋海禁政策是錯誤的，反而大力吹捧。說當年朱元璋海禁是爲了大明國策，然此一時非彼一時。凡是政令當以靈話運用，開國之初的海禁，放到現在卻并不适用。若是朱元璋在天有靈，也必然會大力支持放開海禁。
這樣，就不會給那些反對他的臣子們抓住把柄。一時之間，群臣登時啞口無言起來。重要的是，宋獻策也跟着表示支持。
朱慈烺大爲欣賞的看着李岩，看來讓他做這個内閣首輔，是選對了人：“嗯，李愛卿說的有理。海禁必須全面放開，讓番邦洋國見識一下我大明繁華。同時，咱們也應該學習一下人家有用的東西。比如說，你們今日吃的紅薯玉米，當年可都是從海外番邦引進而來。若是繼續海禁，豈能有這些糧食，來救我大明萬千子民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