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可以确定的一點就是，滿清的人口的大爆炸，與所謂的盛世沒有多大的關系。這一切，都是靠着這些農作物的結果。
雖然番薯玉米之類的作物，是在明朝引進的。可是真正從中得到好處的，則是到了清朝時期。也就是說，明朝種下的樹苗被清朝遮了陰涼。
縱觀曆史，陳振龍這一次把番薯引入中國後，産生了巨大的蝴蝶效應，直接導緻中國的人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間接的對社會政治經濟各個方面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那些鼓吹康乾盛世的家夥，着實可笑至極。清朝的人口曾經出現過幾次大幅度的增長，早在雍正十二年，清朝人口爲2735萬，還處于正常水平。但是從雍正十二年往後7年的時間裏，清朝的人口突然增加到了14341萬多人，這是乾隆六年的統計數字，按照世界曆法是1741年，7年内人口增長超過了10000萬人。更可怕的是，乾隆六十年，也就是1795年，清朝人口已經是29696萬多人，比乾隆六年翻了一倍。到了道光十四年，幾乎又翻了一倍，成爲40100萬人。這樣的一個增長速率實在是令人震驚。
這樣大幅度的人口增長，絕無可能是因爲盛世的結果。縱觀整個華夏文明史，中原王朝曾經創造了多少璀璨的盛世王朝。可是，沒有一個盛世王朝會造成如此大的人口的爆炸。究其原因，就是因爲明清時期農作物的普及。
番薯早在明朝時期就已經引進，當時人們對番薯的需求并不大，番薯雖然有很強的飽腹感，但是吃多了會不舒服，而且消化的很快。在饑荒年代或許人們更多的會種植番薯，番薯相對來說容易保存和攜帶。
直到後來，聰明的漢人采用了多種方法。比如說，山東大地最先興起的用紅薯烙煎餅。這樣的煎餅完全可以作爲主食，而且充饑耐儲存。上個世紀的老人依舊記憶猶新，地瓜煎餅依舊是當地的主食。
而朱慈烺，穿越過來的第一時間，就在推廣這些農作物。而且，是以皇權之力在推廣。到如今崇祯十九年，整整過去了六年的時間。
此時的整個大明王朝，農作物的普及基本上已經完成。其逆天的産量，早已解決了糧食危機。
而且，如今大明糧食産量，是連年遞增。百姓們知道了紅薯玉米之類農作物的超高産量，從最開始的推廣難，到如今的根本不用推廣，百姓們争相種植。
這些農作物，可以說是渾身是寶。不管是花生玉米還是番薯，花生秧子可以作爲冬天牲畜的飼料，花生殼可以作爲柴火。玉米杆可以飼養牛羊，玉米苞衣可以做成蒲團之類的工藝品。
番薯更逆天，恐怖産量的番薯，根莖葉皆可食用。遇到災荒年間，紅薯秧子可以煮熟曬幹儲存。食用的時候隻需浸泡之後，然後放入雜糧蒸煮。
當年朱慈烺帶領十二團營平寇，糧草依舊短缺。将士們，就是靠的紅薯秧子雜糧飯，打敗了流寇李自成和張獻忠。
紅薯冬天可以放入地窖儲存，或者直接切片曬幹，曬幹的地瓜幹可以蒸煮食用。或者，用石磨磨成漿糊烙煎餅。這些，都是百姓們賴以生存的主食之一。
萬曆二十一年，一個老秀才陳振龍決定，要幹一件大事。一件足以改變整個華夏人口格局的大事，造福子孫後代。
與西方人從中國偷盜蠶種和茶樹不同，陳振龍準備要幹的這件大事，是從菲律賓将一種西班牙人從南美洲帶來的神奇植物，偷運進入中國。
這種植物，後來被叫做番薯。
陳振龍出生于福建福州長樂縣，年輕時曾經考取過秀才，但随着明末人口的劇增和科舉的艱難，在考取舉人不第後，陳振龍跟随着東南各省濃厚的經商風氣下了南洋經商，“往來于閩省、呂宋之間。”
當時，征服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常患糧米不足”，于是便在菲律賓引入了一種從南美洲移植而來的植物，這種植物畝産高峰可達4000多斤，低的也有2000多斤，相比于明朝時國内畝産僅有兩三百斤的小麥和水稻來說，這無疑是一種超級農作物。
盡管隻是個改行經商的秀才，可陳振龍心中，依舊湧動着強烈的傳統知識分子情懷，遙想到故鄉生齒日繁，依舊在溫飽線上苦苦掙紮的父老鄉親，陳振龍決定無論千辛萬苦，也要将這種超級植物帶回中國。
然而，西班牙人很精，“珍其種，不與中國人”，并且在海關層層盤查，在曆經多次偷運失敗後，後來，在通過賄賂當地土著、得到番薯藤後，陳振龍将薯藤絞入汲水繩，混過關卡後，最終曆經七晝夜的颠簸航行，從菲律賓回到福州。
當時，福建“隘山阨海，土瘠民貧，賜雨少愆，饑馑存至，偶遭歉歲，待食嗷嗷”。
正是因爲有了這些新型作物，才使得百姓們度過了難關。
而朱慈烺，把這一切都提前了。從崇祯十四年起，朝廷就一直在不遺餘力的推廣這些新型作物。糧食的豐産，擠壓了流寇的生存空間。畢竟有地種有飯吃，誰會把腦袋别在褲腰帶上去拖家帶口的造反呢。
其實運往遼東的糧食一直在征集中，隻是這需要時間。重要的是，需要運輸糧草的騾馬工具。
多爾衮确實燒掉了朱慈烺的糧草，一度差點逼的神機營撤兵。然而，關内個州府郡縣很快就行動了起來，征糧。
征收明年的糧稅，提前交納可以享受七折。也就是說，如果你明年需要向朝廷交納一千斤糧，如果今年提前交納的話，隻需要交納七百斤。
對于那些糧谷滿倉的百姓們來說，他們争先恐後的上繳糧食。這就，很快解決了糧倉征收問題。